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岛和英国本土相距1.3万公里，和阿根廷本土却只相距500公里。殖民体系早已瓦解的英国，已无法再如以往那样，凭借无所不在的殖民地从容调兵遣将，离前线最近的落脚点——阿森松岛，距马岛也有5600公里之遥。阿根廷虽与邻国不睦，但在“泛拉美主义”情绪的影响下，除了智利，英国在马岛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什么拉美同情者。就连最可靠的朋友——美国也一度态度暧昧，因为阿根廷和英国在当时都是美国的盟友。
　　可以说，对于英国人而言，马岛之战是谁都想打、谁都不敢打的一仗。想打，是因为“帝国尊严”；不敢打，是因为没有把握。然而，撒切尔夫人不但打了，而且打赢了。
　　在阿根廷夺岛后，她立即作出强硬反应，组建战时内阁，启动战争动员机制，孤注一掷地将有限的海军兵力组成特混舰队，发起了万里远征。当美国一度态度犹豫暧昧时，一贯奉行亲美路线的撒切尔却毫不妥协，最终迫使美国明确站到英国一边。她还用同样的坚定态度争取到西欧各国的支持。
　　在她的有效调度下，短短几天内，邮轮、货船就被改装成运兵船、飞机运输舰。兵力捉襟见肘的英国皇家海军很快组织起一支精悍的远征力量，在阿根廷人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打响了战争。曾试图在英阿间调停的美国，最终不但向阿根廷发出警告，还为英国人提供了诸多军事方便。曾向阿根廷供应“飞鱼”导弹的法国，供应坦克和潜艇的西德，都向英国提供了出口阿根廷武器的参数。前者还在英国特混舰队经过法国沿海时，派出和阿根廷空军装备相似的战机，和英军进行协同军演。 　　战争的胜负不仅在于千里之外的战场，更在于帷幄之中的妙算。并非行伍出身、又是英国有史以来首位女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在政治、外交博弈和军事决心等方面处处果断，步步占先，为英国在天时、地利和先机均已丧失的情况下打赢这场万里之外的“尊严之战”提供了坚实保证。而她的战时内阁机构精简、决策果断、指挥系统层次简单，赋予一线指挥官充分自主权，更让总兵力居于劣势、装备也并无明显优势的远征军战斗力得到充分发挥。
　　战争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结束。英国付出了255名士兵、3名岛上居民死亡的代价，但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场胜利对英国的尊严、民心、士气都是极大的提振，也让撒切尔夫人的支持率达到空前高峰，帮助她获得一年后大选的胜利。
　　如果没有撒切尔夫人的决心、勇气和领导能力，如果没有马岛之战的胜利，英国恐怕还会沿着二战后的军事萎缩之路继续下滑，无法如今天这样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大国体面。直至今天，对撒切尔夫人爱恨交加的英国人，惟独在这一问题上仍然高度一致，对她给予极其正面的评价。
　　但另一方面，马岛之战的胜利，也给了撒切尔夫人以“只要用强则无所不能”的自信。
　　她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固执己见，令本应早日到来的北爱和平进程大大拖延。她在中东、巴尔干诸热点问题上的积极干预立场，也让英国一次又一次陷入“是非之战”，并将苦果留给后任们。即便是马岛，如今战争已结束31年，但主权之争仍在，阿根廷甚至在国际上获得了比昔日更多的同情。煞费苦心的公投，如愿以偿地获得了98.8%投票者“选择留在英国”的结果，却并未获得其他国家的喝彩。
　　从这个意义上讲，撒切尔夫人的这份最丰厚政治遗产的实际价值仍需掂量。

　　撒切尔夫人依靠自己的铁腕，扭转了英国军力萎缩的势头，但扭得一时却扭不得一世。
　　就在她去世前夕，英国接连传出军力收缩的消息：马岛之战的明星——鹞式飞机退役，生产线拆除。垂直起降航母全部退役，新航母服役推迟，舰载机“难产”。空军编制一再萎缩。二战中威风凛凛的“沙漠之鼠”第七装甲旅也成了没有坦克的步兵旅。
　　时势比人强，撒切尔的政治遗产再丰厚，也难以持久抗拒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

“撒切尔主义”：国人所不欲而力为之

　　如果說，收复马岛是国人皆所欲而不敢为的一件事，那么，她在经济、社会福利和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即所谓“撒切尔主义”），就是众多国人所不欲，而她力排众议，坚持推进的。
　　战后西欧长期受福利社会和民主社会主义影响，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大型经济部门的公营化成为常态。工会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并常常通过罢工令社会瘫痪。
　　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平等，减少了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却也造成政府开支浩大，生产效率低下。而殖民体系崩溃、传统产业优势不复的英国，则成为这种“福利主义”的重灾区，被称为“欧洲病夫”，被预言为“即将率先破产的工业化国家”。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扭转了英国这种战后传统政治风向，重新树立了自由经济和小政府、低税收理念的权威性。
　　自1979年起，她采用调低直接税、调高增值税的办法，彻底改变了英国当代税收体系。在执政期间，她逐步将多达66家大型国企私有化，把数以百万计的国企员工变为私企雇员，让公共部门减少了一半。她通过将国有企业股份出售给员工，成功赢得其对私有化进程的支持。
　　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在1984-1985年以毫不妥协的姿态对抗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她成功削弱了工会的政治影响力。在她上台前的1978年，58.9%的英国劳动者是工会成员，在她执政10年后降至46.5%。工会动辄用罢工手段瘫痪整个国家并以此要挟政府的时代从此一去不返。
　　尽管“撒切尔主义”在经济上属于货币学派信徒，主张高利率、低通胀，和同期美国总统里根等所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许多思路上是相反的，但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政治上主张新保守主义的脉络却是一致的。他们在经济、政治上所获得的成功，让二战后一度灰头土脸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重新成为全球主流思潮，并为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奠定了基础。其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且远远超出英国一国范畴。
　　虽然“撒切尔主义”让英国人付出包括福利、平等方面的诸多代价，却成功扭转了“欧洲病夫”的下滑轨迹。一度高达18%的通胀率回落至个位数，因制造业萎缩而萎靡不振的英国经济，也因成功转型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而脱胎换骨。如今的英国，金融中心的光环犹在，“创意产业中心”的名声鹊起。对此，撒切尔夫人的政治遗产功不可没。
　　撒切尔夫人是谨慎的：她坚决反对“大福利”，却从未真正触及福利国家的两大支柱——全民医保和全民社保；她一直主张国企私有化，但在第一任期却小心翼翼地从不起眼的国营货运公司做起，获得成功并在1983年顺利连任后，才大刀阔斧地对诸如BAE、英国天然气公司、英国电信、捷豹、英航、劳斯莱斯、BP、英国钢铁公司、罗孚等大名鼎鼎的企业动手。
　　但更多时候她却是一意孤行的。她曾说“民意算什么”，对前首相麦克米伦“崽卖爷田”的指责嗤之以鼻，面对364名经济学家要求改弦更张的联名信无动于衷，面对保守党内的意见分歧不为所动。
　　中国古代改革家商鞅曾说，改革最大的困难，是和人情相悖，因为人之天性，总是习惯于安逸，不舍得牺牲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撒切尔主义”受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奥妙也在于此。
　　为了减少政府开支，她力推私有化和“小政府”，不断削减福利。这在减轻政府负担、从宏观上确保基本福利制度正常运转的同时，却造成失业率居高不下、教育经费和贫困补贴不断降低；她取消学生免费牛奶、在第三任期后强令领取失业救济者接受就业培训等做法，更引发公众大哗；在既要确保通胀率下降、又不动用行政干预经济的理论指导下，她一度将英国利率提高到15%的高位，结果造成其最忠实的支持者——中产阶级、企业家和商界人士倒戈相向；当经济危机再度来袭之际，她一意孤行推行用“人头税”代替原先以财产为基础征收的地方税，更令保守党内发生分裂，并最终导致自己下台。 　　金融危机的深化，让公众对她政治遗产的争议再度凸显。
　　支持者认为：没有她力排众议坚持改革，“欧洲病夫”不必等到此轮欧债爆发便早已破产，如今的金融中心、创意之都都不可能存在。欧元区出现的种种弊端，让“撒切尔主义”的“欧洲怀疑论”观点得到充分验证。昔日反对她的人士或许该庆幸，幸亏她力排众议，让英镑留在欧元区外。否则，今天的英国，恐未必不会和意大利、西班牙同命。
　　但反对者却指出：正是“撒切尔主义”的“劫贫济富”，导致英国贫富悬殊加大，其卸任时的失业率和上任之初几乎一样。老工业城市的没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大城市中的贫富分化和隔阂，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一次次社会骚乱的根源。正是“撒切尔主义”对自由经济的过度推崇，和对政府调控的片面排斥，导致英国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从而令其在“次贷”风波中损失惨重。
　　随着欧洲经济衰退的深化，一度被判死刑的西欧左翼运动重新振作，在法国、意大利等国都再度崛起，一度因撒切尔-里根的成功而成為“正统理念”的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再度成为被普遍质疑的对象。甚至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悄然采取了许多经济干预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在英国本土，反对继续削减社会福利、要求社会平等的声浪再度高涨。几乎在后半个“撒切尔时代”销声匿迹的工潮也死灰复燃。
　　此时，撒切尔夫人却悄然离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的记忆力大幅衰退。这或许会让其晚年多一些平静，少一些烦恼。

归还香港：不欲又如何

　　在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些事是她本人和许多英国人都不欲、却又无可奈何的，例如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在漫长的中英香港问题谈判阶段，撒切尔政府始终步步为营，不肯轻易让步。1982年9月访华时，撒切尔夫人更公开坚持要求中方承认《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和《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合法性，并在香港举行记者会，公然告诫中国领导人“任何国家都应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无法进行”。
　　然而，仅隔两年零3个月，“永不妥协”的撒切尔夫人妥协了。1984年12月19日，她在北京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在推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50年不变”的前提下，将整个香港、而非仅仅新界在1997年7月1日交还中国。
　　在整个谈判期间，撒切尔夫人的坚持，是典型“大英帝国”式的（即强调“条约的合法性”），强调英国统治的“天然合理”，并试图迫使对方承认自己的逻辑。然而，世易时移，“三个条约”当初并非中国所乐意接受，而是英国通过武力强加的。当武力和强势不复存在，强加的条约只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窄窄的深圳河不是马岛和南美大陆间风波不测的南大西洋，庞大的中国军事机器也并非阿根廷军队所能比拟。香港的命运，实际上在1949年的扬子江中、“紫石英”事件的隆隆炮火下就已注定。丘吉尔、艾德礼做不到的事，又怎能强求于“铁娘子”？
　　一些人质疑撒切尔夫人未能早早将“港人自决”、“民主政治”引入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导致“极大遗憾”。事实上，在整个港英殖民期间，“港人自决”和“民主政治”始终被历届英国政府置之度外。而在中英谈判期间，乃至联合声明签署后，又何尝没有诸如“三角凳”之类论点抛出？
　　英国昔日得到香港，系得之于北京，而非得之于港人。此刻失去香港，同样系失之于北京，而非失之于港人。未能早日照顾到港人的自决和民主权利，是历届英国政府之失，专责撒切尔夫人一人并不公平。而且不论是否顾及这些，都不会对香港的回归构成本质影响。
　　英国人至今仍怀恋日不落帝国的荣光，而撒切尔夫人更是英国大国体面的坚定捍卫者。让“东方之珠”完璧归赵，于他们而言固所不欲，但大势如此，不欲又如何？
　　在这样的形势下，审时度势，通过中方的“三项承诺”和将主权移交推至新界租期到期的那一天，让港英当局能在《威风堂堂进行曲》的军乐声中体面谢幕，已体现了“铁娘子”的外交能力。
　　逝者已矣，荣辱毁誉，各人心中都有一本账。但不论对撒切尔夫人的功过如何看待，都不能不认同她的昔日政敌托尼·布莱尔的一句话：她是英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领袖，不仅改变了国内政坛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