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是从正午开始的。
　　十二点,我家土墙上悬垂着的那只碗口大的广播,就有了轻微的咝哩哩的电流声。广播的地线拖在门背后。电流声响起时,我就提着茶壶从门外赶来,在地线上浇点水。广播的声音清晰起来,在屋子里飘扬,在院子里飘扬。我的心情立刻欢快起来。
　　十二点,有时候在吃午饭,有时候还没有。这取决于父亲是否从地里回来。我把耳朵支棱起来,仔细捕捉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的声音。但常常,声音里夹杂了咝啦啦的杂音,变得模糊,好像声音们走岔了路,又好像是广播感冒了,嗓音变得嘶哑。这时候,就往地线上再浇点水。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但我总在浇水,好像那根地线是一株藤蔓,浇点水它就能把声音吐得清晰些一样。
　　最渴望的是听到秦腔和歌曲。每每有这两样,我就激动得手舞足蹈。最讨厌的是广告,服装裁剪学习班是播出最多的。好像我们需要一个庞大的制衣团队,好多人都光着膀子等衣裳穿一样。
　　中午的阳光透明而炙热,小小的村庄在暑天里打着微微的呼噜。我醒着,接受着村庄之外的声音。它神秘而遥远,说话的人长什么样儿,穿什么衣裳,又是怎么把声音传到我家的,令我遐想无限。
　　我的邻居李黑子听不懂广播里的普通话,一句都听不懂。他杵在广播下听了半天,不知所云。他仰头说,咿哩哇啦的,说啥来?没人理睬,他就一脸急躁。那种声音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蠕蠕地啃噬着他的耳膜,令他痛苦万分。
　　广播的声音折磨着李黑子,使他无法午睡,就常常磨蹭到我家串门。李黑子如同焦虑的狂躁之徒,一看见我听广播痴迷得如同悟道高僧般安静,嫉妒得不行,便飞起一脚踹掉我家门后的地线。
　　1980年夏天,我八岁,李黑子十二岁。若是打架,我自然打不过他。但是我像个小泼妇一样用最难听的村话咒骂他,撵出撵进地骂,站在庄门口骂,骂得李黑子几乎想一头撞到草垛上去。几番较量之后,李黑子不再踹我家的广播地线,而是乘夜黑风高之时,拿根长杆子挑了我家的广播线。
　　后来,父亲买回来一台收音机,我的好日子锦上添花了。我家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儿,夏季里开得正旺。那种大丽花,很华丽,很恣意,很热烈,炫出无比的美。还有荷包花等很多种花,也在打开自己,争先绽放。我摘来一些花朵,插满头,插满衣襟。几架葡萄藤蔓很长,父亲就搭了架,从花园墙上开始,那些葡萄藤就爬到屋檐上去。藤下是一片荫凉,筛下点点光斑,蝴蝶一样的美。
　　我在一个个正午的时光里,打开收音机,旋转旋钮,调到播出秦腔的电台。吱吱呀呀的乐器一响,我便翩翩起舞。满头的花朵,满襟的花朵,都在旋转,都在舞蹈。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葡萄架下泊着一辆旧旧的架子车。父亲常常都在架子车上睡午觉。秦腔一唱起,他的脚尖在架子车辕微微地打着节拍,半睡半醒地听着。秦腔是有生命力的,那种唱腔美到极致,舒畅到极致。我们的一个个正午时光,都在秦腔的清丽里蜿蜒。
　　我弟弟最喜欢听小喇叭。“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嘀嘀嘀,嘀嘀嘀,嘀嘀。”他的脸蛋立刻红扑扑地生动起来。无论在村庄外面还是在房顶上墙头上,都能准时赶来,凑到收音机面前,扑闪着眼睛,安静下来。
　　我们一起听《洋葱头历险记》,争论故事里的“黄瓜马”。弟弟认为黄瓜当马不妥当,不如西瓜好。理由是西瓜滚起来快,像马在飞驰。我觉得不如茄子做马合适,茄子皮实,不像西瓜黄瓜那么脆。我们激烈争论,甚至吵架。
　　弟弟听罢“洋葱头”,就去讲给李黑子听。他讲完一段,就“且听下回再说”。李黑子死活听不懂洋葱头为何物,以为是一种羊的叫法。他为了表现得友好一点,勤奋地去沙滩捉来很多“沙娃娃”(一种蜥蜴),喂我家的鸡。“沙娃娃”被鸡啄在舌尖,尾巴乱卷,四只小脚乱舞,就被鸡吞到肚子里去了。那段日子,我家的母鸡总下双黄蛋。
　　下午有几档评书。李准的《黄河东流去》,还有一档《倾斜的阁楼》,忘了作者是谁,我听得很投入。到现在,还能记得故事情节。《三国演义》我不喜欢听,做人么,坦荡些多好,耍那么多阴谋诡计太烦人。
　　还有好多我心仪的歌曲,关牧村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记忆尤为深刻。还有郭兰英的《南泥湾》,真是好听。银子一样纯净的歌声在院子里飘呀飘的,配着我花枝颤动的舞蹈,再也没有如此单纯的幸福了。
　　我在家里比较霸道,收音机几乎被我独占。不过我瞌睡重,晚间趴在炕上写字,才写不多几个,就打着哈欠入梦了。这样的时刻,是我弟弟一天里最灿烂的时光。他把收音机放在枕边,旋钮调来调去。有他喜欢听的,也有不喜欢的。但他在意的是独自拥有收音机的一份自由与喜悦。他总是听到很晚,有时睡着了,任凭收音机开着,兀自忙碌。
　　那是多么妙曼的夏季啊。没有风,阳光厚厚地舒服地晒着。花儿们开得心儿滚烫。葡萄架下恬静的时光。阳光从葡萄叶子的缝隙里筛下来,碎银子一样地在地面闪烁。又像一匹印花的布,铺在地面。一串又一串青涩的葡萄,从叶子里悬垂下来,都安静地睡意朦胧。
　　时间堆积起来,凝固在午后的散漫里。
　　 发稿/田俊tian1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