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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有一类特殊的女性群体——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沈从文有意识地为妓女鸣不平，努力挖掘潜藏于她们心灵中高尚、纯洁的人性美，但他在处理此类题材时，使用的却是男性视角，往往从男性心理入笔，忽略了更具灾难性的女性受害者。小说《丈夫》就是从男性视角出发来叙述故事，而在《柏子》中，他虽着重表现妓女也有人性，懂得爱，下笔却忽略了她们卖淫的社会内容，突出了她们的动物本能，造成了女性生命伤痕的淡化。
关键词： 沈从文 湘西小说 男性视角 妓女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有一类特殊的女性群体，即在旧社会普遍存在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势群体：妓女、暗娼。一提起她们，人们总是习惯把她们同淫荡、邪恶、肮脏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她们的职业是最不道德的，但在沈从文笔下出现的妓女，多为只出卖肉体、不出卖灵魂的尚未完全失去人性的妇女，特别是当她们一旦遇到对方把她们当作人一样尊重时。她们虽操皮肉生涯，但天真未泯，同样也需要真诚的同情和爱恋。沈从文在很多作品中都向我们传达，边地风俗淳朴，淳朴到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边城》虽未出现妓女的形象，但在介绍茶峒的民俗风情时，也明确指出：“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间的不觉得如何下流无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信守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1］即使是妓女，也保留着边地人纯朴热烈的爱情和对待生命的庄严认真态度，她们为爱能做出感天动地的举动；她们大多来自下层人民，为生活所迫才干此营生，所以她们原先具有的素朴人性并未完全泯灭。“婊子是卑贱而且肮脏的，我们都得承认。做婊子的也就知道自己算不得人，处处容忍。在这里我们却把婊子的伟大疏忽了，都因为大家以为她是婊子”。［2］沈从文有意识地为妓女鸣不平，努力挖掘潜藏于她们心灵中的高尚、纯洁的人性美，以扭转千百年来人们对妓女的世俗观念。
一、男性视角观照下的《丈夫》
尽管沈从文有意识地为妓女鸣不平，努力挖掘潜藏于她们心灵中高尚、纯洁的人性美，但他在处理此类题材时，使用的却是男性视角，往往从男性心理入笔，忽略了更具灾难性的女性受害者，流露出一种对“吊脚楼”风味的深沉缅怀。赵园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就曾经这样说：
沈从文对两性关系，几乎始终是由男性方面估量的。因而也绝非偶然，《丈夫》写那种生活的悲剧性，取得是“丈夫”这一视角，悲剧性首先是由丈夫的受辱感引出的。更不消说《第四》、《湘行散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那类作品。男主人公所以被认为是“洒脱”，只因了他们渔色猎艳的那份本领。在这样一种“人性观察”中，女性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命运，甚至完全不在作者的兴趣范围之内。
沈从文使用的，是“男性中心”社会里男性观察异性的眼光。［3］
《丈夫》的开头部分，沈从文以他独特的叙事口吻，描写在一个叫黄庄的地方，因为经济原因，年轻的丈夫时常允许妻子离家到码头上去做“生意”。作者交待了他所描写的许多年轻夫妇共有的凄惨命运后，便开始“重写”其中某一对的遭遇：船妓老七的丈夫去探望妻子的尴尬经历。
小说以细腻深刻的笔致，剖析丈夫灵魂深处从麻木到觉醒的过程。虽然他在乡下早知妻子做的什么生意，但耳闻目睹妻子为了几个钱被随便一个男人作践蹂躏还是觉得心痛。为了摆脱这种非人生活给他精神上的痛苦，这对年轻夫妇最后毅然地离船回乡了。在这里，丈夫的觉醒是朦胧的、几经周折的，然而，他毕竟开始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争取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然而，沈从文浓墨重彩的描写“丈夫”面对妻子与嫖客纠缠时的“失落感—受辱感—尊严的找回”等一系列心理变化过程，却无视“妻子”的辛酸。做丈夫的看到妻子为娼受凌辱，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么，身在其中的妻子又是何等滋味呢？被生活所迫作这等事，而且还是当着丈夫的面，在丈夫思想感情发生变化、人性复苏的同时，恐怕妻子心里也是波涛汹涌、百感交集，但他却对此毫无涉及。
不但没有审视女性的心理状态，反而在文章开头，沈从文就带有谴责意味地述说她们“作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里的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得学会了一些只有城里人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4］(P59)殊不知，在这种恶劣的情形中，“上了船，花钱半圆到五块，随心所欲的吃烟睡觉，同妇人毫无拘束的放肆取乐”，［4］(P58)身心遭受非人的摧残，还好好保持着乡村纯朴气质和美好人性，简直是一种奢望。而上船探望的丈夫，看到完全不同的女人，城里人的打扮，城里人的衣裳，城里人的神奇派头，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却感到极大的惊讶和手足无措。丈夫在船上，有新的客人来了，仍然要强颜欢笑和陪睡，还要去安慰讨好神情落寞的丈夫。和丈夫在船上拉胡琴唱歌，却引来胡搅蛮缠、下流肮脏的兵士，为了息事宁人，女人还是利用自己的肉体，陪两个兵士睡觉，换来区区四张票子。兵士胡闹完走后，“五多大娘老七都在前舱灯光下说笑，说那兵士的醉态”。［4］(P82)也许沈从文是有意衬托女人的麻木，对她的感受忽略不计。但是，任再麻木的人，恐怕在此时也不会无动于衷。在水保和巡官查船时，被告知巡官要回来过细“考察”老七，此时有一大段话描写不谙其故的丈夫的心理，当事人老七此时心里也一定是波涛汹涌，而他亦是一句话忽略而过：“老七咬住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4］(P85)最后，老七能和丈夫一起回乡下，继续过贫苦不堪的生活，说明她还是能体谅丈夫的心情，这样的女人，总不至于是像小说中所刻画的、麻木到无知无觉的女人。
老舍的《月牙》，就是从女性视角出发，以当事人的心理、情感发展变化为轨迹，深刻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弱女子徒劳挣扎，最终却仍被生计所迫堕落的艰辛心路历程。而沈从文相似题材的作品却有意忽视更具灾难性的女性的心理感受，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小说中往往因为女性视阈的匮乏而充满了男性中心立场文化对女性的冷酷刻薄。这种简单化的否定立场，由于放弃了对女性的悲悯，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男权中心进行追根究底的批判。
二、从《柏子》看女性生命伤痕的淡化
沈从文对底层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对水手，总是满怀同情和温情。就像他的很多小说所述，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他写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简直就是写一种奇特而朴素的爱情。这些青年水手和小镇妓女之间久别重逢的欢娱和放肆，分手时的叮咛和盟誓，离别后的缠绵和眷恋，都不应该仅仅看成金钱和肉体的买卖关系，而应承认他们由于生活遭际的相似，有着一种相互同情、爱慕和慰藉的真情实意，这正是下贱如妓女者身上所显示的人性美。沈从文打破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给予她们以同情和赞美，还是颇需一番勇气的。
《柏子》同样是多情水手和多情妓女的故事，作者以同情、怜悯乃至颂扬的笔调描绘那用全身心回报多情水手的多情妓女的身影。水手柏子把在船上辛苦劳作得来的钱，大多花在妓女身上，然后回到船上出苦力。沈从文一开始便“信笔”写出了柏子宁可忘却的事情：河流上的凶险，工作的艰辛，微薄的报酬，还有生命的脆弱，等等，但船一靠岸，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柏子的目的地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存在”，［5］(P67)那就是吊脚楼的妓女。这篇小说表明了沈从文对纯洁的人际关系和素朴民风的偏好，但他一味地、满怀温情地叙写水手和娼妓的互相眷恋、款款深情，盛赞那些娼妓、水手的宽厚、多情，也流露出一种对“吊脚楼”风味的深沉缅怀。
在描写人的本性时，他反对把人仅仅写成具有动物的欲望，但自己又易犯此病。他写妓女，虽着重表现她们也懂得爱、有人性，但有时下笔则忽略了她们卖淫生活的社会内容，突出了她们的动物本能。《柏子》中，女人对床上的柏子不无赞叹的称之为“牛”，文中津津乐道地写道：“柏子只有如妇人所说，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到后于是喘息了，松弛了，像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散漫的搁在床边上。”［5］(P71)而妇人“望到他这些行为发笑”。［5］(P71)而未删节的版本更是有大量挑逗性的描述。再如《厨子》中的青年妓女二园，作者写她被蛮横人物欺凌时的辛酸流泪，可是同时又忽视了妓女作为社会的人是有思想感情的（尽管被扭曲和压扁），只着眼她的“动物性”，并用了如下字眼来形容：“她的身体原是仿照到一种畜生造成的。”［5］(P93)“这女人全身壮实如母马，精力弥满如公猪，平常时节不知道忧愁，放荡时节就不知道羞耻。”［5］(P93)“每逢一个宽大胸膛压到她的胸膛上时，她照例是快乐的。”［5］(P94)至于其中那七十七岁的、干瘪枯干了还要找一个马夫鬼混的鸨母，以及《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里那个追逐年轻结实的水手的老妓，似乎只表现出一种旺盛的动物欲望。殊不知妓女卖身，强颜欢笑的背后流淌着多少血和泪。
正因为从男性视角出发来叙述故事，沈从文的小说忽视了更具灾难性的女性的心理感受，造成了女性生命伤痕的淡化。
再如《湘行散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描绘了一个行伍出身，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性格又豪爽直率的旅馆老板，作者以赞赏的笔触表现他既粗犷又颇懂艺术的性格。但是，作者同时又十分赞叹他在女人身上的丰富经验：“他懂得多哩，只要想想，人还只在25岁，就有一百多个妇人在他面前裸露过胸膛同心子，这是一个如何丰富吓人的经验！”［6］十年之后，他还要继续糟蹋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雏妓以满足兽欲，这本身是一种荒淫无耻的生活，是人类社会的丑行，它并不表现人物的豪爽性格，而作者却不加分辨，也用来作为赞美此人富有人性的一个依据，这不是对人性的真实描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这种歪曲忽视了女性的心理感受，从而造成这些在沉重生活中无奈堕落的女性生命伤痕的淡化。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43.
［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四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14.
［3］王珞.沈从文评说80年［G］.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387，388.
［4］［5］沈从文.沈从文别集·丈夫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6］沈从文.沈从文别集·湘行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153.
关键词： 沈从文 湘西小说 男性视角 妓女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有一类特殊的女性群体，即在旧社会普遍存在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势群体：妓女、暗娼。一提起她们，人们总是习惯把她们同淫荡、邪恶、肮脏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她们的职业是最不道德的，但在沈从文笔下出现的妓女，多为只出卖肉体、不出卖灵魂的尚未完全失去人性的妇女，特别是当她们一旦遇到对方把她们当作人一样尊重时。她们虽操皮肉生涯，但天真未泯，同样也需要真诚的同情和爱恋。沈从文在很多作品中都向我们传达，边地风俗淳朴，淳朴到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边城》虽未出现妓女的形象，但在介绍茶峒的民俗风情时，也明确指出：“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间的不觉得如何下流无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信守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1］即使是妓女，也保留着边地人纯朴热烈的爱情和对待生命的庄严认真态度，她们为爱能做出感天动地的举动；她们大多来自下层人民，为生活所迫才干此营生，所以她们原先具有的素朴人性并未完全泯灭。“婊子是卑贱而且肮脏的，我们都得承认。做婊子的也就知道自己算不得人，处处容忍。在这里我们却把婊子的伟大疏忽了，都因为大家以为她是婊子”。［2］沈从文有意识地为妓女鸣不平，努力挖掘潜藏于她们心灵中的高尚、纯洁的人性美，以扭转千百年来人们对妓女的世俗观念。
一、男性视角观照下的《丈夫》
尽管沈从文有意识地为妓女鸣不平，努力挖掘潜藏于她们心灵中高尚、纯洁的人性美，但他在处理此类题材时，使用的却是男性视角，往往从男性心理入笔，忽略了更具灾难性的女性受害者，流露出一种对“吊脚楼”风味的深沉缅怀。赵园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就曾经这样说：
沈从文对两性关系，几乎始终是由男性方面估量的。因而也绝非偶然，《丈夫》写那种生活的悲剧性，取得是“丈夫”这一视角，悲剧性首先是由丈夫的受辱感引出的。更不消说《第四》、《湘行散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那类作品。男主人公所以被认为是“洒脱”，只因了他们渔色猎艳的那份本领。在这样一种“人性观察”中，女性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命运，甚至完全不在作者的兴趣范围之内。
沈从文使用的，是“男性中心”社会里男性观察异性的眼光。［3］
《丈夫》的开头部分，沈从文以他独特的叙事口吻，描写在一个叫黄庄的地方，因为经济原因，年轻的丈夫时常允许妻子离家到码头上去做“生意”。作者交待了他所描写的许多年轻夫妇共有的凄惨命运后，便开始“重写”其中某一对的遭遇：船妓老七的丈夫去探望妻子的尴尬经历。
小说以细腻深刻的笔致，剖析丈夫灵魂深处从麻木到觉醒的过程。虽然他在乡下早知妻子做的什么生意，但耳闻目睹妻子为了几个钱被随便一个男人作践蹂躏还是觉得心痛。为了摆脱这种非人生活给他精神上的痛苦，这对年轻夫妇最后毅然地离船回乡了。在这里，丈夫的觉醒是朦胧的、几经周折的，然而，他毕竟开始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争取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
然而，沈从文浓墨重彩的描写“丈夫”面对妻子与嫖客纠缠时的“失落感—受辱感—尊严的找回”等一系列心理变化过程，却无视“妻子”的辛酸。做丈夫的看到妻子为娼受凌辱，心里很不是滋味。那么，身在其中的妻子又是何等滋味呢？被生活所迫作这等事，而且还是当着丈夫的面，在丈夫思想感情发生变化、人性复苏的同时，恐怕妻子心里也是波涛汹涌、百感交集，但他却对此毫无涉及。
不但没有审视女性的心理状态，反而在文章开头，沈从文就带有谴责意味地述说她们“作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里的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得学会了一些只有城里人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4］(P59)殊不知，在这种恶劣的情形中，“上了船，花钱半圆到五块，随心所欲的吃烟睡觉，同妇人毫无拘束的放肆取乐”，［4］(P58)身心遭受非人的摧残，还好好保持着乡村纯朴气质和美好人性，简直是一种奢望。而上船探望的丈夫，看到完全不同的女人，城里人的打扮，城里人的衣裳，城里人的神奇派头，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却感到极大的惊讶和手足无措。丈夫在船上，有新的客人来了，仍然要强颜欢笑和陪睡，还要去安慰讨好神情落寞的丈夫。和丈夫在船上拉胡琴唱歌，却引来胡搅蛮缠、下流肮脏的兵士，为了息事宁人，女人还是利用自己的肉体，陪两个兵士睡觉，换来区区四张票子。兵士胡闹完走后，“五多大娘老七都在前舱灯光下说笑，说那兵士的醉态”。［4］(P82)也许沈从文是有意衬托女人的麻木，对她的感受忽略不计。但是，任再麻木的人，恐怕在此时也不会无动于衷。在水保和巡官查船时，被告知巡官要回来过细“考察”老七，此时有一大段话描写不谙其故的丈夫的心理，当事人老七此时心里也一定是波涛汹涌，而他亦是一句话忽略而过：“老七咬住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4］(P85)最后，老七能和丈夫一起回乡下，继续过贫苦不堪的生活，说明她还是能体谅丈夫的心情，这样的女人，总不至于是像小说中所刻画的、麻木到无知无觉的女人。
老舍的《月牙》，就是从女性视角出发，以当事人的心理、情感发展变化为轨迹，深刻真实地描写了一个弱女子徒劳挣扎，最终却仍被生计所迫堕落的艰辛心路历程。而沈从文相似题材的作品却有意忽视更具灾难性的女性的心理感受，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小说中往往因为女性视阈的匮乏而充满了男性中心立场文化对女性的冷酷刻薄。这种简单化的否定立场，由于放弃了对女性的悲悯，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对造成这种现象的男权中心进行追根究底的批判。
二、从《柏子》看女性生命伤痕的淡化
沈从文对底层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对水手，总是满怀同情和温情。就像他的很多小说所述，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他写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简直就是写一种奇特而朴素的爱情。这些青年水手和小镇妓女之间久别重逢的欢娱和放肆，分手时的叮咛和盟誓，离别后的缠绵和眷恋，都不应该仅仅看成金钱和肉体的买卖关系，而应承认他们由于生活遭际的相似，有着一种相互同情、爱慕和慰藉的真情实意，这正是下贱如妓女者身上所显示的人性美。沈从文打破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给予她们以同情和赞美，还是颇需一番勇气的。
《柏子》同样是多情水手和多情妓女的故事，作者以同情、怜悯乃至颂扬的笔调描绘那用全身心回报多情水手的多情妓女的身影。水手柏子把在船上辛苦劳作得来的钱，大多花在妓女身上，然后回到船上出苦力。沈从文一开始便“信笔”写出了柏子宁可忘却的事情：河流上的凶险，工作的艰辛，微薄的报酬，还有生命的脆弱，等等，但船一靠岸，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柏子的目的地是河街小楼，“红红的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存在”，［5］(P67)那就是吊脚楼的妓女。这篇小说表明了沈从文对纯洁的人际关系和素朴民风的偏好，但他一味地、满怀温情地叙写水手和娼妓的互相眷恋、款款深情，盛赞那些娼妓、水手的宽厚、多情，也流露出一种对“吊脚楼”风味的深沉缅怀。
在描写人的本性时，他反对把人仅仅写成具有动物的欲望，但自己又易犯此病。他写妓女，虽着重表现她们也懂得爱、有人性，但有时下笔则忽略了她们卖淫生活的社会内容，突出了她们的动物本能。《柏子》中，女人对床上的柏子不无赞叹的称之为“牛”，文中津津乐道地写道：“柏子只有如妇人所说，粗卤得同一只小公牛一样。到后于是喘息了，松弛了，像一堆带泥的吊船棕绳，散漫的搁在床边上。”［5］(P71)而妇人“望到他这些行为发笑”。［5］(P71)而未删节的版本更是有大量挑逗性的描述。再如《厨子》中的青年妓女二园，作者写她被蛮横人物欺凌时的辛酸流泪，可是同时又忽视了妓女作为社会的人是有思想感情的（尽管被扭曲和压扁），只着眼她的“动物性”，并用了如下字眼来形容：“她的身体原是仿照到一种畜生造成的。”［5］(P93)“这女人全身壮实如母马，精力弥满如公猪，平常时节不知道忧愁，放荡时节就不知道羞耻。”［5］(P93)“每逢一个宽大胸膛压到她的胸膛上时，她照例是快乐的。”［5］(P94)至于其中那七十七岁的、干瘪枯干了还要找一个马夫鬼混的鸨母，以及《湘行散记·辰河小船上的水手》里那个追逐年轻结实的水手的老妓，似乎只表现出一种旺盛的动物欲望。殊不知妓女卖身，强颜欢笑的背后流淌着多少血和泪。
正因为从男性视角出发来叙述故事，沈从文的小说忽视了更具灾难性的女性的心理感受，造成了女性生命伤痕的淡化。
再如《湘行散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描绘了一个行伍出身，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性格又豪爽直率的旅馆老板，作者以赞赏的笔触表现他既粗犷又颇懂艺术的性格。但是，作者同时又十分赞叹他在女人身上的丰富经验：“他懂得多哩，只要想想，人还只在25岁，就有一百多个妇人在他面前裸露过胸膛同心子，这是一个如何丰富吓人的经验！”［6］十年之后，他还要继续糟蹋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雏妓以满足兽欲，这本身是一种荒淫无耻的生活，是人类社会的丑行，它并不表现人物的豪爽性格，而作者却不加分辨，也用来作为赞美此人富有人性的一个依据，这不是对人性的真实描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这种歪曲忽视了女性的心理感受，从而造成这些在沉重生活中无奈堕落的女性生命伤痕的淡化。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43.
［2］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四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14.
［3］王珞.沈从文评说80年［G］.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387，388.
［4］［5］沈从文.沈从文别集·丈夫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6］沈从文.沈从文别集·湘行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