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裔导演梅拉维·杰里玛的处女作《残留》（2020）是一部元电影，展示了导演回到儿时社区、试图拍摄一部街区电影的过程。多年前，杰随着条件相对富裕的父母离开华盛顿一个欠发达的黑人社区，住进大房子，到加州学电影。现在他回到出发地，想打捞Q街区的文化记忆，也想与自己儿时最好的朋友狄米崔叙叙旧。
　　人们对他友好而警惕，拍拍他的肩膀寒暄：这小子长这么大了！又在他离去后冷着脸说，15年没回来，（一回来）就逮着人问，万一是条子呢。杰一方面困惑于旧友们的不坦诚，同时对街区文化被逐渐侵蚀深感愤怒：家里的电话经常响起，是替投资者购房的经纪人循循善诱劝他们搬走;每个月都有几户老邻居离开……顺着全片的视点——杰焦躁的眼神，我们打量着中产白人的生活，他们偶尔聊起道听途说的Q街区的过去，“又破又乱”，“还好现在不这样了”。
　　电影弥漫着一种“重过阊门万事非”的伤感。想要挖取素材的杰敲响每一个邻居的门，只换来愈发深重的质疑;没有人肯带他去找狄米崔，都敷衍说似乎搬去马里兰了。创作的焦虑和身份认同的焦虑融为一体。
　　“我要发出我们的声音。”杰动情地说。
　　“带着你的破电影滚吧，”老友德隆蒂回答，“我们在拼命生活，你在加州过好日子……你以为电影可以拯救我们吗？”
　　这恐怕是非裔创作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近年，很多作品都在为这一族群“发出声音”，其中的佼佼者——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被許多评论抨击是赢在了“种族 性别平等”的议题;获得巨大商业成功、全非裔演员阵容的漫威电影《黑豹》被指借好莱坞的猎奇塑造了神秘的非洲。

　　电影真的可以为一个族裔发声吗？在讲述种族身份认同的电影里，《残留》因捕捉了黑人社区集体记忆的消逝，显得与众不同。
　　连结过去不是一件美妙的事，随着童年纯真记忆而来的，是失去记忆场所的痛苦。就在杰决定告别街区前，对他态度最友好的迈克在毒品交易中被抓捕、击毙。影片接近尾声，杰与他童年崇拜的大哥迪昂在树林里见面，接着传来“咚咚”的噪声——那是狱警不耐的催促，至此我们才知树林是杰对现实的涂抹想象。在这里，导演将现实与回忆、想象的影像交融得十分自然，迪昂的脸色在树林的阳光和牢狱的暗影中变化。一片静好中，迪昂踩着树叶与杰告别，看不见的手铐链条发出拖拽的声音。
　　电影以杰的失控结束。他没有拍出所谓的街区电影，而是在某一刻突然挥拳打翻两个闲聊的、无辜的白人。“这是我们的街道！”他对闯入者发出无人在意的悲鸣，对方拨打了911。
　　这是电影最悲伤之处，戏内，杰选择以他最不愿意的方式——暴力，唤醒了街区记忆。戏外，导演给了寻找记忆和认同的杰一个落魄的结局。杰的愤怒被悬置在不再属于他的街道。
　　“我们的街道”到底是怎样的？在仅有的几个轻飘的闪回镜头里，主创没有依靠怀旧的暖黄滤镜，而是使用低像素、重颗粒感的手持DV镜头展现了杰的记忆一角：和狄米崔、德隆蒂一起玩耍;迪昂教他打架;爸妈似乎在争执关于毒品的事……这些残留终究是破碎的，观众到最后也不知道杰想要拾回的记忆是什么。
　　片尾，导演短暂地将视点让渡给别人：高楼阳台上一对饮酒的白人男女目睹杰被一群警察追杀，看得津津有味，获得了平淡生活中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