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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出版项目(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ublications Program)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著共有四本，它们是罗伯特·阿什莫尔（Robert Ashmore）的《阅读的传送：陶潜世界的文本和理解（三六五——四二七）》（以下简称《陶潜》）；倪健(Christopher M.B.Nugent)的《口头的呈现和纸上的书写：中国唐代诗歌的写作和流传》（以下简称《唐诗》）；陈威（Jack W.Chen）的《唐太宗的君主诗学》（以下简称《唐太宗》）；魏朴和(Wiebke Denecke)的《诸子文学之嬗变：从孔子到韩非子的早期中国思想》（以下简称《诸子》）。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访学期间正值这四部新著问世，其研究对象也属于我的研究和教学领域，我在哈佛的访问教授田晓菲教授又加以推荐，所以我很有兴趣拜读。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出版项目自一九五六年出版专著以来，一直在美国汉学界享有权威地位，一年出版四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著，这对于该出版项目而言属于数量较多的；四位专著作者都是拿到学位不久的哈佛博士，除《陶潜》一书外，皆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由此可集中窥及美国汉学新生力量于中国古代文学领域拓展进取之一斑。
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古典的，但其研究方法理应是现代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现代性焦虑已经困扰学者很长时间。因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方法，作为其中介的是与悠久的文学历史几乎同样悠久的研究历史。这些研究历史是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的丰富遗产，也是沉重包袱，其古典性较大程度地限制了研究思维的现代性发展，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研究常集中在相近的向度与维度，新的研究拓展较大程度地依赖资料拓展，比如出土文献，又比如从一流作家到二流、三流作家的开拓等。这四本专著的研究对象陶潜、唐诗、唐太宗、诸子，却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常见的论题，使用的也是常见资料。以常见的资料研究常见的论题，却在向度和维度上能有显著开拓，这已经是美国汉学之优秀成果的显要特征，其对解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性焦虑很有帮助。
将四本专著合并论述，并非完全归因于四位作者都出于宇文所安教授门下，而更多在于它们体现了类似程度的开拓力度。虽然各自因研究对象不同而路径各异，却也可以在较广泛的向度和维度的意义上描述其共同特征。
先看向度。四本专著都体现出鲜明的对已有历史判断的颠覆，而指向常见观点的反面。
《唐诗》之结合文献学与文学研究，本是传统研究思路，但传统的结合方式在于由文献学为文学提供可靠文本，作者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唐诗文本充满着物质性的可变甚至凌乱特征，这既包括口头创作和与之相应的口头记诵所带来的文本变更，也包括手抄本带来的传写过程中的改变，别集、总集编撰在收集作品的同时，也在改变作品。唐代社会本不像后代那样极力抵抗文本的改变，而是将流通中的各种改变看做可以接受的。文学研究应当关注到这样真实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情状。
《陶潜》一书认为，陶潜诗歌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风格透明的自我表现，而更多地包含对经典的诠释。作为诗人的创作实践和作为读者对《论语》等经典的诠释，在陶潜诗中相当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而理解其诗歌的任务则化为理解二者——诗人的自我价值和诗人作为读者对于圣人和古典遗产内涵的理解。与此同时，作者又反驳了现代学者将陶潜诗歌中出现的《论语》看做陶潜思想和写作之最持续例外的观点，指出陶潜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身份是隐士学者，隐士的价值观并不与研修儒家经典之学者的价值观对立，与之相关，儒道二分的观念也一并需要反思。
《诸子》一书则反对后代将学科和概念的包袱披加在诸子文本上，希望尽可能除去这些污染，看到诸子文本中被忽视、扭曲的部分。针对自从耶稣教徒传教的五百年以来，“中国哲学”的学科概念对诸子文本阐释的遮蔽，作者强调了诸子文本作为文学的特征，并关注思想表达与叙事形式、修辞策略之共生关系。文中分析了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诸家是如何通过彼此的争辩，扩张了诸子文学的推论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诸子从属于和反抗于诸子文体承传的显著姿态，及在这种从属和反抗中发展的独特修辞和形成的文体深层结构，在其思想内容构成、思想力量形成中具有关键意义。
《唐太宗》一书反对将太宗作品视为简单的政治宣传，认为文学是帝王朝廷的中心行为，是统治力量建构的一部分。对太宗来说，文学提供的是一种变化的空间，在那里，文学的想象和修辞可以转化现实的残酷真实，暴力征服可以被诠释为道德的和平统治而没有逻辑矛盾。他的诗歌有很密的典故，常常将经典文本中的荣耀语言覆盖于帝国每天的风景之上，而将他的如玄武门事件一类有道德缺陷的历史抛到脑后。可以说，君主国家的历史塑造着诗歌历史，君主国家的历史也被诗歌历史所塑造。太宗诗中也同时包含着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协调，诗歌感觉和统治者代表需要、个人声音和君主声音之间的协调。太宗诗歌在南朝到盛唐诗歌价值转变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这些对常见观点反其道而行之的判断向度是如何产生的？美国汉学的创新成果与理论的关联久被人们所关注，这些叛逆性反向度的出现，也当有理论启示作为思维背景。比如福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体话语所遮蔽的历史本真的追求，就体现在对原有历史整体性的不断解构和重写，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作为历史逻辑主体的总体化、同质化、连续性等特征，都因被彻底颠倒而获得了新的思维向度。但另一方面，理论只能在思维背景上发挥作用，而并不能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福柯理论固然能帮助历史研究者更有勇气地推开传统单向度历史叙述而建立新的历史叙述，但不管是推开，还是建立，都应当是历史研究，而不是理论假设。这四部著作中几乎没有见到直接的理论援引，而是直接面对历史材料，这也使他们结论的获取绝非简单的正反转换的二元对立，其所开拓的新向度在活跃性及可信性方面，都要超过那种相对直接甚至生硬的理论启示者。
这些书中也有对其研究新向度之产生原因的自我解说，最重要的在于对传统研究的时代性错误（anachronism）的反省，这是一种后人按照后代知识而想象过去时代所犯下的错误，从而蒙蔽了历史的真实。如《陶潜》反对以后代诗歌创作方式理解陶潜的诗歌，《唐诗》反对以后代文献标准理解唐诗文本，《唐太宗》则隐含着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治、文学关系简单化理解的反拨，《诸子》开宗明义地站在以现代学科概念取舍诸子文本特征的对立面。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回到纯粹的过去，但这些著作体现出一种值得珍视的努力，即更具创造力地指出接近过去的路径。这样的路径并不平易，既包含更为艰辛的资料梳理，也包含个人创造力、想象力的实现。而在尽可能详尽的历史资料编织中飞动更具独创的历史想象力，永远都对历史研究者充满了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唐诗》一书在绪论部分用较多篇幅谈到该文对欧洲文献学的借鉴。传统欧洲文献学与中国文献学一样，试图从现存文本追溯、复原作者手稿，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中世纪欧洲文献研究者接受了新理论的影响，产生了新的研究向度，包括否定作者对作品内容的最终决定权，拒绝校订文本成为研究的首要对象，越来越多地注意中世纪手稿的物质性等。这些新的研究向度呈现出对中世纪文本经验之历史现实的回归。作者认为，这对于唐诗研究非常适用。这样的申明不仅隐含了作为其研究新向度之理论源头，且将已经受到此类理论启示而颇有成就的欧洲中世纪文献学作为借鉴。这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欧美文献、文学研究在吸取现代理论而反思传统研究方面，较国内起步早。与理论借鉴相比，此类研究因为是具体的文献、文学研究，有关研究经验具有更多直接的可取性。
再看维度。细读所带来的精细维度是这些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向度的重要基础。
书中的细读都以细致、贴近的历史真实重现为目的。正如《唐诗》的作者在绪论中谈到，他将“最大可能地描述唐代诗人是怎样创作诗歌的，这些诗歌是怎样以口头的或书面的形式流传给其他人的”。我们不能忽略诗歌的物质属性，“不管是写在纸上的墨水，还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声音”。“读一首写在寺院墙上的诗歌，与在酒店里听一首诗被唱出来相比，是一种很不同的体验，这都与读一本现代排版的评点本诗歌极为不同。”（《唐诗》，15页）其对历史想象的细致性、贴近性，仿佛使人闻到了纸上飘溢的墨香、空气中传唱音声之袅娜。《陶潜》一书的作者则向自己提出这样的挑战：“想象我们是五世纪早期陶潜浔阳的邻居，我们会怎样理解他？陶潜又希望我们怎样理解他？”（《陶潜》，18页）《诸子》一书这样提问：“如果我们能以文集内在固有的方式阅读文集，仿佛内含于文本，而与那些承载思想的高度复杂的修辞代码做一种内在对话，我们对诸子文本的看法，以及我们对早期中国的总体看法会有什么改变呢？总之，我们需要发现更创造性地抓住思想内容与修辞策略之共生的路径。”可以看到作者贴近历史文本的渴求，这也是作者获得新的总体认识的主要途径。《唐太宗》一书也宣称，书中“很多研究都归功于特定作品的细读，对历史细节和文学修辞的关注，在对太宗帝王身份理解中起着中心作用。我把更总体的观察放在最后的结论部分”（《诸子》，12页）。只有在历史细节和文学修辞的尽可能近切的考察基础上，才能获得总体观察。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性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描述的概括性，细密的科学精神有助于其现代性的形成。在文本和其他资料的阅读中，一旦我们的提问向更加细密的维度深入，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时会缺少资料的支持，有时会与现有资料或者见解违逆，这就需要对现有材料重新细读，以发现更多隐含的真实或虚假，而对这些层面的问题的解决往往能够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将研究推向深入。所以，细读既能提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果说理论的指引会给历史研究以远处的启示，那么，细读则赋予历史研究以近处的力量。
为具体了解其研究方法，可以对这些书的细读部分略举几例。
文学典故是《陶潜》一书的中心问题，其创新处在于扩大了对一般典故使用的理解，认为典故使用创造的不仅是新旧文本之间的联系，也是新旧文本所涉及的人群间的联系；读者不仅是联系旧作品的历史语境理解新文本，有时作者更创造了对旧文本的新的阅读经验，挑战了读者对旧文本的原有感受。这样的想法正源于具体诗作的细读，如《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一诗，作者一一分析了其中“一言”、“固穷”、“契”、“衡门”、“栖迟”、“希声”、“箪瓢”等典故，如“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中出自《论语》的“箪瓢”：“这个典故与《论语》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语词借用，而是诗歌以争辩展开了与先前文本的对话，读者被邀请加入这个对话，在与诗人一起阅读《论语》的过程中，同时阅读这首诗。”陶潜深度介入六朝时期经典文本意义阐释所形成的一些典型问题，这句诗就是对颜回的形象及隐士快乐问题的质疑：假如孔子和他的门徒如《论语》中所说的那样应对其贫困处境，我的处境比他们更糟，我该如何应对才可以找到快乐的尺度？或者能够说服自己这是符合圣人标准的（《陶潜》，159—160页）。这样的典故使用所创造的与古籍经典的独特联系，使陶潜诗歌具有一种类似经典评论的性质，即在阅读经典作品中展现自我，这正是作者理解的陶潜诗歌的独特抒情形式。
《唐太宗》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太宗的组诗《帝京篇》。这些诗表面上写了帝王一天的悠闲生活，从黎明到深夜，而对封禅礼仪的反思正渗透其间。太宗之前，秦始皇毁坏了帝王角色和他私人角色之间的距离，赋予整个封禅活动以寻仙不死的强烈个人意愿，隋炀帝也将巡狩礼仪变成私欲的满足，太宗则拒绝封禅，其中包含着否定君主个人欲望而成为明君并使其篡位的历史合法化的努力。但与太宗那些阐述自己有关立场的公众文件和演说不同，诗歌无法像应用散文那样统一于创作意图，而是在多变的情绪、感受、思想中展现矛盾，因为诗歌本来就用来暴露和传达诗人心理，揭示矛盾的心理过程。因此，《帝京篇》既复杂又自我矛盾，这不仅表现在它是宫廷诗和说教诗的有趣混合，也表现在它如何涉及帝王角色面貌下隐含的内在张力。在它所体现的宫廷诗的一面，可以看到萧纲《江南思》、《采莲曲》的重现；在它所体现的说教诗的一面，又鲜明地实现着太宗的诗歌理想，即把诗歌锁定于道德的重要性，并繁密使用出自古代经籍的典故，这是圣人重现的宣称，至少是圣人遗产的继承。从中可以看到太宗帝王诗学的特殊存在方式。
《诸子》以七章分别细读了七家最具影响的诸子文本，考察其思想主张怎样形成于文本特定的叙述形式与修辞表达中。如《孟子》一章，指出孟子中的很多叙述与深度相关：通过创造孔子世系，孟子成为儒家第二代，这是时间的深度；不同于《论语》对《诗经》、《尚书》的粗略提及，《孟子》对经典的解释多分字面意义与深层内涵，从而创造了文本的深度；《孟子》将可触可见的身体外表与内在心灵分开，这是身体的深度，与之相关，当孟子与统治者说话，他不仅可以看穿，而且可以占据他的对话者的心灵。孟子对深度的发现引向对世系、文本、身体之“内”“外”可能之转移的焦虑，所以，宣称人性的外在显示依据着内在的善良潜能，可使内外的关系变得稳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孟子会对孔子没有提到的人性问题这样热衷。孟子思想的中心——人性善，就这样地浮现于文本的深层结构中，被文体所塑造，而其文体又有从属和反抗于诸子文体历史承传的鲜明特征。 《唐诗》因更多关注唐诗材料和文化历史方面的内容，没有文本的文学性细读，而其对唐诗生产和流通之物质语境的重构，同样建立在历史材料的细致分析基础上。如第一章对韦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的八种敦煌手稿的分析，八种本子两两组合，成二十八对，然后看各对中两个文本文字的差异，最大的差异率是20.9%，最小的差异率是5.6%。其中有出于一个人抄写的两个本子，差异率也有12.6%。虽然，作者也认识到，因受现存文献限制，这对说明唐诗的生产和流通不算一个理想的例子（故作者又例举了敦煌文集中的高适诗歌），但通过这样的细致分析，确实可以具体感受到《秦妇吟》在晚唐五代是怎样流传的，这个时代的读者是如何接触文学作品的。
可以想象这些论著的研究步骤，都是在个别文本的细读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然后涉及更多的材料而加以修正。笔者亲历了宇文所安教授的授课，课堂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细致研读作品而自由探讨的氛围。
为了叙述方便，前文分向度和维度论述这四本新著的特征，其实，向度也是一种维度，而多维度的拓展当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性发展的主要方向。当然，任何研究充其量都不过只是建构某一方面的真实，这些年轻学者的著作也自然有其不够成熟的一面，但他们确实以一种新鲜的姿态勾起了我们对于学术理想的种种幻想。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关注程度的增强，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其实五花八门，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最令我们感兴趣的，就是那样一些隐含着新的时间意义的研究。我想，对海外汉学包括美国汉学的最有意义的谈论角度应该是时间性的，即暂时忽略其地域空间、民族文化的差异，而更多关注其所包含的指向学术未来发展的空间，这对于正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然很有助益。
(Robert Ashmore，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365-427)，该书属哈佛东亚专著系列之三二四；Christopher M.B. Nugent，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该书属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之七○；Jack W. Chen，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该书属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之七一；Wiebke Denecke，The Dynamics of Masters Literature: Early Chinese Thoughts from Confucius to Han Feizi，该书属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之七四)
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古典的，但其研究方法理应是现代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现代性焦虑已经困扰学者很长时间。因为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方法，作为其中介的是与悠久的文学历史几乎同样悠久的研究历史。这些研究历史是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的丰富遗产，也是沉重包袱，其古典性较大程度地限制了研究思维的现代性发展，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研究常集中在相近的向度与维度，新的研究拓展较大程度地依赖资料拓展，比如出土文献，又比如从一流作家到二流、三流作家的开拓等。这四本专著的研究对象陶潜、唐诗、唐太宗、诸子，却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常见的论题，使用的也是常见资料。以常见的资料研究常见的论题，却在向度和维度上能有显著开拓，这已经是美国汉学之优秀成果的显要特征，其对解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性焦虑很有帮助。
将四本专著合并论述，并非完全归因于四位作者都出于宇文所安教授门下，而更多在于它们体现了类似程度的开拓力度。虽然各自因研究对象不同而路径各异，却也可以在较广泛的向度和维度的意义上描述其共同特征。
先看向度。四本专著都体现出鲜明的对已有历史判断的颠覆，而指向常见观点的反面。
《唐诗》之结合文献学与文学研究，本是传统研究思路，但传统的结合方式在于由文献学为文学提供可靠文本，作者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唐诗文本充满着物质性的可变甚至凌乱特征，这既包括口头创作和与之相应的口头记诵所带来的文本变更，也包括手抄本带来的传写过程中的改变，别集、总集编撰在收集作品的同时，也在改变作品。唐代社会本不像后代那样极力抵抗文本的改变，而是将流通中的各种改变看做可以接受的。文学研究应当关注到这样真实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情状。
《陶潜》一书认为，陶潜诗歌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风格透明的自我表现，而更多地包含对经典的诠释。作为诗人的创作实践和作为读者对《论语》等经典的诠释，在陶潜诗中相当直接地联系在一起；而理解其诗歌的任务则化为理解二者——诗人的自我价值和诗人作为读者对于圣人和古典遗产内涵的理解。与此同时，作者又反驳了现代学者将陶潜诗歌中出现的《论语》看做陶潜思想和写作之最持续例外的观点，指出陶潜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身份是隐士学者，隐士的价值观并不与研修儒家经典之学者的价值观对立，与之相关，儒道二分的观念也一并需要反思。
《诸子》一书则反对后代将学科和概念的包袱披加在诸子文本上，希望尽可能除去这些污染，看到诸子文本中被忽视、扭曲的部分。针对自从耶稣教徒传教的五百年以来，“中国哲学”的学科概念对诸子文本阐释的遮蔽，作者强调了诸子文本作为文学的特征，并关注思想表达与叙事形式、修辞策略之共生关系。文中分析了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诸家是如何通过彼此的争辩，扩张了诸子文学的推论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诸子从属于和反抗于诸子文体承传的显著姿态，及在这种从属和反抗中发展的独特修辞和形成的文体深层结构，在其思想内容构成、思想力量形成中具有关键意义。
《唐太宗》一书反对将太宗作品视为简单的政治宣传，认为文学是帝王朝廷的中心行为，是统治力量建构的一部分。对太宗来说，文学提供的是一种变化的空间，在那里，文学的想象和修辞可以转化现实的残酷真实，暴力征服可以被诠释为道德的和平统治而没有逻辑矛盾。他的诗歌有很密的典故，常常将经典文本中的荣耀语言覆盖于帝国每天的风景之上，而将他的如玄武门事件一类有道德缺陷的历史抛到脑后。可以说，君主国家的历史塑造着诗歌历史，君主国家的历史也被诗歌历史所塑造。太宗诗中也同时包含着诗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协调，诗歌感觉和统治者代表需要、个人声音和君主声音之间的协调。太宗诗歌在南朝到盛唐诗歌价值转变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这些对常见观点反其道而行之的判断向度是如何产生的？美国汉学的创新成果与理论的关联久被人们所关注，这些叛逆性反向度的出现，也当有理论启示作为思维背景。比如福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体话语所遮蔽的历史本真的追求，就体现在对原有历史整体性的不断解构和重写，在这一过程中，原本作为历史逻辑主体的总体化、同质化、连续性等特征，都因被彻底颠倒而获得了新的思维向度。但另一方面，理论只能在思维背景上发挥作用，而并不能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福柯理论固然能帮助历史研究者更有勇气地推开传统单向度历史叙述而建立新的历史叙述，但不管是推开，还是建立，都应当是历史研究，而不是理论假设。这四部著作中几乎没有见到直接的理论援引，而是直接面对历史材料，这也使他们结论的获取绝非简单的正反转换的二元对立，其所开拓的新向度在活跃性及可信性方面，都要超过那种相对直接甚至生硬的理论启示者。
这些书中也有对其研究新向度之产生原因的自我解说，最重要的在于对传统研究的时代性错误（anachronism）的反省，这是一种后人按照后代知识而想象过去时代所犯下的错误，从而蒙蔽了历史的真实。如《陶潜》反对以后代诗歌创作方式理解陶潜的诗歌，《唐诗》反对以后代文献标准理解唐诗文本，《唐太宗》则隐含着对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治、文学关系简单化理解的反拨，《诸子》开宗明义地站在以现代学科概念取舍诸子文本特征的对立面。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回到纯粹的过去，但这些著作体现出一种值得珍视的努力，即更具创造力地指出接近过去的路径。这样的路径并不平易，既包含更为艰辛的资料梳理，也包含个人创造力、想象力的实现。而在尽可能详尽的历史资料编织中飞动更具独创的历史想象力，永远都对历史研究者充满了吸引力。 值得注意的是，《唐诗》一书在绪论部分用较多篇幅谈到该文对欧洲文献学的借鉴。传统欧洲文献学与中国文献学一样，试图从现存文本追溯、复原作者手稿，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中世纪欧洲文献研究者接受了新理论的影响，产生了新的研究向度，包括否定作者对作品内容的最终决定权，拒绝校订文本成为研究的首要对象，越来越多地注意中世纪手稿的物质性等。这些新的研究向度呈现出对中世纪文本经验之历史现实的回归。作者认为，这对于唐诗研究非常适用。这样的申明不仅隐含了作为其研究新向度之理论源头，且将已经受到此类理论启示而颇有成就的欧洲中世纪文献学作为借鉴。这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欧美文献、文学研究在吸取现代理论而反思传统研究方面，较国内起步早。与理论借鉴相比，此类研究因为是具体的文献、文学研究，有关研究经验具有更多直接的可取性。
再看维度。细读所带来的精细维度是这些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向度的重要基础。
书中的细读都以细致、贴近的历史真实重现为目的。正如《唐诗》的作者在绪论中谈到，他将“最大可能地描述唐代诗人是怎样创作诗歌的，这些诗歌是怎样以口头的或书面的形式流传给其他人的”。我们不能忽略诗歌的物质属性，“不管是写在纸上的墨水，还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声音”。“读一首写在寺院墙上的诗歌，与在酒店里听一首诗被唱出来相比，是一种很不同的体验，这都与读一本现代排版的评点本诗歌极为不同。”（《唐诗》，15页）其对历史想象的细致性、贴近性，仿佛使人闻到了纸上飘溢的墨香、空气中传唱音声之袅娜。《陶潜》一书的作者则向自己提出这样的挑战：“想象我们是五世纪早期陶潜浔阳的邻居，我们会怎样理解他？陶潜又希望我们怎样理解他？”（《陶潜》，18页）《诸子》一书这样提问：“如果我们能以文集内在固有的方式阅读文集，仿佛内含于文本，而与那些承载思想的高度复杂的修辞代码做一种内在对话，我们对诸子文本的看法，以及我们对早期中国的总体看法会有什么改变呢？总之，我们需要发现更创造性地抓住思想内容与修辞策略之共生的路径。”可以看到作者贴近历史文本的渴求，这也是作者获得新的总体认识的主要途径。《唐太宗》一书也宣称，书中“很多研究都归功于特定作品的细读，对历史细节和文学修辞的关注，在对太宗帝王身份理解中起着中心作用。我把更总体的观察放在最后的结论部分”（《诸子》，12页）。只有在历史细节和文学修辞的尽可能近切的考察基础上，才能获得总体观察。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性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描述的概括性，细密的科学精神有助于其现代性的形成。在文本和其他资料的阅读中，一旦我们的提问向更加细密的维度深入，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时会缺少资料的支持，有时会与现有资料或者见解违逆，这就需要对现有材料重新细读，以发现更多隐含的真实或虚假，而对这些层面的问题的解决往往能够开辟新的研究空间，将研究推向深入。所以，细读既能提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果说理论的指引会给历史研究以远处的启示，那么，细读则赋予历史研究以近处的力量。
为具体了解其研究方法，可以对这些书的细读部分略举几例。
文学典故是《陶潜》一书的中心问题，其创新处在于扩大了对一般典故使用的理解，认为典故使用创造的不仅是新旧文本之间的联系，也是新旧文本所涉及的人群间的联系；读者不仅是联系旧作品的历史语境理解新文本，有时作者更创造了对旧文本的新的阅读经验，挑战了读者对旧文本的原有感受。这样的想法正源于具体诗作的细读，如《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一诗，作者一一分析了其中“一言”、“固穷”、“契”、“衡门”、“栖迟”、“希声”、“箪瓢”等典故，如“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中出自《论语》的“箪瓢”：“这个典故与《论语》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语词借用，而是诗歌以争辩展开了与先前文本的对话，读者被邀请加入这个对话，在与诗人一起阅读《论语》的过程中，同时阅读这首诗。”陶潜深度介入六朝时期经典文本意义阐释所形成的一些典型问题，这句诗就是对颜回的形象及隐士快乐问题的质疑：假如孔子和他的门徒如《论语》中所说的那样应对其贫困处境，我的处境比他们更糟，我该如何应对才可以找到快乐的尺度？或者能够说服自己这是符合圣人标准的（《陶潜》，159—160页）。这样的典故使用所创造的与古籍经典的独特联系，使陶潜诗歌具有一种类似经典评论的性质，即在阅读经典作品中展现自我，这正是作者理解的陶潜诗歌的独特抒情形式。
《唐太宗》第七章集中分析了太宗的组诗《帝京篇》。这些诗表面上写了帝王一天的悠闲生活，从黎明到深夜，而对封禅礼仪的反思正渗透其间。太宗之前，秦始皇毁坏了帝王角色和他私人角色之间的距离，赋予整个封禅活动以寻仙不死的强烈个人意愿，隋炀帝也将巡狩礼仪变成私欲的满足，太宗则拒绝封禅，其中包含着否定君主个人欲望而成为明君并使其篡位的历史合法化的努力。但与太宗那些阐述自己有关立场的公众文件和演说不同，诗歌无法像应用散文那样统一于创作意图，而是在多变的情绪、感受、思想中展现矛盾，因为诗歌本来就用来暴露和传达诗人心理，揭示矛盾的心理过程。因此，《帝京篇》既复杂又自我矛盾，这不仅表现在它是宫廷诗和说教诗的有趣混合，也表现在它如何涉及帝王角色面貌下隐含的内在张力。在它所体现的宫廷诗的一面，可以看到萧纲《江南思》、《采莲曲》的重现；在它所体现的说教诗的一面，又鲜明地实现着太宗的诗歌理想，即把诗歌锁定于道德的重要性，并繁密使用出自古代经籍的典故，这是圣人重现的宣称，至少是圣人遗产的继承。从中可以看到太宗帝王诗学的特殊存在方式。
《诸子》以七章分别细读了七家最具影响的诸子文本，考察其思想主张怎样形成于文本特定的叙述形式与修辞表达中。如《孟子》一章，指出孟子中的很多叙述与深度相关：通过创造孔子世系，孟子成为儒家第二代，这是时间的深度；不同于《论语》对《诗经》、《尚书》的粗略提及，《孟子》对经典的解释多分字面意义与深层内涵，从而创造了文本的深度；《孟子》将可触可见的身体外表与内在心灵分开，这是身体的深度，与之相关，当孟子与统治者说话，他不仅可以看穿，而且可以占据他的对话者的心灵。孟子对深度的发现引向对世系、文本、身体之“内”“外”可能之转移的焦虑，所以，宣称人性的外在显示依据着内在的善良潜能，可使内外的关系变得稳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孟子会对孔子没有提到的人性问题这样热衷。孟子思想的中心——人性善，就这样地浮现于文本的深层结构中，被文体所塑造，而其文体又有从属和反抗于诸子文体历史承传的鲜明特征。 《唐诗》因更多关注唐诗材料和文化历史方面的内容，没有文本的文学性细读，而其对唐诗生产和流通之物质语境的重构，同样建立在历史材料的细致分析基础上。如第一章对韦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的八种敦煌手稿的分析，八种本子两两组合，成二十八对，然后看各对中两个文本文字的差异，最大的差异率是20.9%，最小的差异率是5.6%。其中有出于一个人抄写的两个本子，差异率也有12.6%。虽然，作者也认识到，因受现存文献限制，这对说明唐诗的生产和流通不算一个理想的例子（故作者又例举了敦煌文集中的高适诗歌），但通过这样的细致分析，确实可以具体感受到《秦妇吟》在晚唐五代是怎样流传的，这个时代的读者是如何接触文学作品的。
可以想象这些论著的研究步骤，都是在个别文本的细读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看法，然后涉及更多的材料而加以修正。笔者亲历了宇文所安教授的授课，课堂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细致研读作品而自由探讨的氛围。
为了叙述方便，前文分向度和维度论述这四本新著的特征，其实，向度也是一种维度，而多维度的拓展当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性发展的主要方向。当然，任何研究充其量都不过只是建构某一方面的真实，这些年轻学者的著作也自然有其不够成熟的一面，但他们确实以一种新鲜的姿态勾起了我们对于学术理想的种种幻想。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关注程度的增强，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海外汉学的研究方法其实五花八门，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最令我们感兴趣的，就是那样一些隐含着新的时间意义的研究。我想，对海外汉学包括美国汉学的最有意义的谈论角度应该是时间性的，即暂时忽略其地域空间、民族文化的差异，而更多关注其所包含的指向学术未来发展的空间，这对于正处在变革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必然很有助益。
(Robert Ashmore，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365-427)，该书属哈佛东亚专著系列之三二四；Christopher M.B. Nugent，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 该书属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之七○；Jack W. Chen，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该书属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之七一；Wiebke Denecke，The Dynamics of Masters Literature: Early Chinese Thoughts from Confucius to Han Feizi，该书属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之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