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一些别人问得比较少的问题，好不好，可能更有点新鲜感。”85岁的汤一介仍精神矍铄，一身唐装落座在书房的沙发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上世纪80年代创建中华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到90年代最早提倡“国学”，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文化总顾问，到如今的《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汤一介通常被外界看做是北大哲学系的“头牌”。但他不愿以“哲学家”或“国学大师”自居。
　　“你是个唯心主义，那你就是反动的”
　　虽然汤一介在多次访谈中谈到，知识分子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但这一次他说，虽然自己平时也关心社会时事，“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我现在岁数也大了”。
　　近年来，他将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儒藏》的统筹上。该工程共计330册书，到目前已出版56册。除此之外，该工程下的子项目《中国儒学史》九卷本已出版，现在正在做儒释道三教关系史的研究，而第三个大课题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照他的说法，“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是起主导作用的，哪些应该继承，哪些应该抛弃，在当下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而首先就应对儒学资料进行全面整理。这是他近年来的主要工作。
　　另外，汤一介还正在编一本名为《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的书，该书收集其1947年至1966年所写的文章。“返回去看1947年写的东西，是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的，我上世纪80年代考虑的问题在当时就考虑到了。我现在把1947年到1949年甚至1950年，这一段，还没有受苏式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编在一起。然后把1951年比较系统地接受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编在一起。”他说。
　　因为前部分的思考有可能成就一位哲学家，而后部分只能成就一个“哲学工作者”，所以书名取了《哲学家与哲学工作者》。
　　“我是想做哲学家，而且我敢于考虑一些问题并提出想法来。”汤一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解放后为什么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呢。一个是国民党当时确实很腐败。解放后给我头一个感想就是毛主席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不仅对我，对广大的知识分子有非常大的震撼，我们终于可以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至少有这种想法。再加上解放前参加过学生运动，包含着争民主、争自由等要求，我们也觉得，也许共产党能给我们民主和自由。”
　　1956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汤一介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教授“联共党史”。
　　“很不幸，特别对我们有影响的是日丹诺夫的《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讲话》，他就是讲哲学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反动的，很简单。”汤一介回顾说。
　　1957年回到北大以后，汤一介经常用苏式马克主义考察中国哲学史，而且也批评当时那些被称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我批评过冯友兰，批评过吴晗。我参加过关于孔子、老子、庄子的学术讨论会，都写过文章。干的什么呢，就是给他们戴帽子，你是个唯心主义，那你就是反动的。”他回忆说，“有一个说法，只有马、列、恩、毛才能成为哲学家，因为他们是创造哲学的，我们这些教哲学、研究哲学的人只能叫哲学工作者，我们的责任是解释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思想解释历史和现实。”
　　如今，汤一介已经很清醒地审视过往，“我也被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束缚过。从我的内心上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好的学说，是多种学说中的一种，但并不是唯一的。当它变成唯一的，这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的。”
　　1969年秋，汤一介与夫人乐黛云被下放到南昌东郊的鲤鱼洲。
　　他回忆起在鄱阳湖边上种田，当时没有牛，都是用人拉犁。汤一介回忆说，如今看来农村的生活经历也有很大好处，“我一直生活在城市，之前没有很长期地深入到农村，没有体会到农民生活的困难和问题。”
　　1971年秋，汤一介带着儿子回北京看病，便先回了北京，次年乐黛云也才回到北京。
　　 “人对社会对宇宙能真正了解吗？”
　　某种意义上说，汤一介的哲学启蒙是他的父亲。其父是著名哲学家汤用彤，最早提出并系统研究“魏晋玄学”的专家。
　　“国学方面，小时候跟他读诗词比较多，也读过《论语》《孟子》，零零碎碎的。”汤一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汤一介的记忆中，父亲对中国文学也有兴趣，非常喜欢孔尚任的《桃花扇》，并经常背诵里面的《哀江南》。虽然深究于中国文化，但汤用彤还让汤一介看一些外国的书，特别是外国的小说，让其了解西方社会的文化和生活。
　　在抗日战争时期，汤一介随母亲四处辗转。当时汤用彤在西南联大任哲学系系主任，而汤一介到重庆就读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时，他才随一个叫李平阶的国文教员比较认真地读了《孟子》。
　　“另外一个历史教员甘斗楠，他把历史讲活了。他给了一个判断历史的观念，什么样的是符合正义的，什么是不符合的。所以，我对历史也比较感兴趣。”汤一介回忆说。
　　汤一介在南开中学没有念完就离开了重庆，“因为一个人离家在外我也有些寂寞，特别是比我小一岁多的妹妹在昆明去世了。我就回去吧。回去后，我又跟父亲学了点东西。”
　　他在父亲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名为《妙法莲花经》的书。他问，“我能不能读一下这个。”汤用彤说，“你可以读，但是你不会读懂。”他确实没读懂。其父就说，“那你先看一下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
　　“那个时候主要看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和哲学的著作。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复活》这两本书，看完后就想，人要不要有宗教信仰。”当时汤一介还随联大英文系教授钱学熙学英文。
　　后者介绍他读一些国外原著小说，“两本对我影响比较大，一本法国纪德的《窄门》，写信仰的问题；另外一本是《紫罗兰姑娘》，后者给我影响最大的地方是，让我思考人和人直接能不能真正的互相了解。不仅人和人，人对社会，对宇宙能真正了解吗，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我是比较喜欢想问题的一个人。”
　　对文学感兴趣的汤一介还是选择了哲学，“我觉得后者比较深刻得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夏天西南联大迁回北京。汤一介先到重庆，等飞机回北京。他先进入北大先修班，1947年正式进入北大哲学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任组织委员的汤一介认识了宣传委员、中文系学生乐黛云，后恋爱结婚，乐黛云日后成为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
　　“我主要是喜欢思考一些问题”
　　1950至1970年代，汤一介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众多政治运动。青年时期就曾思考过宇宙与人类这样终极命题的哲学家也一度陷入迷茫。
　　“毛主席一去世，我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谁的？因为过去受到的教育，听毛主席的就行了。”汤一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只能听自己的。”
　　1981年，他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并在哲学界掀起了关于范畴讨论的高潮。他回忆说，其他学者也开始突破，甚至有人发表《正确唯心主义的价值》这样的文章，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事。
　　1983年，汤一介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做访问学者，接触到一些海外知名学者，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我也看了他们的东西，我总觉得他们用西方的套子来讲中国哲学，我考虑能否走另外的路子来考虑中国哲学。”
　　正好那时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这一次特设了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专场”，这是此前没有的。在会议上，汤一介演讲《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我就讲能否从真（天人合一）、善（知行合一）、美（情景合一）的角度考虑第三期儒学的发展。”汤一介讲话结束后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
　　“原来大家认为我会讲马克思主义，但是我没有讲。台湾的学者问，你讲的东西怎么一句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呢？”汤一介回忆，当时也有一些大陆的学者也参加了会议，“我心有余悸，怕回去后人家会报告说我没有讲马克思主义。”
　　次年，汤一介回国后，在冯友兰、梁漱溟等大师支持下创建了中华文化书院，与《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共同推动了1980年代早期的“文化热”，而中华文化书院也是“文革”后最早与海外学者建立联系的民间学术机构之一。
　　1980年代，汤一介出了四本书，《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早期道教史》《儒释道与内在超越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走到一个关键点，包括学术上面，我们是否应该往前走。我当时也关注到政治动向。当时我提到过一个比较合理健康的社会，应该有三股力量来支撑，政治权力集体、知识分子集体、企业家集团相互制约和协调。”
　　虽然上世纪90年代商业浪潮的袭来，但汤一介回忆，当时思想界依旧有两支力量兴盛，一支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另外一支是“国学热”。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汤一介是中国大陆最早提出批评和回应的学者。
　　事实上，如今正在进行编撰的那套庞大的《儒藏》，汤一介在1990年代就开始计划。“儒学是中国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可能把它抛掉，这其实是文化书院考虑的项目。”直到2002得到北大的支持，2003年教育部立项，此后“不断升级”，成为一个庞大的专项工程。
　　如今，85岁的汤一介仍四处奔走参加各类有关哲学的学术会议，虽然很少直接对公共事件发言，但他内心其实对现实世界充满关切。“我做学问主要是从问题来考虑。先给出我一个想法，对不对，大家讨论。但它是不是一问题，也可以讨论。我主要是喜欢思考一些问题。”汤一介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