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不合理指标背后的结构性扭曲，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在很多时候意味着要根本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这有时需要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政府介入
　　
　　当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许没有任何人能够预见到中国经济在这之后三十多年能够持续保持接近两位数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人群，用这么高的速度，持续增长过这么长的时间。
　　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当不富裕的国家。虽然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这些都意味着，如果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中国的老百姓生活水准能够赶上美国人或者日本人，那我们剩下的路还很长很长——即便我们再像过去30年那样高速增长3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大约才能达到今天美国或者日本的水平。
　　这就让“可持续性”变得极度重要。请注意，这完全不是一个政治标语，这是一个现实的挑战，是一个需要实现的目标，是一个衡量未来30年中国发展成败的基本标准。
　　但中国的一些指标，已经清晰地指明了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沿着当前的轨迹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请注意，这些并不意味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能持续的，但这些迹象很可能表明了当前的增长模式是必须转变的。这里简单说几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迹象一：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事情的对应面，是企业和政府收入占比的持续上升。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得到均衡的分配，企业和政府越拿越多，居民则越拿越少。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只有广泛分享的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居民收入的相对比例降低，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体现，这背后重要的原因是企业的利润增长相对快，而工资增长相对慢。抛开政治上的考虑不说，如果居民的收入增长跟不上，消费就不可能跟上，没有钱谈何消费？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是居民的福利增长会慢于GDP的速度，二是消费这一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会始终比较乏力。这两件事情，大概都不是一个可持续增长的经济特征。
　　迹象二：财政收支增长多年超出经济增速。这从物理上就是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的，不然总有一天整个中国经济都是财政部的。这件事情当然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居民收入的增长偏慢。政府拿得多了，居民就可能拿得少。
　　但一个恐怕更急切的风险是，当有一天我们的财政收入增长开始减速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的财政收入中和土地相关的收入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的财政开支能否得到有效的调整。这里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能不能控制住财政开支的快速增长。控制不住就意味着赤字的膨胀，最后导致债务的累积，而当债务过了一定的水平，欧洲的债务危机就是摆在眼前的教训；二是我们能不能在控制开支增长的同时，保持财政开支的质量。消减开支有千万种不同的消减法，消减行政经费是消减，消减教育经费也是消减。不少国家的经验表明，那些为未来投资的政府开支，往往是最容易被消减的部分，因为对政治家而言，未来总是太遥远，眼下更为重要。但对一个国家而言，应该做的恰恰是反过来。
　　迹象三：出口增长显著超过世界贸易增速。和前面财政收入一样，这也是一件在物理上就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事情，不然总有一天全世界的出口就只剩下中国一家。这件事情在现实中的含义就是，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越占越大。但很多东西中国是不出口的，中国不出口油，不出口铁矿石，也不出口大飞机，汽车出口的也没多少。有些是中国根本就不多没法出口，有些是中国还不具有竞争力。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在短期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已有的出口领域继续攻城略地，但在很多领域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很高了，中集集团一个公司就占了世界集装箱市场40％的份额。在这些领域，继续扩张市场份额不仅越来越难，而且空间也十分有限。在长期，中国可以进入新的领域抢地盘，但这不仅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而且必然意味着更多的抵触。即便持续扩张市场份额在未来十几年到几十年是经济上可能的，但这件事情在政治上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写此文时，两会正在讨论提议中的“十二五”规划。从报道上看，“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方向。但必须指出的是，消除不合理指标背后的结构性扭曲，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在很多时候意味着要根本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这有时需要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政府介入。希望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讨论不只是限于具体指标，虽然它们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讨论对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形成共识。如果我们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那就是我们在经济增长遇到瓶颈时，总是有勇气进行困难的改革，但愿这一次我们也是。★
　　(作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