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皆备的“采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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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钟书研究采辑》收文不少,作者虽然都是钱钟书先生著作的爱好者,但识见则各擅胜场。郑朝宗先生《读<诗可以怨>》可谓得钱著真髓。其中拈出钱钟书先生对诗词、随笔、小说、戏剧、谣谚、训诂中细微之处的重视,多方论证《诗可以怨》的写作方法和作者精神性格,真正进入了钱钟书著作的三昧境。周振甫《鉴赏的典范》专论《谈艺录》之论李贺诗,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周先生对钱著深情款款,熟得不能再熟,一旦下笔,自然见微知著,确实是透得原著精神的正法眼藏。他们都是能够进出原著堂奥而游刃有余的人,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原著精神的无限体贴,是见拈花而能破颜微笑的迦叶。
  《采辑》开篇是杂文家舒展的《钱学缀要》。这是他为他自己所编多卷本《钱钟书论学文选》所写的案语,每则都言简意赅。其中涉及思想史的部分最见他的敏感。他的文字虽短,辐射的人生、艺术内容却相当深广,值得细心揣摩,不像有些研究文章,仿佛是装高级饮料的简陋纸杯,用完即可弃之。书中收章明同志《关于小说<围城>的两篇奇文》认为赵一凡说《围城》的文章(见《读书》九一年三、五期)把文学作品当成学术文献乃至谜语多方索解,是谬误,是咄咄怪事。不过事情每每有它旁逸斜出的地方。细读赵文,其实并非如章明同志所说是“玄之又玄”,赵一凡的文章固然有漏洞,却很难以“牵强附会”一语定夺。醉心《围城》,并且来回梳蓖数十遍的人,恐怕他们的思绪,都不免要滑向这种“谈玄派评论”;涵泳《围城》这样一部书,恐怕更应该关心鉴赏者兴味的强弱,机趣的多寡。赵一凡对《围城》情有独钟,虽说不免有误打误撞,但绝处逢生,别有会心,热闹得十分有趣。想来,持之有故而未周,要好过毫无创见吧。
  《采辑》汇集的多是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一些新的视角,带来启发不少。德国莫妮克的《倩女离魂法》对中国比较文学(文化)的历程和模式加以爬剔梳理,觉得界线难定,问题不少,进而肯定《管锥编》的卓识和慧眼。“在钱钟书的著作里,两个大圆圈化成了成千上万的小圆圈,而其中有横横直直的线路网络。这个中西交流网在《管锥编》里发展成为学术性的方法。”探查艺心,十分警切。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谈《围城》,涉及小说中用外文字的问题,作者持肯定态度,“谈情说爱,外资也用得上。”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第二十七章却以为“钱氏散文的大毛病,是夹杂英文字太多”。《采辑》中的迮茗《谈钱钟书的<围城>》说到《围城》的缺点,认为有的比喻过火且呕心,还认为突然杀进的引经据典的文字不能加强故事的趣味性,使小说显得散漫沉闷,把这些迥异的见解对照起来读,可见鉴赏心眼的捍格抵牾。
  编者陆文虎的前言说钱钟书先生不仅对中国文学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但是“与钱先生的成就和贡献相比,目前的研究评价还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发奋编辑了这本《钱钟书研究采辑》,评论涉及钱先生的各种著作,还有有关钱钟书散文、小说、语言学等方面研究文章的综述及报刊文选,收录颇富。然正因为编者意在收录全面,所以对一些未收的遗漏就觉得分外可惜,如在海外作家的散文、随笔、谈艺中,散落许多关于钱钟书和他的作品的议论,着墨不多,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但于某一方面的真实,却一语道着,倒比有些大而无当的文章要好得多。譬如余光中序於梨华《会场现形记》谈到《围城》“我国最早的留学生文学,恐怕是《西游记》了吧,那里面有一只猪,最能反映人的弱点,富于“人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刻划留学生最生动的小说,是《围城》。那里面有好几只猪,以教授的姿态出现,不过那时的留学生回国的多,并不真正留下来。”余光中《一跤绊到逻辑外》论王尔德,“他的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设想之奇可比爱伦坡,不幸只此一部,乃似钱钟书的《围城》,独一无二得可贵又可惜。”言之有物,味之隽永。柳苏在《你一定要读董桥》中说“他(董桥)说他绝对崇拜钱钟书的识见,钟爱《管锥编》。但认为钱钟书的散文有两个缺点,一是太刻意去卖弄,而且文字也太‘油’了,也太‘顺’(smooth)了;一是因为太‘油’的关系,他的见解很快就滑了出来。太快了,快得无声无息,不耐读。”这真是直言无忌,把这些珠玉收拾起来,不使謦咳随风飘散,或许也可以在以后的采辑中聊备一格。
  
  (《钱钟书研究采辑》,陆文虎编,三联书店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版,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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