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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时期，在各省纷纷成立官书局的背景之下，地处偏隅的贵州在严修视学期间创办了贵州官书局，效仿天津书局的经营模式，集图书刊刻、购运、销售于一体。贵州官书局通过刊刻多种实学之书.并从省外官书局购运各类经史子集和西学书籍以及《时务报》代销的活动.采取销售、赠送和奖励的图书发行方式和因地制宜的销售策略使其得到广泛传播。这不仅促进了贵州新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培育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为贵州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贵州官书局；图书刊刻；销售策略；传播效果
晚清社会，经过太平天国战乱后，藏书古籍多毁于兵燹，刻书板片多成灰烬，私家藏书大多荡然无存。同治年问，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批督抚大员为了重振文教，相继设局刊书，大量刊印经史子集书籍。江苏学政鲍源深向朝廷上奏《请购刊经史疏》，这一奏折不仅得到朝廷的认可，而且被采纳推行，要求各直省督抚将御纂、钦定经史各书敬谨重刊。在朝廷圣谕的颁发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名臣设局刊书的双重影响下，各省纷纷成立官书局，成为晚清时期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在此背景之下，地处偏隅的贵州也不例外，在严修贵州视学期间，创立了贵州官书局。学界对晚清官书局的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有近百年历史，研究成果丰硕。但大多数学者都是聚焦于金陵、淮南、浙江、崇文等较大的官书局，而对贵州官书局却很少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贵州官书局作为集图书购运、出版、销售于一体的机构，对当时贵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促进贵州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的研究和它在贵州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极不匹配。为此，本文主要以严修在贵州视学时期所记的日记《蟑香馆使黔日记》《严修年谱》以及相关的贵州方志作为基础材料，进一步深入考察贵州官书局的刻书、销售及其影响，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一、贵州官书局的刻书
贵州官书局由贵州学政严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创立，成立于贵阳资善堂，又被称为资善堂书局，集购运、刊刻和销售于一体，是贵州最早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
1.贵州官书局的刻书
关于贵州官书局的刻书，学界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考察，一般以刻书较少、影响不大之语一笔带过，甚至也有学者认为“未见刻书，以售书为主”。这种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有两篇文章涉及贵州官书局的刻书，即贵州本土学者刘泳唐的《严修创办官书局》和肖先治的《贵州的刻板书业》，分别刊于《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5期和1994年第5期。《严修创办贵州官书局》—文以严修的《蟑香馆使黔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为材料对贵州官书局的刻书作了材料梳理，认为贵州官书局当时刊刻了《先正读书诀》《尊经阁记》《书目答问》《算书》《算学会》《提要总序》这几种书籍。肖先治的《贵州的刻板书业》认为，贵州官书局刻有“《光正读书诀》（应为《先正读书诀》，笔者按）《书目答问》《算法须知》《书算》等”。㈢从这两篇文章不难看出，贵州官书局当时是刻有书籍的，至于所刻书籍的具体数据，由于史料匮乏，现已无从查考。但从上述两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不仅表现在刻书的数量上，而且还呈现在刻书内容上，为此，很有必要对贵州官书局的刻书作进一步的考察。
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贵州官书局除了刊刻上述《先正读书诀》《书目答问》《提要总序》《算法须知》《书算》（其中的《尊经阁记》《算书》《算学会》是否刊刻还有待考证）这五部书籍外，至少还刊刻了以下书籍：
《四书正蒙三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序》。在陈琳所著的《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中，贵州官书局刊刻有（清）佚名著的《四书正蒙三辩》7册，存于贵州省图书馆，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序》一卷，存于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㈢
《轩语》。《严修年谱》中《诰授光禄大夫学部左侍郎严公行状》一文载，严修在黔视学期问，“刊印前贤所著《先正读书诀》（（轩语》《书目答问》，分饷远近，使识门径，辅训告所未及”。从该处引文可知，贵州官书局刊印有张之洞所著的《轩语》。
《黔书》《续黔书》。《贵州省志·出版志》载，贵州官书局刻有（清）田雯《黔书》二卷、（清）张澍《续黔书》八卷。关于这两本书的刊刻，肖先治的《贵州的刻板书业》—文将其归为贵阳官书局。其实，贵阳官书局和贵州官书局是同一个机构的不同称谓，由于贵州官书局设立在贵阳，所以又叫贵阳官书局。在不少史料中如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的《贵阳人民革命史》、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贵阳通史》（上）都将严修创办的官书局称为贵阳官书局，同时亦称黔省官书局。如《四书正蒙三辩》（下孟下）罗登先保留本在书后署名修文萧万龄校字，独山李本仁校讹，黔省官书局开雕；《四书正蒙三辩》（上孟上）同样是罗登先保留本，在书后署名独山李本仁校勘，贵阳官书局开雕。由此可见，贵州官书局同时有贵阳官书局、黔省官书局的称谓。从而可知贵州官书局刊印了《黔书》和《续黔书》。
《各省官书局书目》《尊经书院记》《幼学操身》。《日记》（卷四）载：乙未年八月八日晚，严修“校新刻各局书目”。又载：八月二十三日：“《先正读书诀》印成，送抚、藩、绍前辈，黄廉访、文观察、严绍光、李章式，唐、邵、黄、严、文五处，并配《书目》各十本”。此处的《书目》为《各省官书局书目》，这两则日记足以证明贵州官书局刻印有《各省官书局书目》一书，该书一卷，卷首扉页有“光绪乙未岁黔省提督学署汇雕”字样，即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现存于贵州省图书馆。《日记》中还有两则日记值得关注。（卷七）丁酉年九月二十五日，严修写信答复黄厚田，送其令郎处，并赠以《书院记》十本，《算法》《代数》各两本，西学书目并读法一部。又有（卷八）同年三月初二，安化周明远（周肅斋之子也），奉其父遗书及与师陈樨碹杂著各—本，千里来见，见之酬以《提要类序》《小学近思录》《尊经书院记》各一本。前一则日记中的《书院记》其实就是后一则日记中的《尊经书院记》，尽管此处没有明确说明《尊经书院记》的刊刻情况，但从赠送的数量来看，共赠送11本，应该是书局的刊本所赠。该《尊经书院记》附在《书目答问》书后，存于贵州省图书馆。《日记》（卷七）丁酉年四月二十三日记，杨德懋酬资刻《幼学操身》，从而可知官书局当时刻有《幼学操身》。 2.贵州官书局刻书的特点
晚清时期的官书局由于在文化、地域、财力等方面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各官书局的刻书在内容和版式上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贵州官书局由于地处偏隅，当地文化落后、财力匮乏，使其刻书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在刻书的内容上，贵州官书局苦于经费有限和人力匮乏，几乎没有像金陵书局、淮南书局、崇文书局那样刊印鸿篇巨著，一般只刊印那种篇幅较小的经史子集、实学之书以及地方文献。鉴于当时贵州士子不但无书可读，并且读书也不得方法要领的现状，严修特别注重读书方法类的书籍刊刻，便首先刊刻了周书昌的《先正读书诀》，继而刻张之洞的《轩语》《书目答问》以及《尊经书院记》诸书，皆对士子如何读书以及读什么样的书做了较为详细的方法介绍。除此之外，贵州官书局还注重数学书籍的刊刻。严修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不仅注重中国经典的学习，还特别重视西学的传播，在他看来，“不通中学则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中学之本在于经，西学之本在于算”。出于对数学的重视以及试图扭转贵州数学知识落后的局面，严修在经世学堂开设了数学课程并亲自讲授，开贵州士子学习数学的风气。然而教士需有程，取文需有法，因此数学书籍的刊刻就尤为重要，便刊刻了《算法须知》《书算》等数学书籍。
贵州官书局所刊刻的书在版式上也独具特色。贵州官书局所刻书籍皆采用本省皮纸，又称白棉纸。贵州皮纸由构皮制成，具有较强的韧性和吸水性，不易吸引蠹蟑。在字体和排版方面也与大多数局本不同。贵州官书局刻本书的字体圆润，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较大，每页的行数也偏少。如光绪二十二年所刻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序》是大开本，295毫米×175毫米，每页10行，每行23字，而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光绪四年金陵书局所刻的《史记》皆为16开本，但每页有12行，每行有25字，在具有注释部分，更是显得密密麻麻，这与贵州官书局所刻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序》相比较，不仅在字体上显得纤细，且排字过密，而贵州官书局在版式上则显得大方得体。除此之外，贵州官书局所刻的部分蒙童读物书目每页上面有两个字空的页眉，在页眉上对那些容易读错的字进行注音。
二、贵州官书局的图书发行
贵州官书局效仿天津书局，将书局作为一个书籍转运站，购买各局刊刻的书籍，再将其廉价销售至贵州各地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贵州官书局更像是一个书店，为此，《贵阳市志·文化新闻志》将贵州官书局与贵阳晚清时期的书店放在一起加以论述。
1.贵州官书局的图书发行情况
贵州官书局的图书发行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销售。销售是贵州官书局图书发行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它将本局所刻印、翻印以及购运的书籍销售至贵州各地，惠及贵州士子。严修创办官书局伊始，购运书籍就成为重要的一项任务。据史料记载，贵州官书局当时所购之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以《各省官书局书目》为参考，购买传统的经史子集。另一类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为参照，订购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历史书籍，如《数理精蕴》《几何原理》《微积须知》《泰西新史览要》《实事新论》《海国图志》《适可斋纪行》等。此外还还购运了维新派的一些著作，如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盛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贵州官书局将所购书籍廉价销售至贵州各书院、州县学校，使贵州士子广沐其泽。如在《日记》中提及严修为威宁县学、新场（今金沙）书院、玉屏书院选购书目，《日记》（卷六）丁酉年正月二十八日又载：复威宁县学官周少轩赵仲权信，言收到买书费百一十金。威宁县一次的购书款就为一百一十金，从当时的物价来看，威宁的购书款相当于官书局董事雷廷珍半年的薪水（雷廷珍每月薪水为十六金），从而可知当时威宁所购买书籍的数量，也能窥见贵州官书局图书“销售盛畅”，《先正读书诀》《轩语》《书目答问》更是“分饷远近”。其二，赠送。贵州官书局图书发行的另一形式就是赠送，如《先正读书诀》印成之后，分别送给贵州巡抚嵩昆、贵阳知府文仲瀛、按察使黄镜虚、严绍光、邵石孚前辈，并每处配《各省官书局书目》十本。又送黄厚田之子黄洪铭《尊经书院记》十本，《算法》《代数》各两本。安化（今思南县）周明远拿着他父亲的遗著和老师的杂著来见严修，作为酬劳，赠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序》《小学近思录》《尊经书院记》各一部，将《算法须知》发给经世学堂学子等。其三，奖励。对读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的士子，贵州历来以奖银进行奖励。严修在贵州视学期问，改奖励奖银为奖励书籍。《日记》（卷三）乙未年七月十六日载：学古书院向来奖励奖银，此次改奖书籍，就资善堂限有之书。在严修任教期问，为了鼓励学子学习数学，在学古书院（经世学堂）开设数学，并对每月算课的月榜进行奖励，皆以奖励书籍为主。又《日记》（卷八）丁酉年五月二十三日载，写信复倪书田并寄还生童日记五本，附奖书四种。从此则日记来看，书籍奖励不只局限于学古书院，还涉及其他府學、书院，如在安顺棚，对新近文武童生实习奖励，一等文生前三名、新进文童前五名奖励经书、院记各一本。
2.贵州官书局的图书销售策略
晚清官书局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实行不同的图书销售策略，湖北官书局是“无论零售批发，概照定价大洋发售”“书价并寄费交足，方能照寄，有余照数退还”。而山东书局则“凡持有长期优待证者，一律按定价八折。如购书书价超过两百元者，即无优待证，亦照八折。满一千元者，折扣随时商定”。但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购书成本高，而且因交通不便造成图书流通的困难。为此，在销售过程中，贵州官书局采取因地制宜的图书销售策略。
其一，廉价销售，体恤寒士。贵州官书局因购运成本高，要将运输成本加在书价之上才能进行有效运转，定不能按照定价销售，但在图书销售上的总体要求是书价从廉，不以盈利为目的。它既不像山东书局那样，购书购得越多折扣就越大，也不像湖北官书局那样不管零售批发，皆照价发售，而是对不同的销售对象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贵州官书局的图书销售对象主要分为三大类：书商、州县学校和远近士子。贵州官书局按照在所购书籍原价上酌加三成廉价卖之，即便如此，很多寒士也难以支付，仍不免观望。在顾及成本之前提下’特拟—法加以变通：发商之项，所入息银，作为局中常年经费；各州县购取者，仍照原价加三成，以上两项，具有赢馀；远近士子来局购取者，照原价加一成，以前有馀，补此不足。从以上章程内容可知，书商、州县集体购书在图书原价上加三成销售，略有利润，而对远近寒士到书局自行购买，则在原价上加一成贱卖。 其二，邮寄书目，主动函商。贵州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全省地方辽远，图书流通比较困难。贵州官书局鉴于特殊之地理环境，因地制宜，拟定一法解决因交通不便、地土辽远引起的图书流通困境。贵州官书局将刻印的《各省官书局书目书》向每州县各寄—本，并且主动与之进行函商，了解其各府学、书院的购书需求以及告知购书的相关事项，各州县“视所寄书目中，愿购某书，即开列清单，派人到局运取；或本局无此书，亦设法代为运购”，所购书籍的脚价由公款支付。贵州官书局这样的销售策略既满足了州县所需，同时也克服了交通不便的困难。
贵州官书局还成立《时务报》代派处，对其进行销售。严修作为积极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他设法从上海购买《时务报》，将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引进偏远的贵州，并将官书局作为《时务报》的代派处。《时务报》虽然是以“报”为名，实则是一份书本式的政论文集，每期30页左右，政论占了不少篇幅，是当时改良派的机关报。为了扩大《时务报》在贵州的影响，严修不仅在文人士子之间进行宣传，而且还鼓励贵州的各学校学生进行订购。据《日记》（卷八）载：丁酉年八月二十日，改通饬各学、劝谕诸生购阅《时务报》扎，原稿李孝廉拟。经过严修的宣传，当时文人士子们主动订购，学古书院师生更是每人手执一编。《时务报》在贵州的广泛传播，使偏远的贵州士子获得了新思想，为后来的思想变革提供了动力。
三、贵州官书局图书发行的传播效果
图书和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媒介，它们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势必对受众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贵州官书局通过书籍刊刻、购运和销售以及代售《时务报》的文化传播活动，对贵州社会和士人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了贵州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新文化主要是指西方的科学知识文化。关于西学传人中国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的利玛窦、汤若望等，但前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对精英阶层的影响。但至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在中国的贫弱落后与西方的富强先进的强烈对比之下，中国有识之士和具有世界眼光的官绅们主动介绍、学习西方知识，并且成立了各种译书出版机构和报纸刊物。在19世纪90年代，西学传播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已经如火如荼。然而在偏远的贵州，外界书刊很少进入，西学对贵州士子影响甚微。直到贵州官书局成立，严修根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购运或翻印各种西学书籍，并在学校开设数学、格致等课程，才使贵州士人大量接触西方自然科学，成为贵州通过学校“传播西学的第一人”，促进了贵州新文化的发展。如黔中名宿雷廷珍在贵州官书局之前自称泰西之学，茫乎未知，而在贵州官书局成立之后却“内探至经之要秘，外观中外之事机”。
贵州官书局不仅带来了西方文化，而且也通过代售《时务报》给贵州士人带来了当时国内具有进步意识的新思想。《时务报》以鼓吹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为宗旨，以刊载当时的时事评论和翻译外国报纸为主要内容，发表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和维新派的改良思想。《时务报》所刊载的变法思想受到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关注，同时也唤醒了更多国人的忧患意识，对贵州士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2.加速了贵州士人的思想变革
贵州士人在严修贵州视学之前，对西方文化和政治知之甚少，对国内重大时事也难以观其全貌，而通过贵州官书局的图书传播为贵州士子带来了新鲜的文化气息。贵州士人在受到这种新鲜文化气息的影响下，思想意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一，民族忧患意识加强。通过各种西方书籍和《时务报》宣传的维新思想，贵州士子从故纸堆里走出，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如何使中国国富民强成为他们思考的问题。在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中，就有四份贵州士子为朝廷建言献策的上书材料，分别为大定府毕节县拔贡周培菜、余庆县举人余坤培、贵州举人胡东昌（呈两件）的呈文。尤其是周培禁的呈文中提出了“甄别疆臣”“徵用寓洋华人”“任各省官绅自开铁路”“并厘税归商局”“各省并营合操”“罢科举，取材学堂”“停捐纳以招大学堂报效”和“八旗令自为生计”八条建议。其二，敢于摒弃传统封建陋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代表中国文化的璀璨文明，也有不少封建文化糟粕，例如要求妇女缠足就是一种传统陋习，这种陋习在晚清时期维新改良派那里受到了强烈的批判。《时务报》35册载有黄鹄生《中国缠足一病实阻自强之机并将肇不测之祸说》一文，论述了中国妇女缠足陋习之弊，“一经束缚，便成废人”战乱之时无法跑动而死，更为重要的是缠足之后，不能相子佐夫，致使男子不能随意离开家庭，从而“无复有四海之志”，将缠足上升至阻碍国家发展的层面，劝诫中国妇女不要缠足。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不缠足协会，贵州也不例外。贵州士人聂树楷、金毓南、尹德恒等人于1898年5月成立贵州不缠足协会。在当时的18位发起人之中，就有黄禄贞、彭述文、陈廷策三位是严修、雷廷珍的学生。贵州不缠足协会撰有《贵州不缠足会条約》，其中说道，“缠足之害，时务诸报序论详矣，不再赘”，由此可看出《时务报》对当时贵州士子思想的重大影响。
3.培育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
贵州地处偏远，历来书刊奇缺，又经兵燹之后，士子无书可读，外界图书又难以进入，使贵州士子对西方的数学、格致等自然科学茫然不知，而对当时中国的形势也知之甚少。然而，通过贵州官书局“购各种书籍于资善堂而以贱价卖之，士虽贫如黔娄，亦得手置一编。于是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非复前之固陋矣”。贵州官书局所购西书和《时务报》，不仅拓展了贵州士子的知识视野，同时也培育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他们或投身教育，兴办学校，施行教育强国之理念，如姚华，留日回国后成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周恭寿，留日回到贵州后筹建官立两等小学堂10所，任贵州教育厅厅长、贵州大学校长，毕生精力奉献于教育事业；黄禄贞曾创办数学馆、达德学校。或活跃于贵州政治舞台，推动贵州历史的进程；如钟昌祚，贵州自治学社社长、政治学堂堂长，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还有刘显治、张寿龄等人都是贵州军政界的活跃人物。或成立学会，主动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和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如雷廷珍在贵阳成立“黔学会”，集约同人互相讲肆，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富国强民，还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杨希邵在吴嘉瑞所办的“仁学会”中宣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讲授代数、几何。
以上所举贵州近代士人，大多出自于严修所创的经世学堂，皆受惠于贵州官书局购买的书刊，他们不仅从中获取了知识，更获得了一种思想动力，从而使他们成为了推动近代贵州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关键词：贵州官书局；图书刊刻；销售策略；传播效果
晚清社会，经过太平天国战乱后，藏书古籍多毁于兵燹，刻书板片多成灰烬，私家藏书大多荡然无存。同治年问，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批督抚大员为了重振文教，相继设局刊书，大量刊印经史子集书籍。江苏学政鲍源深向朝廷上奏《请购刊经史疏》，这一奏折不仅得到朝廷的认可，而且被采纳推行，要求各直省督抚将御纂、钦定经史各书敬谨重刊。在朝廷圣谕的颁发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名臣设局刊书的双重影响下，各省纷纷成立官书局，成为晚清时期重要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在此背景之下，地处偏隅的贵州也不例外，在严修贵州视学期间，创立了贵州官书局。学界对晚清官书局的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有近百年历史，研究成果丰硕。但大多数学者都是聚焦于金陵、淮南、浙江、崇文等较大的官书局，而对贵州官书局却很少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贵州官书局作为集图书购运、出版、销售于一体的机构，对当时贵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促进贵州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的研究和它在贵州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极不匹配。为此，本文主要以严修在贵州视学时期所记的日记《蟑香馆使黔日记》《严修年谱》以及相关的贵州方志作为基础材料，进一步深入考察贵州官书局的刻书、销售及其影响，以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一、贵州官书局的刻书
贵州官书局由贵州学政严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创立，成立于贵阳资善堂，又被称为资善堂书局，集购运、刊刻和销售于一体，是贵州最早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
1.贵州官书局的刻书
关于贵州官书局的刻书，学界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考察，一般以刻书较少、影响不大之语一笔带过，甚至也有学者认为“未见刻书，以售书为主”。这种说法明显与事实不符。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有两篇文章涉及贵州官书局的刻书，即贵州本土学者刘泳唐的《严修创办官书局》和肖先治的《贵州的刻板书业》，分别刊于《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5期和1994年第5期。《严修创办贵州官书局》—文以严修的《蟑香馆使黔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为材料对贵州官书局的刻书作了材料梳理，认为贵州官书局当时刊刻了《先正读书诀》《尊经阁记》《书目答问》《算书》《算学会》《提要总序》这几种书籍。肖先治的《贵州的刻板书业》认为，贵州官书局刻有“《光正读书诀》（应为《先正读书诀》，笔者按）《书目答问》《算法须知》《书算》等”。㈢从这两篇文章不难看出，贵州官书局当时是刻有书籍的，至于所刻书籍的具体数据，由于史料匮乏，现已无从查考。但从上述两篇文章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不仅表现在刻书的数量上，而且还呈现在刻书内容上，为此，很有必要对贵州官书局的刻书作进一步的考察。
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贵州官书局除了刊刻上述《先正读书诀》《书目答问》《提要总序》《算法须知》《书算》（其中的《尊经阁记》《算书》《算学会》是否刊刻还有待考证）这五部书籍外，至少还刊刻了以下书籍：
《四书正蒙三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序》。在陈琳所著的《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中，贵州官书局刊刻有（清）佚名著的《四书正蒙三辩》7册，存于贵州省图书馆，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序》一卷，存于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㈢
《轩语》。《严修年谱》中《诰授光禄大夫学部左侍郎严公行状》一文载，严修在黔视学期问，“刊印前贤所著《先正读书诀》（（轩语》《书目答问》，分饷远近，使识门径，辅训告所未及”。从该处引文可知，贵州官书局刊印有张之洞所著的《轩语》。
《黔书》《续黔书》。《贵州省志·出版志》载，贵州官书局刻有（清）田雯《黔书》二卷、（清）张澍《续黔书》八卷。关于这两本书的刊刻，肖先治的《贵州的刻板书业》—文将其归为贵阳官书局。其实，贵阳官书局和贵州官书局是同一个机构的不同称谓，由于贵州官书局设立在贵阳，所以又叫贵阳官书局。在不少史料中如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的《贵阳人民革命史》、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贵阳通史》（上）都将严修创办的官书局称为贵阳官书局，同时亦称黔省官书局。如《四书正蒙三辩》（下孟下）罗登先保留本在书后署名修文萧万龄校字，独山李本仁校讹，黔省官书局开雕；《四书正蒙三辩》（上孟上）同样是罗登先保留本，在书后署名独山李本仁校勘，贵阳官书局开雕。由此可见，贵州官书局同时有贵阳官书局、黔省官书局的称谓。从而可知贵州官书局刊印了《黔书》和《续黔书》。
《各省官书局书目》《尊经书院记》《幼学操身》。《日记》（卷四）载：乙未年八月八日晚，严修“校新刻各局书目”。又载：八月二十三日：“《先正读书诀》印成，送抚、藩、绍前辈，黄廉访、文观察、严绍光、李章式，唐、邵、黄、严、文五处，并配《书目》各十本”。此处的《书目》为《各省官书局书目》，这两则日记足以证明贵州官书局刻印有《各省官书局书目》一书，该书一卷，卷首扉页有“光绪乙未岁黔省提督学署汇雕”字样，即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现存于贵州省图书馆。《日记》中还有两则日记值得关注。（卷七）丁酉年九月二十五日，严修写信答复黄厚田，送其令郎处，并赠以《书院记》十本，《算法》《代数》各两本，西学书目并读法一部。又有（卷八）同年三月初二，安化周明远（周肅斋之子也），奉其父遗书及与师陈樨碹杂著各—本，千里来见，见之酬以《提要类序》《小学近思录》《尊经书院记》各一本。前一则日记中的《书院记》其实就是后一则日记中的《尊经书院记》，尽管此处没有明确说明《尊经书院记》的刊刻情况，但从赠送的数量来看，共赠送11本，应该是书局的刊本所赠。该《尊经书院记》附在《书目答问》书后，存于贵州省图书馆。《日记》（卷七）丁酉年四月二十三日记，杨德懋酬资刻《幼学操身》，从而可知官书局当时刻有《幼学操身》。 2.贵州官书局刻书的特点
晚清时期的官书局由于在文化、地域、财力等方面各不相同，从而导致各官书局的刻书在内容和版式上都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贵州官书局由于地处偏隅，当地文化落后、财力匮乏，使其刻书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在刻书的内容上，贵州官书局苦于经费有限和人力匮乏，几乎没有像金陵书局、淮南书局、崇文书局那样刊印鸿篇巨著，一般只刊印那种篇幅较小的经史子集、实学之书以及地方文献。鉴于当时贵州士子不但无书可读，并且读书也不得方法要领的现状，严修特别注重读书方法类的书籍刊刻，便首先刊刻了周书昌的《先正读书诀》，继而刻张之洞的《轩语》《书目答问》以及《尊经书院记》诸书，皆对士子如何读书以及读什么样的书做了较为详细的方法介绍。除此之外，贵州官书局还注重数学书籍的刊刻。严修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不仅注重中国经典的学习，还特别重视西学的传播，在他看来，“不通中学则体不立，不兼西学则用不周，中学之本在于经，西学之本在于算”。出于对数学的重视以及试图扭转贵州数学知识落后的局面，严修在经世学堂开设了数学课程并亲自讲授，开贵州士子学习数学的风气。然而教士需有程，取文需有法，因此数学书籍的刊刻就尤为重要，便刊刻了《算法须知》《书算》等数学书籍。
贵州官书局所刊刻的书在版式上也独具特色。贵州官书局所刻书籍皆采用本省皮纸，又称白棉纸。贵州皮纸由构皮制成，具有较强的韧性和吸水性，不易吸引蠹蟑。在字体和排版方面也与大多数局本不同。贵州官书局刻本书的字体圆润，字与字之间的间距较大，每页的行数也偏少。如光绪二十二年所刻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序》是大开本，295毫米×175毫米，每页10行，每行23字，而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光绪四年金陵书局所刻的《史记》皆为16开本，但每页有12行，每行有25字，在具有注释部分，更是显得密密麻麻，这与贵州官书局所刻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序》相比较，不仅在字体上显得纤细，且排字过密，而贵州官书局在版式上则显得大方得体。除此之外，贵州官书局所刻的部分蒙童读物书目每页上面有两个字空的页眉，在页眉上对那些容易读错的字进行注音。
二、贵州官书局的图书发行
贵州官书局效仿天津书局，将书局作为一个书籍转运站，购买各局刊刻的书籍，再将其廉价销售至贵州各地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贵州官书局更像是一个书店，为此，《贵阳市志·文化新闻志》将贵州官书局与贵阳晚清时期的书店放在一起加以论述。
1.贵州官书局的图书发行情况
贵州官书局的图书发行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销售。销售是贵州官书局图书发行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它将本局所刻印、翻印以及购运的书籍销售至贵州各地，惠及贵州士子。严修创办官书局伊始，购运书籍就成为重要的一项任务。据史料记载，贵州官书局当时所购之书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以《各省官书局书目》为参考，购买传统的经史子集。另一类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为参照，订购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历史书籍，如《数理精蕴》《几何原理》《微积须知》《泰西新史览要》《实事新论》《海国图志》《适可斋纪行》等。此外还还购运了维新派的一些著作，如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盛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贵州官书局将所购书籍廉价销售至贵州各书院、州县学校，使贵州士子广沐其泽。如在《日记》中提及严修为威宁县学、新场（今金沙）书院、玉屏书院选购书目，《日记》（卷六）丁酉年正月二十八日又载：复威宁县学官周少轩赵仲权信，言收到买书费百一十金。威宁县一次的购书款就为一百一十金，从当时的物价来看，威宁的购书款相当于官书局董事雷廷珍半年的薪水（雷廷珍每月薪水为十六金），从而可知当时威宁所购买书籍的数量，也能窥见贵州官书局图书“销售盛畅”，《先正读书诀》《轩语》《书目答问》更是“分饷远近”。其二，赠送。贵州官书局图书发行的另一形式就是赠送，如《先正读书诀》印成之后，分别送给贵州巡抚嵩昆、贵阳知府文仲瀛、按察使黄镜虚、严绍光、邵石孚前辈，并每处配《各省官书局书目》十本。又送黄厚田之子黄洪铭《尊经书院记》十本，《算法》《代数》各两本。安化（今思南县）周明远拿着他父亲的遗著和老师的杂著来见严修，作为酬劳，赠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部类序》《小学近思录》《尊经书院记》各一部，将《算法须知》发给经世学堂学子等。其三，奖励。对读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的士子，贵州历来以奖银进行奖励。严修在贵州视学期问，改奖励奖银为奖励书籍。《日记》（卷三）乙未年七月十六日载：学古书院向来奖励奖银，此次改奖书籍，就资善堂限有之书。在严修任教期问，为了鼓励学子学习数学，在学古书院（经世学堂）开设数学，并对每月算课的月榜进行奖励，皆以奖励书籍为主。又《日记》（卷八）丁酉年五月二十三日载，写信复倪书田并寄还生童日记五本，附奖书四种。从此则日记来看，书籍奖励不只局限于学古书院，还涉及其他府學、书院，如在安顺棚，对新近文武童生实习奖励，一等文生前三名、新进文童前五名奖励经书、院记各一本。
2.贵州官书局的图书销售策略
晚清官书局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实行不同的图书销售策略，湖北官书局是“无论零售批发，概照定价大洋发售”“书价并寄费交足，方能照寄，有余照数退还”。而山东书局则“凡持有长期优待证者，一律按定价八折。如购书书价超过两百元者，即无优待证，亦照八折。满一千元者，折扣随时商定”。但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购书成本高，而且因交通不便造成图书流通的困难。为此，在销售过程中，贵州官书局采取因地制宜的图书销售策略。
其一，廉价销售，体恤寒士。贵州官书局因购运成本高，要将运输成本加在书价之上才能进行有效运转，定不能按照定价销售，但在图书销售上的总体要求是书价从廉，不以盈利为目的。它既不像山东书局那样，购书购得越多折扣就越大，也不像湖北官书局那样不管零售批发，皆照价发售，而是对不同的销售对象采用不同的收费标准。贵州官书局的图书销售对象主要分为三大类：书商、州县学校和远近士子。贵州官书局按照在所购书籍原价上酌加三成廉价卖之，即便如此，很多寒士也难以支付，仍不免观望。在顾及成本之前提下’特拟—法加以变通：发商之项，所入息银，作为局中常年经费；各州县购取者，仍照原价加三成，以上两项，具有赢馀；远近士子来局购取者，照原价加一成，以前有馀，补此不足。从以上章程内容可知，书商、州县集体购书在图书原价上加三成销售，略有利润，而对远近寒士到书局自行购买，则在原价上加一成贱卖。 其二，邮寄书目，主动函商。贵州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全省地方辽远，图书流通比较困难。贵州官书局鉴于特殊之地理环境，因地制宜，拟定一法解决因交通不便、地土辽远引起的图书流通困境。贵州官书局将刻印的《各省官书局书目书》向每州县各寄—本，并且主动与之进行函商，了解其各府学、书院的购书需求以及告知购书的相关事项，各州县“视所寄书目中，愿购某书，即开列清单，派人到局运取；或本局无此书，亦设法代为运购”，所购书籍的脚价由公款支付。贵州官书局这样的销售策略既满足了州县所需，同时也克服了交通不便的困难。
贵州官书局还成立《时务报》代派处，对其进行销售。严修作为积极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他设法从上海购买《时务报》，将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引进偏远的贵州，并将官书局作为《时务报》的代派处。《时务报》虽然是以“报”为名，实则是一份书本式的政论文集，每期30页左右，政论占了不少篇幅，是当时改良派的机关报。为了扩大《时务报》在贵州的影响，严修不仅在文人士子之间进行宣传，而且还鼓励贵州的各学校学生进行订购。据《日记》（卷八）载：丁酉年八月二十日，改通饬各学、劝谕诸生购阅《时务报》扎，原稿李孝廉拟。经过严修的宣传，当时文人士子们主动订购，学古书院师生更是每人手执一编。《时务报》在贵州的广泛传播，使偏远的贵州士子获得了新思想，为后来的思想变革提供了动力。
三、贵州官书局图书发行的传播效果
图书和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媒介，它们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势必对受众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贵州官书局通过书籍刊刻、购运和销售以及代售《时务报》的文化传播活动，对贵州社会和士人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了贵州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新文化主要是指西方的科学知识文化。关于西学传人中国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的利玛窦、汤若望等，但前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对精英阶层的影响。但至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在中国的贫弱落后与西方的富强先进的强烈对比之下，中国有识之士和具有世界眼光的官绅们主动介绍、学习西方知识，并且成立了各种译书出版机构和报纸刊物。在19世纪90年代，西学传播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已经如火如荼。然而在偏远的贵州，外界书刊很少进入，西学对贵州士子影响甚微。直到贵州官书局成立，严修根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购运或翻印各种西学书籍，并在学校开设数学、格致等课程，才使贵州士人大量接触西方自然科学，成为贵州通过学校“传播西学的第一人”，促进了贵州新文化的发展。如黔中名宿雷廷珍在贵州官书局之前自称泰西之学，茫乎未知，而在贵州官书局成立之后却“内探至经之要秘，外观中外之事机”。
贵州官书局不仅带来了西方文化，而且也通过代售《时务报》给贵州士人带来了当时国内具有进步意识的新思想。《时务报》以鼓吹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为宗旨，以刊载当时的时事评论和翻译外国报纸为主要内容，发表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和维新派的改良思想。《时务报》所刊载的变法思想受到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关注，同时也唤醒了更多国人的忧患意识，对贵州士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2.加速了贵州士人的思想变革
贵州士人在严修贵州视学之前，对西方文化和政治知之甚少，对国内重大时事也难以观其全貌，而通过贵州官书局的图书传播为贵州士子带来了新鲜的文化气息。贵州士人在受到这种新鲜文化气息的影响下，思想意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一，民族忧患意识加强。通过各种西方书籍和《时务报》宣传的维新思想，贵州士子从故纸堆里走出，具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如何使中国国富民强成为他们思考的问题。在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中，就有四份贵州士子为朝廷建言献策的上书材料，分别为大定府毕节县拔贡周培菜、余庆县举人余坤培、贵州举人胡东昌（呈两件）的呈文。尤其是周培禁的呈文中提出了“甄别疆臣”“徵用寓洋华人”“任各省官绅自开铁路”“并厘税归商局”“各省并营合操”“罢科举，取材学堂”“停捐纳以招大学堂报效”和“八旗令自为生计”八条建议。其二，敢于摒弃传统封建陋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代表中国文化的璀璨文明，也有不少封建文化糟粕，例如要求妇女缠足就是一种传统陋习，这种陋习在晚清时期维新改良派那里受到了强烈的批判。《时务报》35册载有黄鹄生《中国缠足一病实阻自强之机并将肇不测之祸说》一文，论述了中国妇女缠足陋习之弊，“一经束缚，便成废人”战乱之时无法跑动而死，更为重要的是缠足之后，不能相子佐夫，致使男子不能随意离开家庭，从而“无复有四海之志”，将缠足上升至阻碍国家发展的层面，劝诫中国妇女不要缠足。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不缠足协会，贵州也不例外。贵州士人聂树楷、金毓南、尹德恒等人于1898年5月成立贵州不缠足协会。在当时的18位发起人之中，就有黄禄贞、彭述文、陈廷策三位是严修、雷廷珍的学生。贵州不缠足协会撰有《贵州不缠足会条約》，其中说道，“缠足之害，时务诸报序论详矣，不再赘”，由此可看出《时务报》对当时贵州士子思想的重大影响。
3.培育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
贵州地处偏远，历来书刊奇缺，又经兵燹之后，士子无书可读，外界图书又难以进入，使贵州士子对西方的数学、格致等自然科学茫然不知，而对当时中国的形势也知之甚少。然而，通过贵州官书局“购各种书籍于资善堂而以贱价卖之，士虽贫如黔娄，亦得手置一编。于是士林蒸蒸向风，见闻一变，非复前之固陋矣”。贵州官书局所购西书和《时务报》，不仅拓展了贵州士子的知识视野，同时也培育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他们或投身教育，兴办学校，施行教育强国之理念，如姚华，留日回国后成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周恭寿，留日回到贵州后筹建官立两等小学堂10所，任贵州教育厅厅长、贵州大学校长，毕生精力奉献于教育事业；黄禄贞曾创办数学馆、达德学校。或活跃于贵州政治舞台，推动贵州历史的进程；如钟昌祚，贵州自治学社社长、政治学堂堂长，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还有刘显治、张寿龄等人都是贵州军政界的活跃人物。或成立学会，主动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和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如雷廷珍在贵阳成立“黔学会”，集约同人互相讲肆，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富国强民，还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杨希邵在吴嘉瑞所办的“仁学会”中宣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讲授代数、几何。
以上所举贵州近代士人，大多出自于严修所创的经世学堂，皆受惠于贵州官书局购买的书刊，他们不仅从中获取了知识，更获得了一种思想动力，从而使他们成为了推动近代贵州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