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是一个被玩坏了的词，但这依然不能阻碍“contrarian”被译成“愤青”。从2005年翻译出版希钦斯的《致一位“愤青”的信》（上海人民出版社），到今年引进他的另一作品《致愤青》（华夏出版社），可能本来就没把它当回事。“愤青”也好，“反对派”也罢，把希钦斯的书拿来出版，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把它变成政论鸡汤或者时尚读本。
　　“你的意思是，要是我的看法与别人不同，我就注定是一个该死的傻瓜，对吗？”希钦斯把尤索林的话作为《从〈第二十二条军规〉谈起》最直白的追问。在他看来，人天生就有个人主义倾向，同时需要安全和归属感，但当他们被当作一个整体时，这些倾向将更容易被控制。那么，他要提醒读者的将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危险的大多数。一种趋于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需求让大多数成为一种无声而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隐藏着危机。人们寻求安全感并不是为了寻求团结一致，因为它可能是“意见一致、专制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当一个群体不被当作一个个松散的个体看待而以整体的名义发言，它本身就意味着权力，而这种权力将由谁来加以限制就成了问题。希钦斯把枪口对准了宿命论和宗教，对准了犬儒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准了古老传统和利益集团。他告诫“愤青”，即使有“大众”需要唤醒，有“人民”需要赞扬，根据定义，“大众”和“人民”也必然是由个人组成的，而只有“与自己内心的反英雄主义者尤索林保持良好关系”，才不会落入危险的大多数的圈套。
　　希钦斯在《从〈第二十二条军规〉谈起》中显得要比在其他地方理性得多。他罗列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系列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来说明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悖论：那些采取对抗性活动或者运用对抗性思维的人群，往往是具有反叛性和独立性的人，但他们当中“佼佼者所拥有的动力，都是来自于对他人的关心，以及对于大于其自身利益的事业和运动的关注”。这个时候，再读《关于归属的一致性问题》就显得更加清楚明白。“不，我不认为归属感或安全感是一个多么大的奖赏”。那些来源某个集体的自豪甚至是兄弟姐妹的情谊包含太多令人窒息的特质，至于它带来的好处，希钦斯觉得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希钦斯在这里显得温情而体贴，像一个和蔼的老教师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成长经历掏出来作为一种柔软而有力的教具。他讲他如何在英国被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抚养长大，并在一个为帝国长期服役的海军家庭建立起最初的记忆和意识。但是，他逐渐发觉来自身边人向外的敌意———“留心钱包，别喝他们的水”。这种意识“被英国下流报刊和许多政治家”不断强化，甚至在他成年旅行的时候，都必须克服这种难受或紧张的心理才能安然走进亚非国家的街市。他的旅行让他发现“物种成员之间的差异程度微乎其微”，而那些微不足道的差异在本地人和心怀叵测的人那里则会变成一种强迫性的关注对象，就像在贝尔法特市会轻易猜出谁是新教徒谁是天主教徒，猜出谁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谁是僧伽罗人，也像四九城侃爷的傲慢和漂来的生瓜蛋子，一眼就分得清。这些在不同宗教、种族、阶级、地域、性别之间刻意构建的差异犹如旅行路上终究会消失的关卡。人们为了维持它的存在不仅在浪费着生命和精力，同时又促生出一种可怕的思维模式。在这个问题上，希钦斯倒毫不心慈手软，努力地表达出“愤青”的一面：“我为种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者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误解了人之为人的要义，因此他们理应得到某种同情甚或怜悯。然而，我随后却能够狠下心来，决定还是更加憎恨他们为妙，这是因为他们所导致的苦难的缘故，也是因为他们为其行为找到的可憎的借口的缘故。”
　　在西方，“身份政治”为左翼知识分子所偏好，而在写作此书的2000年，希钦斯已然明确警告“愤青”：不要和身份政治有任何关联。作为一个老牌托派分子，他把“身份政治”看成是1968年后的左翼阵营遭遇种种挫折和失败的一种反应和对怀念那个年代的人们的一种补偿。他越来越意识到“一种真正糟糕的思维模式已经进入思辨领域”，“人们只会站起来大声说出他们的直接感受，而不是说出他们思考的内容或是如何思考的，他们会谈论他们是谁，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或者代表了什么”。“身份政治”之所以好用，是因为它来自于最基本的常识和判断，毕竟每一个身份群体都会派生出具有基本特征的亚群体，而一个亚群体又会同样繁衍。这从概念上来说是自然而无须过多质疑的。但是，“身份政治”用起来有力，却与对某些群体性特质的过分关注和强调有关，是一种基于斗争而人为刻画出的文化形象，或者借用希钦斯刻薄却又准确的话说，“一种差别不大的‘自恋癖’的相对乏味的形式”。于是，一个“经历过‘五月风暴’的头发灰白的倔强老头”，一个“革命年代的幸存者”，发现了革命的“安慰奖”正从激进迅速走向极端的保守，转而相信“人道主义的基本成分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至少在这个时候，希钦斯已经与“五月风暴”时的自己进行了“愤青”式的决绝告别，就像在《关于大众文化》里得到的印证那样。他说：“我承认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这个问题上能够实现二者共存。”
　　在《关于一个“愤青”的生活》里，左拉以及他的控诉被当作“愤青”的样本来说事。“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毕竟还有过一个意志坚定而且富有原则的人，他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直接说‘不’，也能够坚持不懈地斗争到底，而且他的斗争地点很特殊———不是我们通常以中立的口气所说的‘在法庭上’，而是在被告席上。”事情到这里似乎变得严肃而沉重，但是希钦斯让《我控诉》指向何处呢？那些对欺凌行为过分偏执的抵抗或者对愚蠢教育的挑战，是“某种与生俱来的事物，而不是后天灌输的结果”。于是，希钦斯在有了充分的理由之后立刻兴奋起来，因为先天的东西将会反复出现，因为它的出现“并不仰赖于良好的榜样或者道德故事的感化力量”，因为对抗武断权威或大众化倾向的力量以及认同富有才思箴言的愉快感受被确认为一种先天而无须质疑的性格特质。但有意思的是，几乎整本书都在谈论“怀疑”，尤其是对那些无须质疑的“怀疑”。正如希钦斯在书的结尾对“愤青”的告诫———要提防那些非理性但却具有诱惑力的事物；要避开所谓“超验主义”的东西；要远离所有希望你顺从于他们或者放弃自我判断的人；以怀疑的态度看待你自己的动机以及所有的借口———对所谓“愤青”特质是不是也需抱有必要的怀疑？希钦斯可能过于兴奋，过于沉迷在自己作为一个“愤青”的斗志里。他在对“愤青”生活的讲述和训导中坚定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用一种充满理性的例证推导出非理性的先验结论，用一种冲动而狂妄的情绪覆盖了他有关左拉的可靠判断。
　　是的，事情总是要扯平。如果把希钦斯的锋利洞见视为一种收获，那么他的狂妄和自负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一个批评家的权利和理由并不需要像当权者那样予以展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点是无须证明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充满愤怒之情的独立思想者被他们的敌人描述为“自封的独立思想者”的原因。“自封”非常适合我。我在自给自足的队列中感到非常开心。如果我变得愚蠢或者处境不妙，除了我本人，没有人需要因此而受苦。有人这样问：你以为你是谁？我可以从容地应对：有谁想知道我是谁？
　　这不是辩论者的言语，却是用吊诡的修辞为自己作为“永远的反对派”和他批评权利的辩护。想想也似乎有些道理，“反对派”总是有，如果少了这些人的狷狂和傲慢，为什么还要读希钦斯？也许，这才是一个“反对派”存在的方式，它不应该成为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更不应该把自己镶死在左或右的阵营。它当如永不消失的他者，从言辞里映出世间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