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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武侠、侠客似乎一定要有一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绝顶功夫，然而，真正侠客以侠义为要，武不过是手段，末节而已。
秦汉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史记》里，有两种列传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游侠，二是刺客。让人诧异的是，不论是勇于献身的刺客第一人专诸，知恩图报的聂政，还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在司马迁眼里，居然都算不上侠。
那谁才能算是侠呢？
春秋末年，楚国请巧匠公输班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吞并宋国。墨子听闻此讯，不顾个人安危，赶了十天十夜的路来到楚国郢都，先把公输班质问得哑口无言，又去说服楚王，让他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墨子的奔走，让楚宋之间免于一场战火，如此作为，算不算侠？
此事还未了。墨子在归途中经过宋国，适逢大雨，但宋国守城门者不肯让他进城避雨，墨子也没有抱怨和解释。是了，这正是先秦时期侠客祖师的胸襟。
和墨子一样，齐人鲁仲连也是深有大才却不愿为官，以游侠的身份周游各国，多次以智能化危难于无形。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化解秦国攻赵的局势，平原君以千金相谢，他却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如此，就很好理解司马迁为何不认同专诸、聂政之辈是侠了。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毕竟只是在报知己之恩，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
先秦时真正的侠客同刺客一样重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他们往往在闾巷操持贱业，不依附于任何王公贵族，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而安身立命，视信义高于性命。此时的侠客，遵循的不是“忠”，而是“仁”。
汉晋侠客：救人，救人，重要事情做下去
让孔融年少时扬名天下不只是让梨，更有救人。让梨只是小道，救人却是大道。
张俭是当时一个正直嫉恶的官吏，他弹劾残害百姓的大宦官侯览，被奸佞诬告通缉。张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是老朋友，便逃到孔家。这天恰巧孔褒不在家，只有16岁的孔融在。张俭见孔融太小没有说明来意。孔融见张俭面有难色，就对他说：“兄长虽然在外面，难道我就不能为你作主吗？”于是把张俭留下来藏在家里。
后来事发，张俭逃走。官差将孔融两兄弟抓起来，二人争着把罪揽在自己身上。审案的官员问孔母，孔母说：“我是家长，应当定我的罪。”县官见他们母子三人个个争死，感到无法判决，只好将案情上奏皇帝。
孔家三人为救人争着去死，其侠性侠情可歌可泣。当时为了救张俭，各地都出现了无数的侠义之士，担着家破人亡的风险来容纳他，为他而抛弃官爵、丢弃封邑、家族破败、个人被杀的事件，发生了几十起。这里面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家，虽然没有留下姓名，却书写了汉魏时期的侠名。
守承诺，重情义，薄功名，轻利禄，正是汉代侠客们的信条。
隋唐大侠：侠风不再，心戚戚焉
唐朝时，侠的形态已趋向成熟，特别是超凡入圣的轻功、暗器、剑术，开拓了文化观念中对侠客的想象空间。如李白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一生佩剑，年轻时“秋霜切玉剑”，年老时“边尘染衣剑”，求谒时“高冠佩雄剑”，高兴时“剑歌易水湄”，失意时“倚剑增浩叹”。
不过，这时候有人瞅准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们想当侠客，居然盘算起了“生意经”。
唐朝有个诗人叫张祜，以“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等名句传世，半生以侠客自居。某日黄昏，有人拎着一个血淋淋包裹找上门来，开口就问：“请问这是张大侠的府上吗？”一开口就送了顶侠士的高帽。
张祜听着受用啊，忙问有何贵干。那人说：“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杀之，喜不已。这人的脑袋就在这袋子里。”说完开口要酒喝，喝完又以所谓“侠义事”要十万钱。
张祜顶着侠客的名头，只能是咬牙拿出了十萬钱。这人收了钱，当然是一去不再来。结果张祜埋掉那颗头颅之前，忍不住打开来看了一眼，却哭笑不得，包裹只有个圆溜溜的猪脑壳。张祜从此心灰意冷，“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
宋明豪侠：聚啸山林，有难同当
金圣叹称水浒英雄们是“侠肝义胆，爱憎分明，敢报天下不平”，但在这108将中实有不少滥竽充数之辈。
而且水浒故事只是小说家言，历史上真正的宋江一伙对朝廷而言，不过是疥藓之患，区区一个海州太守张叔夜即可搞定。
大家看到，朝政腐败带来的民不聊生，让不少平民被逼上梁山，亡命江湖。尤其是靖康之变后，宋人回首前尘，难免会加倍痛恨误国误民的昏君奸佞，对一切反抗过统治者的人都有好感，甚至虚构出一些事迹。杨家将、呼家将、岳飞、狄青……端的厉害，既有名将之风，更有侠客之道。但为何不会功夫的外族，却屡屡能入侵中原？
晚明陈子龙说：“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自汉朝之后，史书中不再记载侠客的事迹，世已无古代侠客风范。会点武术的，要不托隐山林，要不就是被封官许愿。
直到清末，大刀王五、黄飞鸿、霍元甲，甚至秋瑾的身上有过我们心中对侠的幻想，除去零星的事迹，更多的还是一点侠的精神了。章太炎曾说侠的精神与民族存亡有关，急宜提倡，要点在于勇敢和重义。只可惜这些“精神”，不易相见于世间，只有长留在心田。
秦汉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史记》里，有两种列传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游侠，二是刺客。让人诧异的是，不论是勇于献身的刺客第一人专诸，知恩图报的聂政，还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在司马迁眼里，居然都算不上侠。
那谁才能算是侠呢？
春秋末年，楚国请巧匠公输班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吞并宋国。墨子听闻此讯，不顾个人安危，赶了十天十夜的路来到楚国郢都，先把公输班质问得哑口无言，又去说服楚王，让他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墨子的奔走，让楚宋之间免于一场战火，如此作为，算不算侠？
此事还未了。墨子在归途中经过宋国，适逢大雨，但宋国守城门者不肯让他进城避雨，墨子也没有抱怨和解释。是了，这正是先秦时期侠客祖师的胸襟。
和墨子一样，齐人鲁仲连也是深有大才却不愿为官，以游侠的身份周游各国，多次以智能化危难于无形。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化解秦国攻赵的局势，平原君以千金相谢，他却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如此，就很好理解司马迁为何不认同专诸、聂政之辈是侠了。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毕竟只是在报知己之恩，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
先秦时真正的侠客同刺客一样重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他们往往在闾巷操持贱业，不依附于任何王公贵族，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而安身立命，视信义高于性命。此时的侠客，遵循的不是“忠”，而是“仁”。
汉晋侠客：救人，救人，重要事情做下去
让孔融年少时扬名天下不只是让梨，更有救人。让梨只是小道，救人却是大道。
张俭是当时一个正直嫉恶的官吏，他弹劾残害百姓的大宦官侯览，被奸佞诬告通缉。张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是老朋友，便逃到孔家。这天恰巧孔褒不在家，只有16岁的孔融在。张俭见孔融太小没有说明来意。孔融见张俭面有难色，就对他说：“兄长虽然在外面，难道我就不能为你作主吗？”于是把张俭留下来藏在家里。
后来事发，张俭逃走。官差将孔融两兄弟抓起来，二人争着把罪揽在自己身上。审案的官员问孔母，孔母说：“我是家长，应当定我的罪。”县官见他们母子三人个个争死，感到无法判决，只好将案情上奏皇帝。
孔家三人为救人争着去死，其侠性侠情可歌可泣。当时为了救张俭，各地都出现了无数的侠义之士，担着家破人亡的风险来容纳他，为他而抛弃官爵、丢弃封邑、家族破败、个人被杀的事件，发生了几十起。这里面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家，虽然没有留下姓名，却书写了汉魏时期的侠名。
守承诺，重情义，薄功名，轻利禄，正是汉代侠客们的信条。
隋唐大侠：侠风不再，心戚戚焉
唐朝时，侠的形态已趋向成熟，特别是超凡入圣的轻功、暗器、剑术，开拓了文化观念中对侠客的想象空间。如李白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一生佩剑，年轻时“秋霜切玉剑”，年老时“边尘染衣剑”，求谒时“高冠佩雄剑”，高兴时“剑歌易水湄”，失意时“倚剑增浩叹”。
不过，这时候有人瞅准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们想当侠客，居然盘算起了“生意经”。
唐朝有个诗人叫张祜，以“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等名句传世，半生以侠客自居。某日黄昏，有人拎着一个血淋淋包裹找上门来，开口就问：“请问这是张大侠的府上吗？”一开口就送了顶侠士的高帽。
张祜听着受用啊，忙问有何贵干。那人说：“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杀之，喜不已。这人的脑袋就在这袋子里。”说完开口要酒喝，喝完又以所谓“侠义事”要十万钱。
张祜顶着侠客的名头，只能是咬牙拿出了十萬钱。这人收了钱，当然是一去不再来。结果张祜埋掉那颗头颅之前，忍不住打开来看了一眼，却哭笑不得，包裹只有个圆溜溜的猪脑壳。张祜从此心灰意冷，“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
宋明豪侠：聚啸山林，有难同当
金圣叹称水浒英雄们是“侠肝义胆，爱憎分明，敢报天下不平”，但在这108将中实有不少滥竽充数之辈。
而且水浒故事只是小说家言，历史上真正的宋江一伙对朝廷而言，不过是疥藓之患，区区一个海州太守张叔夜即可搞定。
大家看到，朝政腐败带来的民不聊生，让不少平民被逼上梁山，亡命江湖。尤其是靖康之变后，宋人回首前尘，难免会加倍痛恨误国误民的昏君奸佞，对一切反抗过统治者的人都有好感，甚至虚构出一些事迹。杨家将、呼家将、岳飞、狄青……端的厉害，既有名将之风，更有侠客之道。但为何不会功夫的外族，却屡屡能入侵中原？
晚明陈子龙说：“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自汉朝之后，史书中不再记载侠客的事迹，世已无古代侠客风范。会点武术的，要不托隐山林，要不就是被封官许愿。
直到清末，大刀王五、黄飞鸿、霍元甲，甚至秋瑾的身上有过我们心中对侠的幻想，除去零星的事迹，更多的还是一点侠的精神了。章太炎曾说侠的精神与民族存亡有关，急宜提倡，要点在于勇敢和重义。只可惜这些“精神”，不易相见于世间，只有长留在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