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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任建宇在微博上看到改革劳教制度的消息,有些过于激动了。他呆坐了一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打电话给浦志强,称赞几位律师“居功至伟”。浦只是冷静地说,这对你的案件没有意义,我们该做的还要继续。
任建宇记起第一次庭审时,紧张得直发抖,浦就一直握着他的手。身边这位辩护律师,高大挺拔,声音洪亮,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感。当他铿锵有力地总结——“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太久”,庭上掌声一片。
7日这一天,浦志强接到几十个采访及庆贺电话。其实他有些兴奋。过去大半年,他8次飞往重庆,为6个被劳教者代理行政诉讼,十多人得益于他的帮助,陆续被撤销劳教。大半年来,极少数官司打赢了,更多的是困难,有的尝试十二三次也没能立案。浦鼓励他们:不要仇恨任何人,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把痛苦讲出来,但不要深化痛苦。
之后,浦前往南京,和大学时代带领他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师兄相聚。饭桌上,大家纷纷敬酒,浦感慨着公门里头好修行。师兄徐战前感到意外,二十多年来几乎不沾酒的糖尿病患者浦志强,没有推托,甚至有些主动。他喝醉了。
浦志强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名为map of freedom的地图。不在的时候,门也是敞开的。见面那一天,他拉着行李箱匆匆赶回,毛衣还是穿反的。之后,采访电话不断响起,还有客户找上门来。等了4个小时,终于可以坐在餐桌边说说话,他却倚在窗边,差点睡着了。
再过一天,就是48岁生日。往年总热闹庆祝一番,今年他似乎选择安静呆着,他说这一年心很累。生日之夜,他发了微博:“48岁人生,忆24岁年华,叹岁月如斯,像首诗,像支歌,像条河。给我顶住,别轻易放手,内心清澈,别让这河,流着流着,就流成了浑汤儿,就很好,到五十,就能知天命。 ”
一不小心就流露了80年代的底色。 他身上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他也听崔健唱,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了工具。如今,“理想”有了收获,他却在内心警惕自己,希望真心实意。
想起打过交道的法官、律师、官员,以及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们……他们一同在理想昂扬的1980年代成长起来,如今他们掌握权力。“在一个点放弃过,就没有阵地可守了,”他感慨。可他仍有抑制不住的荣誉心,“一群人的命运被我改变了,你能理解一个律师那种感受吗?”
这些天,他游荡在记忆的大院里,似乎随时都能拈出墙角一片落叶。甚至还想起20年前联欢时,同在一家公司拉广告的于丹给他写了一张卡片:“男人18岁是想事的时候,28岁是做事的时候,38岁是成事的时候。”
那时浦志强刚走过80年代末梢,同一个庞大的体制系统告别之后,大学老师之梦渐渐远离。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去北京一个农贸市场当秘书。
一年后,中国开始新一轮掘金潮,人们从挫败的理想和政治的亢奋中走了出来,奔向了一个被特色了的市场。年底,在一位前辈的介绍下,浦志强去一家公司公关部工作,共事的有孙陶然、于丹……
1993年,于丹已展现人生导师潜质,浦志强还徘徊在自己的世界中,半年后,前辈又让他去一个律师事务中心工作,开始自学法律,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他很会考试,很多题都被他押中了,两年后他就拿到律师资格证。
那些年里,他生活潦倒,研究生同学高广清去看他,他已经有了一台电脑了——练习打字时,他把《论言论自由》敲了出来。生活依然寒碜,他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坐的地方也没有,高广清请浦志强母子吃饭,劝他好好当律师,说凭他能力肯定可以。
“于丹只说到38岁,现在我48岁了。”生日这天,他开玩笑说,“我是大器晚成的主。能不能成器?可能有戏,也可能没戏。”
——怎么才算有戏呢。奥巴马?
——奥巴马来这还不如我呢,让他来中国玩一趟?
此时,他构想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当奥巴马碰上重庆劳教委……他被自己逗乐了,说,我要把这话发到微博去。
2003年的一天,一位朋友领着《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肖夏林来找浦志强代理官司,当时肖夏林被余秋雨起诉名誉侵权。同一天过来的还有学者萧瀚。萧谈起了自己的研究,以及美国“沙利文案”。浦志强一下兴奋起来,决定参照沙利文案为肖辩护。最终他打赢了官司。
这次经历鼓舞了浦志强,也为他指引了今后发展领域——和言论有关的案件。过去6年的职业生涯,生活日渐变好,也算不上出色。有时也为工作而焦虑。在律师这个行当,不乏勾结权力、说谎和作假。他发现,成为一个好人比成为一个坏人要难得多。
他从未想过当一名律师。本科同学杨阳说,那时他和浦志强看不起法学,那是“背书的东西”,也看不起法律学生,他们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愤世嫉俗,相约不入派,不当官。
都说1980年代理想激荡,浦志强读鲁迅,后来读苏联史书,反观中国,他有一种强烈的受骗感,又滋长了新的使命感。
他喜欢和高年级同学一块讨论、演讲。师兄高积顺记得,一群人在学校的活动不被校方认可,自己也遭到批判。浦去跟领导抗争,为高鸣不平。
在师兄们组织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他第一次参加演讲,上台一片空白,从此不害怕观众了。几年后,师兄高积顺看到他在专注演讲,为其鼓动力和感召力深深震撼。
师兄徐战前认为,也许是受到连累,浦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河北一家中专。之后浦又考回政法大学,他的理想是当大学老师。研二时,他四处奔走,热血贲张,一呼百应,同学都被他感动了。
回顾半生,他说2003年是重要的转折,始于80年代的追求和职业终于对接上了。以后,他为弱势者代理一系列案件:段磊,八农民,任建宇,谭作人……
陈桂棣夫妇的案子集中体现了他的风格,也是他重要的成名作。此后,他和媒体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是在2006年前后认识浦志强的,他总会在各种会议饭局遇见浦志强,即使是一个圈子极小的年会,他也会惊讶地发现浦志强的身影。他从未见过浦喝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透明罐头改装的茶杯,里头装着浑浊的茶水。
控制力。
这是浦志强的核心词汇。他似乎有一种野心和能力,只要他在,那就是他的场。说不清这种力量来自何方。除了浑厚的胸音和强壮的身躯,也许还有他敏捷的思维、无所畏惧的勇气,以及咄咄逼人的道德正当性。
回忆起庭上表现,《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列举了一系列情节,证明浦志强思维敏捷,胆识过人。
2005年,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案在交换证据阶段,信息严重不对称,浦志强赤膊上阵。
当对方的一名证人念完证词后,浦志强问他,你来做什么。对方答,我来证明张书记理论水平高。浦志强又反问:“你是一个秘书,你水平高还是张书记水平高。你一个低水平的人怎么证明人家水平高?”
看到一个农民证人上场了,他则问,家里有几个孩子?又问,有没有被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张西德颁布一个政策,叫双结扎,为了保证没有计划外生育,不光女人要结扎,男人也要结扎……我是问张西德的政策有没有实施,如果实施了是残暴,如果没实施是你的政策令行不止,怎么都不行。”浦志强这样解释他的思路。
他善于让对方陷入道德困境。到了最后陈述时,浦问原告张西德:“你看张书记,官司打了4天了,我假设你原来不知道你的农民有多苦,你的农民负担有多重,你的官员有多残暴,所以你才会那样。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对着这一百多人,你跟他们讲,你心里头到今天为止,此刻,你有没有一丝抱歉和后悔。”
“没有。”
“原来我认为作家这样写,给你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觉得你人性不是这样,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那么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认识到你就是一个坏人,作家在这点上把你写得太好了。”
熟悉他的律师和当事人,描绘出这样的庭辩形象:抨击体制,痛批现实,甚至是攻击律师,并将之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的境界。在《财经》杂志一个被诉案中,原告律师指责《财经》毫无新闻职业操守,浦志强顺着把律师批了一通——
“我觉得《财经》有没有操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你这样讲,你自己真不知道吗?你在公共场合天天呼吁言论自由、宪政民主,在具体个案当中你却这样讲!”即便是重述场景,他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快感。
“浦志强很宏观!” 律师迟夙生常和浦志强合作案件,她说,“他常从宪法、政治、人权的角度来研究案子。”律师斯伟江评价说,浦志强虽然功底不扎实,但法律感觉非常好。
“话唠!”斯伟江这么形容他。他有时会在庭上拍拍浦的背,让他别说了。在庭下办讲座也是如此,但制止会让浦不高兴,他说,“我的言论不需要有人审查” 。
许多案件的公正解决得益于他强大的气场,有时案子半路就夭折了,迟夙生说,“也许是他太讲政治,人家不想搞得太高调。”
无论如何,浦志强是个“顶得住”的人。“我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说,这就是他的特殊之处。
一个当事人曾跟浦说遭到刑讯逼供。开庭时,他指着法庭上一个检察官,“就是当天对我刑讯的人!”浦志强立刻喊:“谁?!你站起来!就是你刑讯逼供了!” 检察官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跑了,浦冲下去抓。没抓回来。前面都是法警,被拦着了。 看起来似乎很危险,但他得意于自己的“政治能力”。他总结说,气场是要养的。许多熟悉他的人告诉我,浦志强是一个干净的人。只有绝对干净才能真正保护勇气,否则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如何能一路勇往直前?答案大致是,对手并不相信他们所宣称的东西。另外,他与人为善。
浦志强是个善于沟通的人,在一部纪录片里,即便置身于一个对抗性很强的画面,他也会跟对方说:人心都是肉做的。
浦志强屡屡被法官打断。他几乎被剥夺了说话机会,他也屡屡抗议:能让我说句完整的话吗?他涨红了脸,手里的矿泉水瓶拿起来又狠狠放在桌上。最后一敲“择日宣判”,他冲向王庆华母女,抱着痛哭。
——这是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向我们描述的一幕。而一起为之辩护的夏霖律师记得,庭审结束后,几百人站在门口鼓掌,向他们致敬,但他和浦志强迅速钻出人群,躲到厕所,在窗边沉默抽烟。
王庆华说,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赢的官司。可浦志强愿意代理。合同只签了一万块的代理费,自己贴好几万。这些官司还是他主动选择的。问他选择公益案件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典型、有价值、有普遍意义。
每年,他都要收到几十封求救邮件,而他会用一两分钟来判断事情的价值。“我对他们说,最黑暗的不要跟我讲,中国没有最黑暗的地方,你也不要讲你自己最悲惨,总有比你更悲惨的,我做这些事要考虑到我做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不受绑架,全国人民都认为我该做,这事怎么可以没你呢?那怎么能行?我不会因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何必呢?”
就在采访的一天中午,律师事务所的大门突然敲响了。一个38岁的男人,背着破旧的牛仔布包,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向我们描述了不幸的人生:少年时患了肌肉萎缩症,因为贫穷而放弃治疗。2003年,父亲患癌,兄弟几个申请更高标准的救助遭拒绝,父亲也因无法负担医疗费迅速死去。之后,男人开始10年上访,起初是因为父亲只得到二三百的政府救助,之后是因为上访遭打压、威胁和逮捕……如今,他的事情被一知名媒体人的微博转载后引发了短暂关注。政府开始找他谈判谈条件,可他并不妥协,从新疆坐火车来见律师。
——你10年上访,把所有的青春都搭在里面,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要控告什么?
——我要控告政府,我上访他们断水断电,把我拘捕了几次。
——我也不喜欢上访,上访是破坏法制。你早应该认识到,上访不可能解决问题。
——他们现在又要劳教我。
——对不起,您的这个我不接,我今年只做了重庆,新疆不是我选择的区域。请原谅,我精力不够,我有自己的原则。
男人又控诉社会的残酷人间的冷漠,说约好的律师因突发疾病而见不着,让自己白跑一趟,为了省钱在火车站睡上一晚,手机还被偷了。
“你说社会冷漠,你又为社会做了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的事情是这个世间最大的事情,即使是最大的事情,他也有权选择不做。”浦志强又坚决地说,我是帮不了你也不想帮你,他掏出一千元钱,又找了一部手机,递给他,劝他赶紧回家,和政府谈个好条件。男人不愿收下,浦硬塞给他。
——拿着,这是干净的钱,还是税后的。回去安分守己过日子。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要有能耐把这个阶段的问题解决掉,10年来你把最好的机会都浪费了。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我去自杀。
——别拿自杀吓唬我,你自杀有人给你递绳。你不具备改变这个社会的能力。
——那我去买枪杀人,杀那些欺负我的人。
——你要杀谁呢,杀这个不愿帮你的律师吗?
男人紧皱眉头,不愿离去。
浦志强拍拍他的肩膀:是不是对我很失望?男人说,网上都说你有侠义心肠。浦叹了一口气说,“兄弟啊,你和我都是精神病,都钻到自己的牛角尖里,出不来。”
男人背起行李,一瘸一拐地走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楼下呆着。见到我们,他绝望地问:我真的该回去吗?
“回去。”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一天都很不好受。
“这是要他承认命运吗?”我问。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才能说承不承认,都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就说不向命运低头,岂不是可笑。”
“那你能说你认清自己命运了吗?”
“我自以为我认清了。”
生日的第二天,我陪浦志强去养老院看他母亲。大雾弥漫,树木上压着雪,老人们在轮椅上静静坐着。浦志强摸着妈妈的头,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母亲无辜地摇摇头,只伸手向他要钱。
浦志强是养子,从小被送给了舅舅。除了念书,他似乎没什么特长,和孩子们去逮鸟,他是无论如何也逮不着的。父亲挨过批斗,也不太严重,家人宠着他,他无害地长大了,理想是当一名老师,远离政治。
他指着纸币上的头像,问:毛主席还认得吗?母亲点点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即便是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他也要追问:今天是好还是不好啊?以前饿肚子还记得吗。
钱的面额母亲也认不出来了。“你儿子是谁?你儿子在哪?”直到准备离去,母亲才给出了让人欣慰的答案:我儿子在生产队,他叫志强,是律师。
儿子浦志强如今是著名律师啦。研究生同学高广清记得毕业那年,自己要回老家,和浦志强散步,浦极力劝他说要留在北京,说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实现理想,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但他去意已决。 二十多年过去,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可浦志强仍无法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属感。他仍有乡土气息。生日时他送给自己两副眼镜,逢人就说,花500块买的。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些在意,反复问:会不会太装了?像不像只大猩猩啊?眼镜店要给他个贴牌,他拒绝了,他至今也叫不出几个品牌的名字。听到别人强调自己一身名牌,他会讽刺说,一身名牌包一杂牌。尽管迟夙生说,上过《时尚先生》,他被逼得时尚了——一同去法国时,浦志强和她同样拎两百多块钱的包,回来的时候,浦把200块的扔了,买了一个两千多的,“镀金回来了”。
他爱看《平凡的世界》,前年是第三遍,看到田晓霞抗洪淹死,再次泪流满面。“命很苦,”他说,“孙少平的那种生活经历我是有的。他这一代是被我们推开的,因为我们能扛过,他竞争不过我,然后他走了那样的一条路。”
挤上了大学,浦志强发现,在1980年代那样带着强烈尊严感的奋斗中,有些人承受不了落差而自杀。浦志强觉得自己老土,来自小县城,但并不因此自卑。师兄徐战前说,大家都叫他傻大个,师兄们搞校园活动,他就忙前忙后搬板凳。也好打抱不平,同学高记得,有回他们两个同学被小流氓欺负了,浦就带着一帮同学过去质问,把他们扭送派出所。他说,出现争执的时候浦是很强势很想说服人那种。
迟夙生从念研究生开始,就和浦关系密切。她觉得浦仍保持单纯直接。呆在一块时,他提出让她帮忙推微博,迟不答应,浦就偷偷上她的微博,自己转发。迟大喊:“你又偷我的微博!”
斯伟江则说,他也喜欢和矮小的人合影,显得自己特高大威猛,也自恋,随时自拍发微博,虽然这更像是行为艺术。要是有人问:“你是不是特想出名啊?”他就干脆承认说,是啊,出名了能挣钱。看起来玩世不恭,却堵住了诛心之论,倒显得坦荡。
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变得特别严肃。一个想远离政治的人如今生活充满了政治。他把自己称为“政客”——政客,就是擅长解决所有问题的人。
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于是他时常很纠结。“朝令夕改还有一白天时间!我遇到更多的官员完全不守信,刚说完当场就变,要不就耍赖”,甚至还遇过法院院长给他送礼,让他不要再介入。他夸张地形容,常年和他们打交道,连杀法官的念头都浮现过……
浦表现出强大快乐的形象,但迟夙生描述了另一面。有时她早晨打开邮箱,就看到了浦志强长长的信,说彻底难眠,“我愤怒我愤怒我愤怒无比”,“我要继续怎么怎么做”……纠结。痛苦无比。
“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带着幻觉活下去,”浦志强说。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某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 。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
任建宇记起第一次庭审时,紧张得直发抖,浦就一直握着他的手。身边这位辩护律师,高大挺拔,声音洪亮,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感。当他铿锵有力地总结——“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太久”,庭上掌声一片。
7日这一天,浦志强接到几十个采访及庆贺电话。其实他有些兴奋。过去大半年,他8次飞往重庆,为6个被劳教者代理行政诉讼,十多人得益于他的帮助,陆续被撤销劳教。大半年来,极少数官司打赢了,更多的是困难,有的尝试十二三次也没能立案。浦鼓励他们:不要仇恨任何人,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把痛苦讲出来,但不要深化痛苦。
之后,浦前往南京,和大学时代带领他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师兄相聚。饭桌上,大家纷纷敬酒,浦感慨着公门里头好修行。师兄徐战前感到意外,二十多年来几乎不沾酒的糖尿病患者浦志强,没有推托,甚至有些主动。他喝醉了。
他的48岁
浦志强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名为map of freedom的地图。不在的时候,门也是敞开的。见面那一天,他拉着行李箱匆匆赶回,毛衣还是穿反的。之后,采访电话不断响起,还有客户找上门来。等了4个小时,终于可以坐在餐桌边说说话,他却倚在窗边,差点睡着了。
再过一天,就是48岁生日。往年总热闹庆祝一番,今年他似乎选择安静呆着,他说这一年心很累。生日之夜,他发了微博:“48岁人生,忆24岁年华,叹岁月如斯,像首诗,像支歌,像条河。给我顶住,别轻易放手,内心清澈,别让这河,流着流着,就流成了浑汤儿,就很好,到五十,就能知天命。 ”
一不小心就流露了80年代的底色。 他身上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他也听崔健唱,过去的理想如今变成了工具。如今,“理想”有了收获,他却在内心警惕自己,希望真心实意。
想起打过交道的法官、律师、官员,以及蝇营狗苟沽名钓誉的人们……他们一同在理想昂扬的1980年代成长起来,如今他们掌握权力。“在一个点放弃过,就没有阵地可守了,”他感慨。可他仍有抑制不住的荣誉心,“一群人的命运被我改变了,你能理解一个律师那种感受吗?”
这些天,他游荡在记忆的大院里,似乎随时都能拈出墙角一片落叶。甚至还想起20年前联欢时,同在一家公司拉广告的于丹给他写了一张卡片:“男人18岁是想事的时候,28岁是做事的时候,38岁是成事的时候。”
那时浦志强刚走过80年代末梢,同一个庞大的体制系统告别之后,大学老师之梦渐渐远离。199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他去北京一个农贸市场当秘书。
一年后,中国开始新一轮掘金潮,人们从挫败的理想和政治的亢奋中走了出来,奔向了一个被特色了的市场。年底,在一位前辈的介绍下,浦志强去一家公司公关部工作,共事的有孙陶然、于丹……
1993年,于丹已展现人生导师潜质,浦志强还徘徊在自己的世界中,半年后,前辈又让他去一个律师事务中心工作,开始自学法律,准备律师资格考试。他很会考试,很多题都被他押中了,两年后他就拿到律师资格证。
那些年里,他生活潦倒,研究生同学高广清去看他,他已经有了一台电脑了——练习打字时,他把《论言论自由》敲了出来。生活依然寒碜,他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平房,坐的地方也没有,高广清请浦志强母子吃饭,劝他好好当律师,说凭他能力肯定可以。
“于丹只说到38岁,现在我48岁了。”生日这天,他开玩笑说,“我是大器晚成的主。能不能成器?可能有戏,也可能没戏。”
——怎么才算有戏呢。奥巴马?
——奥巴马来这还不如我呢,让他来中国玩一趟?
此时,他构想了一个可怕的场景:当奥巴马碰上重庆劳教委……他被自己逗乐了,说,我要把这话发到微博去。
他的时代
2003年的一天,一位朋友领着《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肖夏林来找浦志强代理官司,当时肖夏林被余秋雨起诉名誉侵权。同一天过来的还有学者萧瀚。萧谈起了自己的研究,以及美国“沙利文案”。浦志强一下兴奋起来,决定参照沙利文案为肖辩护。最终他打赢了官司。
这次经历鼓舞了浦志强,也为他指引了今后发展领域——和言论有关的案件。过去6年的职业生涯,生活日渐变好,也算不上出色。有时也为工作而焦虑。在律师这个行当,不乏勾结权力、说谎和作假。他发现,成为一个好人比成为一个坏人要难得多。
他从未想过当一名律师。本科同学杨阳说,那时他和浦志强看不起法学,那是“背书的东西”,也看不起法律学生,他们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愤世嫉俗,相约不入派,不当官。
都说1980年代理想激荡,浦志强读鲁迅,后来读苏联史书,反观中国,他有一种强烈的受骗感,又滋长了新的使命感。
他喜欢和高年级同学一块讨论、演讲。师兄高积顺记得,一群人在学校的活动不被校方认可,自己也遭到批判。浦去跟领导抗争,为高鸣不平。
在师兄们组织的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他第一次参加演讲,上台一片空白,从此不害怕观众了。几年后,师兄高积顺看到他在专注演讲,为其鼓动力和感召力深深震撼。
师兄徐战前认为,也许是受到连累,浦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河北一家中专。之后浦又考回政法大学,他的理想是当大学老师。研二时,他四处奔走,热血贲张,一呼百应,同学都被他感动了。
回顾半生,他说2003年是重要的转折,始于80年代的追求和职业终于对接上了。以后,他为弱势者代理一系列案件:段磊,八农民,任建宇,谭作人……
他的舆论
陈桂棣夫妇的案子集中体现了他的风格,也是他重要的成名作。此后,他和媒体的交往开始密切起来。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是在2006年前后认识浦志强的,他总会在各种会议饭局遇见浦志强,即使是一个圈子极小的年会,他也会惊讶地发现浦志强的身影。他从未见过浦喝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透明罐头改装的茶杯,里头装着浑浊的茶水。
他的场
控制力。
这是浦志强的核心词汇。他似乎有一种野心和能力,只要他在,那就是他的场。说不清这种力量来自何方。除了浑厚的胸音和强壮的身躯,也许还有他敏捷的思维、无所畏惧的勇气,以及咄咄逼人的道德正当性。
回忆起庭上表现,《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列举了一系列情节,证明浦志强思维敏捷,胆识过人。
2005年,张西德诉《中国农民调查》案在交换证据阶段,信息严重不对称,浦志强赤膊上阵。
当对方的一名证人念完证词后,浦志强问他,你来做什么。对方答,我来证明张书记理论水平高。浦志强又反问:“你是一个秘书,你水平高还是张书记水平高。你一个低水平的人怎么证明人家水平高?”
看到一个农民证人上场了,他则问,家里有几个孩子?又问,有没有被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张西德颁布一个政策,叫双结扎,为了保证没有计划外生育,不光女人要结扎,男人也要结扎……我是问张西德的政策有没有实施,如果实施了是残暴,如果没实施是你的政策令行不止,怎么都不行。”浦志强这样解释他的思路。
他善于让对方陷入道德困境。到了最后陈述时,浦问原告张西德:“你看张书记,官司打了4天了,我假设你原来不知道你的农民有多苦,你的农民负担有多重,你的官员有多残暴,所以你才会那样。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现在对着这一百多人,你跟他们讲,你心里头到今天为止,此刻,你有没有一丝抱歉和后悔。”
“没有。”
“原来我认为作家这样写,给你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觉得你人性不是这样,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那么你刚才的回答让我认识到你就是一个坏人,作家在这点上把你写得太好了。”
熟悉他的律师和当事人,描绘出这样的庭辩形象:抨击体制,痛批现实,甚至是攻击律师,并将之发挥到一个淋漓尽致的境界。在《财经》杂志一个被诉案中,原告律师指责《财经》毫无新闻职业操守,浦志强顺着把律师批了一通——
“我觉得《财经》有没有操守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用不着你这样讲,你自己真不知道吗?你在公共场合天天呼吁言论自由、宪政民主,在具体个案当中你却这样讲!”即便是重述场景,他也让人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快感。
“浦志强很宏观!” 律师迟夙生常和浦志强合作案件,她说,“他常从宪法、政治、人权的角度来研究案子。”律师斯伟江评价说,浦志强虽然功底不扎实,但法律感觉非常好。
“话唠!”斯伟江这么形容他。他有时会在庭上拍拍浦的背,让他别说了。在庭下办讲座也是如此,但制止会让浦不高兴,他说,“我的言论不需要有人审查” 。
许多案件的公正解决得益于他强大的气场,有时案子半路就夭折了,迟夙生说,“也许是他太讲政治,人家不想搞得太高调。”
无论如何,浦志强是个“顶得住”的人。“我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说,这就是他的特殊之处。
一个当事人曾跟浦说遭到刑讯逼供。开庭时,他指着法庭上一个检察官,“就是当天对我刑讯的人!”浦志强立刻喊:“谁?!你站起来!就是你刑讯逼供了!” 检察官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跑了,浦冲下去抓。没抓回来。前面都是法警,被拦着了。 看起来似乎很危险,但他得意于自己的“政治能力”。他总结说,气场是要养的。许多熟悉他的人告诉我,浦志强是一个干净的人。只有绝对干净才能真正保护勇气,否则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如何能一路勇往直前?答案大致是,对手并不相信他们所宣称的东西。另外,他与人为善。
浦志强是个善于沟通的人,在一部纪录片里,即便置身于一个对抗性很强的画面,他也会跟对方说:人心都是肉做的。
他的国家
浦志强屡屡被法官打断。他几乎被剥夺了说话机会,他也屡屡抗议:能让我说句完整的话吗?他涨红了脸,手里的矿泉水瓶拿起来又狠狠放在桌上。最后一敲“择日宣判”,他冲向王庆华母女,抱着痛哭。
——这是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向我们描述的一幕。而一起为之辩护的夏霖律师记得,庭审结束后,几百人站在门口鼓掌,向他们致敬,但他和浦志强迅速钻出人群,躲到厕所,在窗边沉默抽烟。
王庆华说,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赢的官司。可浦志强愿意代理。合同只签了一万块的代理费,自己贴好几万。这些官司还是他主动选择的。问他选择公益案件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典型、有价值、有普遍意义。
每年,他都要收到几十封求救邮件,而他会用一两分钟来判断事情的价值。“我对他们说,最黑暗的不要跟我讲,中国没有最黑暗的地方,你也不要讲你自己最悲惨,总有比你更悲惨的,我做这些事要考虑到我做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不受绑架,全国人民都认为我该做,这事怎么可以没你呢?那怎么能行?我不会因为全国人民都希望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何必呢?”
就在采访的一天中午,律师事务所的大门突然敲响了。一个38岁的男人,背着破旧的牛仔布包,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向我们描述了不幸的人生:少年时患了肌肉萎缩症,因为贫穷而放弃治疗。2003年,父亲患癌,兄弟几个申请更高标准的救助遭拒绝,父亲也因无法负担医疗费迅速死去。之后,男人开始10年上访,起初是因为父亲只得到二三百的政府救助,之后是因为上访遭打压、威胁和逮捕……如今,他的事情被一知名媒体人的微博转载后引发了短暂关注。政府开始找他谈判谈条件,可他并不妥协,从新疆坐火车来见律师。
——你10年上访,把所有的青春都搭在里面,你到底想干什么呢?你要控告什么?
——我要控告政府,我上访他们断水断电,把我拘捕了几次。
——我也不喜欢上访,上访是破坏法制。你早应该认识到,上访不可能解决问题。
——他们现在又要劳教我。
——对不起,您的这个我不接,我今年只做了重庆,新疆不是我选择的区域。请原谅,我精力不够,我有自己的原则。
男人又控诉社会的残酷人间的冷漠,说约好的律师因突发疾病而见不着,让自己白跑一趟,为了省钱在火车站睡上一晚,手机还被偷了。
“你说社会冷漠,你又为社会做了什么?你不要以为你的事情是这个世间最大的事情,即使是最大的事情,他也有权选择不做。”浦志强又坚决地说,我是帮不了你也不想帮你,他掏出一千元钱,又找了一部手机,递给他,劝他赶紧回家,和政府谈个好条件。男人不愿收下,浦硬塞给他。
——拿着,这是干净的钱,还是税后的。回去安分守己过日子。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要有能耐把这个阶段的问题解决掉,10年来你把最好的机会都浪费了。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我去自杀。
——别拿自杀吓唬我,你自杀有人给你递绳。你不具备改变这个社会的能力。
——那我去买枪杀人,杀那些欺负我的人。
——你要杀谁呢,杀这个不愿帮你的律师吗?
男人紧皱眉头,不愿离去。
浦志强拍拍他的肩膀:是不是对我很失望?男人说,网上都说你有侠义心肠。浦叹了一口气说,“兄弟啊,你和我都是精神病,都钻到自己的牛角尖里,出不来。”
男人背起行李,一瘸一拐地走了。后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楼下呆着。见到我们,他绝望地问:我真的该回去吗?
“回去。”
经过这个插曲,我们一天都很不好受。
“这是要他承认命运吗?”我问。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才能说承不承认,都不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什么,就说不向命运低头,岂不是可笑。”
“那你能说你认清自己命运了吗?”
“我自以为我认清了。”
他的命运
生日的第二天,我陪浦志强去养老院看他母亲。大雾弥漫,树木上压着雪,老人们在轮椅上静静坐着。浦志强摸着妈妈的头,问:你知道我是谁吗?母亲无辜地摇摇头,只伸手向他要钱。
浦志强是养子,从小被送给了舅舅。除了念书,他似乎没什么特长,和孩子们去逮鸟,他是无论如何也逮不着的。父亲挨过批斗,也不太严重,家人宠着他,他无害地长大了,理想是当一名老师,远离政治。
他指着纸币上的头像,问:毛主席还认得吗?母亲点点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即便是面对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他也要追问:今天是好还是不好啊?以前饿肚子还记得吗。
钱的面额母亲也认不出来了。“你儿子是谁?你儿子在哪?”直到准备离去,母亲才给出了让人欣慰的答案:我儿子在生产队,他叫志强,是律师。
儿子浦志强如今是著名律师啦。研究生同学高广清记得毕业那年,自己要回老家,和浦志强散步,浦极力劝他说要留在北京,说留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实现理想,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但他去意已决。 二十多年过去,理想离现实越来越近,可浦志强仍无法在这座城市找到归属感。他仍有乡土气息。生日时他送给自己两副眼镜,逢人就说,花500块买的。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些在意,反复问:会不会太装了?像不像只大猩猩啊?眼镜店要给他个贴牌,他拒绝了,他至今也叫不出几个品牌的名字。听到别人强调自己一身名牌,他会讽刺说,一身名牌包一杂牌。尽管迟夙生说,上过《时尚先生》,他被逼得时尚了——一同去法国时,浦志强和她同样拎两百多块钱的包,回来的时候,浦把200块的扔了,买了一个两千多的,“镀金回来了”。
他爱看《平凡的世界》,前年是第三遍,看到田晓霞抗洪淹死,再次泪流满面。“命很苦,”他说,“孙少平的那种生活经历我是有的。他这一代是被我们推开的,因为我们能扛过,他竞争不过我,然后他走了那样的一条路。”
挤上了大学,浦志强发现,在1980年代那样带着强烈尊严感的奋斗中,有些人承受不了落差而自杀。浦志强觉得自己老土,来自小县城,但并不因此自卑。师兄徐战前说,大家都叫他傻大个,师兄们搞校园活动,他就忙前忙后搬板凳。也好打抱不平,同学高记得,有回他们两个同学被小流氓欺负了,浦就带着一帮同学过去质问,把他们扭送派出所。他说,出现争执的时候浦是很强势很想说服人那种。
迟夙生从念研究生开始,就和浦关系密切。她觉得浦仍保持单纯直接。呆在一块时,他提出让她帮忙推微博,迟不答应,浦就偷偷上她的微博,自己转发。迟大喊:“你又偷我的微博!”
斯伟江则说,他也喜欢和矮小的人合影,显得自己特高大威猛,也自恋,随时自拍发微博,虽然这更像是行为艺术。要是有人问:“你是不是特想出名啊?”他就干脆承认说,是啊,出名了能挣钱。看起来玩世不恭,却堵住了诛心之论,倒显得坦荡。
一旦工作起来,他就变得特别严肃。一个想远离政治的人如今生活充满了政治。他把自己称为“政客”——政客,就是擅长解决所有问题的人。
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于是他时常很纠结。“朝令夕改还有一白天时间!我遇到更多的官员完全不守信,刚说完当场就变,要不就耍赖”,甚至还遇过法院院长给他送礼,让他不要再介入。他夸张地形容,常年和他们打交道,连杀法官的念头都浮现过……
浦表现出强大快乐的形象,但迟夙生描述了另一面。有时她早晨打开邮箱,就看到了浦志强长长的信,说彻底难眠,“我愤怒我愤怒我愤怒无比”,“我要继续怎么怎么做”……纠结。痛苦无比。
“哪怕是自欺欺人,也要带着幻觉活下去,”浦志强说。多年来,他总有一个直觉,某个早晨醒来,收到那些迟迟无果的判决书 。努力耗尽,锐气耗尽,可时光和才智并未荒废。他想象那个早晨的自己,“应会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