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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开年，读书人多喜欢给自己拉一个书单，计划好在新的一年里要看许多有用无用的书。开年拉书单倒也不完全是为了应景，因为寒假于书业而言是旺季，出版机构多愿意推出一批重头新书，而版权页上标明了出版日期在当年年末的，上市也往往要推到来年1月份了。2014年年初，社科领域有这么几本书想翻一翻。
郑也夫在北大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指导选修该课的本科生撰写教育现状调查报告，择其优者凡48篇辑成《科场现形记》（中信出版社），其中“颇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比如，在一些制造着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有的学生睡觉不脱衣服，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而这样的学生还不在少数！一些中学通过压缩学生分母来制造升学声誉，老师动员一本、二本无望的学生转学乃至弃考！更甚至于，在北京郊区幼儿园，大班的知识学习包括清华少儿英语、数学、语文等。数学不仅要掌握20以内加减法、100以内顺数、倒数，还要学会数字排列、几何图形等，而珠心算要达到100以内的数字连加七八次的难度！郑也夫说，他执教过的人大和北大中的多数农村籍的女孩都颇瘦小，身高多在1米50上下。原因是她们中学时大多住校，伙食不好，每天却至少要苦读14个小时。就是说，她们要在最不利于发育的状态下成长。“时下的教育不是帮助，而是在摧毁孩子们。”郑也夫惯以“老愤青”姿态对公共事务发言，在很多时候，他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
社会学听上去高深莫测，但有时候其实很好入手。我在残酷的高中岁月中，曾一度苦心收集了每个学期的课程表，那些课目密密麻麻地排列，从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近10点，无情地压榨着我们的青春。我曾想把它们归拢寄回母校，遗憾的是收纳不当，许多都遗失了。现在有了手机和网络，再做这样的事情方便多了，如果多地的学生们一起来“随手拍”，其实就是一份份鲜活的田野调查。有了这些材料，《吾国教育病理》（郑也夫的上一本书，《科场现形记》是其姊妹篇）诊不诊断得出不好说，但“病态”是一目了然的。
要说严谨科学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先生的名字就不能不被提到。《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海豚出版社）一书作者张冠生系费孝通先生生前的秘书，该书收录了他跟随费孝通外出考察、参加会议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费孝通先生去山东、温州、江苏、浦东等地考察的情况以及演讲，记录了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现状的讲话和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这位社会活动家心系中国农村发展、城市建设的高尚情怀。
纪录片与田野调查在基因上有天然的联系。《四个中国人》（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写作，源于四部纪录片：《戏末》《一张宣纸》《喜业》《扇鼓·乐》，是关于逝去的技艺的留念。2007年，雷建军、梁君健、焦瑞青三位年轻的清华学人开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边拍纪录片一边做研究。他们先后接触了陕西华县演皮影的吕崇德、河北赞皇跳扇鼓的池素英、陕西榆林唱红白的高喜业、浙江衢州打纸簾的程宵春四位普通的传统艺人，镜头也渐渐从技艺沉淀到了艺人本身。这四个人或命运多舛或从业卑微，日子紧紧巴巴，但生活有滋有味，手闲了练字，心闲了吹箫，身闲了捉鱼，放羊时唱酸曲，歇业了打扇鼓，保持着单纯的快乐与宁静。更重要的是，他们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不像我们日常遇到的生活中的很多人，要么按着汽车喇叭从你身边呼啸而过，要么在地铁里漠然或假装玩着手机，全然不顾身边抱孩子的女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仍然是辜鸿铭眼里不需警察与律师而能与社会和谐自处的中国人，仍然是黄仁宇笔下对己谦而对人让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作者们的焦虑在于，市场化可能是泯灭他们的催化剂，传统文化生活先从城市淡去，然后再从农村淡去，这“不仅关乎文化”，也关乎“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整个民族的心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势也许无法阻挡。
有关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与当下国人价值观重建问题，汤一介先生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孙立平教授的《遏制溃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两书，似可在精神信仰层面和制度建设层面提供一些解答。《物语三千：复活平民的历史》（沈继光、高萍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另一本把视角放在普通人、老物件上的小书，温厚、亲切。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商务印书馆）是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书中讲述了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探讨了“正派的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即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问题。作者米尔顿·迈耶身份复杂，他是德裔美国人，同时又信奉犹太教，这让他既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感到厌恶，感受到伤害，也感到深深的羞耻。身为记者的职业偏好驱使他尝试去接近纳粹分子，1935年，他跑去柏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试图获得一系列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的机会，最终未果。此后他在德国游历，亲眼目睹了纳粹主义作为一次大众运动在德国的兴起和对世界造成的灾难。战后迈耶再次回到德国，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对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小人物做了深入的跟踪访谈。在他们的讲述下，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更是十分适合一战后德国人气质和心态的世界观。纳粹征服了德国人的心灵，也压垮了他们。迈耶说，“他和我，我们两者都是人。在拒绝纳粹的种族优越论的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我的样子；导致他沿着他采取路线前进的事物也可能会引导我。”“与其说我是评价他们，不如说我是在审视自己。”“我感到——而且时常感到——我曾遇到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人。”这样的清醒与警惕，让这本成书于1955年的著作在任何时候被捧起都不过时。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建构这些历史进程的史学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注和心路历程？这些历史进程是否真实无误？曾经以两本关于中国乡村史研究的专著（《华北村治》和《乡村中国纪事》）而享誉学界的李怀印试图在《重构近代中国》（中华书局）一书中回答这些问题。这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在书中细致描述了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治合法性服务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越是晚近的历史书写，越是不可信，李怀印的结论也在印证了这一点。李怀印提议要对中国晚近的历史展开“不含目的论的、回归时间原点的”探究，同时对中国当代及今后的发展作“不预设终点的”的研判，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宏大叙事。关于这一点，在学界达成共识相对容易。 《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马平安著，新世界出版社）考量的也是晚近的历史。中国自秦以后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这一政治结构坚固而完整。不仅在政治制度方面影响着后来中国政治的走向，就是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文化也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从某种程度上讲，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是关系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与和平稳定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今日的发展，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该书从军权、财权、外交权及中央与边疆地区关系等角度，集中探讨了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揭示了清王朝灭亡的基本原因，说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权威与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实际上，清末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复杂的，除了在这一时期中央权威严重下降，地方势力迅速膨胀并最终利用辛亥革命的机会取清中央政权而代之这条看得见的明线之外，西方民权观念的输入对中国传统君权观念造成解构，亦是不容忽视的暗线。
在现实语境下，无论怎样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最终都要面对如何保障公民个体利益的根本问题，脱离了这一点，平衡终会被打破。
那么，你的权利是从哪里而来呢？美国知名法学家艾伦·德肖维茨试图用他的著作回答这个问题——《你的权利从哪里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德肖维茨曾在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绯闻案与弹劾案、泰森案等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案件中担任辩护律师，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人权律师”。在该书中，德肖维茨主张权利并非来自上帝、自然、逻辑，或是光只来自法律。权利产生自人类对不义的经验：正义是个捉摸不定的概念，难以定义，而且各种诠释彼此冲突；不义则正好相反，它是立即的、直觉的、具有广泛共识的，并且是具体的。人类绝不愿看到恶行再次重演，故此创立和积累起权利体系来抵抗恶行的侵袭。而人类也要为权利而不停斗争，权利才能永存。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美]迈克尔·舒德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讲述了从北美殖民地时期直至20世纪末的美国公共生活，说明好公民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养成的。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信出版社），可以为公民社会要培养的“公共说理教育”和“公共理性”启蒙，不过徐贲的文字真不好读。还有一本书，叫作《公益筹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目前各类新兴的民间公益机构可以提供扎实的实战经验，中国的公益机构要在公众心目中建立信用，必须要提高专业化水平。
个人史领域，值得关注的有《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书属修订再版，不知道有多少新的材料得以披露。《人权 法治 民主》（刘志强编，法律出版社）精选罗隆基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间所发表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原作30篇，为读者提供一脉关于现代中国政治的思想借鉴。《自我颠覆的倾向》（商务印书馆）是一本特殊的个人史书，可谓是思想家、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精神自传，该书对于了解和认识这位“人类菁华式”的知识分子、尼基指数的首创发明人，会提供一些独特的角度。还有《里尔克：一个诗人》（[美]拉尔夫·弗里德曼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里尔克，作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传记或许来得有些迟了。不过编辑的话很有底气：“诗人的价值是永恒的，对他和他的诗歌的关注与解读，早些或晚些，对整个人类生存史而言，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重点是《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戊戌变法的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学者茅海建先生的新著，值得期待。“张之洞档案”的主体部分，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其中关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当丰富。茅海建正是从这些丰富的史料中，发现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从原先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来研究戊戌变法，到通过“张之洞档案”的阅读，看到了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另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真让人惊心动魄”。
最后一本，李零的《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是近年来作者所撰思想随笔的结集，其中个别篇目，如《读〈动物农场〉》《太阳不是无影灯》等，曾在《读书》杂志连载过。李零的书，出一本，买一本，准没错。
郑也夫在北大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指导选修该课的本科生撰写教育现状调查报告，择其优者凡48篇辑成《科场现形记》（中信出版社），其中“颇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比如，在一些制造着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有的学生睡觉不脱衣服，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而这样的学生还不在少数！一些中学通过压缩学生分母来制造升学声誉，老师动员一本、二本无望的学生转学乃至弃考！更甚至于，在北京郊区幼儿园，大班的知识学习包括清华少儿英语、数学、语文等。数学不仅要掌握20以内加减法、100以内顺数、倒数，还要学会数字排列、几何图形等，而珠心算要达到100以内的数字连加七八次的难度！郑也夫说，他执教过的人大和北大中的多数农村籍的女孩都颇瘦小，身高多在1米50上下。原因是她们中学时大多住校，伙食不好，每天却至少要苦读14个小时。就是说，她们要在最不利于发育的状态下成长。“时下的教育不是帮助，而是在摧毁孩子们。”郑也夫惯以“老愤青”姿态对公共事务发言，在很多时候，他的“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
社会学听上去高深莫测，但有时候其实很好入手。我在残酷的高中岁月中，曾一度苦心收集了每个学期的课程表，那些课目密密麻麻地排列，从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近10点，无情地压榨着我们的青春。我曾想把它们归拢寄回母校，遗憾的是收纳不当，许多都遗失了。现在有了手机和网络，再做这样的事情方便多了，如果多地的学生们一起来“随手拍”，其实就是一份份鲜活的田野调查。有了这些材料，《吾国教育病理》（郑也夫的上一本书，《科场现形记》是其姊妹篇）诊不诊断得出不好说，但“病态”是一目了然的。
要说严谨科学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先生的名字就不能不被提到。《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海豚出版社）一书作者张冠生系费孝通先生生前的秘书，该书收录了他跟随费孝通外出考察、参加会议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费孝通先生去山东、温州、江苏、浦东等地考察的情况以及演讲，记录了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现状的讲话和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这位社会活动家心系中国农村发展、城市建设的高尚情怀。
纪录片与田野调查在基因上有天然的联系。《四个中国人》（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写作，源于四部纪录片：《戏末》《一张宣纸》《喜业》《扇鼓·乐》，是关于逝去的技艺的留念。2007年，雷建军、梁君健、焦瑞青三位年轻的清华学人开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边拍纪录片一边做研究。他们先后接触了陕西华县演皮影的吕崇德、河北赞皇跳扇鼓的池素英、陕西榆林唱红白的高喜业、浙江衢州打纸簾的程宵春四位普通的传统艺人，镜头也渐渐从技艺沉淀到了艺人本身。这四个人或命运多舛或从业卑微，日子紧紧巴巴，但生活有滋有味，手闲了练字，心闲了吹箫，身闲了捉鱼，放羊时唱酸曲，歇业了打扇鼓，保持着单纯的快乐与宁静。更重要的是，他们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不像我们日常遇到的生活中的很多人，要么按着汽车喇叭从你身边呼啸而过，要么在地铁里漠然或假装玩着手机，全然不顾身边抱孩子的女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仍然是辜鸿铭眼里不需警察与律师而能与社会和谐自处的中国人，仍然是黄仁宇笔下对己谦而对人让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作者们的焦虑在于，市场化可能是泯灭他们的催化剂，传统文化生活先从城市淡去，然后再从农村淡去，这“不仅关乎文化”，也关乎“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整个民族的心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势也许无法阻挡。
有关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与当下国人价值观重建问题，汤一介先生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中央编译出版社）和孙立平教授的《遏制溃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两书，似可在精神信仰层面和制度建设层面提供一些解答。《物语三千：复活平民的历史》（沈继光、高萍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另一本把视角放在普通人、老物件上的小书，温厚、亲切。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商务印书馆）是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书中讲述了纳粹统治下普通德国人的生活故事，探讨了“正派的人”如何且为何成为纳粹即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问题。作者米尔顿·迈耶身份复杂，他是德裔美国人，同时又信奉犹太教，这让他既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感到厌恶，感受到伤害，也感到深深的羞耻。身为记者的职业偏好驱使他尝试去接近纳粹分子，1935年，他跑去柏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试图获得一系列与阿道夫·希特勒会面的机会，最终未果。此后他在德国游历，亲眼目睹了纳粹主义作为一次大众运动在德国的兴起和对世界造成的灾难。战后迈耶再次回到德国，与当地的德国家庭共同生活长达十年之久，对十位曾在纳粹时期生活过的小人物做了深入的跟踪访谈。在他们的讲述下，纳粹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更是十分适合一战后德国人气质和心态的世界观。纳粹征服了德国人的心灵，也压垮了他们。迈耶说，“他和我，我们两者都是人。在拒绝纳粹的种族优越论的同时，我不得不承认他有可能就是我的样子；导致他沿着他采取路线前进的事物也可能会引导我。”“与其说我是评价他们，不如说我是在审视自己。”“我感到——而且时常感到——我曾遇到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人。”这样的清醒与警惕，让这本成书于1955年的著作在任何时候被捧起都不过时。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建构这些历史进程的史学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注和心路历程？这些历史进程是否真实无误？曾经以两本关于中国乡村史研究的专著（《华北村治》和《乡村中国纪事》）而享誉学界的李怀印试图在《重构近代中国》（中华书局）一书中回答这些问题。这位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在书中细致描述了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治合法性服务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越是晚近的历史书写，越是不可信，李怀印的结论也在印证了这一点。李怀印提议要对中国晚近的历史展开“不含目的论的、回归时间原点的”探究，同时对中国当代及今后的发展作“不预设终点的”的研判，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宏大叙事。关于这一点，在学界达成共识相对容易。 《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马平安著，新世界出版社）考量的也是晚近的历史。中国自秦以后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这一政治结构坚固而完整。不仅在政治制度方面影响着后来中国政治的走向，就是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文化也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从某种程度上讲，能否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是关系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与和平稳定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我们国家今日的发展，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该书从军权、财权、外交权及中央与边疆地区关系等角度，集中探讨了晚清变局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揭示了清王朝灭亡的基本原因，说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与协调，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权威与处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实际上，清末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复杂的，除了在这一时期中央权威严重下降，地方势力迅速膨胀并最终利用辛亥革命的机会取清中央政权而代之这条看得见的明线之外，西方民权观念的输入对中国传统君权观念造成解构，亦是不容忽视的暗线。
在现实语境下，无论怎样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最终都要面对如何保障公民个体利益的根本问题，脱离了这一点，平衡终会被打破。
那么，你的权利是从哪里而来呢？美国知名法学家艾伦·德肖维茨试图用他的著作回答这个问题——《你的权利从哪里来》（北京大学出版社）。德肖维茨曾在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绯闻案与弹劾案、泰森案等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案件中担任辩护律师，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人权律师”。在该书中，德肖维茨主张权利并非来自上帝、自然、逻辑，或是光只来自法律。权利产生自人类对不义的经验：正义是个捉摸不定的概念，难以定义，而且各种诠释彼此冲突；不义则正好相反，它是立即的、直觉的、具有广泛共识的，并且是具体的。人类绝不愿看到恶行再次重演，故此创立和积累起权利体系来抵抗恶行的侵袭。而人类也要为权利而不停斗争，权利才能永存。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美]迈克尔·舒德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讲述了从北美殖民地时期直至20世纪末的美国公共生活，说明好公民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养成的。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信出版社），可以为公民社会要培养的“公共说理教育”和“公共理性”启蒙，不过徐贲的文字真不好读。还有一本书，叫作《公益筹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目前各类新兴的民间公益机构可以提供扎实的实战经验，中国的公益机构要在公众心目中建立信用，必须要提高专业化水平。
个人史领域，值得关注的有《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书属修订再版，不知道有多少新的材料得以披露。《人权 法治 民主》（刘志强编，法律出版社）精选罗隆基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间所发表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原作30篇，为读者提供一脉关于现代中国政治的思想借鉴。《自我颠覆的倾向》（商务印书馆）是一本特殊的个人史书，可谓是思想家、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精神自传，该书对于了解和认识这位“人类菁华式”的知识分子、尼基指数的首创发明人，会提供一些独特的角度。还有《里尔克：一个诗人》（[美]拉尔夫·弗里德曼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里尔克，作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传记或许来得有些迟了。不过编辑的话很有底气：“诗人的价值是永恒的，对他和他的诗歌的关注与解读，早些或晚些，对整个人类生存史而言，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重点是《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戊戌变法的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学者茅海建先生的新著，值得期待。“张之洞档案”的主体部分，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与批注。其中关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清末新政的内容相当丰富。茅海建正是从这些丰富的史料中，发现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从原先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来研究戊戌变法，到通过“张之洞档案”的阅读，看到了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另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真让人惊心动魄”。
最后一本，李零的《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是近年来作者所撰思想随笔的结集，其中个别篇目，如《读〈动物农场〉》《太阳不是无影灯》等，曾在《读书》杂志连载过。李零的书，出一本，买一本，准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