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子上的“声音景观”文化:广播的媒介学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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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百年来,广播的传递装置从收音机嬗变为汽车广播装置、数字平台等。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汽车数量持续上升,车轮子给广播带来“第二春”,广播在城市中不断塑造着“声音景观”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听觉空间的新型建构”,它将听觉主体的身体沉浸其中,并实现“浸润式”的声音传递意义。处在数字域中的广播,更应该形塑“声音景观”,利用好声音的特质,让“声声入耳”成为一道文化印记。
  关键词:广播 声音景观 媒介学 汽车
  1920年11月2日,位于美国匹兹堡的KDKA广播电台正式开播,KAKD成为世界第一个无线电广播电台。有学者指出,广播从其诞生之初就没有一种固定的传播模式,“广播一直在路上”。纵观人类传播史,口语文化先于书面文化而出现,在人类尚未发明记载性的媒介之前,人类通过“口口相传”的代际传递模式记录文明。从这一角度来看,声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声音景观”文化的媒介域转向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音乐家谢弗提出了“声音景观”(Soundscape)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可研究的任何声音领域(Acoustic Filed)”。Soundscape是参考Landscape而来,其既强调作为物理环境的“外部声音环境”,也强调“声音对人的文化建构”。按照谢弗的说法,“一档广播节目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声音景观,抑或说广播节目可以被看作为声音景观中的一个声音环境”。
  从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出发来考量作为媒介的广播,尤其是广播形塑的声音景观如何发挥其传递作用,会是“别有一番新意”的。媒介学研究的是传递(Transmission)过程中的各种现象,其要考察技术和文化的“互动结构”,而传播只是传递过程中的片段。媒介学中的“媒介”并不是指媒体或者介质,这个词的落脚点是“中介行为”,“这同它是一个操作设备分不开的”。
  媒介学中有一个概念是“媒介域”。简单来说,媒介域是指文化传递系统,德布雷将其分为逻各斯域(文字)、书写域(印刷)、图像域(视听)三个历史分期。媒介域这一概念的另一重要启示在于,“每一次发生的媒介技术革命并不一定在物质形式上消除以前的媒介文本,而不过是让先前的媒介文化所承载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功能有所改变”。广播被德布雷纳入视听性的图像域中。
  在图像域中,广播塑造声音景观文化的装置(“与某种传播网络相对应的记录设备”的媒介)并非一成不变。从收音机到车载广播,广播形塑出的声音景观的空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从家庭空间走向车载空间。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车轮子给予了广播“第二春”,即“车轮救电台”。但如果我们从媒介学的角度来看,“汽车+收音机”的“新媒介”则为广播塑造声音景观提供了不同于单个收音机的空间。如果说“汽车+收音机”只是广播在图像域内部发生的一个媒介变化,那么车联网这一“数字域”的媒介则延伸了“汽车+收音机”的广播传递模式,这种数字域中的“声音景观”文化势必与单纯的车轮子上的声音景观有所不同。由此,不妨说“声音景观”文化的媒介域转向为广播研究开辟了媒介学方法论层面的想象。
  二、听觉空间的新型建构——城市中的声音界面
  相较于报章,作为电子技术产物的广播是一种新媒介。如果说,广东珠江经济台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广播开始走频率专业化之路,那么中国首家交通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信息台的开播,则意味着广播通过“车轮子”塑造声音景观,形成城市中的一道“听觉风景线”。
  交通广播频率是城市“拥堵经济”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忽视了“车轮子”上的“声音景观”与听者之间的关系,而这道“声音景观”是城市中非常重要的声音界面。与之不同的是,城市樓宇、道路、立交桥、隧道、树植等的设计组合,塑造出了不同的城市景观,这种“地景”(Landscape)需要人们使用眼睛去进行视觉化的体验与感受。
  车轮子上的声音景观可以由驾驶人自行设计(即自己通过CD、数字音频等方式收听音频性信息)。同时,驾驶人也可以感受由广播电台塑造的声音景观。作为媒体组织机构的广播电台,拥有无线电资源和各种调音设备。在数字技术介入之前,广播人只能利用声音这一种符号去传递,极致的声音(既包括声音的悦听性、旋律等特质,也包括声音承载的内容性信息)向来是广播人的追求。
  基于大众传播学理论的广播业务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代际传递之间的某个点某个片段(即传播),探究广播“如何在时间线上‘跳舞’”,而忽略声音本身的特质。媒介学聚焦的是文化传递,属于历史范畴。“车轮子”上的声音虽是转瞬即逝的,但广播电台之于“车轮子”上所塑造的声音景观却可以在驾驶人的头脑中传递声音所承载的文化。这当然需要的是具有韵律性、动听性的声音景观设计,以力求“声入人心”。此外,越来越多的电台在建设“声音档案”工程,即通过声音素材记录历史,传递文化。《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点打造的文化工程,创作团队利用声音元素,记录下各类文化的印记,将其形塑为档案式的“声音景观”。
  广播在车轮子上塑造的“声音景观”是一种流动性和未知性的听觉景观。强调流动性,旨在说明这种“声景”具有很强的伴随性,声音似乎在发挥着一种与人的身体和心灵相联系的黏合剂作用;而未知性说明的是听者在广播塑造的声音景观中,总是不知道声音景观形塑者下一秒要说什么,下一刻要播放哪一首歌曲,也就是说,声音景观具有一种神秘性的色彩。
  三、听觉主体的身体沉浸——身体中的声音感受
  声音元素之于人的身体时,总能调动起人的感受力。人驾驶汽车是一种运动性的活动,但若把车身作为参照物的话,人又是相对静止的。好在广播所塑造的声音景观也是一种变动性的产物,在交错的时空环境下,前一秒的声音景观空间与后一秒的声音景观空间总是不同的,每一个音符承载着音量、音色等属性,同时当它释放出来的时候,又与空气中的声音相作用,进而进入人的耳朵里。从另一角度而言,坐在同一驾驶室内的几个人所感受到的声音景观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听力水平、听觉感受能力是不尽相同的。广播塑造“声景”力求的是一种听觉普适性,即在合理的音区形塑悦耳于心的声音世界。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大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借用管子的话诠释了声音的无限魅力——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声音可以不受时空的约束,“飞”入人的身体里(即从耳朵引入人的大脑),进而激发人的情感。唐代大文豪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对作为静音(默声、留白)的声音元素也给予了传神的描摹——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句话也意指声音之于人的感受力。德布雷说,“一个没有回忆的个人、群体和社会很难为自己量身定做一个未来。”口语文化十分强调训练人的记忆能力。声音能在人的身体中留下的痕迹往往是生动形象的或是刻骨铭心的,这是因为声音符码是一种情感符码。同样的一句话,若带着不同的语气,其声音效果是不同的。从人体中发出的声音带着人的情绪,作用于他者身体上,便会使他者产生接受带有情绪的反应。“有话好好说”往往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声音的魅力不单单如此。声音符号表征了一个城市,而这些进入人身体的声音符号是人对一个城市的听觉性认识与理解。正如梅洛-庞蒂所言,声音不单单只告诉人们声音的音量大小、振动频率等听觉属性,“声音的视觉和颜色的听觉”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当一个行驶在“车轮子”上的人,与汽车和声音景观组成一个共同体,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车流与人流或多或少地会破坏拥堵在车轮子上的驾驶人的心情,而广播形塑出的声音景观就是通过耳朵传递的效应,调节堵在路上的驾驶人的焦躁烦闷心情。于是乎,广播塑造何种声音景观能减少“路怒族”的人数,成了广播实践的一道现实课题,想要解决这个课题,便需从声音景观的相关理论入手,分析汽车驾驶、城市交通與作为“声音景观”的城市界面三者之间的关系。
  四、声音传递的文化浸润——声音参与意义生产
  德布雷将印刷性的报章杂志视作书写域的媒介,它的主观重心作用在人的意识(意象)之中;而图像域中的广播媒介的主观重心则是在人的身体(感觉)上。不难理解的是,人们在阅读报纸时,很难直观地感受到采访对象说话时的语气,而听广播获取同样的新闻内容时会有不一样的接收效果。在广播录音报道中,记者会使用音响,一般来说,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的声音内容都是记者不想割舍的。
  声音不单单在传播音频性的信息,其更为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声音传递文化的价值。考古学家与科学家可以利用技术复原出5000年前良渚人的肉身形象,但却无法还原出良渚人的声音与口语交流的场景。磁带这一媒介的发明,为记录与传递声音做了伟大的贡献。再到后来的CD、MD、DVD、MP3收听设备、电脑、iPod、智能手机等,声音要想“转瞬即逝”地跑掉也变得困难起来。但我们还是只能遐想俞伯牙与钟子期所弹奏的《高山流水》,真可谓“难觅‘古代’知音”。学者王婧说,“通过聆听,生命才能永不停息地与周边世界,发生关系,交换能量。”聆听的价值不止于此。广播塑造“声音景观”虽说是一种建构听觉空间的行为,但其背后的声音传递及其文化表征是不可被忽视的。
  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台的声音传递越来越注重人际交流性,文化的传递变得通畅起来,各种声音不绝于耳。车轮子使城市声景的塑造变得更具现实性,声音性的文化传递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如果将汽车作为一种技术的话,那么其将广播媒介纳入车辆装备中,就是一种创新性的结合,这种新的技术与车轮子上的声音景观文化交织互动。因此,便有了德布雷媒介学意义上“一个民族保留并保护好自己的文化特性”的出现。
  在智能语音技术出现之后,有人曾断言,交通广播电台中由人播报路况的情况将被智能导航等技术所取代。诚然,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技术决定论”看法。广播电台中的人可以告知听者路面上发生的具体信息。例如,在紧急医疗救援时,广播电台会呼吁汽车驾驶人开辟出“绿色生命救援道”,这便是一道极具人文关怀的“声音景观”。
  五、结语
  按照媒介学的路径来说,数字域已来。人们即将迈入“物物相连”的Web3.0时代,车联网将走入人们的汽车生活。不少广播人对此“忧心忡忡”:广播将何去何从?它还能为人们塑造声音景观吗?作为塑造声景的主体会被其他人或组织机构所取代吗?
  需要强调的是,提及广播,我们无法将声音符码与之割裂。对广播而言,“声音景观”形塑的文化意义是其作为媒体组织机构的一种“职责使命”。然而,在媒体融合的进程中,诸多广播融合实践要走一条被称为“可视化广播”的路径。从实践层面来看,这一概念的外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广播直播室里架起摄像机,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直播室的实时视听画面;二是广播记者利用智能手机的可视化直播功能,将声音性的广播直播变成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视频化直播。很多媒体将自己的业务实践伸到各类平台,便认为自己在进行媒体融合,这固然是一种认知错误。如何更好地在互联网环境中塑造“声音景观”文化应是广播所思考的课题,放弃声音或将不将声音符码的比重放在首位的实践都是错误的,甚至是摧毁性的。
  谁将会成为车联网媒介环境中“声音景观”文化的塑造者?他们又将塑造出何种“声音景观”?种种思考都已成为摆在广播面前的媒介学想象。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记者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融合式新闻生产的路径优化与机制再造研究”(项目编号:CUC200D04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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