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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爱人同志》没有复杂的故事，也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但以思想深度以及精神、情感的震撼力达到令人信服的高度。作者以深刻的人性关怀，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纳入自己的创作。小说深入人物内心，解剖人们最隐秘的心理流程，最细微的心理变化，将人性本质的幽暗与卑微表达到极限，鲜明地展现出小说的终极指向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追问。
[关键词]荒诞 虚无 孤独 生存困境
浙江籍作家艾伟的短篇小说创作常常立足本土，在特定的历史生活背景下，通过叙事反映世事的复杂微妙、勾画人性的真假善恶、关照人的生存本相，以鲜明的历史意识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的流露获得评论界的肯定。200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爱人同志》在延续了一贯的历史批判意识外，又胀破原有现实批判的限制，因富有现实勇气和深刻的人性关怀，被评论家认为是2002年最好的长篇小说。小说深入人物内心，解剖人们最隐秘的心理流程，最细微的心理变化，将人性本质的幽暗与卑微表达到极限，鲜明地展现出小说的终极指向——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追问。
小说讲述青年教师张小影与对越反击战伤残英雄刘亚军婚恋的故事，人物关系简单，故事也不曲折离奇，但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剖析，来窥视一个人(或两个人)命运演绎的全部过程，从而使小说没有仅仅停留于具体可感的现实层面，而是走向了更高的有着哲学韵味的层面。作家笔下的人物始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与自身合拍和谐的外在世界，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是注定的：无论做何种挣扎，人永远也无法成为自身的主宰。本文试从文化与个体的冲突、精神与肉体的撕裂、理性与非理性世界的对立三个角度，分析小说对人类荒诞与虚无的生存困境的追问。
一、文化与个体的冲突导致人的异化存在
所谓异化，就是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并且支配自己的东西，自我变成了非我。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而如今异化现象更加突出，可以说20世纪的现代人生活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中。与过去不同的是，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
“每一种文化形式一经创造出来，便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成为生命力量的磨难。”文明的诞生必然引发种种规约的制定，借此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但是当一条规约被确定下来以后，秩序就决定了一切，人的生命活力和鲜活的个性就会被僵化的规约所限制。“因而，人在他们引以自傲的能够创造文化的这一上帝般的特性中，不但没有感到幸福，相反却感到囚笼般的压抑。这意味着，人一旦觉醒，首先所面对的是文化规约给他带来的种种苦难，由是，文化与个体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爱人同志》通过表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在全球化以及社会转型当中面临资本、物质挤压，面临阶级分化时的生存状况的描写，透视文化与个体的冲突下人的异化存在。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刘亚军是一个极富生命活力的青年，一方面他是酷爱自由的，刘亚军即使在战场上也不愿受规约的限制，他无视枪林弹雨，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虽受到了排长的批评，可也因此拥有更多的自由，对别的士兵有效的纪律问题对他不起作用，他几乎可以在战场上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他是充满了童真童趣的，“他对敌方具有孩子般强烈的好奇心，他对这个到处都是骨瘦如柴的男人而女人却十分丰腴的民族的生活也同样有好奇心”。他在给大学生的演讲中讲述自己喜欢当侦察兵的理由也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可以闻到村子里牲畜的气味、稻谷的芬芳，听到孩子们的哭声和成年人的吆喝声，看到热气腾腾的男人和女人、热气腾腾的炊烟及妇女们用自己的奶水哺育孩子的情景。”然而一枚炸弹终止了他的随心所欲和个人喜好，以极端的方式告知他战争规约的残酷性。清醒后的刘亚军发现自己被冠以“英雄”称号，他起初是拒绝认同，甚至是反抗这种身份的。因为他知道，“英雄”身份的获得基于一个残酷前提，那就是身体的残疾和许多美好东西的丧失。这种身份同样是一种规约套在他身上的命运：他不但失去了肉体的自由，也将失去精神的自由。他的婚礼成了“一场表演”，“更像一个拥军报告会”：他的个人私密生活总是处于“贼眼溜溜”的窥视之下。为此，他脾气暴躁，反复无常，他身体里有那种没有目标的愤怒，而且这种愤怒一直在燃烧。他渴望能脱离“英雄”身份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想过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融入社会，能自食其力，能为他人排忧解难：但现实让他再次品尝规约的残酷性：“英雄”只适合供奉在神坛，不适合走入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英雄”是与“亡命之徒”、“疯子”等词同义的)。退回到狭小的家庭天地的刘亚军只有将他的反抗矛头对准张小影，他谩骂和伤害张小影，一方面是因为张小影在心里没把他当成一个残疾者，另一方面，当刘亚军意识到人们把张小影当成圣母，对她充满同情时，刘亚军“突然感到伤害”。因此，“他和张小影的战争没有停止过。他总是挑衅张小影，他把激发张小影对他的仇恨当成自己的乐趣。他希望张小影把他当成一个魔鬼或一个专门吸她血的吸血鬼。”《爱人同志》以不动声色的笔触将“鲜活的人”→“普通的人”→“吸血的鬼”这样一种人在文化规约下的异化过程展示给读者，同时揭示人在不断异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荒诞感。
二、精神与肉体的撕裂揭示人的悖论存在
人的本性不是单一的线形结构，人的生命存在于多种矛盾关系的复杂网络之中：自然性与超自然性、有限性与无限性、肉体性与精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这些本来相互对立、彼此冲突、二律背反性的两极因素共存于人的身上，一同构成了人的生命的内在环节，从而使人成为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人的生命真理不存在于其中的任何一极，而是存在于矛盾两极间充满张力的动态融合之中。把生命归结为一种终极的性质，这是人们害怕、逃避矛盾的作法。刘亚军对“性”的极度迷恋，将自己由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性变态者”，一个靠黄色书刊和下流语言刺激自己性幻想的“流氓”，这一人性堕落的过程，既可以看作刘亚军对命运的逃避。也可以看作他对命运采取的极端方式的反抗，这种以精神和肉体的撕裂为代价的反抗只能昭示人类“生与死”的悖论生存困境。
作为一个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有清醒认识的个体，刘亚军曾经选择积极的人生态度来改变自己的境遇。他的身上也曾有过真率、坦诚、果敢、坚毅和善良，但当他被命运的车轮甩出生命的常态后，他只能在无奈中慢慢迎接生命的枯萎。刘亚军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最鲜活的感性出发来反抗压抑自己的一切。新婚之夜，当刘亚军奋力推开张小影凭自己的努力爬上床时，张小影感到“那推力中蕴藏着无穷的意志”。这是刘亚军要证明自己 “活着”的意志，要“活着”与命运抗争。然而他的对手太强大，他的抗争没有产生任何反响，他沮丧地感到自己一生的任务将是同无始无终的时间战斗。寂寞中，刘亚军似乎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他迷上了座着轮椅冲下山坡的飞一般的感觉。可事实上，“他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奇迹发生了，他不可能再有‘飞’起来的事情可做了，除了做爱”。因此，对“性”的迷恋成为他生活的唯一乐趣。刘亚军先是和邻居汪老头虚构荤故事，即而到小巷里搜罗黄色书刊，再到完全依赖虚构的“性幻想”。当“躺在床上的刘亚军得意而古怪地向张小影的母亲微笑”时，小说对刘亚军人性扭曲、变态的刻画达到极致。
欲望在此作为一种存在，显示出了它强大的破坏力量，刘亚军本想用“性”来证明他活着，可他却死了(这里指生理机能的死)。被恐惧笼罩的刘亚军丧失了精神皈依，肉体与精神彻底撕裂。在他虚构生活的同时，生活也虚构了他。就连一个小生命的到来都让他感觉好象来自某个虚幻世界，而他自己也好象“不是人，甚至连物都不是，只不过是一堆狗屎。”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刘亚军为欲望而殁，在悖论的生存困境中打上生命的死结。
三、理性与非理性世界的对立展现人的孤独存在
人类从本性上说，总是寻求确定性，寻求事物之间必然的逻辑和因果关系，渴求自己掌握自己，解释并主宰世界，这就产生了一种精神力量——理性。然而，现实恰恰相反，是存在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宇宙的不可理解的法则在客观地主宰着人类。这使得人的智性在对世界的解释中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得出的结论往往适得其反，最终会遭到世界非理性力量的无情嘲弄和讥讽。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在强大的非理性世界面前，理性的个体是孤独的、可悲的《爱人同志》将刘亚军作为叙述视点，把他面对世界时的感情、情绪、体验当作思维的出发点。尽管刘亚军想从主观方面寻找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和人的真正存在的基础与原则，但他收获的只有孤独与绝望。身处非理性世界的情绪体验中，刘亚军获得了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独特理解——生命的孤独存在。
小说一开始就赋予刘亚军“英雄”的身份，这一身份预示着他被剥夺了正常人的某些生存权利。如前所述，对此身份刘亚军是不认同的，他的内心有一种自救的渴望与冲动，他想尽自己的努力来获取与世界、他人、社会的联系以确立自我的生存价值。他想作一个真正的“人”，想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张小影买件衣服，想靠在停车场看车、拣垃圾挣的钱补贴家用、帮儿子攒学费……但他所有的努力，最终让“他感到自己这辈子确实十分失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曾经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受张小影的影响(以为宣传部门要再度宣传他们)，他对“英雄”身份产生了空前的热情，开始对未来充满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一个“美梦”，因为这个社会早已有了关于英雄的新的标准，而刘亚军他们早应该悄悄退出历史舞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他意识到不管他有多么努力，他都逃脱不了被世界抛弃的命运。他看到自己自以为是的挣扎是多么可笑。”这一发现让他感到悲愤，悲伤，既而悲哀，而当他被警察连人带轮椅塞到车上时，他的心头已经充满了悲凉。当他被张小影进而被自己关进漆黑的房间中，他感觉自己好象成为一缕气体消融在黑暗中，成了黑暗的一分子。在黑暗中，他依靠外力(绳子、墙壁四周的小孔)、依靠幻觉继续与世界为敌。在刘亚军眼里，他的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已经来到他面前，即将把他铲除，可最终他意识到，“他幻想中的敌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他们根本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力量，……同那个世界比，他根本就是一粒微尘，尘中的尘。也许他眼中的敌人本来就不存在，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攻击欲望根本就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孤独感强烈地包围着他，“他原本以为他的存在是强大的，但现在看来谁也没把他当成一个对手。他原本以为这世界是他的敌人，没想到这世界根本就是虚无，你想找一个明确的敌人也找不到。如果没了敌人，那么我多年来的不平、愤懑、仇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最后的绝望的发现，导致了他的自焚。应该说，刘亚军的死亡是建立在对孤独的生存困境的理性自觉上的主动选择，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孤独者。”
艾伟通过小说，将人的生存状态具体化，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拷问。其真正震撼读者灵魂的，就是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景况，是那种无可逃脱的命运归宿，是那种“深冷透骨的悲凉”，是那种出自同类的难以表达的哀悯。这使得小说拥有了一种普泛性的精神指向，它穿透了不同国家、地域、种族的限制，提供了一个由同类组合而成的更为广泛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人们普遍具有的情感和心理特征《爱人同志》再次证明，一部小说的深度和复杂性完全可以由人物的深度和复杂性去承担，并且通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通过对人类的自我关照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荒诞 虚无 孤独 生存困境
浙江籍作家艾伟的短篇小说创作常常立足本土，在特定的历史生活背景下，通过叙事反映世事的复杂微妙、勾画人性的真假善恶、关照人的生存本相，以鲜明的历史意识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的流露获得评论界的肯定。200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爱人同志》在延续了一贯的历史批判意识外，又胀破原有现实批判的限制，因富有现实勇气和深刻的人性关怀，被评论家认为是2002年最好的长篇小说。小说深入人物内心，解剖人们最隐秘的心理流程，最细微的心理变化，将人性本质的幽暗与卑微表达到极限，鲜明地展现出小说的终极指向——对人类生存困境的追问。
小说讲述青年教师张小影与对越反击战伤残英雄刘亚军婚恋的故事，人物关系简单，故事也不曲折离奇，但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的深入剖析，来窥视一个人(或两个人)命运演绎的全部过程，从而使小说没有仅仅停留于具体可感的现实层面，而是走向了更高的有着哲学韵味的层面。作家笔下的人物始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与自身合拍和谐的外在世界，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是注定的：无论做何种挣扎，人永远也无法成为自身的主宰。本文试从文化与个体的冲突、精神与肉体的撕裂、理性与非理性世界的对立三个角度，分析小说对人类荒诞与虚无的生存困境的追问。
一、文化与个体的冲突导致人的异化存在
所谓异化，就是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并且支配自己的东西，自我变成了非我。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而如今异化现象更加突出，可以说20世纪的现代人生活在普遍异化的世界中。与过去不同的是，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
“每一种文化形式一经创造出来，便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成为生命力量的磨难。”文明的诞生必然引发种种规约的制定，借此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但是当一条规约被确定下来以后，秩序就决定了一切，人的生命活力和鲜活的个性就会被僵化的规约所限制。“因而，人在他们引以自傲的能够创造文化的这一上帝般的特性中，不但没有感到幸福，相反却感到囚笼般的压抑。这意味着，人一旦觉醒，首先所面对的是文化规约给他带来的种种苦难，由是，文化与个体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爱人同志》通过表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人在全球化以及社会转型当中面临资本、物质挤压，面临阶级分化时的生存状况的描写，透视文化与个体的冲突下人的异化存在。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刘亚军是一个极富生命活力的青年，一方面他是酷爱自由的，刘亚军即使在战场上也不愿受规约的限制，他无视枪林弹雨，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虽受到了排长的批评，可也因此拥有更多的自由，对别的士兵有效的纪律问题对他不起作用，他几乎可以在战场上随心所欲。另一方面，他是充满了童真童趣的，“他对敌方具有孩子般强烈的好奇心，他对这个到处都是骨瘦如柴的男人而女人却十分丰腴的民族的生活也同样有好奇心”。他在给大学生的演讲中讲述自己喜欢当侦察兵的理由也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可以闻到村子里牲畜的气味、稻谷的芬芳，听到孩子们的哭声和成年人的吆喝声，看到热气腾腾的男人和女人、热气腾腾的炊烟及妇女们用自己的奶水哺育孩子的情景。”然而一枚炸弹终止了他的随心所欲和个人喜好，以极端的方式告知他战争规约的残酷性。清醒后的刘亚军发现自己被冠以“英雄”称号，他起初是拒绝认同，甚至是反抗这种身份的。因为他知道，“英雄”身份的获得基于一个残酷前提，那就是身体的残疾和许多美好东西的丧失。这种身份同样是一种规约套在他身上的命运：他不但失去了肉体的自由，也将失去精神的自由。他的婚礼成了“一场表演”，“更像一个拥军报告会”：他的个人私密生活总是处于“贼眼溜溜”的窥视之下。为此，他脾气暴躁，反复无常，他身体里有那种没有目标的愤怒，而且这种愤怒一直在燃烧。他渴望能脱离“英雄”身份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想过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融入社会，能自食其力，能为他人排忧解难：但现实让他再次品尝规约的残酷性：“英雄”只适合供奉在神坛，不适合走入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英雄”是与“亡命之徒”、“疯子”等词同义的)。退回到狭小的家庭天地的刘亚军只有将他的反抗矛头对准张小影，他谩骂和伤害张小影，一方面是因为张小影在心里没把他当成一个残疾者，另一方面，当刘亚军意识到人们把张小影当成圣母，对她充满同情时，刘亚军“突然感到伤害”。因此，“他和张小影的战争没有停止过。他总是挑衅张小影，他把激发张小影对他的仇恨当成自己的乐趣。他希望张小影把他当成一个魔鬼或一个专门吸她血的吸血鬼。”《爱人同志》以不动声色的笔触将“鲜活的人”→“普通的人”→“吸血的鬼”这样一种人在文化规约下的异化过程展示给读者，同时揭示人在不断异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荒诞感。
二、精神与肉体的撕裂揭示人的悖论存在
人的本性不是单一的线形结构，人的生命存在于多种矛盾关系的复杂网络之中：自然性与超自然性、有限性与无限性、肉体性与精神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这些本来相互对立、彼此冲突、二律背反性的两极因素共存于人的身上，一同构成了人的生命的内在环节，从而使人成为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人的生命真理不存在于其中的任何一极，而是存在于矛盾两极间充满张力的动态融合之中。把生命归结为一种终极的性质，这是人们害怕、逃避矛盾的作法。刘亚军对“性”的极度迷恋，将自己由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性变态者”，一个靠黄色书刊和下流语言刺激自己性幻想的“流氓”，这一人性堕落的过程，既可以看作刘亚军对命运的逃避。也可以看作他对命运采取的极端方式的反抗，这种以精神和肉体的撕裂为代价的反抗只能昭示人类“生与死”的悖论生存困境。
作为一个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有清醒认识的个体，刘亚军曾经选择积极的人生态度来改变自己的境遇。他的身上也曾有过真率、坦诚、果敢、坚毅和善良，但当他被命运的车轮甩出生命的常态后，他只能在无奈中慢慢迎接生命的枯萎。刘亚军唯一能做的就是从自身最鲜活的感性出发来反抗压抑自己的一切。新婚之夜，当刘亚军奋力推开张小影凭自己的努力爬上床时，张小影感到“那推力中蕴藏着无穷的意志”。这是刘亚军要证明自己 “活着”的意志，要“活着”与命运抗争。然而他的对手太强大，他的抗争没有产生任何反响，他沮丧地感到自己一生的任务将是同无始无终的时间战斗。寂寞中，刘亚军似乎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他迷上了座着轮椅冲下山坡的飞一般的感觉。可事实上，“他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奇迹发生了，他不可能再有‘飞’起来的事情可做了，除了做爱”。因此，对“性”的迷恋成为他生活的唯一乐趣。刘亚军先是和邻居汪老头虚构荤故事，即而到小巷里搜罗黄色书刊，再到完全依赖虚构的“性幻想”。当“躺在床上的刘亚军得意而古怪地向张小影的母亲微笑”时，小说对刘亚军人性扭曲、变态的刻画达到极致。
欲望在此作为一种存在，显示出了它强大的破坏力量，刘亚军本想用“性”来证明他活着，可他却死了(这里指生理机能的死)。被恐惧笼罩的刘亚军丧失了精神皈依，肉体与精神彻底撕裂。在他虚构生活的同时，生活也虚构了他。就连一个小生命的到来都让他感觉好象来自某个虚幻世界，而他自己也好象“不是人，甚至连物都不是，只不过是一堆狗屎。”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刘亚军为欲望而殁，在悖论的生存困境中打上生命的死结。
三、理性与非理性世界的对立展现人的孤独存在
人类从本性上说，总是寻求确定性，寻求事物之间必然的逻辑和因果关系，渴求自己掌握自己，解释并主宰世界，这就产生了一种精神力量——理性。然而，现实恰恰相反，是存在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宇宙的不可理解的法则在客观地主宰着人类。这使得人的智性在对世界的解释中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得出的结论往往适得其反，最终会遭到世界非理性力量的无情嘲弄和讥讽。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在强大的非理性世界面前，理性的个体是孤独的、可悲的《爱人同志》将刘亚军作为叙述视点，把他面对世界时的感情、情绪、体验当作思维的出发点。尽管刘亚军想从主观方面寻找人的价值、生存的意义和人的真正存在的基础与原则，但他收获的只有孤独与绝望。身处非理性世界的情绪体验中，刘亚军获得了关于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独特理解——生命的孤独存在。
小说一开始就赋予刘亚军“英雄”的身份，这一身份预示着他被剥夺了正常人的某些生存权利。如前所述，对此身份刘亚军是不认同的，他的内心有一种自救的渴望与冲动，他想尽自己的努力来获取与世界、他人、社会的联系以确立自我的生存价值。他想作一个真正的“人”，想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张小影买件衣服，想靠在停车场看车、拣垃圾挣的钱补贴家用、帮儿子攒学费……但他所有的努力，最终让“他感到自己这辈子确实十分失败，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曾经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受张小影的影响(以为宣传部门要再度宣传他们)，他对“英雄”身份产生了空前的热情，开始对未来充满憧憬。但这种憧憬只是一个“美梦”，因为这个社会早已有了关于英雄的新的标准，而刘亚军他们早应该悄悄退出历史舞台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变迁，“他意识到不管他有多么努力，他都逃脱不了被世界抛弃的命运。他看到自己自以为是的挣扎是多么可笑。”这一发现让他感到悲愤，悲伤，既而悲哀，而当他被警察连人带轮椅塞到车上时，他的心头已经充满了悲凉。当他被张小影进而被自己关进漆黑的房间中，他感觉自己好象成为一缕气体消融在黑暗中，成了黑暗的一分子。在黑暗中，他依靠外力(绳子、墙壁四周的小孔)、依靠幻觉继续与世界为敌。在刘亚军眼里，他的敌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已经来到他面前，即将把他铲除，可最终他意识到，“他幻想中的敌人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他们根本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力量，……同那个世界比，他根本就是一粒微尘，尘中的尘。也许他眼中的敌人本来就不存在，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攻击欲望根本就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孤独感强烈地包围着他，“他原本以为他的存在是强大的，但现在看来谁也没把他当成一个对手。他原本以为这世界是他的敌人，没想到这世界根本就是虚无，你想找一个明确的敌人也找不到。如果没了敌人，那么我多年来的不平、愤懑、仇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最后的绝望的发现，导致了他的自焚。应该说，刘亚军的死亡是建立在对孤独的生存困境的理性自觉上的主动选择，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孤独者。”
艾伟通过小说，将人的生存状态具体化，表达了一种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拷问。其真正震撼读者灵魂的，就是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景况，是那种无可逃脱的命运归宿，是那种“深冷透骨的悲凉”，是那种出自同类的难以表达的哀悯。这使得小说拥有了一种普泛性的精神指向，它穿透了不同国家、地域、种族的限制，提供了一个由同类组合而成的更为广泛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人们普遍具有的情感和心理特征《爱人同志》再次证明，一部小说的深度和复杂性完全可以由人物的深度和复杂性去承担，并且通过对人性的深度开掘，通过对人类的自我关照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