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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平发展 中国道路 “西式现代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所谓“西式现代化”逻辑，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及由此所呈现的规律性。具体表现为：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采用以物质利益为根本驱动力的市场经济，其必然逻辑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在政治运行方式上，采用以代议制为内核的民主宪政，其必然逻辑是以夺取和护持执政权为核心目标的激烈党争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极化和斗争；在生态问题上，采用先发展后治理的策略，其必然逻辑是生态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劣质化；在对外关系上，采取霸权主义指引下的扩张取向和掠夺行为，其必然逻辑是强权政治横行、对外战争频发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间对抗。“西式现代化道路”最初在英国形成，继而扩展到西欧和北美，然后流布于世界其他地区，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现代化道路。
“西式现代化道路”曾经取得重大成功。早在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英国学者麦迪逊（A.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则通过详实数据确认：自公元1000年以来，西欧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表现抢眼，“到1820年时，它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超出世界其他地区两倍。到了1913年，西欧及西方衍生国的收入水平已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水平的六倍”。
然而，“西式现代化道路”一经形成，就不断遭到多方面的严厉批判和道义谴责，其血腥的内部争斗和残暴的对外扩张行为最受诟病。近代以来在欧洲大陆频繁发生的国家间武装冲突，导致后世史家得出“欧洲版图是在战争铁砧子上锤出来的”的结论，欧洲那些现代化“先行国”的实力增长，进一步强化了它们在海外竞争的冲动；两次世界大战则导致该地区国家空前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在欧洲之外，早期欧洲殖民者所到之处，都使当地原住民遭受巨大灾难；“西式现代化”晚近阶段的资本虽更换了身份、改变了招法，但扩张和掠夺的本性依然如故。“西式现代化”的对外扩张逻辑，是资本固有本性、欧洲历史传统以及宗教信仰叠加造成的。“西式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对利润的终极追逐，使它具有突破任何自然条件阻隔、社会制度束缚的内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抵抗都会遭到资本持有者及其背后支持者联手施加的致命打击。而在欧洲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世界主义传统，以及以福音学说为核心的普世主义哲学，为资本的对外扩张行为持续提供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强有力支持。
“西式现代化道路”并未逃脱“盛极而衰”这一历史铁律。陈乐民在《欧洲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写道：“欧洲到达顶峰的时候便已经预示它不可能长久地‘专美于前’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已经不属于欧洲……后期的美国已经在许多方面青出于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所谓的“美国时代”或曰“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一骑绝尘的国家实力、无出其右的国际影响力以及领袖群伦的内在冲动，最终塑造了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这一具有鲜明等级制特征和浓重小圈子色彩的“世界秩序”，在苏联出人意料地崩解后达到顶峰，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得意洋洋地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模板“华盛顿共识”得以形成，并被刻意向发展中国家推介。然而，现实发展很快证伪了福山的肤浅臆断，凸显了“华盛顿共识”的水土不服。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和西欧主要大国实力相对衰落，国际力量均衡化程度显著提升，“世界秩序”也由此真正具有全球意义；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仍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和西欧主要大国进退失据的应对方式，使得“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光芒进一步黯淡，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崩塌态势更加凸显。
“西式现代化道路”在发展中国家的试验也已遭遇大面积失败。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通过多种途径在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西式现代化”模式。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与其对现代化的认知和利用有关。一方面，他们把现代化视为一种新型“天定命运”，代表着本国或本文化体的特殊优越性，以及所承担的道义使命，即对落后民族提供物质援助和发展指导；另一方面，它们又把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模式视为一种有用的国际政治斗争工具，即同当时世界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争夺广大“欠发达世界”，以获得世界霸权或国际领导权。与此同时，一些身处“欠发达世界”的国家，绝大部分刚刚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获得解放，冀望通过模仿“发达世界”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巩固政治独立，因而对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模式虔诚信奉、主动践行，但模仿和试验的结果却让他们大为失望。在昙花一现式的发展繁荣之后，接踵而来的通常是经济停滞、社会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政治动荡甚至是激烈的国内武装冲突。部分发展中国家因国家治理绩效不佳，特别是在开放过程中过分依赖外国投资，出现了畸形的“依附性”发展。
总而言之，尽管“西式现代化道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取得过不容小觑、不可否认的发展业绩，但其衰败迹象早已显现，晚近则更为明显；并且实践也已证明，它并非唯一可行因而普遍适用、广泛有效的发展模式。对“西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是世界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满足了这种需要，体现了这种必然。
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或如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所言，是現代化“后进国”。在不无被动、跌跌撞撞地踏上现代化之路后，中国始终面临路径选择难题。怀揣富国强民之梦的中国仁人志士苦苦寻觅，无论是师法西洋，还是仿效东洋，抑或是学习苏联，他们都想过、试过，但结果却是都行不通。穷则思变。一心一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起探索国家现代化新路的重任，并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启独立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征程。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首次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十分丰富。归结起来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国家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具有诸多鲜明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科学发展，即遵循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发展规律，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二是自主发展，即把国家发展的基点和重心放在国内，注重从本国国情出发，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与自主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把自身问题和矛盾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三是开放发展，即以开放姿态融入外部世界，把坚持独立自主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四是合作发展，即在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中取长补短，不断寻求合作机会、扩大合作领域、拓展共同利益，以合作谋求和平、促进发展、化解争端、应对挑战；五是共同发展，即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与其他国家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源于自身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美好理念世代相传。中国虽然在历史上曾长期居于世界最强大国家之列，但并未留下殖民海外和侵略他国的不良记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那样：“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数千年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崛起的中国愿意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其次源于对实现国家核心发展目标条件的深刻认知。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都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二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与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与世界也不可能持久和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再次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主动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所谓治国之道，在于“随时变易”。那么，何为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最后源于对“国强必霸”这一陈旧逻辑的坚决否定。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严肃告诫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郑重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始终认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走不通，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走得稳、走得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总之，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再度崛起的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未来走向的积极回应，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实现国家核心发展目标的深刻自觉和强烈自信。它绝非权宜之计，也不是外交辞令，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深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综合判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思想自信、道路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发展已取得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民主发展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大幅提高。尤为重要且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
在经济领域，中国确立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由此破解了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难题。
在政治领域，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同时，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由此消除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激烈党争和严重政治极化的现象。
在生態领域，中国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不断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同时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由此跳出了发展经济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怪圈。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着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为重大国际问题解决和重要国际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 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没有重蹈某些国家的覆辙，而是为人类现代化进程开辟了一条新路，关键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既化解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也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外扩张、霸权掠夺的可能性。这不仅创造了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史，也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史和现代化的新发展史。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因为坚持国家的多项基本制度，也在于对世界格局特别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当代中国能够坚持和平发展，实现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还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直接关系。诞生于外部强敌环伺、内部剧烈动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艰难跋涉、艰辛探索，付出巨大牺牲，因而深知和平的可贵、发展的必要，并由此确立了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坚定决心。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历来抱有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坚持把本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持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中国还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發挥建设性作用。所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凸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更加合理地界定了自己的国家身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与此同时，中国也殷切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响应中国倡议，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尊重彼此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果若如此，“西式现代化”逻辑将被人类普遍超越，成为让人凭吊、促人反思、助人进步的“历史遗迹”。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
③[美]彼得·J.卡赞斯坦主编、魏玲等译：《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④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李祥峰
何谓“西式现代化”逻辑
所谓“西式现代化”逻辑，是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及由此所呈现的规律性。具体表现为：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采用以物质利益为根本驱动力的市场经济，其必然逻辑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在政治运行方式上，采用以代议制为内核的民主宪政，其必然逻辑是以夺取和护持执政权为核心目标的激烈党争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极化和斗争；在生态问题上，采用先发展后治理的策略，其必然逻辑是生态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劣质化；在对外关系上，采取霸权主义指引下的扩张取向和掠夺行为，其必然逻辑是强权政治横行、对外战争频发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间对抗。“西式现代化道路”最初在英国形成，继而扩展到西欧和北美，然后流布于世界其他地区，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现代化道路。
“西式现代化道路”曾经取得重大成功。早在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英国学者麦迪逊（A.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则通过详实数据确认：自公元1000年以来，西欧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表现抢眼，“到1820年时，它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超出世界其他地区两倍。到了1913年，西欧及西方衍生国的收入水平已相当于世界其他地区水平的六倍”。
然而，“西式现代化道路”一经形成，就不断遭到多方面的严厉批判和道义谴责，其血腥的内部争斗和残暴的对外扩张行为最受诟病。近代以来在欧洲大陆频繁发生的国家间武装冲突，导致后世史家得出“欧洲版图是在战争铁砧子上锤出来的”的结论，欧洲那些现代化“先行国”的实力增长，进一步强化了它们在海外竞争的冲动；两次世界大战则导致该地区国家空前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在欧洲之外，早期欧洲殖民者所到之处，都使当地原住民遭受巨大灾难；“西式现代化”晚近阶段的资本虽更换了身份、改变了招法，但扩张和掠夺的本性依然如故。“西式现代化”的对外扩张逻辑，是资本固有本性、欧洲历史传统以及宗教信仰叠加造成的。“西式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对利润的终极追逐，使它具有突破任何自然条件阻隔、社会制度束缚的内在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抵抗都会遭到资本持有者及其背后支持者联手施加的致命打击。而在欧洲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世界主义传统，以及以福音学说为核心的普世主义哲学，为资本的对外扩张行为持续提供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强有力支持。
“西式现代化道路”并未逃脱“盛极而衰”这一历史铁律。陈乐民在《欧洲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写道：“欧洲到达顶峰的时候便已经预示它不可能长久地‘专美于前’了。二十世纪的世界已经不属于欧洲……后期的美国已经在许多方面青出于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所谓的“美国时代”或曰“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一骑绝尘的国家实力、无出其右的国际影响力以及领袖群伦的内在冲动，最终塑造了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这一具有鲜明等级制特征和浓重小圈子色彩的“世界秩序”，在苏联出人意料地崩解后达到顶峰，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得意洋洋地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西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模板“华盛顿共识”得以形成，并被刻意向发展中国家推介。然而，现实发展很快证伪了福山的肤浅臆断，凸显了“华盛顿共识”的水土不服。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和西欧主要大国实力相对衰落，国际力量均衡化程度显著提升，“世界秩序”也由此真正具有全球意义；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仍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和西欧主要大国进退失据的应对方式，使得“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光芒进一步黯淡，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崩塌态势更加凸显。
“西式现代化道路”在发展中国家的试验也已遭遇大面积失败。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通过多种途径在发展中国家大肆兜售“西式现代化”模式。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与其对现代化的认知和利用有关。一方面，他们把现代化视为一种新型“天定命运”，代表着本国或本文化体的特殊优越性，以及所承担的道义使命，即对落后民族提供物质援助和发展指导；另一方面，它们又把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模式视为一种有用的国际政治斗争工具，即同当时世界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争夺广大“欠发达世界”，以获得世界霸权或国际领导权。与此同时，一些身处“欠发达世界”的国家，绝大部分刚刚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获得解放，冀望通过模仿“发达世界”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巩固政治独立，因而对源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模式虔诚信奉、主动践行，但模仿和试验的结果却让他们大为失望。在昙花一现式的发展繁荣之后，接踵而来的通常是经济停滞、社会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政治动荡甚至是激烈的国内武装冲突。部分发展中国家因国家治理绩效不佳，特别是在开放过程中过分依赖外国投资，出现了畸形的“依附性”发展。
总而言之，尽管“西式现代化道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取得过不容小觑、不可否认的发展业绩，但其衰败迹象早已显现，晚近则更为明显；并且实践也已证明，它并非唯一可行因而普遍适用、广泛有效的发展模式。对“西式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是世界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满足了这种需要，体现了这种必然。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内涵、特征与动因
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或如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所言，是現代化“后进国”。在不无被动、跌跌撞撞地踏上现代化之路后，中国始终面临路径选择难题。怀揣富国强民之梦的中国仁人志士苦苦寻觅，无论是师法西洋，还是仿效东洋，抑或是学习苏联，他们都想过、试过，但结果却是都行不通。穷则思变。一心一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起探索国家现代化新路的重任，并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启独立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征程。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同志首次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十分丰富。归结起来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国家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具有诸多鲜明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科学发展，即遵循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发展规律，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二是自主发展，即把国家发展的基点和重心放在国内，注重从本国国情出发，主要依靠自身力量与自主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把自身问题和矛盾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三是开放发展，即以开放姿态融入外部世界，把坚持独立自主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四是合作发展，即在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中取长补短，不断寻求合作机会、扩大合作领域、拓展共同利益，以合作谋求和平、促进发展、化解争端、应对挑战；五是共同发展，即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自身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与其他国家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源于自身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美好理念世代相传。中国虽然在历史上曾长期居于世界最强大国家之列，但并未留下殖民海外和侵略他国的不良记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那样：“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数千年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崛起的中国愿意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其次源于对实现国家核心发展目标条件的深刻认知。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都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二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与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与世界也不可能持久和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再次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主动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所谓治国之道，在于“随时变易”。那么，何为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最后源于对“国强必霸”这一陈旧逻辑的坚决否定。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严肃告诫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郑重指出：“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始终认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走不通，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走得稳、走得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总之，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再度崛起的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未来走向的积极回应，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实现国家核心发展目标的深刻自觉和强烈自信。它绝非权宜之计，也不是外交辞令，更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深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对历史、现实、未来的综合判断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思想自信、道路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发展已取得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的民主发展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大幅提高。尤为重要且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
在经济领域，中国确立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由此破解了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难题。
在政治领域，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的同时，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由此消除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激烈党争和严重政治极化的现象。
在生態领域，中国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不断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同时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由此跳出了发展经济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怪圈。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广泛参与全球治理，着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为重大国际问题解决和重要国际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 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没有重蹈某些国家的覆辙，而是为人类现代化进程开辟了一条新路，关键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当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既化解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也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外扩张、霸权掠夺的可能性。这不仅创造了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史，也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史和现代化的新发展史。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因为坚持国家的多项基本制度，也在于对世界格局特别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当代中国能够坚持和平发展，实现对“西式现代化”逻辑的历史性突破，还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直接关系。诞生于外部强敌环伺、内部剧烈动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上艰难跋涉、艰辛探索，付出巨大牺牲，因而深知和平的可贵、发展的必要，并由此确立了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坚定决心。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历来抱有深厚的人民情怀，不仅愿意为中国人民造福，也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坚持把本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持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中国还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發挥建设性作用。所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凸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更加合理地界定了自己的国家身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与此同时，中国也殷切希望其他国家能够响应中国倡议，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尊重彼此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果若如此，“西式现代化”逻辑将被人类普遍超越，成为让人凭吊、促人反思、助人进步的“历史遗迹”。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
③[美]彼得·J.卡赞斯坦主编、魏玲等译：《中国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④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