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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自缢于宿舍,她幼年丧父,家庭贫困,考入名牌大学却从未找到合适的工作;她没有过一次完整的恋爱,至死与母亲一起生活,愧不如人;她最后的感慨:知识为什么没有改变她的命运?
“带母上学”的女大学生
杨元元的家乡在湖北枝江,一个封闭的小县城。在这里,她度过了不算愉快的童年——父亲早逝,一家三口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但生前为化工工程师的父亲还是给杨元元姐弟留下财富——有趣的故事和读书的理想。还在幼儿园时,杨元元就喜欢提着一个塑料袋扮小学生。
父亲离世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望瑞玲带着姐弟俩挤进一个暗无天日、墙壁整天掉泥的斗室。杨元元的梦想是读法律,“为穷人作主”。但1998年高考填志愿时,望瑞玲拒绝了女儿到大连学海商法的请求,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
家里多一个大学生,望瑞玲二百多元的月薪日渐变得捉襟见肘,要靠助学贷款和亲戚资助勉强支撑。而对贫困生杨元元来说,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由于不忍向家里要钱,她开始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还常常为省路费而步行往返。不少当年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2001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弟弟杨平平考上武大,二是原来居住的军工厂要搬迁,母亲失去住处,一夜间变得无家可归。母亲拎着家什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寝室。床太窄,母女就侧身而卧。杨元元上课的时候,望瑞玲就弄些茶叶蛋和豆腐干到教师楼前卖。数月后,望托一个老师的关系,住进了一间只有一张桌子的闲置房,学校也持默认态度。
她的生活如钟摆般精准而机械:上课,家教,帮母亲摆摊……她几乎没有朋友,连亲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与母亲代管和支持弟弟求学,直至毕业后5年才偿还贷款,赎回毕业证和学位证。
2002年,毕业那年,杨元元的的命运再次露出狰狞的面孔。她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成绩第一的她却被挤掉了保研名额。最后她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考研,又失败了。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蚁族”
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
2002年夏天,望瑞玲陪女儿投递简历,她吃惊地发现。女儿放下簡历就走,也不和人家说话。后来母女俩找了一个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
杨元元连一份凑合的本专业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是小贩热衷光顾之地,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接望瑞玲的班,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思考文学和法学,中途休息的时候又非常市井地记下一天的消费,事无巨细,精确到分。
自卑像一扇屏障裹住杨元元。毕业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失去联系。挫折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
杨元元曾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为实现大城市梦,杨元元也尝试过打破困局。毕业后她连续三年考研,均无果。
2005年,受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触动,杨元元倾尽积蓄,与人合伙办一份文艺杂志。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样的办公室,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
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也懒得慨叹命运。她开始像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把未竟的愿望嫁接他人。弟弟杨平平成了这样的寄托者。本科临毕业时,一向温顺、保守的弟弟打算留本校读研究生即可。杨元元不同意,像母亲当年安排她的未来一样,她为弟弟树立了不容分说的目标——上北大研究生。她亲自搜资料,问内情,递表格,连专业也为弟弟选好。
杨平平后来保北大直博成功。或许一同感染了喜悦,2007年开始,杨元元第四次酝酿考研。次年,她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入学通知。
外面的世界
已是而立之年的杨元元非常高兴人生第一次真正把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望瑞玲理所当然地认为“要跟着女儿去”。
上海庞大得超出母女俩的想象。杨元元和望瑞玲不舍得租昂贵又偏远的出租屋,宿舍就很好,还有全天候热水。像大学时候那样,杨元元和母亲每天挤在小床上睡觉。白天杨去上课,望就坐在田径场边织毛衣。她认识了一些学校家属,也从侧面领略到大城市的门户森严——“找份杂活还要有关系。”。
大约一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走了,房间成了杨元元母女专用。这个封闭的空间隔绝了她和同学间的交流。“带母上学”虽然引起一些小范围的议论,但很快就被习以为常。杨元元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入学之初就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等了一周仍无消息,杨元元母女就去找学院领导,说家里有困难,能否解决母亲的住宿。“我和元元一直请求他,说武大当初也安排住处了。结果他说,‘没钱,没钱读什么书?’”望瑞玲说,“回去后元元很受伤,说这里没有温情。”
有一天,杨元元宿舍突然来了两个宿管,限令她在半个小时内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望瑞玲看到女儿当时神色有些紧张,不停地赔礼道歉。随后就冒雨带母亲出去找房子,学校地处偏僻,一天搜索无果,最后花了100元住了宾馆。望说女儿心疼得睡不着。
第二天,她们找到了一处房子,但当天拿不到钥匙。杨元元因为要排练节目,望瑞玲就叫她回去,说她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当晚上海气温骤降到只有4度,望瞒着女儿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夜。
天亮后,杨元元知道后非常自责,当即就坐在地上要母亲趴在她身上睡。晚上,母女俩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发现是毛坯房。两人和衣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取暖。
矛盾全面爆发。当天上午,望瑞玲和女儿在宿舍收拾衣物。半个小时后,一位年轻宿管看到望瑞玲的登记,跑上来指着杨元元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你将来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又指着望的鼻子骂:“你这个乡下来的农村老太婆,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
一直忙着赔礼的杨元元听到这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在回去出租房的路上,杨元元向母亲道歉,说现在还没让她享清福。
由于持续的担心、焦虑、愧疚和疲劳,此时杨元元已严重缺乏睡眠。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语带怨气:“凭什么不让我们住,我要找领导。”接着她又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望瑞玲觉得有些反常,跟女儿闲聊起来,平复她的心情。杨元元开始把从小到大的事情细细回顾了一遍,这一次她大胆地对母亲说,如果当年支持她报大连海事,现在一切都好了。杨还特意说起她做家教时一个自杀的15岁女孩,仅仅因为学业压力从28楼跳了下来。她反复叨念着:“她出身这么好,可惜了,可惜了。”
当天晚上,杨元元跟同学排练话剧,其间她说了几次不想演了,怕丢脸。但一出场彩排的时候,她又丝毫不差地念出台词,表现堪称完美。11点,她甩着长辫子向同学们说再见,并约好明早起来再练一次,然后进了宿舍,再也没出来。
杨元元的死震惊了学校——她用两条毛巾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
2009年12月15日,一个阴雨连连的早上,杨元元的遗体在上海南汇区殡仪馆火化。对于望瑞玲来说,现在唯一能纪念女儿的是一堆法律书籍和课堂笔记。她的文化不足以阅读它们,她也未必完全弄懂女儿多年的执著。“我对她还是了解太少。”
而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除杨元元外,文中人名为化名)
(责编 江有汜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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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80后”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
之所以把这个群体形象地称为“蚁族”,是因为该群体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据统计,仅北京一地就有至少10万“蚁族”。上海、广州、西安、重庆等各大城市都有大量“蚁族”,在全国有上百万的规模。北大博士后、青年学者廉思认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深,以及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就业结构等一系列的调整,“蚁族”现象将长期存在,可能还有扩大的趋势。■
“带母上学”的女大学生
杨元元的家乡在湖北枝江,一个封闭的小县城。在这里,她度过了不算愉快的童年——父亲早逝,一家三口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但生前为化工工程师的父亲还是给杨元元姐弟留下财富——有趣的故事和读书的理想。还在幼儿园时,杨元元就喜欢提着一个塑料袋扮小学生。
父亲离世后,只有小学文化的望瑞玲带着姐弟俩挤进一个暗无天日、墙壁整天掉泥的斗室。杨元元的梦想是读法律,“为穷人作主”。但1998年高考填志愿时,望瑞玲拒绝了女儿到大连学海商法的请求,理由是考武汉的大学可以省些路费。
家里多一个大学生,望瑞玲二百多元的月薪日渐变得捉襟见肘,要靠助学贷款和亲戚资助勉强支撑。而对贫困生杨元元来说,最关心的是生存问题,由于不忍向家里要钱,她开始超负荷地接家教和兼职,还常常为省路费而步行往返。不少当年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
在大学过去将近一半的时候,她对当初的理想念念不忘,便开始自学法律课程,并酝酿考法学研究生。
2001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弟弟杨平平考上武大,二是原来居住的军工厂要搬迁,母亲失去住处,一夜间变得无家可归。母亲拎着家什出现在杨元元的大学寝室。床太窄,母女就侧身而卧。杨元元上课的时候,望瑞玲就弄些茶叶蛋和豆腐干到教师楼前卖。数月后,望托一个老师的关系,住进了一间只有一张桌子的闲置房,学校也持默认态度。
她的生活如钟摆般精准而机械:上课,家教,帮母亲摆摊……她几乎没有朋友,连亲友都羞于走动,她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与母亲代管和支持弟弟求学,直至毕业后5年才偿还贷款,赎回毕业证和学位证。
2002年,毕业那年,杨元元的的命运再次露出狰狞的面孔。她的校园爱情无疾而终;成绩第一的她却被挤掉了保研名额。最后她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考研,又失败了。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蚁族”
糟糕的现实开始危及生存,杨元元需要一份工作。
2002年夏天,望瑞玲陪女儿投递简历,她吃惊地发现。女儿放下簡历就走,也不和人家说话。后来母女俩找了一个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
杨元元连一份凑合的本专业工作都找不到。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是小贩热衷光顾之地,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接望瑞玲的班,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思考文学和法学,中途休息的时候又非常市井地记下一天的消费,事无巨细,精确到分。
自卑像一扇屏障裹住杨元元。毕业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失去联系。挫折感,焦虑感,封闭倾向,成为无数个像杨元元一样的“蚁族”标签。
杨元元曾考取了两个外省小城市的公务员,但最终决定放弃,一是距离远,二又不是“北京上海”。为实现大城市梦,杨元元也尝试过打破困局。毕业后她连续三年考研,均无果。
2005年,受轰轰烈烈的大学生创业潮触动,杨元元倾尽积蓄,与人合伙办一份文艺杂志。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样的办公室,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
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也懒得慨叹命运。她开始像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把未竟的愿望嫁接他人。弟弟杨平平成了这样的寄托者。本科临毕业时,一向温顺、保守的弟弟打算留本校读研究生即可。杨元元不同意,像母亲当年安排她的未来一样,她为弟弟树立了不容分说的目标——上北大研究生。她亲自搜资料,问内情,递表格,连专业也为弟弟选好。
杨平平后来保北大直博成功。或许一同感染了喜悦,2007年开始,杨元元第四次酝酿考研。次年,她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入学通知。
外面的世界
已是而立之年的杨元元非常高兴人生第一次真正把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望瑞玲理所当然地认为“要跟着女儿去”。
上海庞大得超出母女俩的想象。杨元元和望瑞玲不舍得租昂贵又偏远的出租屋,宿舍就很好,还有全天候热水。像大学时候那样,杨元元和母亲每天挤在小床上睡觉。白天杨去上课,望就坐在田径场边织毛衣。她认识了一些学校家属,也从侧面领略到大城市的门户森严——“找份杂活还要有关系。”。
大约一个月后,同宿舍的同学主动搬走了,房间成了杨元元母女专用。这个封闭的空间隔绝了她和同学间的交流。“带母上学”虽然引起一些小范围的议论,但很快就被习以为常。杨元元还是觉得有些不安,入学之初就问辅导员能否将母亲安置在校内。对方建议写封申请书,杨元元照办,但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
等了一周仍无消息,杨元元母女就去找学院领导,说家里有困难,能否解决母亲的住宿。“我和元元一直请求他,说武大当初也安排住处了。结果他说,‘没钱,没钱读什么书?’”望瑞玲说,“回去后元元很受伤,说这里没有温情。”
有一天,杨元元宿舍突然来了两个宿管,限令她在半个小时内搬走母亲的所有东西,以后不许再来。望瑞玲看到女儿当时神色有些紧张,不停地赔礼道歉。随后就冒雨带母亲出去找房子,学校地处偏僻,一天搜索无果,最后花了100元住了宾馆。望说女儿心疼得睡不着。
第二天,她们找到了一处房子,但当天拿不到钥匙。杨元元因为要排练节目,望瑞玲就叫她回去,说她能找到落脚的地方。当晚上海气温骤降到只有4度,望瞒着女儿在学校礼堂前坐了一夜。
天亮后,杨元元知道后非常自责,当即就坐在地上要母亲趴在她身上睡。晚上,母女俩拿到了钥匙,进去后发现是毛坯房。两人和衣躺在地上,抱在一起取暖。
矛盾全面爆发。当天上午,望瑞玲和女儿在宿舍收拾衣物。半个小时后,一位年轻宿管看到望瑞玲的登记,跑上来指着杨元元说:“你妈要是再来,你就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你将来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又指着望的鼻子骂:“你这个乡下来的农村老太婆,不要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
一直忙着赔礼的杨元元听到这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在回去出租房的路上,杨元元向母亲道歉,说现在还没让她享清福。
由于持续的担心、焦虑、愧疚和疲劳,此时杨元元已严重缺乏睡眠。11月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从被窝里坐起来,语带怨气:“凭什么不让我们住,我要找领导。”接着她又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望瑞玲觉得有些反常,跟女儿闲聊起来,平复她的心情。杨元元开始把从小到大的事情细细回顾了一遍,这一次她大胆地对母亲说,如果当年支持她报大连海事,现在一切都好了。杨还特意说起她做家教时一个自杀的15岁女孩,仅仅因为学业压力从28楼跳了下来。她反复叨念着:“她出身这么好,可惜了,可惜了。”
当天晚上,杨元元跟同学排练话剧,其间她说了几次不想演了,怕丢脸。但一出场彩排的时候,她又丝毫不差地念出台词,表现堪称完美。11点,她甩着长辫子向同学们说再见,并约好明早起来再练一次,然后进了宿舍,再也没出来。
杨元元的死震惊了学校——她用两条毛巾自缢于宿舍盥洗室内。
2009年12月15日,一个阴雨连连的早上,杨元元的遗体在上海南汇区殡仪馆火化。对于望瑞玲来说,现在唯一能纪念女儿的是一堆法律书籍和课堂笔记。她的文化不足以阅读它们,她也未必完全弄懂女儿多年的执著。“我对她还是了解太少。”
而杨元元的表妹望妍,则在这天夜里回忆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表姐翻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她从一堆书里抬起头来,半是交流半是自语的说出那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除杨元元外,文中人名为化名)
(责编 江有汜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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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80后”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
之所以把这个群体形象地称为“蚁族”,是因为该群体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据统计,仅北京一地就有至少10万“蚁族”。上海、广州、西安、重庆等各大城市都有大量“蚁族”,在全国有上百万的规模。北大博士后、青年学者廉思认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深,以及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就业结构等一系列的调整,“蚁族”现象将长期存在,可能还有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