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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定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其中，在《论十大关系》指引下，《“二五”建议》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代表性文献。通过对这一文献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其理论的科学性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1956年《“二五”建议》的提出到1958年进入“大跃进”以前的阶段，建议的实施基本完成了一些计划任务，而由于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复杂情况，导致其没有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来，其中的深刻教训也值得总结。但是，这一文献依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探索和准备，并且其中的一些理论内涵与《“十四五”建议》也体现出方法论的一贯性，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二五”建议》;五年计划;当代价值;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9，D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4-0001-10
收稿日期：2021-04-23
作者简介：张杨（1985-），男，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博士后，副教授;于鸿君（1963-），男，内蒙古杭棉后旗人，北京大学党委党务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1]64这实际上就是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结合”的具体方法论要求就是毛泽东在同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谈到的《论十大关系》。这一讲话汲取了苏共20大后所暴露出来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是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以及大会上通过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奠定了思想遵循与理论准备。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以下简称《“二五”建议》），并且在此基础上经过全会的充分讨论，于1956年9月27日在党的八大上通过。《“二五”建议》报告贯彻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思想，饱含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智慧，体现了党对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信心和决心。该文献也是通过汲取苏联模式的教训，总结中国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探索。但是此前的研究多是从“十大关系”入手，而对于《“二五”建议》是如何贯彻“第二次结合”和《论十大关系》的问题在学界鲜有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二五”建议》为代表的八大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与实施。但是，这并不影响《“二五”建议》作为党史上的重要文献所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其“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重要的意义”。[2]404也只有深刻认识《“二五”建议》的理论价值才能够更好地做到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所强调的“[JP2]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3]
一、《“二五”建议》的提出与实施
《“二五”建议》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现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4]6之所以“二五”计划极其重要，其原因在于“二五”计划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指“二五”计划的制定建立在“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奠定基础;启下是指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下簡称《“一五”计划》）是围绕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所提出的。《“一五”计划》认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18的总任务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完成。《“一五”计划》作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计划，其计划的不仅仅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涵盖了建立一个完整工业体系的约三个五年的蓝图。例如，在《“一五”计划》的第四章“农业”中就指明我国农业在“二五”乃至“三五”的发展道路，其明确指出，“这个计划将使我们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争取全国主要农业地区在基本上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并将为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逐步地以至宽广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技术”[5]18。此外，《“二五”建议》中关于兴修水利，发展林业、水产业以及运输业、邮电业等都是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继续展开的。
可以说，《“二五”建议》遵循了《“一五”计划》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接续奋进的重要纲领，同时也保证了“一五”计划得以超额完成。《“二五”建议》指明，到1956年9月，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一五”计划》所规划的各项指标大部分已经超额完成，而且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也将于1957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提前完成。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部环境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难得的转变。在外部，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苏联对我国战略帮助的升级，使得我国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成为可能。在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也加速了我国突破苏联模式、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JP2]建设道路的步伐。在内部，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充分展现。 （二）《“二五”建议》提出的基本任务与前期实施情况
《“二五”建议》所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心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二五”计划致力于增强“两个力量”即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提高“两个水平”即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這一过程中，针对是否可以完全依靠苏联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4]41。但是这一独立自主建立工业体系的思想也绝不是意味着要搞关门主义，而是随着“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4]41-42。可以说，从1956年《“二五”建议》的提出到1958年进入“大跃进”阶段以前，建议在具体实施中基本完成了一些计划任务。
1. 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实现工业优先、农业并进，同时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明，“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1]24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标志，具有三大基础性地位，即国家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而且“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6]230。《“二五”建议》以“加强工业中的薄弱环节、开辟新的领域”[4]9为基本要求，明确了应继续加强机器制造、冶金、电力、煤炭、建筑材料、石油、化学、无线电工业，首次提出要积极开展原子能工业的和平利用与建设、精密机床和仪表的制造、高级合金钢的生产、有机化学工业的建立等。具体来说，充分发挥华东地区的原有工业基地作用以及华北、华南地区的工业作用，继续推进东北、华中和内蒙古地区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建设以及新疆地区的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开始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地区以钢铁、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建设。从实施的情况来看，计划实施前期相比《“二五”建议》提出时的1956年，基本实现了预期增长（见表1）。[7]14其中，1958年与1957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的产量增长49.53%，生铁增长60.53%，煤炭增长107.73%，原油增长55.27%，发电量也增长42.32%。
《“二五”建议》指出要在“二五”计划期间加强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从“一五”计划的全部财政支出的35%左右提升到40%左右，这样随着“二五”计划财政收入总体增量的较大增加，“二五”计划的建设投资也将增加约1倍。其中，工业投资仍是重中之重，《“二五”建议》强调，工业投资比重应该从58.2%提高到60%左右，农业、林业、水利投资也应从7.6%提高到10%左右。以此来确保在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实现工业优先、农业并进，同时通过增加产品品种、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来进一步扩大轻工业生产。这一变化的实现离不开对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缩减，其中《“一五”计划》的两项费用约32%，《“二五”建议》对此要降至约20%。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削弱国防力量，降低行政效率。恰恰相反，两者所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关键在于提高效率。从《“二五”建议》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1958年相比1956年国家财政支出比重在经济建设费用中实现了23.03%的增长，国防费用减少39%，行政管理费减少35.63%，当然社会文教费的占比降低了29.33%（见表2[7]22）。
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说，促进工农业发展，保证国防等国家建设，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的需要，成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一切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运输和邮电事业方面的计划。《“二五”建议》指出应发展铁路、公路、水运和民用航空等运输业以及建设和改建邮电通讯网。五年内计划新修建的铁路达到8 000～9 000千米，并建成兰州到新疆国境、包头到兰州、内江到昆明、重庆到贵阳、兰州到柴达木等铁路干线。在实施过程中，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1 989千米增长到1957年的29 862千米和1958年的31 193千米，公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8.1万千米增长到1957年的25.5万千米和1958年的40万千米。其次，调整商业网和扩大商品流通方面的计划。《“二五”建议》指出除了主要的农产品以及主要工业品外，“应该容许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自由买卖，以扩大商品流通和便利人民需要”[4]15。以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为例，1958年相比1957年提高13.21%，相比1952年提高97.91%，是1950年的3.21倍。最后，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提供条件。《“二五”建议》认为，国民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事业的发展，可以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各种学校各年在校学生数为例，高等学校学生1958年为66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49.66%，是解放前最高学生数的3.3倍;普通中学学生1958年为852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35.65%，是解放前最高学生数的4.7倍;普通中学学生1958年为8640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34.41%，是解放前最高学生数的2.6倍。[7]彩页
3.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增强国防力量，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的领域。因为在“一五”计划期间，我国还没有相关的科技发展经验，主要是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而到1956年我国着手制定“二五”计划之时，就提出要开始独立自主地开展“原子能科学、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作”[4]18，并提出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许多重要的科技部门可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五”计划》就“科学研究工作”指出，在关系国家建设以及带有关键性、普遍性的科学问题领域，扩建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各个研究机构，以此来提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二五”建议》更是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科学院和高校间应建立分工协作的全国科学工作网，努力培养更多建设干部、技术干部以及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等人才。到1958年全国共有科学研究机构848个，比1957年增加268个、增长46.21%，[JP2]“比解放前增长20倍以上，研究技术人员比解放前增长50倍以上”[7]167。此外，面向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协会的科学技术普及活动也广泛展开。 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两个主要生产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协调关系，并实现“农轻重”并举成为贯穿《“二五”建议》的主线。从《“一五”计划》到《“二五”建议》都一直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通过加速农业的合作化促进农业生产。周恩来指出，“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 [6]191在“一五”计划期间，相比工业计划指标的提前与超额完成，大豆、油料作物和牲畜等并没有如期完成计划。由此，《“二五”建议》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处理好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安排牲畜和副业生产，以保证农业内部各部分的协调发展”[4]12。新时代的“十四五”规划把这一协调发展的理念拓展为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协调发展的理念又是推进新的“四个全面”的方法论要求。而且在产业链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农业基础性地位更为重要，应进一步稳固，并应进一步增强城乡以及区域间发展的协调性。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历史上，《“十四五”建议》在我国五年规划中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相比“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更加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协调发展。习近平对此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25]由此，“应高效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26]。
（五）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民生问题
毛泽东早在抗日时期就认为，发展经济是保障供给以及解决财政问题的基础。毛泽东指出，“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弊”[22]891-892。《“二五”建议》进一步指明，要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确处理好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职工工资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并计划“五年内工人和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4]21。该建议还强调，在提高工资之外，还应通过加强劳动保护措施、清除严重的职业病、改善居住条件等措施营造良好的劳动环境，通过改进和增设幼儿园和职工食堂、医院及医疗保健机构完善劳动者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然是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法規、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27]96可见，在发展中提升人民的民生福祉是贯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基本路径。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中，也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及到 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5]，并且提出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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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母爱英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Five-Year Pl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ing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 Proposal as an Example
Zhang Yang1， Yu Hongjun2
（1.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y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mong th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On the Ten Relations"， "the Proposals for 2th Five-Year Plan" has become a representative document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hina's concrete reality. Through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is documen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ts theory is scientific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From 1956 to 1958， befor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 Proposals for 2th Five-Year Plan" has basically completed some planned tasks. However， due to some unexpected complicated situ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 Proposals for 2th Five-Year Plan" has not been fully maintained in practice， and the profound lessons from it are also worth summarizing. However， the literature still demonstrat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f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practice，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some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he Proposals for 14th Five-Year Plan" also reflec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methodology， has the rich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oposals for 2th Five-Year Plan"; Five-Year Plan; contemporary valu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定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其中，在《论十大关系》指引下，《“二五”建议》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代表性文献。通过对这一文献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可以得出其理论的科学性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从1956年《“二五”建议》的提出到1958年进入“大跃进”以前的阶段，建议的实施基本完成了一些计划任务，而由于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复杂情况，导致其没有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来，其中的深刻教训也值得总结。但是，这一文献依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探索和准备，并且其中的一些理论内涵与《“十四五”建议》也体现出方法论的一贯性，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二五”建议》;五年计划;当代价值;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9，D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4-0001-10
收稿日期：2021-04-23
作者简介：张杨（1985-），男，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博士后，副教授;于鸿君（1963-），男，内蒙古杭棉后旗人，北京大学党委党务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谈话时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1]64这实际上就是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结合”的具体方法论要求就是毛泽东在同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谈到的《论十大关系》。这一讲话汲取了苏共20大后所暴露出来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是党比较系统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党的八大的召开以及大会上通过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奠定了思想遵循与理论准备。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以下简称《“二五”建议》），并且在此基础上经过全会的充分讨论，于1956年9月27日在党的八大上通过。《“二五”建议》报告贯彻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思想，饱含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智慧，体现了党对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信心和决心。该文献也是通过汲取苏联模式的教训，总结中国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探索。但是此前的研究多是从“十大关系”入手，而对于《“二五”建议》是如何贯彻“第二次结合”和《论十大关系》的问题在学界鲜有研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二五”建议》为代表的八大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与实施。但是，这并不影响《“二五”建议》作为党史上的重要文献所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其“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重要的意义”。[2]404也只有深刻认识《“二五”建议》的理论价值才能够更好地做到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大会上所强调的“[JP2]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3]
一、《“二五”建议》的提出与实施
《“二五”建议》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现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4]6之所以“二五”计划极其重要，其原因在于“二五”计划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指“二五”计划的制定建立在“一五”计划胜利完成的基础上，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奠定基础;启下是指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使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下簡称《“一五”计划》）是围绕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所提出的。《“一五”计划》认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18的总任务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完成。《“一五”计划》作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计划，其计划的不仅仅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涵盖了建立一个完整工业体系的约三个五年的蓝图。例如，在《“一五”计划》的第四章“农业”中就指明我国农业在“二五”乃至“三五”的发展道路，其明确指出，“这个计划将使我们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争取全国主要农业地区在基本上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并将为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逐步地以至宽广地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其他技术”[5]18。此外，《“二五”建议》中关于兴修水利，发展林业、水产业以及运输业、邮电业等都是在《“一五”计划》的基础上继续展开的。
可以说，《“二五”建议》遵循了《“一五”计划》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接续奋进的重要纲领，同时也保证了“一五”计划得以超额完成。《“二五”建议》指明，到1956年9月，仅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一五”计划》所规划的各项指标大部分已经超额完成，而且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也将于1957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提前完成。此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外部环境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难得的转变。在外部，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苏联对我国战略帮助的升级，使得我国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成为可能。在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所做的秘密报告也加速了我国突破苏联模式、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JP2]建设道路的步伐。在内部，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经济和文化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充分展现。 （二）《“二五”建议》提出的基本任务与前期实施情况
《“二五”建议》所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其中心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二五”计划致力于增强“两个力量”即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提高“两个水平”即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這一过程中，针对是否可以完全依靠苏联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4]41。但是这一独立自主建立工业体系的思想也绝不是意味着要搞关门主义，而是随着“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4]41-42。可以说，从1956年《“二五”建议》的提出到1958年进入“大跃进”阶段以前，建议在具体实施中基本完成了一些计划任务。
1. 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实现工业优先、农业并进，同时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明，“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1]24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标志，具有三大基础性地位，即国家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而且“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6]230。《“二五”建议》以“加强工业中的薄弱环节、开辟新的领域”[4]9为基本要求，明确了应继续加强机器制造、冶金、电力、煤炭、建筑材料、石油、化学、无线电工业，首次提出要积极开展原子能工业的和平利用与建设、精密机床和仪表的制造、高级合金钢的生产、有机化学工业的建立等。具体来说，充分发挥华东地区的原有工业基地作用以及华北、华南地区的工业作用，继续推进东北、华中和内蒙古地区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基地建设以及新疆地区的石油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开始进行西南、西北和三门峡地区以钢铁、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建设。从实施的情况来看，计划实施前期相比《“二五”建议》提出时的1956年，基本实现了预期增长（见表1）。[7]14其中，1958年与1957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中钢的产量增长49.53%，生铁增长60.53%，煤炭增长107.73%，原油增长55.27%，发电量也增长42.32%。
《“二五”建议》指出要在“二五”计划期间加强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从“一五”计划的全部财政支出的35%左右提升到40%左右，这样随着“二五”计划财政收入总体增量的较大增加，“二五”计划的建设投资也将增加约1倍。其中，工业投资仍是重中之重，《“二五”建议》强调，工业投资比重应该从58.2%提高到60%左右，农业、林业、水利投资也应从7.6%提高到10%左右。以此来确保在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部门实现工业优先、农业并进，同时通过增加产品品种、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来进一步扩大轻工业生产。这一变化的实现离不开对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缩减，其中《“一五”计划》的两项费用约32%，《“二五”建议》对此要降至约20%。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削弱国防力量，降低行政效率。恰恰相反，两者所发挥的作用极为重要，关键在于提高效率。从《“二五”建议》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1958年相比1956年国家财政支出比重在经济建设费用中实现了23.03%的增长，国防费用减少39%，行政管理费减少35.63%，当然社会文教费的占比降低了29.33%（见表2[7]22）。
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说，促进工农业发展，保证国防等国家建设，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生活的需要，成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一切建设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运输和邮电事业方面的计划。《“二五”建议》指出应发展铁路、公路、水运和民用航空等运输业以及建设和改建邮电通讯网。五年内计划新修建的铁路达到8 000～9 000千米，并建成兰州到新疆国境、包头到兰州、内江到昆明、重庆到贵阳、兰州到柴达木等铁路干线。在实施过程中，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21 989千米增长到1957年的29 862千米和1958年的31 193千米，公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的8.1万千米增长到1957年的25.5万千米和1958年的40万千米。其次，调整商业网和扩大商品流通方面的计划。《“二五”建议》指出除了主要的农产品以及主要工业品外，“应该容许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自由买卖，以扩大商品流通和便利人民需要”[4]15。以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为例，1958年相比1957年提高13.21%，相比1952年提高97.91%，是1950年的3.21倍。最后，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提供条件。《“二五”建议》认为，国民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事业的发展，可以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各种学校各年在校学生数为例，高等学校学生1958年为66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49.66%，是解放前最高学生数的3.3倍;普通中学学生1958年为852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35.65%，是解放前最高学生数的4.7倍;普通中学学生1958年为8640万人，比1957年增长了34.41%，是解放前最高学生数的2.6倍。[7]彩页
3.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增强国防力量，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的领域。因为在“一五”计划期间，我国还没有相关的科技发展经验，主要是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学习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而到1956年我国着手制定“二五”计划之时，就提出要开始独立自主地开展“原子能科学、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作”[4]18，并提出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使许多重要的科技部门可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五”计划》就“科学研究工作”指出，在关系国家建设以及带有关键性、普遍性的科学问题领域，扩建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各个研究机构，以此来提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二五”建议》更是进一步强调了中国科学院和高校间应建立分工协作的全国科学工作网，努力培养更多建设干部、技术干部以及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等人才。到1958年全国共有科学研究机构848个，比1957年增加268个、增长46.21%，[JP2]“比解放前增长20倍以上，研究技术人员比解放前增长50倍以上”[7]167。此外，面向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协会的科学技术普及活动也广泛展开。 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两个主要生产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协调关系，并实现“农轻重”并举成为贯穿《“二五”建议》的主线。从《“一五”计划》到《“二五”建议》都一直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通过加速农业的合作化促进农业生产。周恩来指出，“如果没有工业化，农业即使合作化了，也不巩固。手工业也是如此。” [6]191在“一五”计划期间，相比工业计划指标的提前与超额完成，大豆、油料作物和牲畜等并没有如期完成计划。由此，《“二五”建议》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处理好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安排牲畜和副业生产，以保证农业内部各部分的协调发展”[4]12。新时代的“十四五”规划把这一协调发展的理念拓展为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协调发展的理念又是推进新的“四个全面”的方法论要求。而且在产业链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农业基础性地位更为重要，应进一步稳固，并应进一步增强城乡以及区域间发展的协调性。尤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五年计划或规划的历史上，《“十四五”建议》在我国五年规划中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相比“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更加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协调发展。习近平对此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25]由此，“应高效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26]。
（五）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民生问题
毛泽东早在抗日时期就认为，发展经济是保障供给以及解决财政问题的基础。毛泽东指出，“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弊”[22]891-892。《“二五”建议》进一步指明，要在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确处理好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职工工资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并计划“五年内工人和职员的平均工资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4]21。该建议还强调，在提高工资之外，还应通过加强劳动保护措施、清除严重的职业病、改善居住条件等措施营造良好的劳动环境，通过改进和增设幼儿园和职工食堂、医院及医疗保健机构完善劳动者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然是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通过制度安排、法律法規、政策支持加以解决的。”[27]96可见，在发展中提升人民的民生福祉是贯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基本路径。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中，也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以及到 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5]，并且提出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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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母爱英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Five-Year Pl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aking the "Second Five-Year Plan" Proposal as an Example
Zhang Yang1， Yu Hongjun2
（1.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y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mong th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On the Ten Relations"， "the Proposals for 2th Five-Year Plan" has become a representative document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China's concrete reality. Through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is documen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its theory is scientific and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From 1956 to 1958， befor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 Proposals for 2th Five-Year Plan" has basically completed some planned tasks. However， due to some unexpected complicated situ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e Proposals for 2th Five-Year Plan" has not been fully maintained in practice， and the profound lessons from it are also worth summarizing. However， the literature still demonstrat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f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in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practice，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some of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the Proposals for 14th Five-Year Plan" also reflec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methodology， has the rich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roposals for 2th Five-Year Plan"; Five-Year Plan; contemporary valu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