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小的时候，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跟着我爸爸去他的学校。路上经过一片水域，就是现在的柳荫公园，当年觉得那片水很辽阔，对岸都是模糊的，现在看就是一个小池塘。我爸爸的同事亲切地称呼他为“瞎子”，他得了一种病叫“视网膜萎缩”，要用放大镜看报纸，他还有一种很大的笔记本，在上面写的字歪歪扭扭。所以，他应该很早就失去了阅读的乐趣。1975年，社会上在批判《水浒传》，我爸就让我妈读《水浒传》给他听，我对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那一段印象最深，街上遇到刚栽的树苗，就上去试试能不能拔出来。我还看到一本小人书叫《投降派宋江》，扉页上印着毛主席对《水浒传》的评价。
　　那时候家里有一个书架，最上面是四本精装的《马克斯恩格斯文选》，白色封皮的《列宁选集》，还有《毛泽东选集》。中间那层有几本黄黄的《中华活页文选》，有《红岩》和《欧阳海之歌》，下面那层有一本《纪念鲁迅先生》，还有一本书叫《送瘟神》，我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了解大多启蒙自那本《送瘟神》。
　　后来，能看到的书渐渐多起来，有小人书《西游记》和《杨家将》。我在邻居小朋友家里第一次看到《丁丁历险记》，忘了是哪一个故事了，只记得有船有海，也还记得那个晚上我心中的激荡，似乎第一次明白“世界”这个词意味着什么。还有一天早上，刚下过雨，街上湿漉漉的，我爸爸带着我去书店，预定了一套《七侠五义》。他想让我多看书，每周，他都会带我去他那个学校的图书馆，我在里面晃悠半小时，挑三五本书借回家。也就一两年的光景吧，我走进那个图书馆里，就觉得再没有什么书是我想看的。
　　你爷爷不喜欢我看《红楼梦》和巴金的《家》《春》《秋》，他说那些书看了伤感，会让人萎靡，那时候说人萎靡，差不多就是经常手淫的意思。可是呢，有一年，他给我买了两本内部发行的《金瓶梅》，是洁本，放在书架最上面，我翻了翻，比《水浒传》差远了。他还给我买过一册《弈林新编》，是象棋的棋谱，我看了有二十页，以为自己棋艺精进，就找邻家一位大哥去下棋，结果被杀得片甲不留。于是我把那本棋谱扔到一边，你爷爷就念叨，我给你买了《弈林新编》，你也不认真看。那本书定价两块一毛五，他以为那么贵的书就应该像武功秘籍一样仔细研读。那时候一块钱都算是巨款了，所以这一本书要格外珍惜，其实呢，一本书就是一种可能性，你可能对它感兴趣，也可能不感兴趣，很多的书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上了大学，学的是容易让人萎靡的文学，学校里有一座很大的图书馆，阅览室里总坐着几百人在读书，他们沉浸在书本里，翻动书页时动一动，像是睡眠的人在两场梦之间翻一翻身。我们有一门课叫“工具书使用法”，我学不进去，直到有一天，在古龙的小说里看到有一门功夫叫“大悲赋”，同学告诉我，这大悲赋应该是从白行简的“天地阴阳交证大乐赋”那儿偷来的词，我们就跑去图书馆三层的古籍阅览室，翻了好几本工具书，在《双梅影暗丛书》中找到了“大乐赋”的原文，我一下掌握了工具书使用法，也知道了前人保留古籍的事迹。
　　有一年暑假，我跑去西安看我大爷，我大爷是从北京移居西安的，爱吃炸酱面，爱喝茉莉花茶，爱抽烟，每天早上总对我说：“吃饱了饭，喝足了茶，抽两根烟，再出门转悠去。”到了晚上，洗完脚，他就说：“看看书再睡觉吧，我那个小书架上，什么书都有，都分门别类放着呢。”那个小书架只有一米高，分三层，一共就有十几本书，最上层贴着一个白标签，写着“小说”二字，放着两本《李自成》，中间层贴着“戏剧”标签，放着《红灯记》《沙家浜》几个剧本。我在那个书架前发呆，想着在小说那一层总能补上几本狄更斯，戏剧那一层可以补上几本曹禺，我真的佩服我大爷，英国作家吉辛说过，那些收藏了诗歌、文学和历史，而非自然科学类书籍的书架，属于敏感而富于想象的聪明人。我大爷肯定是富于想象的人。
　　英国作家斯巴福德写过一本书叫《小书痴》，开头是这样的———母亲过去常说，“当你坐在家里看书时，随便是在哪个角落，我总能感觉得到。因为那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寂静。看书的寂静。”
　　斯巴福德说，那是一种极其厉害的寂静，不知怎么，就能穿过墙壁和天花板，响亮地告诉周围的人。当那片寂静飘落下来，盖过人声、车声和狗吠，一道闸门向内打开，向着书中的数据打开，读书的孩子能听见属于文本的那些声音，穿透那块由屋中各种真实的细微声响所组成的布缦。
　　我听到过这种特别厉害的寂静，是在少年时代的地坛公园里。有那么一阵子，我总拿着一本我还看不太懂的书，跑到地坛公园，在一棵古树下坐好，特别用力地去看书，我好像把耳朵关上了，从书本中呼吸，这样过了很久，好像忽然看懂了，四周静悄悄的，书本中有很多东西，汹涌而来，咚咚地响着。那感觉真是特别舒服，最近二十多年我也没停止读书，但未能再体验到那种特别厉害的寂静。现在，我准备好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一张舒服的椅子，我拿起书，手边有一个笔记本，钢笔里灌满墨水，你可以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拿起一本书，把那种特别厲害的寂静带给我。
　　选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