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儒学救中国”这样的说辞更像是一种梦呓，那么像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官清正等思想主张，确实是我们现实政治运作中实实在在需要落地的价值。
　　人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现实，往往都会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就以记者的经历为例。本人大学的专业是中国政治思想，大一就开始上古典著作的课，懵懵懂懂中被老师好一通灌输。印象最深的还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那段，感觉老庄最有智慧，孔孟最贴民情。后来读了一些西方的书，一些认识也被颠覆了，渐渐对孔孟那套仁政、孝悌、一人正天下正的说辞就很不感冒了，以为其为王权专制主义粉刷而已。
　　随着年纪见长，听到的、看到的和经历的多了，感受又不一样了，开始有了一些“同情之理解”。 尤其是当你注意到这些思想主张背后那些悲惨的社会现实，就更不能简单的以教条化的现代理论去否定古人的思想意识。非不能也，实不忍也。
　　看看历史，儒家规劝帝王清心寡欲、爱惜民力的故事非常多，皇帝想修个宫殿马上会有人出来劝止。古代官方修建大型工程，和今天不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不是货币化运作，老百姓的徭役负担是很沉重的，甚至是要付出生命的。
　　唐太宗治下号称贞观盛世，但君臣之间围绕皇帝修宫殿有过多次“博弈”。贞观四年，唐太宗想重修毁于隋末战火的乾元殿，张玄素上疏劝谏说：“臣闻阿房成，秦人散；乾元毕工，隋人解体。”直言唐太宗在战乱后不久“役疮痍之人”，那比隋炀帝还坏，这种勇气就是今天的人们也会自叹弗如，比我们的“红红脸、出出汗”不知要厉害多少倍。到了贞观十一年，盛世已经像模像样，马周仍上疏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至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
　　所以，古代衡量一个盛世的基本标准就是“轻徭薄赋”，哪怕国力有了增强，儒家仍然时时提醒当政者，要对人心离散保持惕然之心，要时时注意“恩结人心”。你当然可以说这还是期盼一个好皇帝，不是现代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解决不了“坏皇帝难题”。但不能否认，这样的思想意识凝聚成了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形成了即使是皇帝也无法公开否认的政治伦理的评判标准，并最终沉淀在全民的政治心理里面，在治乱的历史循环中，充当了社会修复机制的作用。
　　宣扬清官和仁政思想是两面一体。这些年，我们也宣传了不少古代的清官，比如于成龙、黄槐开等。要是在以前，记者也会批判所谓的清官情结。但当你再还原历史的现场，比如一地百姓哭泣于道路挽留离任的于成龙，或者像黄槐开那样，在地方发生“人相食，至有父子、夫妇、姑媳相啖者”的严重饥荒时，力陈不设地方官吏主管的“肉委饿狼，万无存理”的粥厂，而是由饥民直接领取钱粮，你恐怕很难再简单地指责老百姓的清官情结。
　　在古代社会，这些思想意识是否阻碍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比如“道德代替了法制”之类，这个问题大可争辩不休。但在今天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思想意识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是开了历史的倒车？恐怕不能这么看，我们不如将其看成是人们推动政治改良的一种思想资源。
　　如果说“儒学救中国”这样的说辞更像是一种梦呓，那么像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官清正等思想主张，确实是我们现实政治运作中实实在在需要落地的价值。李克强总理最近就说，纵观中国历史，凡盛世往往都居敬行简、轻徭薄赋，政府施政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
　　由此记者也想到，所谓中国社会演变的内生性，不是说要独立于普遍性问题（比如如何制约权力）之外，而是要从传统社会汲取有助于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的思想和实践资源。这也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今天需要的就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