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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复出后整顿军队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排在周恩来总理之后的第一位副总理。
当时，全国仍处于混乱状态。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自我爆炸后，人们普遍对“文革”产生怀疑，但又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缺乏正确认识。毛泽东也认识到了当时国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1975年1月初，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
邓小平首先着手对军队进行整顿。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现在，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队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去，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压缩编制，精简机构，很快，军队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铁路“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
紧接着，邓小平把整顿的重点移向铁路。当时，铁路的混乱直接危及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也使许多城市发生了混乱。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在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时，江青等人指使他们手下的爪牙对抗整顿，不听调动，反而贴出大字报等进行反扑，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工作组，甚至指向了万里，声称要继续同“走资派做斗争”。但是，邓小平鼓励万里，不听那一套，对不服从调动的就不发工资，直到进行法办。造反派们经不住不发工资和反复调动，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4月底，全国20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1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切。他向纪登奎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总理。3月1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5日，江青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江青在“文革”中第一次写检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揭露了“四人帮”问题的实质。他强调“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际上就是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是搞分裂的问题，是搞阴谋诡计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
5月3日会议之后，邓小平主持开了三次批“四人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打击了“四人帮”的气焰。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书面检查，江青在书面检查中说自己犯了错误，包括说存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搞“三箭齐发”，提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个人擅自送材料等等，她还承认存在“四人帮”。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写检查。1975年7月，毛泽东当面肯定邓小平有成绩，鼓励他“无非是挨骂。我历来是挨骂的”。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提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由于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同时也触及到了毛泽东的一些底线，虽然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发展生产，但却不能容忍他否定“文革大革命”，于是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他领导的整顿在当时被完全打断的标志。但是整顿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些影响中，最根本的，是它引起人们思考，启发人们醒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由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摘自《周恩来生平全记录》，江明武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任命邓小平为排在周恩来总理之后的第一位副总理。
当时，全国仍处于混乱状态。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自我爆炸后，人们普遍对“文革”产生怀疑，但又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缺乏正确认识。毛泽东也认识到了当时国内存在问题的严重性。1975年1月初，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
邓小平首先着手对军队进行整顿。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现在，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队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去，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压缩编制，精简机构，很快，军队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几乎就在邓小平发表第一篇关于军队整顿的讲话的同时，“四人帮”的重要成员、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私下对“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心腹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铁路“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
紧接着，邓小平把整顿的重点移向铁路。当时，铁路的混乱直接危及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也使许多城市发生了混乱。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在邓小平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时，江青等人指使他们手下的爪牙对抗整顿，不听调动，反而贴出大字报等进行反扑，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工作组，甚至指向了万里，声称要继续同“走资派做斗争”。但是，邓小平鼓励万里，不听那一套，对不服从调动的就不发工资，直到进行法办。造反派们经不住不发工资和反复调动，七调八调，“四人帮”手下的爪牙就作鸟兽散了。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运输这个“文革”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解决。到4月底，全国20个路局除个别地方外，均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也普遍提高。铁路工作的有效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明显改观。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1月底，周恩来在医院直接听取新任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汇报，在详细了解了教育部门的现状以及迟群等人对教育工作的干扰破坏后，明确表示支持周荣鑫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教育系统进行整顿。
4月16日凌晨，周恩来亲约由中央派往浙江帮助整顿工作的纪登奎谈话，对当地派性严重干扰浙江省经济发展的情况表示关切。他向纪登奎提出，应按小平同志要求，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整顿措施，解决好浙江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也引起“四人帮”一伙的极大恐慌和刻骨仇恨。他们施展种种伎俩，一次又一次地把矛头对准邓小平以及支持他的周恩来总理。3月1日，姚文元在其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歪曲地引用毛泽东1959年写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5日，江青对“梁效（即“四人帮”操纵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笔名）成员讲道：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除在以上场合大造反“经验主义”的舆论外，江青、王洪文还在私下找一些人谈话，无端指责中央某些领导人“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以此来攻击领导整顿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他们还借历史上王明路线的错误，影射、诬蔑周恩来。
对“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大肆攻击周恩来和广大老干部的阴谋，邓小平首先挺身而出，同江青等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4月18日，邓小平陪同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同志。利用这个机会，他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邓小平的看法。在这前后，邓小平还多次到医院与周恩来商谈，互通情况。
江青在“文革”中第一次写检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揭露了“四人帮”问题的实质。他强调“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际上就是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是搞分裂的问题，是搞阴谋诡计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四人帮”的一次沉重打击。
5月3日会议之后，邓小平主持开了三次批“四人帮”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打击了“四人帮”的气焰。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写书面检查，江青在书面检查中说自己犯了错误，包括说存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搞“三箭齐发”，提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个人擅自送材料等等，她还承认存在“四人帮”。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写检查。1975年7月，毛泽东当面肯定邓小平有成绩，鼓励他“无非是挨骂。我历来是挨骂的”。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从这一年下半年起，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在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迅速地展开。
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整顿的任务》，要求首先在军内铲除山头，克服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
8月3日，邓小平又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的讲话，提出：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选派那些能办事、敢办事、敢负责的人来领导整顿工作。
由于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工作同时也触及到了毛泽东的一些底线，虽然毛泽东支持邓小平发展生产，但却不能容忍他否定“文革大革命”，于是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他领导的整顿在当时被完全打断的标志。但是整顿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些影响中，最根本的，是它引起人们思考，启发人们醒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由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摘自《周恩来生平全记录》，江明武著，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