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有癖，方有性情。
　　何乐中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因为他有一项特殊癖好——收集我国1966年—1976年这个特定时期的宣传品和文物。到他家里寻访，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藏品。
　　他的藏品林林总总，难记其数。有关毛泽东的宣传文化产品尤其多，单毛主席像章就有一万多枚，画像一千多幅，瓷像一百多尊，丝织布画一百多帧；各种印有该时期宣传印记的花瓶、碗碟、瓷板、壶罐等摆件、杂项数以千计；书籍、报纸、画报、小抄近万份。这些藏品，足可以布置一间“中国文革时代宣传品展示馆”。其中不乏有珍品和孤品，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譬如，当年杭州东方红丝织厂出品的220厘米高、150厘米宽的巨幅丝织毛泽东主席像，做工精细，质地考究，立体感强，一针一线准确勾勒出人物细微表情，头部和衣领的投影，挑线流畅，如不近前细看，恍若一件摄影作品，其高超的色彩运用和针织技艺实属罕见。还有江西瓷都制作的青花瓷瓶，在灯光照射下，才能发现瓷胎图案中，隐现毛泽东诗词及当年的宣传标语，作为一种出口工艺品，工匠的创意真是令人赞叹。有些罕见的毛主席像章，分别用金、银、铝合金、水晶、石膏、脱胎漆、陶瓷、塑料等材质制成，十分考究，有很高的工艺水平，从中可见当年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流行热度。
　　在何先生的藏品中，还有一部分是中国革命历史文物和革命者的主题收藏。有一座孙中山座像，呈金黄色，目光深邃，表情凝重，表现出一个革命先驱者的坚定和自信。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专题图片，则展现出他们革命生涯中的丰功伟绩。
　　我与何先生的交往已有廿多年。在印象中，他应该算是一个文人雅士，写得一手好文章，对毛笔书法也颇有研究，只是后来醉心于“红色文化收藏”，才止步于省级书协会员。明朝文人张岱有句话很精辟：“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矣，人无疵不可交，以其无真气矣。”与何先生相处，尽管觉得他有点癖，却认为他是个有精神追求和率真敦厚的人。他对那个时期特殊物品的喜爱程度，近乎痴迷。每与人交谈，滔滔不绝的話题脱不了他的藏品，不是说他去某某地方淘到一件珍品，就是说他收到的某某藏品具有独特的纪念意义。听得你云里雾里，索然无味，而何先生却乐此不疲，就像个天真的小孩，一再炫耀自己心爱的玩具。当有一天，在他家房间看到堆满品类众多的“红色藏品”时，才真切地感到震撼：那要付出多大的精力和物力，没有这种“癖好”与“深情”，是不可能将这种癖好坚持下来的。此时，我真正领悟到何先生虽有“疵”，而更有其“真气”。他的这股真气，不在于抒胸中块垒，在于寄俊逸之气，不因人损，不受牵绊，乐在其中。
　　何先生大名何乐中，真是名如其人。
　　据说，他出生于教师之家，父亲曾是“五老”之中共地下党员，从小受父亲革命思想熏陶，血液里传承着红色基因。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一家人始终坚定信念，热爱共产党，热爱领袖毛主席。读小学时，他走了几十里路，从偏僻的东泗乡村，赶到县城石码，只是为了买到一枚毛主席像章，除了对领袖的忠诚和热爱之外，当然也有得到宝贝似的快感。那段经历，烙下了一生深刻的印记，也许是他日后醉心“红色收藏”的起因。后来，何先生考上大学，便倾其所有，大量收集那个时期的有关物品，以菲薄的收入，支撑着那份特殊的癖好。用他的话说：艰辛几许，甘苦自知。
　　在新中国七十华诞来临之际，他终于完成一件心愿，将自己数十年积累的“红色文化收藏”展示给世人。他有这样的初衷：历史毕竟成为过去，评判自在人民心中。
　　如果从这种初衷去理解，我们应该感谢何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