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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安徽的一所中专任教,那是我一生中比较艰难的时候。
小时候在家里,再苦再难,都有父母撑起一片天,小孩子不会有太多忧患。上大学后,学校是天,有班级有宿舍有补助金有老师有同学,有听不完的讲座看不完的书燃烧不尽的青春激情,还有80年代大学的启蒙氛围。现在,离开村庄,离开家人,离开大学,离开青春岁月的朋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独自面对生活的全部,一切都变了。那一年,我刚刚20岁。
我工作的学校很小,只有一幢楼,二十几个老师,两个班的学生。学校有个小食堂,一年四季,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菜,炒土豆,炒白菜,炒茄子,荤菜与素菜的区别就看里面有没有肉。开饭时间很短,中午过了12点,下午过了5点半,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好回去泡方便面。一到了寒暑假,食堂就彻底关门了,那时候,吃饭就成了我最大的问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做饭倒是会,但一个人做饭的成本很高。别的不说,光买肉就是个问题,多了浪费,又没有冰箱,少了别人不卖。那时候工资很低,一分一毫都得仔细着花。
比起吃饭,最难熬的还是寂寞。一到寒暑假,整个学校就没人了,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教学楼顶层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当然也没有手机,一个人一间小屋而已。夏季,顶层酷暑难耐,热浪滚滚,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滚烫。到了冬季,又寒冷得出奇,只好坐在被窝里看书,《金庸全集》我就是1988年寒假看完的,武侠的恩怨情仇刀光剑影,给了我那个冬季些许的温暖。从我的住处往北,不远处是火葬场,白天能看到缕缕白烟,晚上四野寂静,只有西北风呼啸吹过。一灯如豆,一个似乎被城市抛弃的青年只好靠看书度过那些漫长而空寂的夜晚。偶尔,楼梯会传来脚步,他侧耳,倾听,等待脚步越来越近,等待有人敲门。
其实,在这个城市我不认识什么人,一户亲戚,几个大学同学,那时联系不便,彼此又都很穷,所以来往走动得并不经常。我认识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学生了,由于是中专干部学校,有些学生比我岁数还大,当然,他们也几乎都比我有钱。尤其我教过一届厂长班,其中不少来自酒厂,是他们教会我喝酒,让我在清贫寂寞的青春岁月中感受酒的光芒。很多夜晚,他们中的某一位,会提着一瓶酒两个卤菜,敲开我的宿舍,那必是一个人越来越多、话越来越密、夜越来越短的夜晚。他们中的另一位,会笑眯眯地给我提上一壶散装白酒,自家工厂的,随便喝,那一壶白酒,会就着榨菜萝卜干,陪我度过最寂寥的长夜。
除了学生,前来敲门的,可能就是诗人们了。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诗人们一贫如洗却行走于江湖,靠的就是各地的诗友了,有的在杂志上相识,有书信往来;有的就靠朋友间的书信相托了,一个诗人远行,朋友们就搜肠刮肚,理出一份联络图,写上一堆推荐信。我地处偏僻,却也有诗友上门,免不了寻上一个小酒馆大喝一顿,那一顿,常常就是小半个月的生活费。穷,让诗人的生活毫无诗意。印象中,有一年冬天,晚上八点多,来了远方的诗人,只好央求食堂大师傅,递烟,喊哥,大师傅开恩,把食堂剩下的牛肉丝加干辣椒,美美炒了一大碗。有了硬菜,还有学生提来的散装白酒,那个夜晚就开始温暖,诗意和友情就一点点荡漾起来。那一夜,醉得一塌糊涂。醒来后,诗人已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89年后,我终于告别了那所学校,前往北京继续读书。临行的那个下午,还没开学,学校空无一人。我走到楼前空旷处,把几年写的诗稿、论文、书信全部付之一炬。烧完后,我走到胡同口的小酒馆,把往事全丢在酒杯中。
从那以后,再没有回去了,30年了。
小时候在家里,再苦再难,都有父母撑起一片天,小孩子不会有太多忧患。上大学后,学校是天,有班级有宿舍有补助金有老师有同学,有听不完的讲座看不完的书燃烧不尽的青春激情,还有80年代大学的启蒙氛围。现在,离开村庄,离开家人,离开大学,离开青春岁月的朋友,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独自面对生活的全部,一切都变了。那一年,我刚刚20岁。
我工作的学校很小,只有一幢楼,二十几个老师,两个班的学生。学校有个小食堂,一年四季,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菜,炒土豆,炒白菜,炒茄子,荤菜与素菜的区别就看里面有没有肉。开饭时间很短,中午过了12点,下午过了5点半,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好回去泡方便面。一到了寒暑假,食堂就彻底关门了,那时候,吃饭就成了我最大的问题。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做饭倒是会,但一个人做饭的成本很高。别的不说,光买肉就是个问题,多了浪费,又没有冰箱,少了别人不卖。那时候工资很低,一分一毫都得仔细着花。
比起吃饭,最难熬的还是寂寞。一到寒暑假,整个学校就没人了,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教学楼顶层西北角的一间小屋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当然也没有手机,一个人一间小屋而已。夏季,顶层酷暑难耐,热浪滚滚,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滚烫。到了冬季,又寒冷得出奇,只好坐在被窝里看书,《金庸全集》我就是1988年寒假看完的,武侠的恩怨情仇刀光剑影,给了我那个冬季些许的温暖。从我的住处往北,不远处是火葬场,白天能看到缕缕白烟,晚上四野寂静,只有西北风呼啸吹过。一灯如豆,一个似乎被城市抛弃的青年只好靠看书度过那些漫长而空寂的夜晚。偶尔,楼梯会传来脚步,他侧耳,倾听,等待脚步越来越近,等待有人敲门。
其实,在这个城市我不认识什么人,一户亲戚,几个大学同学,那时联系不便,彼此又都很穷,所以来往走动得并不经常。我认识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学生了,由于是中专干部学校,有些学生比我岁数还大,当然,他们也几乎都比我有钱。尤其我教过一届厂长班,其中不少来自酒厂,是他们教会我喝酒,让我在清贫寂寞的青春岁月中感受酒的光芒。很多夜晚,他们中的某一位,会提着一瓶酒两个卤菜,敲开我的宿舍,那必是一个人越来越多、话越来越密、夜越来越短的夜晚。他们中的另一位,会笑眯眯地给我提上一壶散装白酒,自家工厂的,随便喝,那一壶白酒,会就着榨菜萝卜干,陪我度过最寂寥的长夜。
除了学生,前来敲门的,可能就是诗人们了。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诗人们一贫如洗却行走于江湖,靠的就是各地的诗友了,有的在杂志上相识,有书信往来;有的就靠朋友间的书信相托了,一个诗人远行,朋友们就搜肠刮肚,理出一份联络图,写上一堆推荐信。我地处偏僻,却也有诗友上门,免不了寻上一个小酒馆大喝一顿,那一顿,常常就是小半个月的生活费。穷,让诗人的生活毫无诗意。印象中,有一年冬天,晚上八点多,来了远方的诗人,只好央求食堂大师傅,递烟,喊哥,大师傅开恩,把食堂剩下的牛肉丝加干辣椒,美美炒了一大碗。有了硬菜,还有学生提来的散装白酒,那个夜晚就开始温暖,诗意和友情就一点点荡漾起来。那一夜,醉得一塌糊涂。醒来后,诗人已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89年后,我终于告别了那所学校,前往北京继续读书。临行的那个下午,还没开学,学校空无一人。我走到楼前空旷处,把几年写的诗稿、论文、书信全部付之一炬。烧完后,我走到胡同口的小酒馆,把往事全丢在酒杯中。
从那以后,再没有回去了,3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