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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武侠、侠客似乎一定要有一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绝顶功夫,然而,真正侠客以侠义为要,武不过是手段,末节而已。
秦汉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史记》里,有两种列传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游侠,二是刺客。让人诧异的是,不论是勇于献身的刺客第一人专诸,知恩图报的聂政,还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在司马迁眼里,居然都算不上侠。
那谁才能算是侠呢?
春秋末年,楚国请巧匠公输班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吞并宋国。墨子听闻此讯,不顾个人安危,赶了十天十夜的路来到楚国郢都,先把公输班质问得哑口无言,又去说服楚王,让他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墨子的奔走,让楚宋之间免于一场战火,如此作为,算不算侠?
此事还未了。墨子在归途中经过宋国,适逢大雨,但宋国守城门者不肯让他进城避雨,墨子也没有抱怨和解释。是了,这正是先秦时期侠客祖师的胸襟。
和墨子一样,齐人鲁仲连也是深有大才却不愿为官,以游侠的身份周游各国,多次以智能化危难于无形。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化解秦国攻赵的局势,平原君以千金相谢,他却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如此,就很好理解司马迁为何不认同专诸、聂政之辈是侠了。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毕竟只是在报知己之恩,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
先秦时真正的侠客同刺客一样重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他们往往在闾巷操持贱业,不依附于任何王公贵族,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而安身立命,视信义高于性命。此时的侠客,遵循的不是“忠”,而是“仁”。
汉晋侠客:救人,救人,重要事情做下去
让孔融年少时扬名天下不只是让梨,更有救人。让梨只是小道,救人却是大道。
张俭是当时一个正直嫉恶的官吏,他弹劾残害百姓的大宦官侯览,被奸佞诬告通缉。张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是老朋友,便逃到孔家。这天恰巧孔褒不在家,只有16岁的孔融在。张俭见孔融太小没有说明来意。孔融见张俭面有难色,就对他说:“兄长虽然在外面,难道我就不能为你作主吗?”于是把张俭留下来藏在家里。
后来事发,张俭逃走。官差将孔融两兄弟抓起来,二人争着把罪揽在自己身上。审案的官员问孔母,孔母说:“我是家长,应当定我的罪。”县官见他们母子三人个个争死,感到无法判决,只好将案情上奏皇帝。
孔家三人为救人争着去死,其侠性侠情可歌可泣。当时为了救张俭,各地都出现了无数的侠义之士,担着家破人亡的风险来容纳他,为他而抛弃官爵、丢弃封邑、家族破败、个人被杀的事件,发生了几十起。这里面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家,虽然没有留下姓名,却书写了汉魏时期的侠名。
守承诺,重情义,薄功名,轻利禄,正是汉代侠客们的信条。
隋唐大侠:侠风不再,心戚戚焉
唐朝时,侠的形态已趋向成熟,特别是超凡入圣的轻功、暗器、剑术,开拓了文化观念中对侠客的想象空间。如李白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一生佩剑,年轻时“秋霜切玉剑”,年老时“边尘染衣剑”,求谒时“高冠佩雄剑”,高兴时“剑歌易水湄”,失意时“倚剑增浩叹”。
不过,这时候有人瞅准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们想当侠客,居然盘算起了“生意经”。
唐朝有个诗人叫张祜,以“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等名句传世,半生以侠客自居。某日黄昏,有人拎着一个血淋淋包裹找上门来,开口就问:“请问这是张大侠的府上吗?”一开口就送了顶侠士的高帽。
张祜听着受用啊,忙问有何贵干。那人说:“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杀之,喜不已。这人的脑袋就在这袋子里。”说完开口要酒喝,喝完又以所谓“侠义事”要十万钱。
张祜顶着侠客的名头,只能是咬牙拿出了十萬钱。这人收了钱,当然是一去不再来。结果张祜埋掉那颗头颅之前,忍不住打开来看了一眼,却哭笑不得,包裹只有个圆溜溜的猪脑壳。张祜从此心灰意冷,“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
宋明豪侠:聚啸山林,有难同当
金圣叹称水浒英雄们是“侠肝义胆,爱憎分明,敢报天下不平”,但在这108将中实有不少滥竽充数之辈。
而且水浒故事只是小说家言,历史上真正的宋江一伙对朝廷而言,不过是疥藓之患,区区一个海州太守张叔夜即可搞定。
大家看到,朝政腐败带来的民不聊生,让不少平民被逼上梁山,亡命江湖。尤其是靖康之变后,宋人回首前尘,难免会加倍痛恨误国误民的昏君奸佞,对一切反抗过统治者的人都有好感,甚至虚构出一些事迹。杨家将、呼家将、岳飞、狄青……端的厉害,既有名将之风,更有侠客之道。但为何不会功夫的外族,却屡屡能入侵中原?
晚明陈子龙说:“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自汉朝之后,史书中不再记载侠客的事迹,世已无古代侠客风范。会点武术的,要不托隐山林,要不就是被封官许愿。
直到清末,大刀王五、黄飞鸿、霍元甲,甚至秋瑾的身上有过我们心中对侠的幻想,除去零星的事迹,更多的还是一点侠的精神了。章太炎曾说侠的精神与民族存亡有关,急宜提倡,要点在于勇敢和重义。只可惜这些“精神”,不易相见于世间,只有长留在心田。
秦汉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史记》里,有两种列传特别引人注目。一是游侠,二是刺客。让人诧异的是,不论是勇于献身的刺客第一人专诸,知恩图报的聂政,还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在司马迁眼里,居然都算不上侠。
那谁才能算是侠呢?
春秋末年,楚国请巧匠公输班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吞并宋国。墨子听闻此讯,不顾个人安危,赶了十天十夜的路来到楚国郢都,先把公输班质问得哑口无言,又去说服楚王,让他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墨子的奔走,让楚宋之间免于一场战火,如此作为,算不算侠?
此事还未了。墨子在归途中经过宋国,适逢大雨,但宋国守城门者不肯让他进城避雨,墨子也没有抱怨和解释。是了,这正是先秦时期侠客祖师的胸襟。
和墨子一样,齐人鲁仲连也是深有大才却不愿为官,以游侠的身份周游各国,多次以智能化危难于无形。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化解秦国攻赵的局势,平原君以千金相谢,他却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如此,就很好理解司马迁为何不认同专诸、聂政之辈是侠了。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毕竟只是在报知己之恩,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
先秦时真正的侠客同刺客一样重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他们往往在闾巷操持贱业,不依附于任何王公贵族,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而安身立命,视信义高于性命。此时的侠客,遵循的不是“忠”,而是“仁”。
汉晋侠客:救人,救人,重要事情做下去
让孔融年少时扬名天下不只是让梨,更有救人。让梨只是小道,救人却是大道。
张俭是当时一个正直嫉恶的官吏,他弹劾残害百姓的大宦官侯览,被奸佞诬告通缉。张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是老朋友,便逃到孔家。这天恰巧孔褒不在家,只有16岁的孔融在。张俭见孔融太小没有说明来意。孔融见张俭面有难色,就对他说:“兄长虽然在外面,难道我就不能为你作主吗?”于是把张俭留下来藏在家里。
后来事发,张俭逃走。官差将孔融两兄弟抓起来,二人争着把罪揽在自己身上。审案的官员问孔母,孔母说:“我是家长,应当定我的罪。”县官见他们母子三人个个争死,感到无法判决,只好将案情上奏皇帝。
孔家三人为救人争着去死,其侠性侠情可歌可泣。当时为了救张俭,各地都出现了无数的侠义之士,担着家破人亡的风险来容纳他,为他而抛弃官爵、丢弃封邑、家族破败、个人被杀的事件,发生了几十起。这里面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家,虽然没有留下姓名,却书写了汉魏时期的侠名。
守承诺,重情义,薄功名,轻利禄,正是汉代侠客们的信条。
隋唐大侠:侠风不再,心戚戚焉
唐朝时,侠的形态已趋向成熟,特别是超凡入圣的轻功、暗器、剑术,开拓了文化观念中对侠客的想象空间。如李白和他的朋友们就是一生佩剑,年轻时“秋霜切玉剑”,年老时“边尘染衣剑”,求谒时“高冠佩雄剑”,高兴时“剑歌易水湄”,失意时“倚剑增浩叹”。
不过,这时候有人瞅准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们想当侠客,居然盘算起了“生意经”。
唐朝有个诗人叫张祜,以“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等名句传世,半生以侠客自居。某日黄昏,有人拎着一个血淋淋包裹找上门来,开口就问:“请问这是张大侠的府上吗?”一开口就送了顶侠士的高帽。
张祜听着受用啊,忙问有何贵干。那人说:“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杀之,喜不已。这人的脑袋就在这袋子里。”说完开口要酒喝,喝完又以所谓“侠义事”要十万钱。
张祜顶着侠客的名头,只能是咬牙拿出了十萬钱。这人收了钱,当然是一去不再来。结果张祜埋掉那颗头颅之前,忍不住打开来看了一眼,却哭笑不得,包裹只有个圆溜溜的猪脑壳。张祜从此心灰意冷,“豪侠之气,自此而丧矣”。
宋明豪侠:聚啸山林,有难同当
金圣叹称水浒英雄们是“侠肝义胆,爱憎分明,敢报天下不平”,但在这108将中实有不少滥竽充数之辈。
而且水浒故事只是小说家言,历史上真正的宋江一伙对朝廷而言,不过是疥藓之患,区区一个海州太守张叔夜即可搞定。
大家看到,朝政腐败带来的民不聊生,让不少平民被逼上梁山,亡命江湖。尤其是靖康之变后,宋人回首前尘,难免会加倍痛恨误国误民的昏君奸佞,对一切反抗过统治者的人都有好感,甚至虚构出一些事迹。杨家将、呼家将、岳飞、狄青……端的厉害,既有名将之风,更有侠客之道。但为何不会功夫的外族,却屡屡能入侵中原?
晚明陈子龙说:“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自汉朝之后,史书中不再记载侠客的事迹,世已无古代侠客风范。会点武术的,要不托隐山林,要不就是被封官许愿。
直到清末,大刀王五、黄飞鸿、霍元甲,甚至秋瑾的身上有过我们心中对侠的幻想,除去零星的事迹,更多的还是一点侠的精神了。章太炎曾说侠的精神与民族存亡有关,急宜提倡,要点在于勇敢和重义。只可惜这些“精神”,不易相见于世间,只有长留在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