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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库力是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的一个乡。2010年暑假，我们朝着这个在地图一角毫不起眼的地方进发。我们是去支教的。
坐飞机到达呼和浩特，身边的景色与家乡差别不大，也是高楼林立，也有宽阔的马路与气派的商场。怀着兴奋的心情，我还将此行视作一次草原之旅。
随着汽车驶出城市，进入草原，我的心情犹如远处的奔马，在一片平坦的绿色中张开四蹄，轻快地奔跑。然而几个小时后，迎接我的景色却是如此陌生。大雨过后，越来越泥泞的道路渐渐难以承载汽车的前行，车窗上不停有从未见过的飞虫扑击。车速越来越慢，最后在一片沼泽中，车轮陷入松软的泥土而动弹不得。被告知将改乘马车的我们，一开始尚为这个新奇的经历而兴奋，但很快，剧烈的颠簸就将我们的激动击得粉碎。在数次下车休息后，我们这群在城市中长大的90后孩子，终于到达了上库力乡，这个位于呼伦贝尔草原最深处的地方。
上库力乡合林小学，是我们几度选定的地方，因为在当地老乡口中，这里的生活条件相对好些。可当我们走进校舍，眼前却是一片萧瑟破败：灰黄的砖墙，外面的水泥早已被风雨剥落。原本有两层的教室，二楼已经因年久失修而不能上去了。昏暗的教室后面堆着一排坏掉的桌椅，仅有的二十张桌子歪斜地立着，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草原上的暴风雨。头顶上是一盏摇摇欲坠却顽强散发着光亮的日光灯。这所小学是“希望工程”的产物，但是一阵春风过后，却缺少春雨的呵护，它充满了颓唐的气息。
我们并没有沮丧多久，因为很快，蜂拥而入的孩子在刹那间照亮了这间并不明亮的教室。他们稚嫩的脸庞上挂满了生活的艰辛，大多晒得黝黑，有的手上还拿着马鞭和牧草筐。在一阵叽叽喳喳后，我们从几个汉语说得好的孩子口中得知，整所小学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已在这儿了。看着我们几个城市来客“奇异”的穿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爽朗的笑声很快感染了我们。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试着来和我比高，极少的几个女生毫无羞怯地与男生闹成一片，这是一群真正纯真的孩子。
我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教学。第一件事情是发给他们我们带去的小学语文课本。如获至宝的他们，把手在身上擦了又擦，生怕弄臟了崭新的课本。他们是如此认真，以至于刚才人声鼎沸的教室在我宣布上课之后一片寂静，只剩下我念着《蒲公英的种子》的声音。看着他们小心谨慎的样子，我觉得我念课文的声音有一些颤抖。偶尔有抬头偷看我念书的，在给我一个狡黠的微笑之后，迅速低下头去，继续盯着课文。出发前我觉得教小学实在是轻而易举，但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想告诉他们的，和他们想知道的，实在太多太多。
外面，年迈的传达室管理员敲响了小铜锣，然而教室里的孩子们依旧端坐听讲。即便是我宣布下课，也没有人离开座位。当时我想，这些孩子也许是看到陌生老师太紧张，抑或是太好奇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只是想多听一会，因为他们实在太想学习。
他们是一群聪明的孩子，因为他们很快理解了我教给他们的乘法分配率，甚至在一堂课后人人能写出1至10的英文。这让我预定的上课计划常常提前完成，于是我便利用课堂中的“课余时间”，给他们讲我的家乡，讲外面的世界，讲他们感兴趣的一切。
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问我画的荷花好不好吃，他们问我大海和呼伦湖哪个更大，他们问我北京和杭州离上库力有多远，他们问我有没有真的神笔马良和七色花。这群孩子对知识的渴望，或者说对未知事物的好奇，让我始料未及。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从没有像这几天到得这么齐，也从没有按捺这么久没有捣乱。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大概是第十天的傍晚，上完课后，我们被请去吃饭。回到寄住的人家时已是晚上9点。在我的房间门口，三个孩子站在那里。看到我出现，他们飞一般地跑了过来，其中一个双手捧着一页皱巴巴的纸，问我：“老师，这是你的纸吧？”
这的确是我的纸，是我备课的时候随手写的提纲。上面的字很潦草，还夹杂着几个他们不认识的英文。记得当时我上完课随手将纸塞到了裤袋里，也许是不小心落在了学校。而捡到这页纸的他们，却跑了几里路，等了我一个多小时，只为了将这一张纸交还给我。接过这张纸，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或许一句“你们真棒”也无法完全表达出对他们的感激和赞赏。后来和朋友谈及此事，我总是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尊重知识，那大陆早就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了。
尽管当地的乡亲们给了我们最高规格的生活待遇，但是那几间遇风漏风、遇雨漏雨的“贵客房”也已着实让我们吃足了苦头。可以想象，这些生在远离繁华都市的草原孩子，从小就要背负多大的生活压力！我曾担心他们会不会因为生活的重担失去学习新知的热情，但是在与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心，决不会只停留在这小小的乡村。他们与他们伟大的祖先一样，是草原上的雄鹰，他们有搏击长空的勇气和渴望。
离家的时候，觉得两星期很长，可是一眨眼，两星期的支教即将结束。最后一天是星期日，他们早上齐刷刷地来到了我们的住处。我“封”的小班长自豪地说：“老师，我们要教你们骑马和摔跤！”这是对我一直和他们说的“你们也有很多东西教给我”的回应吧。先是摔跤，我怀着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饭都多的心态，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可是，不管再瘦小的孩子都能在三招两式间将我放倒。他们召开了一个“那达慕大会”，操着他们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场最刺激精彩的较量。
然后，在这个风和日丽的草原上，我们骑上了他们精心挑选的最温顺的马。即便如此，当我胯下的小白马撒蹄飞奔时，我煞白的脸色还是让这些孩子哈哈大笑。几经周折，他们手把手教会了我骑马。尽管仍然有些畏手畏脚，但我终究还是敢骑了。看着马背上他们矫健的身姿，我对自己说，他们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千里马，他们只是需要一些伯乐。
离别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儿女情长。他们说，草原上的儿女离别时从不挥泪，只用最嘹亮的歌声互道珍重。他们站在一起，唱着《敖包相会》，与我们挥手告别。
回首支教的日子，我们的青春在辽阔的草原绽放。
【刘育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
坐飞机到达呼和浩特，身边的景色与家乡差别不大，也是高楼林立，也有宽阔的马路与气派的商场。怀着兴奋的心情，我还将此行视作一次草原之旅。
随着汽车驶出城市，进入草原，我的心情犹如远处的奔马，在一片平坦的绿色中张开四蹄，轻快地奔跑。然而几个小时后，迎接我的景色却是如此陌生。大雨过后，越来越泥泞的道路渐渐难以承载汽车的前行，车窗上不停有从未见过的飞虫扑击。车速越来越慢，最后在一片沼泽中，车轮陷入松软的泥土而动弹不得。被告知将改乘马车的我们，一开始尚为这个新奇的经历而兴奋，但很快，剧烈的颠簸就将我们的激动击得粉碎。在数次下车休息后，我们这群在城市中长大的90后孩子，终于到达了上库力乡，这个位于呼伦贝尔草原最深处的地方。
上库力乡合林小学，是我们几度选定的地方，因为在当地老乡口中，这里的生活条件相对好些。可当我们走进校舍，眼前却是一片萧瑟破败：灰黄的砖墙，外面的水泥早已被风雨剥落。原本有两层的教室，二楼已经因年久失修而不能上去了。昏暗的教室后面堆着一排坏掉的桌椅，仅有的二十张桌子歪斜地立着，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草原上的暴风雨。头顶上是一盏摇摇欲坠却顽强散发着光亮的日光灯。这所小学是“希望工程”的产物，但是一阵春风过后，却缺少春雨的呵护，它充满了颓唐的气息。
我们并没有沮丧多久，因为很快，蜂拥而入的孩子在刹那间照亮了这间并不明亮的教室。他们稚嫩的脸庞上挂满了生活的艰辛，大多晒得黝黑，有的手上还拿着马鞭和牧草筐。在一阵叽叽喳喳后，我们从几个汉语说得好的孩子口中得知，整所小学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已在这儿了。看着我们几个城市来客“奇异”的穿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爽朗的笑声很快感染了我们。几个大一点儿的孩子试着来和我比高，极少的几个女生毫无羞怯地与男生闹成一片，这是一群真正纯真的孩子。
我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教学。第一件事情是发给他们我们带去的小学语文课本。如获至宝的他们，把手在身上擦了又擦，生怕弄臟了崭新的课本。他们是如此认真，以至于刚才人声鼎沸的教室在我宣布上课之后一片寂静，只剩下我念着《蒲公英的种子》的声音。看着他们小心谨慎的样子，我觉得我念课文的声音有一些颤抖。偶尔有抬头偷看我念书的，在给我一个狡黠的微笑之后，迅速低下头去，继续盯着课文。出发前我觉得教小学实在是轻而易举，但此时此刻我才发现，我想告诉他们的，和他们想知道的，实在太多太多。
外面，年迈的传达室管理员敲响了小铜锣，然而教室里的孩子们依旧端坐听讲。即便是我宣布下课，也没有人离开座位。当时我想，这些孩子也许是看到陌生老师太紧张，抑或是太好奇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只是想多听一会，因为他们实在太想学习。
他们是一群聪明的孩子，因为他们很快理解了我教给他们的乘法分配率，甚至在一堂课后人人能写出1至10的英文。这让我预定的上课计划常常提前完成，于是我便利用课堂中的“课余时间”，给他们讲我的家乡，讲外面的世界，讲他们感兴趣的一切。
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问我画的荷花好不好吃，他们问我大海和呼伦湖哪个更大，他们问我北京和杭州离上库力有多远，他们问我有没有真的神笔马良和七色花。这群孩子对知识的渴望，或者说对未知事物的好奇，让我始料未及。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从没有像这几天到得这么齐，也从没有按捺这么久没有捣乱。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大概是第十天的傍晚，上完课后，我们被请去吃饭。回到寄住的人家时已是晚上9点。在我的房间门口，三个孩子站在那里。看到我出现，他们飞一般地跑了过来，其中一个双手捧着一页皱巴巴的纸，问我：“老师，这是你的纸吧？”
这的确是我的纸，是我备课的时候随手写的提纲。上面的字很潦草，还夹杂着几个他们不认识的英文。记得当时我上完课随手将纸塞到了裤袋里，也许是不小心落在了学校。而捡到这页纸的他们，却跑了几里路，等了我一个多小时，只为了将这一张纸交还给我。接过这张纸，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或许一句“你们真棒”也无法完全表达出对他们的感激和赞赏。后来和朋友谈及此事，我总是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尊重知识，那大陆早就出诺贝尔奖获得者了。
尽管当地的乡亲们给了我们最高规格的生活待遇，但是那几间遇风漏风、遇雨漏雨的“贵客房”也已着实让我们吃足了苦头。可以想象，这些生在远离繁华都市的草原孩子，从小就要背负多大的生活压力！我曾担心他们会不会因为生活的重担失去学习新知的热情，但是在与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心，决不会只停留在这小小的乡村。他们与他们伟大的祖先一样，是草原上的雄鹰，他们有搏击长空的勇气和渴望。
离家的时候，觉得两星期很长，可是一眨眼，两星期的支教即将结束。最后一天是星期日，他们早上齐刷刷地来到了我们的住处。我“封”的小班长自豪地说：“老师，我们要教你们骑马和摔跤！”这是对我一直和他们说的“你们也有很多东西教给我”的回应吧。先是摔跤，我怀着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饭都多的心态，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可是，不管再瘦小的孩子都能在三招两式间将我放倒。他们召开了一个“那达慕大会”，操着他们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场最刺激精彩的较量。
然后，在这个风和日丽的草原上，我们骑上了他们精心挑选的最温顺的马。即便如此，当我胯下的小白马撒蹄飞奔时，我煞白的脸色还是让这些孩子哈哈大笑。几经周折，他们手把手教会了我骑马。尽管仍然有些畏手畏脚，但我终究还是敢骑了。看着马背上他们矫健的身姿，我对自己说，他们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千里马，他们只是需要一些伯乐。
离别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儿女情长。他们说，草原上的儿女离别时从不挥泪，只用最嘹亮的歌声互道珍重。他们站在一起，唱着《敖包相会》，与我们挥手告别。
回首支教的日子，我们的青春在辽阔的草原绽放。
【刘育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