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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从官员提拔上来的，缺乏新闻传播素养，内部面对“少说不说为佳”的潜规则，外面面临媒体和公众的压力，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到中国也没有办法做。
近期，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出版了新书——《为了公开》，卸任一年，这算是他对新闻发言人生涯的全面思考和总结。
“当新闻发言人最大的悲剧是不发言，最害怕的是没人搭理你。选择了新闻发言人就要发言，还要发好言。”王旭明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卸任后的王旭明，现在语文出版社任职。“一年来，我在熟悉了解出版工作，出版社的效益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队伍不乱，人心不散，效益不减。”他简单概括在新岗位上的体会。
不过，王旭明仍表现出对新闻发言人事业的热衷。除了写书，他还开博客，做电视讨论节目《问教》，有人说他“不再是教育部的发言人了，但成了中国教育新闻的发言人。”
把好话说好，把不好的话好好说
“希望中国能取消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这将是中国最大的进步。”王旭明在一篇博客中这样写道。
汶川地震后，尚在新闻发言人位置上的王旭明曾对“范跑跑”说出“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无耻”。如今，对教育的热点话题，他依旧“大嘴巴”，频频亮出自己的观点。
“你要是还继续信口开河的话，我告诉你，你离免职就不远了。”在他博客上有一条这样的留言，王旭明说，“已经习惯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考虑过有些话题应该回避?
王旭明：许多事情在社会上形成热点后，却缺乏权威部门和人士出来发表看法，我就是在这个方面稍稍往前迈了一步。
抗震救灾中，某老师提出来，不救学生自己先跑，这个在美国也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在我国不仅有市场，还能上电视讨论，政府官员都不讲话，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政府部门应该发表的观点，现在很缺乏这样的动作。
《瞭望东方周刊》：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说错了，遭到舆论反对，或违背了上级意志，怎么办?
王旭明：教育部的官员们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把好话说好，把不好的话好好说。
我们相当多的新闻发言人自己不具备新闻传播工作的知识和技能，简单地理解为管、卡、压。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一方面要慢慢普及新闻传播知识，另一方面总要有一些牺牲者或者带头人，我在这方面愿意做一个尝试者。
陈至立副委员长这样鼓励我：我们需要有风格的新闻发言人，他们才能使新闻发布会开得精彩、有穿透力和有影响力。现在的新闻发布会不少，有多少达到了这个程度?我自己主持的发布会有几百场，真正达到这个目标的也很少。
所以我觉得要允许有个过程，中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不过几十年，很多新闻发言人更需要学习。
在几百场新闻发布会中我没有撒过谎
“同志们特别是40岁左右的同志们，将来要做官，要获得提拔，就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王旭明在广东给高校的宣传部长培训时，如此说道。
“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这句出自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的话，是王旭明的座右铭。
他的朋友、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在谈到王旭明时说：“谈及敏感问题，比如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义务教育免费政策、贫困与教育、四川地震校舍倒塌、师生死亡人数等问题，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表态往往十分谨慎，即使在私人场合，一般也不超越政府立场，不轻易谈个人观点。”
《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回忆，因为该报某篇报道让教育部领导不悦，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捏着一份該报，面对发布会现场几十位记者说，“《中国青年报》的破报道”。
他的那些饱受争议的言论，被总结为“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等。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你要求《新京报》更换跑口记者，是怎么回事?
王旭明：我并不否定那时候做出这种行为的荒唐和可笑。我在教育部做新闻工作的11年，是我不断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提高自己跟媒体打交道能力的过程。现在让我反观以前的某一点的行为，感到很可笑，很粗暴，你说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在今天，我不会这样做。
我了解到在国外，制裁记者的办法也有，如果违反了管理，比如不实报道啊、渲染啊、夸张啊，又没有违法违规，那么，下次有什么活动新闻官不请你，我学了这招，你越想知道的内容，我越不通知你，挠你痒痒。
还比如说有一些内部的“通气会”、“吹风会”，国外的记者都知道“吹风会”的意思，它不是发布会和招待会，不能报道，但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的事情也会发生。这里要说，新闻发言人水平要提高，记者的水平也要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原则是“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如果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与政府的立场之间有矛盾和冲突，是不是难免言不由衷?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发布台不是自己观点的演讲台。很多人问我，你说的话都是心里话吗?你说话是不是言不由衷啊?所有这些问者，我都建议好好进行一下新闻理论的学习。新闻发言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立场永远是政府的或者那个部门的。但是有一点，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要切记，可以不说话，但是不能撒谎。我可以说，在几百场新闻发布会中没有撒过谎。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有人说你“台上台下两重天”，作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是一种说法，在博客中是另外一种说法。
王旭明：这个说法我是根本不同意的，这种比较就不太科学，博客是私人空间，新闻发布是公共空间，这个对比很荒唐。
现在，因为工作环境、职务、氛围发生了变化，我代表的是我个人，当然不一样了，毫不讳言，讲话更加轻松自如了。不过，我大体的思路和判断基本上没有变，我在博客上说的话，至少90％以上都可以在发言人的位置上说。
不能苛求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瞭望东方周刊》：就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来说，你要做个性化的表达，要冒很大的风险，比如说错一句话，可能整个仕途都完了。
王旭明：很多人有误解，一提王旭明，就说个性化十足。我在教育部11年的新闻发布工作，决不仅仅是个性化表达，观点独特，怪论迭出。
这些年，我健全和完善了新闻发布制度，这个制度包括组织记者团采访、到电视台做节目、组织几百场新闻发布会，等等，发布会网络直播和电视直播应该说属于超前的。此外，还有教育部网站的健全和发展。你可以对比一下我卸任时的(教育部)网站和5年前有多么的不同。这一点恰恰对信息公开起到很大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曾说，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形象工程，甚至成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垄断信息，使媒体原本很困难的采访更加困难。
王旭明：由保密到公开，由结果的公开到过程的公开，由信息公开到观点的公开，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党多年来一直倡导政务公开，应该看到在某些方面还是有进展，比如有些政策征求民意，有听证会等，尽管还不完善或者做做样子，但起码迈出了这一步。
我也非常赞同这位领导的话，现在有些新闻发言人缺乏对这块工作的认识，成为一个壁垒，这样的新闻发言人无胜于有。
现在有些发言人还有本末倒置现象，特别注重外在形象，笑容和眉毛都要一点一点地细细审查，但对自己发言的内容和信息倒不在意。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发言人生怕传达错了上级意志，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都是照本宣科，战战兢兢，最后却仍然让人找出不少漏洞。
王旭明：不能苛求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发达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几乎都由媒体人来担任，我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官员提拔上来的，都缺乏新闻传播专业训练。
反过来讲，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一支队伍，没有媒体经验，坚决听党的话，党让干啥就干啥。
我国发言人面临的困境要大得多。内部，官员中相当多的人信奉“少说、不说为佳”的潜规则；外部，媒体和公众又给了过多的压力，说错一点不行。我说他们了不起，不是他们做得好，是因为在这种背景和困境下，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到中国也没有办法做。
近期，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出版了新书——《为了公开》，卸任一年，这算是他对新闻发言人生涯的全面思考和总结。
“当新闻发言人最大的悲剧是不发言，最害怕的是没人搭理你。选择了新闻发言人就要发言，还要发好言。”王旭明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卸任后的王旭明，现在语文出版社任职。“一年来，我在熟悉了解出版工作，出版社的效益保持在过去的水平上，队伍不乱，人心不散，效益不减。”他简单概括在新岗位上的体会。
不过，王旭明仍表现出对新闻发言人事业的热衷。除了写书，他还开博客，做电视讨论节目《问教》，有人说他“不再是教育部的发言人了，但成了中国教育新闻的发言人。”
把好话说好，把不好的话好好说
“希望中国能取消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这将是中国最大的进步。”王旭明在一篇博客中这样写道。
汶川地震后，尚在新闻发言人位置上的王旭明曾对“范跑跑”说出“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无耻”。如今，对教育的热点话题，他依旧“大嘴巴”，频频亮出自己的观点。
“你要是还继续信口开河的话，我告诉你，你离免职就不远了。”在他博客上有一条这样的留言，王旭明说，“已经习惯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考虑过有些话题应该回避?
王旭明：许多事情在社会上形成热点后，却缺乏权威部门和人士出来发表看法，我就是在这个方面稍稍往前迈了一步。
抗震救灾中，某老师提出来，不救学生自己先跑，这个在美国也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在我国不仅有市场，还能上电视讨论，政府官员都不讲话，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是政府部门应该发表的观点，现在很缺乏这样的动作。
《瞭望东方周刊》：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说错了，遭到舆论反对，或违背了上级意志，怎么办?
王旭明：教育部的官员们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把好话说好，把不好的话好好说。
我们相当多的新闻发言人自己不具备新闻传播工作的知识和技能，简单地理解为管、卡、压。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一方面要慢慢普及新闻传播知识，另一方面总要有一些牺牲者或者带头人，我在这方面愿意做一个尝试者。
陈至立副委员长这样鼓励我：我们需要有风格的新闻发言人，他们才能使新闻发布会开得精彩、有穿透力和有影响力。现在的新闻发布会不少，有多少达到了这个程度?我自己主持的发布会有几百场，真正达到这个目标的也很少。
所以我觉得要允许有个过程，中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不过几十年，很多新闻发言人更需要学习。
在几百场新闻发布会中我没有撒过谎
“同志们特别是40岁左右的同志们，将来要做官，要获得提拔，就要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王旭明在广东给高校的宣传部长培训时，如此说道。
“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这句出自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的话，是王旭明的座右铭。
他的朋友、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在谈到王旭明时说：“谈及敏感问题，比如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义务教育免费政策、贫困与教育、四川地震校舍倒塌、师生死亡人数等问题，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表态往往十分谨慎，即使在私人场合，一般也不超越政府立场，不轻易谈个人观点。”
《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回忆，因为该报某篇报道让教育部领导不悦，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王旭明捏着一份該报，面对发布会现场几十位记者说，“《中国青年报》的破报道”。
他的那些饱受争议的言论，被总结为“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等。
《瞭望东方周刊》：有一次你要求《新京报》更换跑口记者，是怎么回事?
王旭明：我并不否定那时候做出这种行为的荒唐和可笑。我在教育部做新闻工作的11年，是我不断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提高自己跟媒体打交道能力的过程。现在让我反观以前的某一点的行为，感到很可笑，很粗暴，你说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在今天，我不会这样做。
我了解到在国外，制裁记者的办法也有，如果违反了管理，比如不实报道啊、渲染啊、夸张啊，又没有违法违规，那么，下次有什么活动新闻官不请你，我学了这招，你越想知道的内容，我越不通知你，挠你痒痒。
还比如说有一些内部的“通气会”、“吹风会”，国外的记者都知道“吹风会”的意思，它不是发布会和招待会，不能报道，但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的事情也会发生。这里要说，新闻发言人水平要提高，记者的水平也要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原则是“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如果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与政府的立场之间有矛盾和冲突，是不是难免言不由衷?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发布台不是自己观点的演讲台。很多人问我，你说的话都是心里话吗?你说话是不是言不由衷啊?所有这些问者，我都建议好好进行一下新闻理论的学习。新闻发言人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立场永远是政府的或者那个部门的。但是有一点，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要切记，可以不说话，但是不能撒谎。我可以说，在几百场新闻发布会中没有撒过谎。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有人说你“台上台下两重天”，作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是一种说法，在博客中是另外一种说法。
王旭明：这个说法我是根本不同意的，这种比较就不太科学，博客是私人空间，新闻发布是公共空间，这个对比很荒唐。
现在，因为工作环境、职务、氛围发生了变化，我代表的是我个人，当然不一样了，毫不讳言，讲话更加轻松自如了。不过，我大体的思路和判断基本上没有变，我在博客上说的话，至少90％以上都可以在发言人的位置上说。
不能苛求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瞭望东方周刊》：就新闻发言人的角色来说，你要做个性化的表达，要冒很大的风险，比如说错一句话，可能整个仕途都完了。
王旭明：很多人有误解，一提王旭明，就说个性化十足。我在教育部11年的新闻发布工作，决不仅仅是个性化表达，观点独特，怪论迭出。
这些年，我健全和完善了新闻发布制度，这个制度包括组织记者团采访、到电视台做节目、组织几百场新闻发布会，等等，发布会网络直播和电视直播应该说属于超前的。此外，还有教育部网站的健全和发展。你可以对比一下我卸任时的(教育部)网站和5年前有多么的不同。这一点恰恰对信息公开起到很大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曾说，新闻发言人成为一种形象工程，甚至成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垄断信息，使媒体原本很困难的采访更加困难。
王旭明：由保密到公开，由结果的公开到过程的公开，由信息公开到观点的公开，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党多年来一直倡导政务公开，应该看到在某些方面还是有进展，比如有些政策征求民意，有听证会等，尽管还不完善或者做做样子，但起码迈出了这一步。
我也非常赞同这位领导的话，现在有些新闻发言人缺乏对这块工作的认识，成为一个壁垒，这样的新闻发言人无胜于有。
现在有些发言人还有本末倒置现象，特别注重外在形象，笑容和眉毛都要一点一点地细细审查，但对自己发言的内容和信息倒不在意。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发言人生怕传达错了上级意志，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都是照本宣科，战战兢兢，最后却仍然让人找出不少漏洞。
王旭明：不能苛求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发达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几乎都由媒体人来担任，我国的新闻发言人是官员提拔上来的，都缺乏新闻传播专业训练。
反过来讲，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一支队伍，没有媒体经验，坚决听党的话，党让干啥就干啥。
我国发言人面临的困境要大得多。内部，官员中相当多的人信奉“少说、不说为佳”的潜规则；外部，媒体和公众又给了过多的压力，说错一点不行。我说他们了不起，不是他们做得好，是因为在这种背景和困境下，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到中国也没有办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