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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诺刚进朱家门的时候，朱天心的母亲跟外人这样介绍自己的女婿，“他是个只要一盘棋和一本书，可以在树上住几年也没关系的人。”
这样一个人，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不紧不慢地写出几本和书有关的书来，要是字里行间流淌出博闻强记的才识，也没什么可意外。
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里，把唐诺新作《世间的名字》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举，誉之“华语唯二的大散文作者”。他想说的，应该是唐诺散文的眼界和信手拈来的技术。
从古生物学、理论物理学到棋牌棒球，这些在现实世界里被区隔于各自专业话语鸿沟里的知识，在唐诺的笔端，似乎恢复了它们裹挟在日常经验里的样貌，流经我们的生活。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这一长串名字点缀其间，非但没有卖弄的气味，反倒显出作者无意向我们隐瞒什么。
《世间的名字》由二十个中短篇组成，唐诺用三千到一万字的篇幅，时而从古尔德反思进化论的古生物学理论出发，进入冷僻的日本将棋领域，探问棋王难求一败的反进化可能；时而又以现代管理学视角，来打量耶稣布道与信仰兴衰之间，是否有函数曲线可循。这种种妙想没有学者式的迂阔和劝谕的说教，而是带着唐诺独特的、有如从树上下来的思维。
在屡见于他行文的对数字的独特估量中，尤能感觉出这种“异质”。他在曼哈顿凭窗眺望，遥想眼前的一座座巨厦是在过去一百年中建造起来，让他感叹的是“1909年都会生活高塔是以前高度纪录的两倍，但此后冠军高度的增加都只在上次纪录保持者的百分之十以下……就像人类接近右墙生理极限时就会呈现尾端一样。”
而他身为文学编辑时，下过一个震动台湾文化圈的论断，即所谓“出版业的两千册奇迹”。在两千册这个平衡点上，基本可以做到不赚不赔。因而编辑奔着2000册的目标出书，可以保有“比资本所允许的大一点点的自主范围”，不必过分地迁就读者口味。“想讨好所有人，寻找那个最大公约数的1，最终只能炮制全世界最无趣的东西”。
在圈内，唐诺有个响亮的名头——“大教练”。每天一早九点，朱天心她们还没起床，唐诺已经在门口招呼着大家去咖啡馆了。如此日复一日，督写不辍。以致朱天心曾幻想:“希望像小叮当一样有个任意门，可以打开就到咖啡馆了。”而“大教练”本人一起床，就已经进入写作状态了。
对写作的要求近乎严苛的唐诺，最中意的仍是读者身份。他搬出钟爱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到八十岁说放弃所有大的体系的建构，因为年纪大了。在上一本书《阅读的故事》里，我也讲我可能还有二十年时间。书写多少是不得已的，而且书写只能写你会写的东西。我们家最重要的作品是朱天文和朱天心的小说。”
南都周刊× 唐诺
文学使思索能够随身携带
南都周刊：在专业细分的年代，你的作品中却随处发散着各学科的通感。为什么？
唐诺：专业有专业的必要，某些专业有其自己的训练，是人前进思考路上的结果。但大家这样沿着四面八方前进，专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重，难以对话。每个专业都会树立自己高贵的义务。比如经济学者就会说我只处理价格，价值是你们伦理学家的事情。可是我们的生命本身并没有这种分割，每个人生命里都包含着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就有些奇怪的事情会发生，比如一个商人就会引用经济学为另外的企图辩护，他在欺诈的时候会说这是我们的商业游戏规则。尽管我并不把专业的特点看作是虚假的，但难道我们不是在努力寻求某种通值吗？
南都周刊：这似乎形成了你独到的感知方式，比如对数字，你就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唐诺：数字是很有意思的，它很单纯但不容易忽略。但有些处理数字的人会把数字当作理所当然，就说“由统计得知”，但要去理解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在这里，你可以知道人在不同的状态、年纪、行业里面临的不同处境。
比如对我来讲，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是很大的不同。我以前因为好奇写过一篇文章，探讨关于每个行业的巅峰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比方说女子体操和游泳可能在18岁就到巅峰；一个数学家创造新的原理，25岁可能名声就响了，到30岁还拿不出成果大概就只能靠教数学为生了。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比如体操身体跟力量比例的关系，年纪越小不见得是劣势。数学的巅峰不需要完整地理解数学，只需要一些基础的知识以及狂野、不受束缚的想象力。写诗的巅峰也可能来得很早，25岁甚至18岁就能写很好的诗，像我们看到的兰波、雪莱、拜伦这些人。但我还是觉得诗的完整高峰不会来得这么快。小说和散文的话，我就觉得不到四十岁不会写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作品。当然个人情况有所出入，我们说的是一般性。
南都周刊：你刚提到小说家在四十岁写出成熟作品，这样的时间表会不会跟身边人提起，比如给朱天心压力？
唐诺：我对其他小说家没有讲到这么严苛，对待最严苛的人大概就是朱天心，然后朱天文，还有就是哇哇叫的骆以军，我说过他一些重话，担心他失去那支笔。但对待年轻一辈我不会这样，他们还有各种可能。书写在35岁之前，你可以自在、放开，我反而担心的是他们一开始就想定型，就想被清楚地辨识出来，就好像社会有一个位置他要拼命地卡进去。如果书写者给我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非常没出息，因为那是你生命中最多可能的时候，等你到了三四十岁，你慢慢开始要做选择。
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喜欢的东西，下围棋，每天临帖、运动，但现在觉得没有资格做这些。时间没有那么多，开始要收缩战线。所以，年轻时候的书写和步入成熟后的书写有很大的不同，成熟的书写者在视野、知识上有更多积累，他向往很多东西但有时候就是做不到。博尔赫斯说他喜欢做一个读者远胜于做一个书写者，单做一个读者你可以读你喜欢的东西。所以读者这个身份永远是我觉得我生命里重复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引用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几个人特别多，他们是你的“文字共和国”里的核心参照系吗？这些年来有没有过颠覆性的变动？
唐诺：有。就是博尔赫斯越来越重要，我直到现在还认为他说出了我全部的思想。有时候我甚至不会言说，只是在重述他的话，我对自己的东西不看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转述者。如果博尔赫斯的话比我想说的好，我一定会用他的，这个不是卖人情，而是他说得比我好。很多人劝我要用自己的话来说，但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引述可能会把一些读者引到他们那里去，这是一种更好的收获。
南都周刊：你在写作的时候为什么要选这样一种散文化的文体，是不是也有他们的影响？
唐诺：文体是经过长期实践寻找出来的定型，自然定型的一般叫做散文。我希望是把小说散文化，有散文的非形式和不完整性。一种文体要针对世界的复杂性，有些具体的东西可以捕捉，但世界永远有不完整的东西，相对于文体，一定得有种未完成的形式才能捕捉到它。当然形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多作家比如朱天文、朱天心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形式。但我不是这样，我始终对自己书写的身份是怀疑的，我也不会写小说。每次找寻一个书写形式，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我想要说的话，在想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形式把它讲出来，让我能继续想下去。
书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集中地去思考。大家认为《世间的名字》是从细节回到散文，我并没有那个感觉。对我来讲，我始终在找一个书写方式最能够把我继续在想在做的事情说出来。但我的书写没有那么重要，所以这个无所谓。书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写在当下，我将之称为最精纯的思考方式。
唐诺
本名谢才俊，1958年生，台湾宜兰人，台大历史系毕业，曾任脸谱出版社总编辑，现为自由读书人。著有《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I、II）、《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等书。译作则以推理小说为主。
这样一个人，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不紧不慢地写出几本和书有关的书来，要是字里行间流淌出博闻强记的才识，也没什么可意外。
梁文道在《开卷八分钟》里，把唐诺新作《世间的名字》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并举，誉之“华语唯二的大散文作者”。他想说的，应该是唐诺散文的眼界和信手拈来的技术。
从古生物学、理论物理学到棋牌棒球，这些在现实世界里被区隔于各自专业话语鸿沟里的知识，在唐诺的笔端，似乎恢复了它们裹挟在日常经验里的样貌，流经我们的生活。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这一长串名字点缀其间，非但没有卖弄的气味，反倒显出作者无意向我们隐瞒什么。
《世间的名字》由二十个中短篇组成，唐诺用三千到一万字的篇幅，时而从古尔德反思进化论的古生物学理论出发，进入冷僻的日本将棋领域，探问棋王难求一败的反进化可能；时而又以现代管理学视角，来打量耶稣布道与信仰兴衰之间，是否有函数曲线可循。这种种妙想没有学者式的迂阔和劝谕的说教，而是带着唐诺独特的、有如从树上下来的思维。
在屡见于他行文的对数字的独特估量中，尤能感觉出这种“异质”。他在曼哈顿凭窗眺望，遥想眼前的一座座巨厦是在过去一百年中建造起来，让他感叹的是“1909年都会生活高塔是以前高度纪录的两倍，但此后冠军高度的增加都只在上次纪录保持者的百分之十以下……就像人类接近右墙生理极限时就会呈现尾端一样。”
而他身为文学编辑时，下过一个震动台湾文化圈的论断，即所谓“出版业的两千册奇迹”。在两千册这个平衡点上，基本可以做到不赚不赔。因而编辑奔着2000册的目标出书，可以保有“比资本所允许的大一点点的自主范围”，不必过分地迁就读者口味。“想讨好所有人，寻找那个最大公约数的1，最终只能炮制全世界最无趣的东西”。
在圈内，唐诺有个响亮的名头——“大教练”。每天一早九点，朱天心她们还没起床，唐诺已经在门口招呼着大家去咖啡馆了。如此日复一日，督写不辍。以致朱天心曾幻想:“希望像小叮当一样有个任意门，可以打开就到咖啡馆了。”而“大教练”本人一起床，就已经进入写作状态了。
对写作的要求近乎严苛的唐诺，最中意的仍是读者身份。他搬出钟爱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到八十岁说放弃所有大的体系的建构，因为年纪大了。在上一本书《阅读的故事》里，我也讲我可能还有二十年时间。书写多少是不得已的，而且书写只能写你会写的东西。我们家最重要的作品是朱天文和朱天心的小说。”
南都周刊× 唐诺
文学使思索能够随身携带
南都周刊：在专业细分的年代，你的作品中却随处发散着各学科的通感。为什么？
唐诺：专业有专业的必要，某些专业有其自己的训练，是人前进思考路上的结果。但大家这样沿着四面八方前进，专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重，难以对话。每个专业都会树立自己高贵的义务。比如经济学者就会说我只处理价格，价值是你们伦理学家的事情。可是我们的生命本身并没有这种分割，每个人生命里都包含着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就有些奇怪的事情会发生，比如一个商人就会引用经济学为另外的企图辩护，他在欺诈的时候会说这是我们的商业游戏规则。尽管我并不把专业的特点看作是虚假的，但难道我们不是在努力寻求某种通值吗？
南都周刊：这似乎形成了你独到的感知方式，比如对数字，你就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唐诺：数字是很有意思的，它很单纯但不容易忽略。但有些处理数字的人会把数字当作理所当然，就说“由统计得知”，但要去理解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在这里，你可以知道人在不同的状态、年纪、行业里面临的不同处境。
比如对我来讲，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是很大的不同。我以前因为好奇写过一篇文章，探讨关于每个行业的巅峰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比方说女子体操和游泳可能在18岁就到巅峰；一个数学家创造新的原理，25岁可能名声就响了，到30岁还拿不出成果大概就只能靠教数学为生了。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比如体操身体跟力量比例的关系，年纪越小不见得是劣势。数学的巅峰不需要完整地理解数学，只需要一些基础的知识以及狂野、不受束缚的想象力。写诗的巅峰也可能来得很早，25岁甚至18岁就能写很好的诗，像我们看到的兰波、雪莱、拜伦这些人。但我还是觉得诗的完整高峰不会来得这么快。小说和散文的话，我就觉得不到四十岁不会写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作品。当然个人情况有所出入，我们说的是一般性。
南都周刊：你刚提到小说家在四十岁写出成熟作品，这样的时间表会不会跟身边人提起，比如给朱天心压力？
唐诺：我对其他小说家没有讲到这么严苛，对待最严苛的人大概就是朱天心，然后朱天文，还有就是哇哇叫的骆以军，我说过他一些重话，担心他失去那支笔。但对待年轻一辈我不会这样，他们还有各种可能。书写在35岁之前，你可以自在、放开，我反而担心的是他们一开始就想定型，就想被清楚地辨识出来，就好像社会有一个位置他要拼命地卡进去。如果书写者给我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非常没出息，因为那是你生命中最多可能的时候，等你到了三四十岁，你慢慢开始要做选择。
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喜欢的东西，下围棋，每天临帖、运动，但现在觉得没有资格做这些。时间没有那么多，开始要收缩战线。所以，年轻时候的书写和步入成熟后的书写有很大的不同，成熟的书写者在视野、知识上有更多积累，他向往很多东西但有时候就是做不到。博尔赫斯说他喜欢做一个读者远胜于做一个书写者，单做一个读者你可以读你喜欢的东西。所以读者这个身份永远是我觉得我生命里重复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引用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几个人特别多，他们是你的“文字共和国”里的核心参照系吗？这些年来有没有过颠覆性的变动？
唐诺：有。就是博尔赫斯越来越重要，我直到现在还认为他说出了我全部的思想。有时候我甚至不会言说，只是在重述他的话，我对自己的东西不看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转述者。如果博尔赫斯的话比我想说的好，我一定会用他的，这个不是卖人情，而是他说得比我好。很多人劝我要用自己的话来说，但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引述可能会把一些读者引到他们那里去，这是一种更好的收获。
南都周刊：你在写作的时候为什么要选这样一种散文化的文体，是不是也有他们的影响？
唐诺：文体是经过长期实践寻找出来的定型，自然定型的一般叫做散文。我希望是把小说散文化，有散文的非形式和不完整性。一种文体要针对世界的复杂性，有些具体的东西可以捕捉，但世界永远有不完整的东西，相对于文体，一定得有种未完成的形式才能捕捉到它。当然形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多作家比如朱天文、朱天心会自觉不自觉地遵循形式。但我不是这样，我始终对自己书写的身份是怀疑的，我也不会写小说。每次找寻一个书写形式，经常碰到的问题就是我想要说的话，在想的是如何找到一个形式把它讲出来，让我能继续想下去。
书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能集中地去思考。大家认为《世间的名字》是从细节回到散文，我并没有那个感觉。对我来讲，我始终在找一个书写方式最能够把我继续在想在做的事情说出来。但我的书写没有那么重要，所以这个无所谓。书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写在当下，我将之称为最精纯的思考方式。
唐诺
本名谢才俊，1958年生，台湾宜兰人，台大历史系毕业，曾任脸谱出版社总编辑，现为自由读书人。著有《唐诺推理小说导读选》（I、II）、《读者时代》、《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等书。译作则以推理小说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