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自民党内部会议上宣布，他将不会参加本月下旬举行的自民党总裁换届选举。他的这个决定也是在宣布自己首相任期终结的时间，因为退出党内角逐即意味着与下届首相无缘。
　　又是一任“短命首相”，這是国际舆论的第一反应。从2020年9月接任因病辞职的安倍，到2021年9月首相任期终结（菅义伟将在9月30日总裁任期结束时辞任首相），一年的任期，很符合日本政治中“短命首相”的标准。
　　国际舆论另一个反应是，日本是否又将进入换首相如走马灯的政治“动荡期”？在菅义伟之前，有二度执政长达近8年的安倍，就任时即被认为是过渡性人物的菅义伟“谢幕”，很容易让外界产生这样的疑问。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意角逐首相大位的几位政治人物，无论哪一位都没有显示出有能长期执政的绝对政治优势。
　　二战后日本政治周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基本可以归结为频繁的换首相与不那么频繁的换首相。如果从日本投降后首位首相东久迩稔彦算起，截至菅义伟任首相，日本在75年里共出现了35位首相。平均下来，每位首相任期两年多一点点。如果以任期3年作为长期执政的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首相有28位，占比为80%。从概率上看，菅义伟之后日本再次频繁换首相，或许是个大概率事件。
　　但仅从政治周期的角度看日本，是有一定迷惑性的。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治周期表象下的经济表现。因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国的经济实力向来都是检验国运的一个关键指标。

二战后日本政治周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基本可以归结为频繁的换首相与不那么频繁的换首相。平均下来，每位首相任期两年多一点点。

　　尽管政治上有“短命首相”的特点，但日本却在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并在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待了40多年（1967年—2009年）。进入21世纪后，小泉（5年多）和安倍（两度执政共计近8年）都实现了长期执政，但稳定的政局与经济表现呈现的却是“倒挂”。
　　2001年小泉执政到2006年卸任，日本的GDP从4.3万亿美元增加到4.5万亿美元，增幅仅为4.7%。2007年至2011年，日本5年内出现了4位首相，但GDP从4.52万亿美元增加到6.16万亿美元，增幅是36%。2012年安倍二度执政到2020年辞职，日本的GDP从6.2万亿美元下降到4.9万亿美元，萎缩了1.3万亿美元。
　　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治“稳定”与否，与经济表现之间并不呈正相关性。那么问题来了，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期”，是否意味着日本的经济运势能止跌回升，就像2007年至2011年期间那样呢？这样看就把政经逻辑简单化了。
　　小幅增长有可能，但向下走的大趋势基本不会变。那段时期日本经济增速表现尚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齐心参与救市、挽救世界经济，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日本从中受益。
　　2012年二度执政后的安倍，之所以主打“安倍经济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外部红利”效力递减的背景下，急需提升日本经济的内驱力。效果如何呢，安倍执政近8年的时间，足够检验。
　　还有一点尤为关键，2020年9月安倍离任时，日本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冷战结束后未曾有过的变化。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治愈经济增长乏力的顽疾，大变局下能表现得更好、逆势拉抬国运？日本政治中鲜有这样的先例。
　　外部的大变局与内部的“动荡期”叠加，对日本政治意味着什么，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