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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实践中尚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内部运行机制的完善对策及其与外部相关机制的衔接对策进行阐述。
【关键词】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
一、制度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一些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国企改制、职工安置、城镇拆迁、征地补偿等纠纷日益增多。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探索建立多元化纠纷化解工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十多年前就进入理论建构阶段，但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少政策支持。尽管中央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但立法和制度建构中仍保有对司法诉讼的过高期待，实务上的解纷需求不断向法院集中，对于非讼程序则缺乏支持力度。第二，制度设计缺乏合理性。调解、复议、仲裁等程序的制度衔接和配套设施有待完善。诉前、立案阶段和委托调解等缺少明确规定，只要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就无法启动，这极大的限制了此类非讼程序的实际应用。第三，管理体制落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需要统一的领导，妥善协调各部门的职权和分工来实现。而实践中部门利益和权利冲突给这种制度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
二、问题分析
（一）协调配合不到位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内容，他们各自有着独立的制度约束和程序规定，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配合。
以调解为例，我国调解体系大致可分为四类：1.人民调解，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进行调解，促使他们在互相谅解、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2.诉讼调解，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或轻微刑事案件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规定，组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焦点进行调解；3.行政调解，一指基层乡（镇）人民政府对一般民间纠纷进行调解。二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对某些特定纠纷进行调解；4.仲裁调解，指仲裁机构对受理的仲裁案件进行的调解。
现实情况是，上述四类调解在体系上均处于高度独立运作状态，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合作，如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一般不制作调解终结书，不能为后续诉讼调解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造成了行政资源上的浪费，也不利于非讼调解工作的开展。
（二）分流渠道不畅通
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既有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有公民个人之间因借贷、合同、婚姻、继承、赡养、侵权等引发的民间纠纷，这些纠纷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面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如何将其顺利导入糾纷解决机制？如何引导当事人根据不同案情来选择最适宜的调解方式？由谁负责疏通矛盾纠纷流向渠道？
上述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没能得到解决，由于缺乏统一的、权威的引领和指挥，制度运行不畅，当事人在选择解纷方式时缺乏引导，结果是既耽搁了时间，又增加了成本，而且容易在解纷主体之间（如居委会、仲裁庭、派出所、法庭等）出现“踢皮球”的情况，相互推诿，导致当事人的权利难以实现。
三、制度设计
（一）设立区域性纠纷调度机构
在县（市）级政府部门设立“矛盾纠纷调度中心”的专职机构，统一指挥调度区域内的矛盾纠纷化解以及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等预防性工作。其职能定位是收集信息、引流案件、落实监督。
1.收集信息。按照行政区划，在乡镇、村（居委会）以及村小组分别设立信息员岗位，在信息员与调度中心之间开通“绿色通道”，由信息员直接向调度中心反馈辖区内的矛盾纠纷信息，确保信息在第一时间准确地到达调度中心，避免因信息传递环节过多带来不良后果，这对快速处理突发事件更具特殊意义，可以赢得更多化解纠纷的时间。
2.引流案件。由调度中心对来自基层的信息进行备案、梳理和分类。对特殊纠纷如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责任纠纷等，原则上应归行业性或专业性解纷机构化解；对一般性纠纷，通常可按其难易程度来选择解纷机构，进行分级处置，化解难度小的如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矛盾纠纷，可建议当事人首选村（居委会）进行化解，化解难度较大的如疑难、复杂或公众关注度高的矛盾纠纷，可建议当事人首选乡镇、街道办或人民法院进行化解。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让不同纠纷在“量身打造”的平台上得到解决，有利于节约社会人力资源，发挥非诉调解组织的作用，也有利减轻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压力。
3.落实监督。离开了监督管理，再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不能正常输出“功率”，甚至沦为制度上的摆设。建立和完善监督制度，对监督权限、责任、内容、方式等做出细化规范，让监督工作渗透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每个环节中去，用监督来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二）推进诉讼与非讼沟通衔接。
在诉讼与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中，前者是单一的解纷主体即人民法院，后者是复杂的解纷主体，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民间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等。诉讼与非讼两类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在职能设定上有所倾向，但其追求的社会价值却是殊途同归。
然而实践中两类解纷方式各行其是，缺少配合。一方面非讼解纷主体缺少与诉讼解纷主体建立常态化沟通，对一些“难化解”的矛盾纠纷只好无功而返。另一方面，作为诉讼解纷主体的人民法院，在一些案件没有经过非诉解纷组织“过滤”的情况下大包大揽，为此背负了繁重的任务包袱，对司法资源是一种浪费。
因此要着力建立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既要重视发挥非诉解纷程序成本较低、便于执行的优势，也要充分运用诉讼解纷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特点，力求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2]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3]叶明.公益诉讼的局限及其发展的困难——对建立新型经济诉讼的几点思考[J].现代法学.2003.
【关键词】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
一、制度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一些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国企改制、职工安置、城镇拆迁、征地补偿等纠纷日益增多。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探索建立多元化纠纷化解工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十多年前就进入理论建构阶段，但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少政策支持。尽管中央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但立法和制度建构中仍保有对司法诉讼的过高期待，实务上的解纷需求不断向法院集中，对于非讼程序则缺乏支持力度。第二，制度设计缺乏合理性。调解、复议、仲裁等程序的制度衔接和配套设施有待完善。诉前、立案阶段和委托调解等缺少明确规定，只要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就无法启动，这极大的限制了此类非讼程序的实际应用。第三，管理体制落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需要统一的领导，妥善协调各部门的职权和分工来实现。而实践中部门利益和权利冲突给这种制度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消极影响。
二、问题分析
（一）协调配合不到位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包括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内容，他们各自有着独立的制度约束和程序规定，相互之间缺乏协调配合。
以调解为例，我国调解体系大致可分为四类：1.人民调解，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进行调解，促使他们在互相谅解、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2.诉讼调解，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或轻微刑事案件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规定，组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焦点进行调解；3.行政调解，一指基层乡（镇）人民政府对一般民间纠纷进行调解。二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授权对某些特定纠纷进行调解；4.仲裁调解，指仲裁机构对受理的仲裁案件进行的调解。
现实情况是，上述四类调解在体系上均处于高度独立运作状态，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合作，如当事人通过行政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一般不制作调解终结书，不能为后续诉讼调解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造成了行政资源上的浪费，也不利于非讼调解工作的开展。
（二）分流渠道不畅通
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既有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也有公民个人之间因借贷、合同、婚姻、继承、赡养、侵权等引发的民间纠纷，这些纠纷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面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如何将其顺利导入糾纷解决机制？如何引导当事人根据不同案情来选择最适宜的调解方式？由谁负责疏通矛盾纠纷流向渠道？
上述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没能得到解决，由于缺乏统一的、权威的引领和指挥，制度运行不畅，当事人在选择解纷方式时缺乏引导，结果是既耽搁了时间，又增加了成本，而且容易在解纷主体之间（如居委会、仲裁庭、派出所、法庭等）出现“踢皮球”的情况，相互推诿，导致当事人的权利难以实现。
三、制度设计
（一）设立区域性纠纷调度机构
在县（市）级政府部门设立“矛盾纠纷调度中心”的专职机构，统一指挥调度区域内的矛盾纠纷化解以及开展矛盾纠纷排查等预防性工作。其职能定位是收集信息、引流案件、落实监督。
1.收集信息。按照行政区划，在乡镇、村（居委会）以及村小组分别设立信息员岗位，在信息员与调度中心之间开通“绿色通道”，由信息员直接向调度中心反馈辖区内的矛盾纠纷信息，确保信息在第一时间准确地到达调度中心，避免因信息传递环节过多带来不良后果，这对快速处理突发事件更具特殊意义，可以赢得更多化解纠纷的时间。
2.引流案件。由调度中心对来自基层的信息进行备案、梳理和分类。对特殊纠纷如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责任纠纷等，原则上应归行业性或专业性解纷机构化解；对一般性纠纷，通常可按其难易程度来选择解纷机构，进行分级处置，化解难度小的如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矛盾纠纷，可建议当事人首选村（居委会）进行化解，化解难度较大的如疑难、复杂或公众关注度高的矛盾纠纷，可建议当事人首选乡镇、街道办或人民法院进行化解。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让不同纠纷在“量身打造”的平台上得到解决，有利于节约社会人力资源，发挥非诉调解组织的作用，也有利减轻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压力。
3.落实监督。离开了监督管理，再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不能正常输出“功率”，甚至沦为制度上的摆设。建立和完善监督制度，对监督权限、责任、内容、方式等做出细化规范，让监督工作渗透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每个环节中去，用监督来提高纠纷化解效率。
（二）推进诉讼与非讼沟通衔接。
在诉讼与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中，前者是单一的解纷主体即人民法院，后者是复杂的解纷主体，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民间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等。诉讼与非讼两类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在职能设定上有所倾向，但其追求的社会价值却是殊途同归。
然而实践中两类解纷方式各行其是，缺少配合。一方面非讼解纷主体缺少与诉讼解纷主体建立常态化沟通，对一些“难化解”的矛盾纠纷只好无功而返。另一方面，作为诉讼解纷主体的人民法院，在一些案件没有经过非诉解纷组织“过滤”的情况下大包大揽，为此背负了繁重的任务包袱，对司法资源是一种浪费。
因此要着力建立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既要重视发挥非诉解纷程序成本较低、便于执行的优势，也要充分运用诉讼解纷特有的权威性、强制性特点，力求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2]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3]叶明.公益诉讼的局限及其发展的困难——对建立新型经济诉讼的几点思考[J].现代法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