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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影响因素众多，不考虑贸易结构的变化，而仅从数量上看，FDI对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三种效果，即替代效应、补充效应和不确定效应。具体到不同的东道国和母国，FDI对其国际贸易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何种效应占上风。本文即是对中国的投资来源国（地区）的对华投资额与对华贸易额之间的相关关系所作的一个经验分析。此分析是为了检验中国吸收的FDI所产生的双边贸易效果。文中以中国的6个投资来源大国（地区）和贸易伙伴大国（地区）为样本，分别对各国1991－2006年间对华直接投资与对华贸易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投资对贸易的三种效应在中国都是存在的，情况因国而异。
关键词：FDI 双边贸易 贸易效应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非常复杂。将众多研究投资的贸易效应的理论归结起来，可分为三种，即投资对贸易具有替代效应、补充效应和不确定效应三种理论。替代效应理论以蒙代尔（1957）为代表。他认为贸易障碍，比如关税，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而这种关税引致投资会表现为投资对贸易的替代，即会减少东道国与投资母国间的贸易总量。补充效应以小岛清（1978）、马库森（1985）和李普赛（1984）等人为代表。小岛清认为，FDI虽然会减少最终商品的稀缺性，减少国际贸易，但又从生产环节创造了国际贸易的新需求；Marcusen & Swensson(1985)将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别因素考虑进来，认为FDI既提高了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效率，又增加了进口；而Lipsey & Weiss（1984）则认为，在垂直一体化FDI的情况下，在国外市场上一种产品的销售还会带动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因此一家公司的FDI会带动其配套资本品、零部件和服务的母国供应商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与出口，从而扩大贸易与投资规模，直接增加母国的出口；同时FDI企业利用国外的廉价生产要素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提高了母国的出口竞争力。而不确定性贸易理论的提出则是由于同时考虑到替代效应和补充效应，使得投资对贸易的最终影响变得不确定。其中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产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分析框架，解释了跨国公司参与下的国际贸易的复杂性。而从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中FDI的动机来看，如果面向第三方国际市场生产的FDI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或绕过贸易壁垒的考虑，则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面向母国市场生产的FDI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考虑，则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补充效应；而如果面向东道国国内市场生产的FDI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和占领市场，则此时投资对贸易具有替代效应。
基于以上原因，不同的投资母国的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也不同。如美国和日本的对外投资，美国是基于垄断优势的基础上将有竞争力的产业对外投资，因此会对国内的出口贸易造成替代；而日本是迫于国内的成本压力将本国不具有优势的产业对外转移，然后再向东道国逆向进口，因此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同时不同贸易效应的产生也与东道国自身因素相关。
这里我们将以中国的6个主要投资和贸易伙伴国（地区）为样本，研究其对华FDI与对华贸易的关系，对以上关于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选择的国家（地区）分别是美、日、港、韩、台、德，这几个国家（地区）无论从对华直接投资还是对华（大陆）双边贸易来看，在大多数年份都居于前10位，是我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和贸易伙伴国。选择的分析时期是1991－2006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阶段上的原因，1991年后外资尤其是除港澳台之外的其他外国投资开始较大规模地进入我国，如韩国1990年时对我国尚无投资，是1991年开始的；然后是数据方面的原因，1990年之前的年鉴中的外商直接投资香港和澳门数据是合并的，从1991年起开始分开。因此为了便于从时间上和国别上的统一比较，以1991年作为起始年份。
▲▲ 一、美国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以美国历年对华直接投资额为自变量，分别以中美历年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2]为因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⑵。以下各国同。
美国投资与贸易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结果表明，就美国的例子来看，其对华投资与双边贸易的相关性较弱。而且变量和模型的显著性较差。虽然美中两国的贸易规模很大，彼此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贸易规模与美国的对华投资相关性较小。从实际贸易情况来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以低端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为主，而对中国的投资基本是高技术高人力资源要求的产业为主，这二者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即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是基于其国内自身的产业结构安排和消费需求而定的，受其他因素影响小。但投资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相关系数略高于与出口的相关系数，也许是由于美国的投资本身带动了本国的一些机械设备和配套产品的出口。基本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以高技术产品和农产品为主。
▲▲ 二、日本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与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反，日本的例子表明投资与贸易具有极大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8以上。这验证了日本学者的理论，即日本的对外投资是具有贸易补充效应的，能极大地带动国内出口和逆向进口，扩大双边贸易规模。这与日本的对外投资的产业战略有关。将国内处于劣势的产业部门和生产环节逐渐向外转移，然后再向东道国出口中间品，从东道国进口最终品，以此来使国内生产要素始终保持高效率状态，不断将资源配置到更高产业部门，以保持产业结构的先进性和技术领先优势。
此外，中国自身作为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对象国的地位不同。美国在高技术产业上的投资多，面向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的产业内投资多，对中国的投资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份额是很少的。不过美国除了技术产品外，在食品、饮料、零售等方面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具有超强的垄断性和市场占有率，在中国也不例外。而中国由于地理、劳动力和市场方面的原因，是日本非常重视的投资对象，两国的投资和贸易关系非常紧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渗透性也更强。
▲▲ 三、香港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检验结果中我们发现，香港对大陆的投资与两地之间的贸易总额的相关性不大，为微弱正相关，且变量和模型的显著性检验不能通过。再看表中数据，从1991－1999年间，双边贸易额一直上下小幅波动，自2000年后才稳步快速增长；而香港对大陆的投资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趋势，也没有向其他国家那样逐年递增，而是表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走势。在1992和1993年两年投资出现巨大增长，从1991年的26亿美元陡增至1993年的174亿美元，然后缓增到1996年208。5亿美元的高峰，又慢慢回落到2000年的155亿，此后又再次缓增到2006年的202亿。因此投资与贸易总额之间缺乏明显相关性。香港对大陆投资与大陆对香港的出口之间也同样没有明显相关性，但相关系数略强于进出口总额的。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香港对大陆的投资与大陆从香港的进口之间却表现了明显的负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8，且变量和模型的显著性很高。也就是说，虽然投资并没有影响大陆对港的出口，但却极大程度上替代了从香港的进口。即香港对大陆投资与对大陆出口之间存在极强的替代关系，表明香港除了在大陆投资于面向第三国的加工贸易生产外，同时也将自己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至大陆，从根本上减少了大陆对其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反映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香港的贸易产业与大陆的贸易产业之间存在很强的同质性，基本上是后者的一个子集。这一点我们从数据上也可以明显看出，与香港对大陆投资增长多倍不同，其对大陆的出口，即大陆的进口竟然仍以1991、1992年的水平为高峰，当时为200亿美元左右；至2006年则仅为100亿美元左右，最低年份的1997－1999年时都只有60多亿美元。
▲▲ 四、韩国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虽然韩国自1992年起才开始对华投资，且投资额远不如香港巨大，但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之间则表现出明显的投资与贸易的相互促进关系。其对华投资额与进出口总额、中国对其出口、从其进口额之间都是很高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0.8以上，且变量和模型非常显著。这是比较典型的投资与贸易的互补例子。这与韩国对华投资的产业许多是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其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与中国自身优势产业之间有一定的落差和互补的现实有关。且产业层次相差又不是很大，正好利于东道国的消化学习吸收，比较符合一些有关东道国吸收和外企外溢条件的理论描述。这种良好的互动也造成了二者之间投资与贸易的互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 五、台湾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和我们想象的不同，虽然同作为四小地区和国家，台湾和韩国对大陆的投资常常会被联系在一起，但以上结果中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并没有表现出与韩国那样的与贸易互补的性质。台湾对大陆投资与二者的双边贸易之间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且变量与模型显著性不强，不能通过检验。从数据上看，虽然双边贸易有很大增长，但投资额方面，经过1992、1993年的剧增后，就一直在20，30亿美元上下波动，没有持续的增长，规模也不大。初步分析原因，可能与两地之间的政治因素有关，台湾当局一直没有自由放开两地的直接通商贸易往来，且一度从政策导向上鼓励台商对大陆之外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向东南亚地区的投资。
▲▲ 六、德国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结果表明，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德贸易之间的正相关性很明显。其中投资与进出口总额的相关系数为0.78，与出口的相关系数为0.8，与进口的相关系数为0.75，且变量和模型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德国对华投资不仅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对德出口，也同时带动了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与韩国情况类似，这是一个良好的互补模式。我们知道，德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高技术行业，如汽车、机械等，中国也从德国进口大量高技术产品，因此德国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形成部分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1] 双边贸易中的进出口数据是从中国角度而言，出口和进口分别指中国对外国的出口和中国从外国的进口。
[2] 由于统计原因，各国数据中1996年及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一项是包括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的，但不包括对华借款；1997年后的数据才是单独的对华直接投资。由于其他投资与直接投资相比通常很小，对我们此处的分析检验的影响很微弱,故忽略这个区别。
[3]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4] 朱廷珺，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2006
（责任编辑：张晓辉）
关键词：FDI 双边贸易 贸易效应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非常复杂。将众多研究投资的贸易效应的理论归结起来，可分为三种，即投资对贸易具有替代效应、补充效应和不确定效应三种理论。替代效应理论以蒙代尔（1957）为代表。他认为贸易障碍，比如关税，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而这种关税引致投资会表现为投资对贸易的替代，即会减少东道国与投资母国间的贸易总量。补充效应以小岛清（1978）、马库森（1985）和李普赛（1984）等人为代表。小岛清认为，FDI虽然会减少最终商品的稀缺性，减少国际贸易，但又从生产环节创造了国际贸易的新需求；Marcusen & Swensson(1985)将国家之间的技术差别因素考虑进来，认为FDI既提高了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效率，又增加了进口；而Lipsey & Weiss（1984）则认为，在垂直一体化FDI的情况下，在国外市场上一种产品的销售还会带动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因此一家公司的FDI会带动其配套资本品、零部件和服务的母国供应商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与出口，从而扩大贸易与投资规模，直接增加母国的出口；同时FDI企业利用国外的廉价生产要素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提高了母国的出口竞争力。而不确定性贸易理论的提出则是由于同时考虑到替代效应和补充效应，使得投资对贸易的最终影响变得不确定。其中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产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分析框架，解释了跨国公司参与下的国际贸易的复杂性。而从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中FDI的动机来看，如果面向第三方国际市场生产的FDI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或绕过贸易壁垒的考虑，则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面向母国市场生产的FDI是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考虑，则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补充效应；而如果面向东道国国内市场生产的FDI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和占领市场，则此时投资对贸易具有替代效应。
基于以上原因，不同的投资母国的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也不同。如美国和日本的对外投资，美国是基于垄断优势的基础上将有竞争力的产业对外投资，因此会对国内的出口贸易造成替代；而日本是迫于国内的成本压力将本国不具有优势的产业对外转移，然后再向东道国逆向进口，因此会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同时不同贸易效应的产生也与东道国自身因素相关。
这里我们将以中国的6个主要投资和贸易伙伴国（地区）为样本，研究其对华FDI与对华贸易的关系，对以上关于投资的贸易效应理论进行实证检验。
选择的国家（地区）分别是美、日、港、韩、台、德，这几个国家（地区）无论从对华直接投资还是对华（大陆）双边贸易来看，在大多数年份都居于前10位，是我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和贸易伙伴国。选择的分析时期是1991－2006年。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阶段上的原因，1991年后外资尤其是除港澳台之外的其他外国投资开始较大规模地进入我国，如韩国1990年时对我国尚无投资，是1991年开始的；然后是数据方面的原因，1990年之前的年鉴中的外商直接投资香港和澳门数据是合并的，从1991年起开始分开。因此为了便于从时间上和国别上的统一比较，以1991年作为起始年份。
▲▲ 一、美国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以美国历年对华直接投资额为自变量，分别以中美历年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2]为因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⑵。以下各国同。
美国投资与贸易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下：
检验结果表明，就美国的例子来看，其对华投资与双边贸易的相关性较弱。而且变量和模型的显著性较差。虽然美中两国的贸易规模很大，彼此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贸易规模与美国的对华投资相关性较小。从实际贸易情况来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以低端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为主，而对中国的投资基本是高技术高人力资源要求的产业为主，这二者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即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是基于其国内自身的产业结构安排和消费需求而定的，受其他因素影响小。但投资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相关系数略高于与出口的相关系数，也许是由于美国的投资本身带动了本国的一些机械设备和配套产品的出口。基本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以高技术产品和农产品为主。
▲▲ 二、日本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与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反，日本的例子表明投资与贸易具有极大的相关性。相关系数在0.8以上。这验证了日本学者的理论，即日本的对外投资是具有贸易补充效应的，能极大地带动国内出口和逆向进口，扩大双边贸易规模。这与日本的对外投资的产业战略有关。将国内处于劣势的产业部门和生产环节逐渐向外转移，然后再向东道国出口中间品，从东道国进口最终品，以此来使国内生产要素始终保持高效率状态，不断将资源配置到更高产业部门，以保持产业结构的先进性和技术领先优势。
此外，中国自身作为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对象国的地位不同。美国在高技术产业上的投资多，面向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的产业内投资多，对中国的投资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份额是很少的。不过美国除了技术产品外，在食品、饮料、零售等方面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具有超强的垄断性和市场占有率，在中国也不例外。而中国由于地理、劳动力和市场方面的原因，是日本非常重视的投资对象，两国的投资和贸易关系非常紧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渗透性也更强。
▲▲ 三、香港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检验结果中我们发现，香港对大陆的投资与两地之间的贸易总额的相关性不大，为微弱正相关，且变量和模型的显著性检验不能通过。再看表中数据，从1991－1999年间，双边贸易额一直上下小幅波动，自2000年后才稳步快速增长；而香港对大陆的投资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趋势，也没有向其他国家那样逐年递增，而是表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走势。在1992和1993年两年投资出现巨大增长，从1991年的26亿美元陡增至1993年的174亿美元，然后缓增到1996年208。5亿美元的高峰，又慢慢回落到2000年的155亿，此后又再次缓增到2006年的202亿。因此投资与贸易总额之间缺乏明显相关性。香港对大陆投资与大陆对香港的出口之间也同样没有明显相关性，但相关系数略强于进出口总额的。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香港对大陆的投资与大陆从香港的进口之间却表现了明显的负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8，且变量和模型的显著性很高。也就是说，虽然投资并没有影响大陆对港的出口，但却极大程度上替代了从香港的进口。即香港对大陆投资与对大陆出口之间存在极强的替代关系，表明香港除了在大陆投资于面向第三国的加工贸易生产外，同时也将自己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至大陆，从根本上减少了大陆对其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反映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香港的贸易产业与大陆的贸易产业之间存在很强的同质性，基本上是后者的一个子集。这一点我们从数据上也可以明显看出，与香港对大陆投资增长多倍不同，其对大陆的出口，即大陆的进口竟然仍以1991、1992年的水平为高峰，当时为200亿美元左右；至2006年则仅为100亿美元左右，最低年份的1997－1999年时都只有60多亿美元。
▲▲ 四、韩国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虽然韩国自1992年起才开始对华投资，且投资额远不如香港巨大，但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之间则表现出明显的投资与贸易的相互促进关系。其对华投资额与进出口总额、中国对其出口、从其进口额之间都是很高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0.8以上，且变量和模型非常显著。这是比较典型的投资与贸易的互补例子。这与韩国对华投资的产业许多是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其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与中国自身优势产业之间有一定的落差和互补的现实有关。且产业层次相差又不是很大，正好利于东道国的消化学习吸收，比较符合一些有关东道国吸收和外企外溢条件的理论描述。这种良好的互动也造成了二者之间投资与贸易的互补，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 五、台湾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和我们想象的不同，虽然同作为四小地区和国家，台湾和韩国对大陆的投资常常会被联系在一起，但以上结果中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并没有表现出与韩国那样的与贸易互补的性质。台湾对大陆投资与二者的双边贸易之间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且变量与模型显著性不强，不能通过检验。从数据上看，虽然双边贸易有很大增长，但投资额方面，经过1992、1993年的剧增后，就一直在20，30亿美元上下波动，没有持续的增长，规模也不大。初步分析原因，可能与两地之间的政治因素有关，台湾当局一直没有自由放开两地的直接通商贸易往来，且一度从政策导向上鼓励台商对大陆之外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向东南亚地区的投资。
▲▲ 六、德国的对华投资与对华贸易
结果表明，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德贸易之间的正相关性很明显。其中投资与进出口总额的相关系数为0.78，与出口的相关系数为0.8，与进口的相关系数为0.75，且变量和模型都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德国对华投资不仅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对德出口，也同时带动了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与韩国情况类似，这是一个良好的互补模式。我们知道，德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高技术行业，如汽车、机械等，中国也从德国进口大量高技术产品，因此德国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以及形成部分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是非常有益的。
参考文献：
[1] 双边贸易中的进出口数据是从中国角度而言，出口和进口分别指中国对外国的出口和中国从外国的进口。
[2] 由于统计原因，各国数据中1996年及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一项是包括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的，但不包括对华借款；1997年后的数据才是单独的对华直接投资。由于其他投资与直接投资相比通常很小，对我们此处的分析检验的影响很微弱,故忽略这个区别。
[3]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4] 朱廷珺，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2006
（责任编辑：张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