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界，鲁迅简直就是一面镜子。生前死后对他的种种高论宏议，往往与本人并不搭界，反而绝妙地映照出论议者的某种心态。
　　鲁迅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说此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却偏有人指其为“卖国”。
　　鲁迅本来正站在歧路上，站在十字路口，几乎难于举足，却偏偏奉承他是“思想界先驱者”、“思想界之权威”。
　　鲁迅明明说自己决不是什么青年导师，却非要捧他为“青年指导者”。
　　鲁迅宁可不进有麻烦禁令的艺术之宫，而情愿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却偏要说他是“艺术家”。
　　鲁迅说过自己不过是从旧营垒中来的破落户子弟，只是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却非要恭维他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

　　鲁迅明明说自己并不是什么战士，倘若是，就应该在前方奋斗，而不应躲到“革命后方”广州来，却非要奉他为“战士”。
　　有的人歧视他，盖因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作品里找不出无产阶级文学先进性，就奚落他是“坐在没落的营盘里”的“没落者”，然而倘他学了马克思主义，歧视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人鄙薄他，由于他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官员，又与稳健平和、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二弟闹翻，又抛弃发妻朱安，又与“现代评论派”、“新月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战作对，又拿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津贴，又不敢骂蒋介石，然而倘不如此，鄙薄他的人又会找出别的什么理由来鄙薄他了。
　　有的人看不起他，说他偏激、刻毒、多疑、不宽容、主张斗争哲学云云，总之是让人们感觉不舒服。
　　于是乎可恶之至。讲话时又南腔北调，甚至连态度、气量、年纪，以致牙齿的颜色，也都成了可借以讥诮的罪过……

二

　　而且还有哩，鲁迅说过他天生不是革命家，一是由于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是因为最不愿使别人作牺牲，而革命巨子看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而却偏要派定他一个“革命家”的头衔和名号。
　　岂但此也哩！
　　鲁迅还不仅期盼“从绍兴城头一路‘革’下去，先改造鲁镇、未庄，再改造吴妈、阿Q的‘灵魂’”，而且又“曾贬损辛亥革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绍兴城内虚无党的把戏’”哩。而且这即是“所谓‘树人’，那就很危险”哩。
　　笔者孤陋寡闻，并不知晓鲁迅到底是怎样“贬损”辛亥革命的，但却记得他于黄花节纪念日特别撰文，说发动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虽为“失败的战士”，但却是“革命成功的先驱”，称赞“革命家的伟大”；记得他说过“中华民国”，是“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自然他又确曾在《阿Q正传》里写到过，革命党进城以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还说“内骨子是依旧的”；“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孙中山先生本人不是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吗？
　　岂但此也哩，鲁迅忽又怎么期盼“从绍兴城头一路‘革’下去”……而且，“所谓‘树人’”，又怎么就“很危险”哩。鲁迅早年在日本弃医从文，怀抱着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的大愿景。文学，难道不是关乎人的灵魂、精神的事业吗？如果说此即为“树人”的事业，那怎么就又耸人听闻的“很危险”了呢？
　　“危险”到何种程度呢？据说，“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鲁迅这样的文人参与塑造，他们难耐1.0，呼唤2.0，直至3.0落地，首先送去‘改造’的不是吴妈，而是他的追随者胡风。”（据云所谓1.0指仅限于政治领域的革命，或曰小革命；所谓2.0指扩大为社会改造的革命，或曰中革命；所谓3.0指深入精神文化领域，不仅改造社会，还要改造人性，只能称大革命。—笔者按）
　　被称为一九四九年后“共和国第一起文字狱”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却原来鲁迅亦脱不了干系。这可真是自己挖坑自己埋，自作自受呢。岂但此也哩，鲁迅还“参与塑造”了“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而且还“难耐1.0，呼唤2.0，直至3.0落地”哩。与法国大革命遥相呼应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起来鲁迅也难脱干系喽。猗欤休哉，这种识见是何等超妙不凡呀！
　　呜呼鲁迅，你为自己和替他人伏罪的时间，也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自然，对于阿Q式的革命，鲁迅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也确曾对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表示不满，乃至失望，曾经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他还曾更加彻底地“贬损”过中国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哩。他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还说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不过是两个时代的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又说：“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然而，比起如上法国大革命专家的超妙不凡的见解来，鲁迅这些看法就未免太偏激喽、太“危险”喽，而且“糟得很”喽。或许这正是鲁迅思想的“短板”亦未可知呢。
　　岂但此也哩，早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大革命就曾如此这般地“玩过这一把”喽。笔者历史知识实在浅陋得很，不知道两者是否可以如此这般地比附攀扯一番，更不清楚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到底有何共通之处。前者是红卫兵、造反派忠于伟大领袖，听命于最高指示的“奉旨革命”；后者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封建旧制度土崩瓦解，国王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也恐怕算是常识了吧。 　　假若如《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所说，热爱那些以理性和自然法则为唯一依据的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毫无政治经验的法国文人，对法国大革命影响甚巨，“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了人民”；那么，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为了彻底整垮自己的政治对手，竟不惜发动一场搞乱全国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政治社会文化大动乱的反常做法，与所谓“鲁迅这样的文人参与塑造”的“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究竟存在何种历史联系呢？
　　呜呼鲁迅，你为自己和替他人伏罪的时间，也实在是太久远太久远了！

三

　　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鲁迅，不可能不与革命迎头遭遇并发生纷杂纠葛，各式各样的政客文豪正人君子又总以明枪暗箭，欲办他“革命及不革命之罪”。鲁迅虽不是“革命的巨子”，但对于革命，他既没有简单冷漠地加以拒绝，也并非毫无保留地追随拥抱；毋宁说他更是一个独立不倚的清醒的革命观察者、思考者、剖析者和批判者。在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鲁迅对革命的体验观察与思考探究，是异常深刻和独树一帜的，为他人所难以企及。
　　他揭示了革命发生的现实依据和必然性、正当性，一语破的地道出：“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然而他从未把革命理想化，他指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他目光高远，亦未将革命看作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业，他说，“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鲁迅对革命的复杂性的认识，还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到不但参加革命者并不纯粹，而且其目标也并非完全一致。他具体透彻地辨析道：“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
　　而当创造社、太阳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时，鲁迅反倒成了他们“祭旗”的对象，不但对其大加挞伐围剿，且罪名多多，“醉眼陶然”啦，“没落情绪”啦，“有闲阶级”啦，“浅薄的人道主义”啦，甚而至于更吓人的“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在异常复杂险恶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鲁迅冷静观察了革命过程中投机革命、“奉旨革命”等种种现象，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并认为：“革命策源地”也是可以变成“反革命策源地”的。他鲜明反对种种极端的革命论调，质疑“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并敏锐地发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
　　鲁迅坚决反对以革命之名，捕杀青年、屠戮民众、镇压异己的“血的游戏”。他以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因而极度憎恶成仿吾“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
　　鲁迅的做小说，则是为了响应和参与《新青年》发起的“思想革命”，为了“改良社会”，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改变阿Q、华老栓、闰土和祥林嫂们那种“辛苦麻木而生活”的状态。他以清醒的头脑、非凡的现实主义勇气和卓越的文学技巧，写出了阿Q“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革命”真相，揭示了“阿Q式革命党”存在的深厚久远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基。
　　《阿Q正传》以阿Q为焦点，以未庄为视角，为辛亥革命刻绘一幅传神小照，充分体现了鲁迅独具的灼见卓识和文学创造力。西方一位史学家亦曾高度称许这部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作品，以为《阿Q正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分析，无人匹敌”。

　　提及辛亥革命，鲁迅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可以说辛亥革命对于鲁迅，既是划时代的巨大历史事变与新漆落尽、旧相复显的黑暗社会现状的交汇扭结，也是后者对前者的蚕食和吞噬。鲁迅对于这场革命的幻灭、失望、否弃和批判，是希望和理想落空后的幻灭和失望，在否弃与批判中又积淀了思想认同与价值肯定。

　　鲁迅曾说“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这也就是他之所谓“捧杀”。鲁迅死后的“华盖运”，即自“捧杀”发端。
　　延安时期，他头上有了几顶高帽子：既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评价如此之高，堪称前所未有，然而对鲁迅的“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却又在具体文学实践中予以否定，认为“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这自然是按照政党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来模塑、规范鲁迅，直至把他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这形象全体的所指是不言而喻的。早在留日时期，他就开始探讨“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的“改革国民性”的宏愿，指向的正是“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国民历久养成的“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的“最大的病根”。如果说鲁迅杂文笔法只能用于讽刺敌人，那岂不简直等于斫杀了鲁迅杂文无限蓬勃的生机？ 　　一九四九年以后，鲁迅像死后做定了“摩登圣人”的孔子一样，更是被抬到了一个相当吓人的高度，成了可以任意诠解、装扮、规训的一尊神像。无比博大深邃繁复的鲁迅，完全被革命化、被政治化，因而也简单化、工具化、庸俗化了。
　　鲁迅丰厚的原创的思想和艺术，本来是最难于被规范化、模式化的，然而靠了政党的权威、政治的势力，而非思想和文学的力量，鲁迅居然在三四十年间即被涂抹成、歪曲成后来人们从报刊社论上所看到的、所熟悉的那个俨然道貌的模样。这堪称思想和文学被政治变形、被权力话语改造的一个极特殊的标本。
　　“文革”之中，鲁迅更是被牢牢地捆绑到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战车上，完全按照政治需要来张扬其所谓“硬骨头精神”和“痛打落水狗”作风，以用来作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各类阶级敌人的武器。待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人民日报》社论全然罔顾历史事实，信口胡诌什么鲁迅“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旗，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煞有介事地号召像鲁迅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鲁迅即变成了一个可资随意歪曲利用的空洞政治符号，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鲜活丰盈的生命，也就彻底终结了。

五

　　鲁迅与革命的最激烈冲突和难以分解的纠缠，无疑发生在他加入“左联”，被封为“盟主”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他结识了、接触了为数不少的职业革命家、文人革命者，他在家里接待过红军将领陈赓的来访，他和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他也拒绝过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要他发表一个宣言，拥护其各项政治主张的要求，他还与周扬、田汉、夏衍、徐懋庸等“左联”领导者发生过严重的摩擦和对立。
　　从“四条汉子”等以“指导者”自居的青年身上，鲁迅发现了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政治异化现象，以及不尊重个人的独立性、恣意压制奴役他人的严重弊端。他激愤谴责“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于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而只借革命以营私”。他们其实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这种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业绩”。鲁迅深恶痛绝地称之为“破落户飘零子弟”、“元帅”、“工头”，认为“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这些“同一营垒中人”往往会“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为了对付他们，自己必须格外艰难地“横站”，并因此时时感到“独战的悲哀”。
　　这些来自革命营垒内部的切身经验和直接刺激，不能不使鲁迅对革命的观察和思考愈加冷峻和深化了。他曾由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角度，深刻解析过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由此探究了文艺家的命运。他以为，文艺和革命在不安于现状方面本来是同一的，起初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的；但政治终归是要维持现状的，“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于是文艺成了“政治家的眼中钉”，文艺与政治便不能不“时时在冲突之中”。
　　尤其是革命成功以后，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的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于是“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而文艺家里面又“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但“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鲁迅认为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在革命阵营之中，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到的现实却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他举了苏联诗人叶赛宁和苏联作家梭波里的例子，说“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然而苏维埃成立后，“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了。
　　处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花
　　样不断翻新的时代，鲁迅不能不深刻地意识到自我未来的命运。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又曾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毛泽东会见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时，直言不讳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联想及此，便不能不感服鲁迅的远虑和忧思。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其实，鲁迅对于革命的省察和深思，鲁迅的革命观，内涵极为丰富、深刻、复杂，绝非高论宏议者所说那么简单，那么“危险”，那么危言耸听。在上引这短短的几段话里，鲁迅对革命的悖论、革命的复杂性的独到思索，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深长忧思，恐怕是要远远胜过那类不诋毁鲁迅便不足以显示自己高明的雄辩滔滔的皇皇大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