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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政府投资项目一般由项目使用单位或使用单位的主管部门组建基建班子进行建设管理。由于基建班子大多由一些非专业的工作人员临时组成，由于他们不具有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造成管理中漏洞很多，三超现象（超规模、超标准、超概算）严重，质量问题也不少。如何解决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代建制”的推行就是切实解决政府投资项目“三超”现象等弊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代建制”即通过招投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建成后移交给使用单位。因此，“代建制”的推行，关键在于采用公开竞争的招投标方式选择具有专业素质的代建单位，用合同来约束代建单位的代建义务。像工程发包人与承包人的关系一样，政府与代建单位的关系也是合同关系，政府选择具有相应能力和经验的项目代建单位，负责项目建设的全程组织和管理，政府通过合同来约束代建单位的行为，政府与代建单位的权利、义务均通过合同予以确认，代建单位必须严格履行合同，一旦工程造价超出预算，或工期发生延误，或质量不符合要求，代建单位均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要做好政府投资项目的“代建制”工程的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工作，笔者根据自己从事政府工程管理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概念的澄清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承包合同，这是合同订立初始阶段的合同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招标投标从属于合同管理的范畴。那么，招标投标活动与合同缔约方式应当是对應的。但是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仍有概念混淆的现象。而澄清一些概念，理清招标投标与合同的关系，对我们整个合同管理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1、招标文件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笔者认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投标文件才是要约，通过招投标订立合同的过程就是：发布招标公告（要约邀请）———投标（要约）———发出中标通知书（承诺）的过程。理由是：
（1）从目的来看，《合同法》第十五条明确指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其目的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发出招标文件的目的仍然一致，招标人此时并没有向特定的投标人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而投标人递交了投标文件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招标人向其发出中标通知书，签订承包合同。
（2）从内容来看，招标文件中包含的合同主要条款，如价款、工期甚至质量等都不确定，投标行为无法据此做出承诺，必须对其补充，仅在招标文件的基础上无法签订承包合同。
（3）从结果来看，《合同法》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如果招标文件是要约，投标文件是承诺，那么当投标截止后合同即告成立，而事实上因为没有确定中标人合同仍未成立；而认为投标文件是要约，签发中标通知书为承诺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此时，虽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招标人和中标通知人签订合同，而且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价款、质量、工期等均已经明确，此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存在，合同即告成立。
2、《招标投标法》与《合同法》有无矛盾之处？
笔者认为两者并无矛盾之处。按照《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必须符合下列规定“内容具体确定”，但是在投标截止日之前，依据《招标法》，投标文件依然可以补充、修改甚至撤回。这表明此时内容不确定，不具备要约的规定，只有在投标截止后，没有撤回的投标文件才称为要约，此时该要约生效并且不能撤回。
不能仅从字面理解投标文件的含义，一概把投标文件作为要约。要考虑投标文件的实效，只有在投标截止后仍未撤回的投标文件才是内容具体明确的，招标人并接受其意思表示，不得拒绝其投标。
从上述两个概念的澄清，我们可以得出投标活动实质上是：发布招标公告（要约邀请）———发出招标文件（要约邀请）———投标截止后未撤回的投标（要约）———发出中标通知书（承诺）的过程。
二、当前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对此通常的认识是目前合同管理缺位，合同缔约双方的素质不高，深入追究就统统推到体制的问题上。笔者认为，不管什么问题的出现必有其成因，只有把成因分析清楚，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就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来说，在履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前期招投标活动（即缔约过程）中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一）对招投标活动与承包合同履行两者的关系认识不够。
说到招投标，很多人想到最多的是遏制腐败，公开、公平和公正，提高经济效益和工程质量等等，而各地的具体招投标监管活动中更多是围绕合理、合法地确定中标人这一目标上。《招标投标法》第一条明确指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表明我们应该认识到招标投标活动作为合同管理的缔约过程，因而在保证突出竞争力的基础上选择中标人的同时，思考如何制订一份完善的合同。
制订完善的合同离不开对招标文件编制的审慎。目前的招标文件编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在合同主要条款中对计价规则的不确定，如合同价款仅说明采用固定价格合同，未说明是固定单价还是总价；工期较长的项目中的所谓非“主要材料”（一般将水泥、钢筋、砖、砂、碎石、商品砼等列为主要材料，而有些工程电气相关的管材、线材等占很大比例，如果将其列为非主要材料，遇到价格较大上涨压力，对承包人影响尤其严重。）价格不予调整，对承包人不利；关于设计变更等工程量的调整一律按照投标文件的报价及优惠幅度执行，考虑投标时可能采用不平衡报价法，一律按照投标文件的报价对发包人不利。合同缔约时贪图省事必然给后续履约带来困难。
（二）政府投资工程问题不少。
如果说合同缔约时主要条款简化的目的是贪图省事的话，这只是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而很多政府投资工程就有明知故犯的嫌疑。仍就最主要的计价规则来说，很多合同的专用条款就是直截了当的一句话“根据具体情况，由甲、乙双方另行商定。”这揭示了政府投资工程所有者缺位的问题，部分居心叵测的发包人慷国家之慨，谋个人私利，对招投标活动所持的态度是“先进来再说”，中标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才有了合同的“根据具体情况，由甲、乙双方另行商定。”如此导致最终的工程结算价与中标价有天壤之别。
（三）在合同履行中合同的管理有待加强。
仅是制订一份好的合同还不够，不严格遵照执行还是“一纸空文”，现在普遍存在的“阴阳合同”就是例证。在有形建筑市场备案的是一份合同，甲乙双方在实际履约中另起炉灶，往往把合同履约搞得面目全非，纠纷不断，加上当事人双方的自律管理远远不够，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又缺少专门的职能机构对合同履行过程的管理，遇到了问题私下解决不了就直接告上法院。缺少各职能部门的联动大大增加了合同管理的成本。
分析了合同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成因，笔者认为对招标文件的编制不能仅仅满足于重大偏差条款的审慎，同时对合同的主要专用条款要结合工程的实际细化工程计价规则严密制订。招投标监管部门应当承担对合同的行政管理和监督，通过加强对合同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减少合同纠纷进入司法管理体系，以实现合同管理成本的节约。
结合各类招标文件编制中合同条款的起草，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对建设工程承包发包双方开展定期培训，只有学会制订一份完善的合同，才能在履约中自觉按照自律的规则执行。此外，还应发挥有形建筑市场作用，推动合同履行体系建设的诚信化。
要做好政府投资项目的“代建制”工程的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工作，笔者根据自己从事政府工程管理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概念的澄清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承包合同，这是合同订立初始阶段的合同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讲，招标投标从属于合同管理的范畴。那么，招标投标活动与合同缔约方式应当是对應的。但是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仍有概念混淆的现象。而澄清一些概念，理清招标投标与合同的关系，对我们整个合同管理工作是大有裨益的。
1、招标文件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笔者认为招标文件是要约邀请，投标文件才是要约，通过招投标订立合同的过程就是：发布招标公告（要约邀请）———投标（要约）———发出中标通知书（承诺）的过程。理由是：
（1）从目的来看，《合同法》第十五条明确指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其目的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发出招标文件的目的仍然一致，招标人此时并没有向特定的投标人有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而投标人递交了投标文件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招标人向其发出中标通知书，签订承包合同。
（2）从内容来看，招标文件中包含的合同主要条款，如价款、工期甚至质量等都不确定，投标行为无法据此做出承诺，必须对其补充，仅在招标文件的基础上无法签订承包合同。
（3）从结果来看，《合同法》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如果招标文件是要约，投标文件是承诺，那么当投标截止后合同即告成立，而事实上因为没有确定中标人合同仍未成立；而认为投标文件是要约，签发中标通知书为承诺符合合同法的规定，此时，虽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招标人和中标通知人签订合同，而且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价款、质量、工期等均已经明确，此时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存在，合同即告成立。
2、《招标投标法》与《合同法》有无矛盾之处？
笔者认为两者并无矛盾之处。按照《合同法》第十四条，要约必须符合下列规定“内容具体确定”，但是在投标截止日之前，依据《招标法》，投标文件依然可以补充、修改甚至撤回。这表明此时内容不确定，不具备要约的规定，只有在投标截止后，没有撤回的投标文件才称为要约，此时该要约生效并且不能撤回。
不能仅从字面理解投标文件的含义，一概把投标文件作为要约。要考虑投标文件的实效，只有在投标截止后仍未撤回的投标文件才是内容具体明确的，招标人并接受其意思表示，不得拒绝其投标。
从上述两个概念的澄清，我们可以得出投标活动实质上是：发布招标公告（要约邀请）———发出招标文件（要约邀请）———投标截止后未撤回的投标（要约）———发出中标通知书（承诺）的过程。
二、当前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对此通常的认识是目前合同管理缺位，合同缔约双方的素质不高，深入追究就统统推到体制的问题上。笔者认为，不管什么问题的出现必有其成因，只有把成因分析清楚，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就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来说，在履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前期招投标活动（即缔约过程）中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一）对招投标活动与承包合同履行两者的关系认识不够。
说到招投标，很多人想到最多的是遏制腐败，公开、公平和公正，提高经济效益和工程质量等等，而各地的具体招投标监管活动中更多是围绕合理、合法地确定中标人这一目标上。《招标投标法》第一条明确指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表明我们应该认识到招标投标活动作为合同管理的缔约过程，因而在保证突出竞争力的基础上选择中标人的同时，思考如何制订一份完善的合同。
制订完善的合同离不开对招标文件编制的审慎。目前的招标文件编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在合同主要条款中对计价规则的不确定，如合同价款仅说明采用固定价格合同，未说明是固定单价还是总价；工期较长的项目中的所谓非“主要材料”（一般将水泥、钢筋、砖、砂、碎石、商品砼等列为主要材料，而有些工程电气相关的管材、线材等占很大比例，如果将其列为非主要材料，遇到价格较大上涨压力，对承包人影响尤其严重。）价格不予调整，对承包人不利；关于设计变更等工程量的调整一律按照投标文件的报价及优惠幅度执行，考虑投标时可能采用不平衡报价法，一律按照投标文件的报价对发包人不利。合同缔约时贪图省事必然给后续履约带来困难。
（二）政府投资工程问题不少。
如果说合同缔约时主要条款简化的目的是贪图省事的话，这只是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而很多政府投资工程就有明知故犯的嫌疑。仍就最主要的计价规则来说，很多合同的专用条款就是直截了当的一句话“根据具体情况，由甲、乙双方另行商定。”这揭示了政府投资工程所有者缺位的问题，部分居心叵测的发包人慷国家之慨，谋个人私利，对招投标活动所持的态度是“先进来再说”，中标后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才有了合同的“根据具体情况，由甲、乙双方另行商定。”如此导致最终的工程结算价与中标价有天壤之别。
（三）在合同履行中合同的管理有待加强。
仅是制订一份好的合同还不够，不严格遵照执行还是“一纸空文”，现在普遍存在的“阴阳合同”就是例证。在有形建筑市场备案的是一份合同，甲乙双方在实际履约中另起炉灶，往往把合同履约搞得面目全非，纠纷不断，加上当事人双方的自律管理远远不够，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又缺少专门的职能机构对合同履行过程的管理，遇到了问题私下解决不了就直接告上法院。缺少各职能部门的联动大大增加了合同管理的成本。
分析了合同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成因，笔者认为对招标文件的编制不能仅仅满足于重大偏差条款的审慎，同时对合同的主要专用条款要结合工程的实际细化工程计价规则严密制订。招投标监管部门应当承担对合同的行政管理和监督，通过加强对合同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减少合同纠纷进入司法管理体系，以实现合同管理成本的节约。
结合各类招标文件编制中合同条款的起草，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对建设工程承包发包双方开展定期培训，只有学会制订一份完善的合同，才能在履约中自觉按照自律的规则执行。此外，还应发挥有形建筑市场作用，推动合同履行体系建设的诚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