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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宋代；死亡士卒；收瘗；漏泽园
【摘 要】大战之后，收瘗、掩埋阵亡士卒遗骸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北宋前期有就地掩埋、责令寺僧收瘗和护送返乡等几种方式，至宋徽宗时开始建立专门埋葬阵亡士卒遗骸的园区——漏泽园。本文依据文献资料所载，对宋代收瘗、掩埋阵亡士卒的几种方式进行了考察，并借鉴已有的考古成果，重点论述对漏泽园的管理、监督及其数量、地点等问题，对漏泽园的规模及其中军人墓穴的数量、规格、军种、番号、掩埋方式等问题均有所阐述。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战争是人类暴力行为极端化的表现之一，其残酷性、破坏性是人类其他行为所无法比拟的。大战后战场上遗留下的大量阵亡士兵遗骸必须得到妥善的处理，否则不仅是对亡灵的不敬，“亦损天地之和气”，而且尸体经“春晴熏蒸化为疠疫”[1]，会对百姓的生活环境带来一定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尸横遍野的凄怆景象会严重影响军心士气，降低军队战斗力。因此，收瘗、掩埋阵亡士卒遗骸就成为战后亟待解决的重要工作。有宋一代，宋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战争频仍，伤亡众多，这更成为统治者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本文依据文献资料所载，对宋代收瘗、掩埋阵亡士卒的几种方式进行了考察，重点论述创于宋徽宗时、专门埋葬阵亡士卒遗骸的漏泽园的诸多问题，并借鉴已有的考古成果，对漏泽园的规模及其中军人墓穴的数量、规格、军种、番号、掩埋方式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斧正。
一、北宋前期收瘗遗骸的方式
自宋朝建立伊始，就始终与周边政权征伐不断，战后妥善处理阵亡者遗骸，不仅可起到慰藉士卒心理、维护军队内部稳定的作用，亦可安抚当地百姓，提高统治者的公信力，“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必恤人之身，非徒恤其生而必恤其死也”[2] 。是凡大战后，宋统治者总是在第一时间内发布诏令，收瘗士卒遗骸，并对其家属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给予一定的补偿，以告慰逝者，抚恤生者。
乾德三年（965）正月，北宋军队一举歼灭后蜀政权，宋太祖即诏令收瘗阵亡者遗骸，对后蜀士卒“死于兵及暴露原野者”，亦责令“所在州县官吏，速与收瘗”[3]。此举不仅安抚了宋军士卒，还赈恤了后蜀阵亡士卒，对于提高宋政权在蜀地的公信力具有积极作用。后世诸君主对此项工作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宋太宗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战后即下诏“命录死事将校子孙”，并收瘗阵亡士卒遗骸[4]。不仅及时责令所在州县收瘗遗骸，还派大臣亲临现场祭奠，以示朝廷的重视。淳化四年（993）二月，四川爆发大规模的茶农起义，宋廷派兵镇压，事态平息之后，宋太宗诏令“所在州府”，立即将“战阵亡殁，及饥馑疾疫致死，无主收瘗”者遗骸“捃拾埋殡”，并“遣使致祭”，以示皇帝“哀痛之意焉”[5]。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看出，宋统治者对收瘗阵亡士卒遗骸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史籍中有关太祖、太宗时期收瘗士卒遗骸之事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仅可知此项工作是由“管内州县”的地方官来承担。自真宗后相关记载才逐渐增多。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北宋前期收瘗、埋葬士卒遗骸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就地掩埋，祭奠亡灵
就是将阵亡者遗骸就地掩埋，“聚为坟垄”[6] ，并派朝廷官员亲赴墓地进行祭祀。“澶渊之战”后，宋辽两国罢兵，为了维护河北诸军州安定，安抚军民，宋真宗于景德二年（1005）正月下诏赈恤河北，派监察御史朱抟亲赴德清军，收瘗、掩埋“战没遗骸”并“致祭” [7]，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还专设水陆斋会。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宣毅卒王则据贝州城而叛，但旋即被平定，事态平息后，北宋朝廷令所在官吏将战没者遗骸收葬，并分别在恩州旌忠寺、京城普安院“设水陆斋”为阵亡将士追福[8]。
神宗即位后“志在刷耻”，大举拓边西北，至熙宁六年（1073），熙、河、洮、岷、迭、宕已尽归宋所有，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士卒死伤者不可胜计。熙宁六年（1073）十月，熙州大威德禅院、河州德广禅院“岁各赐钱五十万”，“设道场，为汉蕃阵亡人营福”[9]。河、岷、洮等州“诸处蕃部各怀震怖”，又经常受到官员的役使，致使人心不稳，为了维护这些地方的稳定，宋神宗下令禁止官吏“擅差及科配”番部[10]，并派宦官“李舜举往彼多方究寻，如法收瘗”，专“作水陆斋会”来哀吊死难者，以期用这种方式安抚番部，防止叛乱的发生[11]。熙宁七年（1074）四月，宋军又与鬼章、杓摩雅克等蕃部战于踏白城，斩获甚巨，王韶领兵入城后，首要之事就是“葬祭阵亡将士”[12]。是年五月，又派熙河路走马承受长孙良臣代表皇帝前往熙州，“为踏白城阵亡将士作浮图道场七昼夜”[13]。
虽然宋廷在战后及时派专人到战场收瘗阵亡者遗骸，并设水陆道场为亡灵祈福，显示了对此事的重视，也确实为维护军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一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明显的纰漏。首先，宋廷将阵亡者遗骸聚为“义冢”，但却缺乏相应的管理，岁月滋久，这些遗骸再次暴露于野。再者，遗体掩埋地点一般会在战场附近，这些地方不是与辽、西夏毗邻之地，就是诸番部汇聚之所，加之路途遥远，给家属祭拜带来一定的不便。最后，宋廷对该项工作缺乏必要的监管，致使官员在甄别遗骸时并不认真。宋神宗就曾指出，虽然将阵亡将士遗骸“官为瘗埋，聚为坟垄”，却与“逆党京观相杂”[14]。（所谓京观，就是中国古代战争中胜利方用来封镇敌尸、纪念自己战功的一种标志性建筑[15]。）在宋神宗看来，将阵亡者与叛贼尸体混杂，“甚非所以旌别”，这是对英灵的不敬，也抹杀了他们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功绩，因此神宗下令“别为表识，所过以官钱致祭”[16]。
2.责令寺僧进行收瘗
基于上述诸多弊端，熙宁八年（1075）三月，有臣僚言：“西福顺天王院旧有砖藏收瘗军士遗骸”， 建议“一岁度人为僧”，令其专门负责看守。神宗采纳此建议，但只允许“每三岁度一人” [17]。令寺僧收瘗遗骸的方法其实在真宗、仁宗时期就已出现，但当时只是收瘗“贫不能葬”者，或是无主者，并未指明收葬阵亡士卒。然而，据史继刚先生所论，这一做法可能引起了寺僧的不满，“便采取消极对抗的办法， 对送来的棺柩不及时安葬，而是将其长期寄留僧舍”[18]，致使“旅寄棺柩”“岁久暴露”。于是，元丰二年（1079）三月，宋廷令河州“依太原府例”，“以城东北隅附山不食之地二顷作墓园，瘗蕃汉阵亡暴骸”，并“二年度僧一人”，令其专门“看管修葺”，并赐额“慈济”[19]。同时为了提高寺僧对该项工作的热情，宋廷又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 [20]。可以说，这一举措不仅杜绝了寺僧消极应付的情况，而且不占用寺院土地或耕地，很好地解决了人地关系。 3.赙赠椟，护送返乡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方式之外，仁宗时期，宋廷还曾赙赠阵亡者棺椁，护送家属返乡，令亡者落叶归根。皇五年（1053）二月，狄青率军平定侬智高之乱，战后，宋廷下令“凡战殁者，给椟护送还家”，而将“无主者”或遗骸无法识别者就地掩埋，并“葬祭之”[21]。文献中并未对此做明确的交代，但笔者认为这与士卒来源不无关系。战前，狄青曾向仁宗提及，侬智高所率士卒“便于乘高履险”，而宋军以步兵抗乘高履险之贼，故每战必败，他希望从西北番部中抽调士卒。枢密使高若讷也建议抽调西北骑兵，在他看来，“蕃落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驰破之，必胜之道也”。因此，仁宗下令从“延、环庆、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者”各五千人，各路并“遣使臣一员押赴广南行营”[22]。战后，若将这些阵亡的西北番部士卒就地掩埋，不仅是对亡灵的不敬，同时也怕引起诸番部的不满。但对宋廷来讲，所耗费的财力、人力却是巨大的，因此，文献中记载使用这种方式仅此一次。
二、漏泽园的修筑与士卒遗骸的收瘗
为了进一步对遗骸收瘗、掩埋工作实施有效的管理，同时也是为了彰显朝廷施行仁政，体恤黎庶之意，崇宁三年（1104）二月五日，宋徽宗敕令各地“实广熙宁之诏”，将“四方人物繁庶州县城外贫无以葬者”， “或寄留寺舍，弃掷道旁”者，或“无人识认，孤骨无归”者，进行收瘗，责令“州俾择官私高原”进行集体掩埋，并定名为“漏泽园”，是为“取泽及枯骨，不使有遗漏之义也”[23]，并将这一制度推广至全国。
1985年春，三门峡市文物工作者在配合甘棠路的修筑时，在向阳村东一片缓坡地上发现了一处分布密集、排列整齐的北宋土坑小墓。1993年和1994年春，文物工作者先后两次对该墓地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共发掘墓葬849座。这些墓葬均为单人葬，以陶缸作为葬具，并伴有砖墓志。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研究，认定这片墓地就是北宋陕州地区的漏泽园[24]。
漏泽园制度在古代社会救济、军队抚恤等方面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成为学界的关注点。前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赡，特别是宁文阁先生的《从陕州漏泽园看宋朝的“招刺”“刺配”制度》 [25] 、崔松林先生的《从陕州漏泽园墓志看北宋兵士的劳役情况》[26]、今泉牧子先生的《从漏泽园墓志铭看国家和家族》[27]，这三篇文章以陕州漏泽园出土的砖墓志为考察对象，对漏泽园所埋士卒的身份、军种、劳役、移屯等相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笔者试图通过对此墓地出土遗物的研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宋代漏泽园制度做一些探讨。
（一）漏泽园的规制
按照北宋制度规定：“应葬者，人给地八尺”，“军民贫乏，亲属愿葬漏泽园者，听指占葬地，给地九尺”，墓穴深九尺，如无棺椁，则由政府免费提供。对于应葬者，为其提供“方砖二口”，在上边镌刻死者相关信息[28]。对那些“无名不识者，别作一丛冢，庶无相混淆” [29]。下葬时根据埋葬时间，以“千字文为号”[30]。每三十“为坎，皆沟洫”[31]，“沟广二尺，深六尺，乃相一低处，笕沟水出溪” [32]。墓地四周修建“墙栅”，“放牧者勿入，樵采者有禁”[33]。倘若死者家属想要改葬，“官为开葬验籍给付”[34]。对于漏泽园的整体情况，“各置图籍，令厅置柜封锁”[35]，令寺僧“掌其籍”[36]。同时，为了加强漏泽园日常的维护工作，并让亡灵能“日闻法音演无量义，俾沉魂幽魄咸证善因，郁气滞冤往生乐土”，还在漏泽园一隅修建佛寺[37]。
以陕州漏泽园出土情况来看，砖墓志上多刻死者姓名、年龄、军种、死亡地点、验尸时间、埋葬时间、籍贯等，至于文献记载的以“千字文为号”，有些出土的砖志是以干支与千字文相结合排序，如广勇右三指挥军人冯贵，埋葬时间为七月二十九日，编号为“甲子籍”。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重复。每30个坟墓“为坎，皆沟洫”，就是将30个坟墓作为一组，在每一组四周各挖一道沟洫，作为防止雨水浸泡墓穴的排水设施。也有学者认为“坎”应解释为“坑”，每三十为坎，就是将30具尸体集中放在一个坑内做成大墓。此说应不足取，从出土情况看，每一具遗骸都是放在陶缸中单独掩埋，并未出现集体掩埋的情况[38]。
1992年，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在三门峡市崤山路与209国道交叉处发现了长兴禅院崇公卯塔遗址，该塔应是长兴禅院的寺僧墓，修建时间为崇宁二年（1103）六月二十五日。推测长兴禅院应在此遗址附近不远，且该遗址仅距陕州漏泽园墓地大约1000米，因此，长兴禅院可能就是为看管漏泽园而专门修建的寺院[39]。
（二）陕州漏泽园所埋葬军人情况
在朝廷大力倡导之下，各地纷纷开始修建漏泽园。据统计，现已发掘、整理出土的宋代漏泽园墓葬约1000座，分布在全国8个省市，发现砖志约400块[40]。在这些已发掘的漏泽园遗址中，所埋葬者大部分为普通士卒。就目前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陕州漏泽园是现存宋代最大、保存较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共清理墓葬849座，出土砖墓志372块[41]。据《虢州卢氏县漏泽园记》碑所述，陕州漏泽园修建于崇宁三年（1104）十二月初一，修建工作由虢州卢氏县承担，经费以常平钱支破。碑文中还出现了“同管勾漏泽讲经论沙门宗莹”“管勾漏泽园讲经论赐紫沙门法”及琅莹，这三位僧人应该是负责遗骸收瘗、埋葬并管理、修缮漏泽园工作的。从发掘报告来看，墓穴一般长1.5～2米，宽0.5～0.8米，深1米左右，这些情况与《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大体吻合。从砖墓志的记载来看，能确定身份的有175座，其中军人120座，军人妻子两座，占确定身份者总数的68%强，因此笔者认为，陕州漏泽园是主要埋葬军人的宋代公墓。
在这120个亡卒中，有21人是可确认军人身份的“无名氏”，“由于脸上刺有字，和一般人有明显的区别”[42]。这120名亡卒以禁、厢士卒为主，年龄最大者为陕州“三门西山河匠指挥兵士翟政，年约八十一二岁”，年龄最小者为□进“保捷……指挥寄招熙河路……，年一十八九”。其中禁军士卒31名，仅4人为陕州士卒，其他27人均来自外地，而东京禁军士卒多达17人，这可能与宋代禁军移屯、就粮军的出现有关。按照宋朝军制规定，禁军移屯主要分为三种方式：就粮、屯驻、驻泊，所谓“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43]，“其出戍边或诸州更戍者，曰屯驻；非戍诸州而隶总管者，曰驻泊”[44] 。至宋真宗时，北宋各地方也陆续设置禁军，这些禁兵不再回驻开封，于是出现了就粮军。就粮军可出戍外地，而且按照惯例，“京东、西路就粮禁兵与在京诸军一处差拨出戍”[45] 。有大量外地士卒埋葬于陕州漏泽园，也证实了宋代这种军制的实行。 （三）漏泽园的弊端
漏泽园在北宋时迅速在全国推广，并延续成为南宋时期埋葬军人遗骸的主要方式，被视为“中兴之要务”[46]。然而，宋廷为彰显朝廷体恤黎庶之意，不顾具体实施效果，强制推广漏泽园，而地方官员、寺僧抓住漏洞，欺瞒朝廷，弄虚作假，使得漏泽园弊端丛生，以致后世学者对其评价并不高，如清代学者赵翼在提及漏泽园时就曾说，这一制度“不管活人，只管死尸”[47]。朝廷规定守园僧“以所葬多为最，得度牒及紫衣”，于是这些僧人“有析骸以应数者”，以冒领朝廷恩赏[48]。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朝廷下达的任务，将“无病及已葬人充者” [49]。
此外，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管，致使漏泽园被乱占的现象颇为严重。绍兴十四年（1144），边知白曾向朝廷反映，“漏泽园地多为豪猾请佃”，“而后死者失掩埋之所”，请朝廷加强对漏泽园的监管[50]。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再次有臣僚向朝廷建议加强监察力度[51]，可是到绍兴二十二年（1152）时，漏泽园土地“为人占佃”现象依旧存在。这反映出宋廷对漏泽园一直缺乏妥善管理、有效监管，致使乱占现象十分普遍。庆元二年（1196）正月，赵彦在《重建漏泽园记》中也提到，东阳县漏泽园由于年久失修，“阙然樊墙，莫逋为主。斧斤之所樵苏，牛羊之所践履，终风冻雨，骸骨累然，过者莫不为之酸鼻”，当地百姓宁可将亡故亲人火化，也不愿葬于此[52]。甚至在宁宗时，军官郭荣将一处漏泽园占为己有，“辟创立亭馆，种植花木以备游乐，及布种粟豆谋取微利，挥锄之际白骨纷如，过者伤心”[53] 。
三、结 语
在中国古代军队抚恤制度中，对阵亡者及其家属的优恤最为重要，病故者、因战被伤者次之，现役将士又次之。而收瘗、掩埋死亡士卒遗骸是军队抚恤制度中颇为关键的一项举措，这不仅是对亡灵的慰藉，更能对安抚士卒、维护军队稳定、激励士气起到一定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历代军事思想家、统治者的共识。综上，我们不难看出，北宋前期对于战死士卒往往采取就地掩埋的方式，没有固定的地点，而漏泽园作为埋葬军人遗骸的固定公墓，始于徽宗时期，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从而延续成为南宋收瘗、埋葬死亡士卒的主要方式。虽然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弊端丛生，但在中国古代军队抚恤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方面，其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1]宋·许翰：《襄陵文集》卷5《乞加恩死事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35《察军之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5]《宋大诏令集》卷222《政事七十五·褒恤下》，中华书局，1962年。
[4][7][2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61、127、234页。
[6][8][9] [12] [13] [14] [16] [17] [19][20][22][4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6786、3906、6021、6179、6190、6786、6786、6364、7069、7217、4175、5820页。
[10] [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一》，中华书局，1957年。
[15]王亚林：《“京观”和“狱坟”》，《文化史知识》2010年4期。
[18]史继刚：《宋代助葬制度述略史》，《青海大学学报》1994年3期。
[23]明·张岱：《夜航船》卷2《地理部·漏泽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4][33][37]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北宋陕州漏泽园》，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25] 宁文阁：《从陕州漏泽园看宋朝的“招刺”“刺配”制度》，载《三门峡考古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
[26] 崔松林：《从陕州漏泽园墓志看北宋兵士的劳役情况》，载同[25]。
[27][42]（日）今泉牧子：《从漏泽园墓志铭看国家和家族》，《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3期。
[28][34][35][49]同[10]，《食货六八之一三一》。
[29]《全宋文》第141册，第182页。
[30][32][51]同[10]，《食货六○之一○》。
[31][36]宋·徐度：《却扫编》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8][40]张新宇：《试论宋代漏泽园公墓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渊源》，《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5期。
[39]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崤山西路发现三座古墓》，《华夏考古》1993年4期。
[41]宁会振，宁文阁：《从陕州漏泽园看北宋末年的陕州》，载同[25]。
[4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2《两朝国史志》，中华书局，1986年。
[44]宋·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6][50]同[10]，《食货六八之一四○》。
[47]清·赵翼：《陔余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77页。
[48]宋·施宿等：《会稽志》卷13《漏泽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2]同[29]，第242册，第199页。
[53]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185《去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责任编辑：成彩虹〕
【摘 要】大战之后，收瘗、掩埋阵亡士卒遗骸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北宋前期有就地掩埋、责令寺僧收瘗和护送返乡等几种方式，至宋徽宗时开始建立专门埋葬阵亡士卒遗骸的园区——漏泽园。本文依据文献资料所载，对宋代收瘗、掩埋阵亡士卒的几种方式进行了考察，并借鉴已有的考古成果，重点论述对漏泽园的管理、监督及其数量、地点等问题，对漏泽园的规模及其中军人墓穴的数量、规格、军种、番号、掩埋方式等问题均有所阐述。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战争是人类暴力行为极端化的表现之一，其残酷性、破坏性是人类其他行为所无法比拟的。大战后战场上遗留下的大量阵亡士兵遗骸必须得到妥善的处理，否则不仅是对亡灵的不敬，“亦损天地之和气”，而且尸体经“春晴熏蒸化为疠疫”[1]，会对百姓的生活环境带来一定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尸横遍野的凄怆景象会严重影响军心士气，降低军队战斗力。因此，收瘗、掩埋阵亡士卒遗骸就成为战后亟待解决的重要工作。有宋一代，宋廷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战争频仍，伤亡众多，这更成为统治者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本文依据文献资料所载，对宋代收瘗、掩埋阵亡士卒的几种方式进行了考察，重点论述创于宋徽宗时、专门埋葬阵亡士卒遗骸的漏泽园的诸多问题，并借鉴已有的考古成果，对漏泽园的规模及其中军人墓穴的数量、规格、军种、番号、掩埋方式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斧正。
一、北宋前期收瘗遗骸的方式
自宋朝建立伊始，就始终与周边政权征伐不断，战后妥善处理阵亡者遗骸，不仅可起到慰藉士卒心理、维护军队内部稳定的作用，亦可安抚当地百姓，提高统治者的公信力，“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必恤人之身，非徒恤其生而必恤其死也”[2] 。是凡大战后，宋统治者总是在第一时间内发布诏令，收瘗士卒遗骸，并对其家属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给予一定的补偿，以告慰逝者，抚恤生者。
乾德三年（965）正月，北宋军队一举歼灭后蜀政权，宋太祖即诏令收瘗阵亡者遗骸，对后蜀士卒“死于兵及暴露原野者”，亦责令“所在州县官吏，速与收瘗”[3]。此举不仅安抚了宋军士卒，还赈恤了后蜀阵亡士卒，对于提高宋政权在蜀地的公信力具有积极作用。后世诸君主对此项工作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宋太宗即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战后即下诏“命录死事将校子孙”，并收瘗阵亡士卒遗骸[4]。不仅及时责令所在州县收瘗遗骸，还派大臣亲临现场祭奠，以示朝廷的重视。淳化四年（993）二月，四川爆发大规模的茶农起义，宋廷派兵镇压，事态平息之后，宋太宗诏令“所在州府”，立即将“战阵亡殁，及饥馑疾疫致死，无主收瘗”者遗骸“捃拾埋殡”，并“遣使致祭”，以示皇帝“哀痛之意焉”[5]。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看出，宋统治者对收瘗阵亡士卒遗骸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史籍中有关太祖、太宗时期收瘗士卒遗骸之事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仅可知此项工作是由“管内州县”的地方官来承担。自真宗后相关记载才逐渐增多。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北宋前期收瘗、埋葬士卒遗骸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就地掩埋，祭奠亡灵
就是将阵亡者遗骸就地掩埋，“聚为坟垄”[6] ，并派朝廷官员亲赴墓地进行祭祀。“澶渊之战”后，宋辽两国罢兵，为了维护河北诸军州安定，安抚军民，宋真宗于景德二年（1005）正月下诏赈恤河北，派监察御史朱抟亲赴德清军，收瘗、掩埋“战没遗骸”并“致祭” [7]，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还专设水陆斋会。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宣毅卒王则据贝州城而叛，但旋即被平定，事态平息后，北宋朝廷令所在官吏将战没者遗骸收葬，并分别在恩州旌忠寺、京城普安院“设水陆斋”为阵亡将士追福[8]。
神宗即位后“志在刷耻”，大举拓边西北，至熙宁六年（1073），熙、河、洮、岷、迭、宕已尽归宋所有，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士卒死伤者不可胜计。熙宁六年（1073）十月，熙州大威德禅院、河州德广禅院“岁各赐钱五十万”，“设道场，为汉蕃阵亡人营福”[9]。河、岷、洮等州“诸处蕃部各怀震怖”，又经常受到官员的役使，致使人心不稳，为了维护这些地方的稳定，宋神宗下令禁止官吏“擅差及科配”番部[10]，并派宦官“李舜举往彼多方究寻，如法收瘗”，专“作水陆斋会”来哀吊死难者，以期用这种方式安抚番部，防止叛乱的发生[11]。熙宁七年（1074）四月，宋军又与鬼章、杓摩雅克等蕃部战于踏白城，斩获甚巨，王韶领兵入城后，首要之事就是“葬祭阵亡将士”[12]。是年五月，又派熙河路走马承受长孙良臣代表皇帝前往熙州，“为踏白城阵亡将士作浮图道场七昼夜”[13]。
虽然宋廷在战后及时派专人到战场收瘗阵亡者遗骸，并设水陆道场为亡灵祈福，显示了对此事的重视，也确实为维护军队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一举措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明显的纰漏。首先，宋廷将阵亡者遗骸聚为“义冢”，但却缺乏相应的管理，岁月滋久，这些遗骸再次暴露于野。再者，遗体掩埋地点一般会在战场附近，这些地方不是与辽、西夏毗邻之地，就是诸番部汇聚之所，加之路途遥远，给家属祭拜带来一定的不便。最后，宋廷对该项工作缺乏必要的监管，致使官员在甄别遗骸时并不认真。宋神宗就曾指出，虽然将阵亡将士遗骸“官为瘗埋，聚为坟垄”，却与“逆党京观相杂”[14]。（所谓京观，就是中国古代战争中胜利方用来封镇敌尸、纪念自己战功的一种标志性建筑[15]。）在宋神宗看来，将阵亡者与叛贼尸体混杂，“甚非所以旌别”，这是对英灵的不敬，也抹杀了他们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功绩，因此神宗下令“别为表识，所过以官钱致祭”[16]。
2.责令寺僧进行收瘗
基于上述诸多弊端，熙宁八年（1075）三月，有臣僚言：“西福顺天王院旧有砖藏收瘗军士遗骸”， 建议“一岁度人为僧”，令其专门负责看守。神宗采纳此建议，但只允许“每三岁度一人” [17]。令寺僧收瘗遗骸的方法其实在真宗、仁宗时期就已出现，但当时只是收瘗“贫不能葬”者，或是无主者，并未指明收葬阵亡士卒。然而，据史继刚先生所论，这一做法可能引起了寺僧的不满，“便采取消极对抗的办法， 对送来的棺柩不及时安葬，而是将其长期寄留僧舍”[18]，致使“旅寄棺柩”“岁久暴露”。于是，元丰二年（1079）三月，宋廷令河州“依太原府例”，“以城东北隅附山不食之地二顷作墓园，瘗蕃汉阵亡暴骸”，并“二年度僧一人”，令其专门“看管修葺”，并赐额“慈济”[19]。同时为了提高寺僧对该项工作的热情，宋廷又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 [20]。可以说，这一举措不仅杜绝了寺僧消极应付的情况，而且不占用寺院土地或耕地，很好地解决了人地关系。 3.赙赠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方式之外，仁宗时期，宋廷还曾赙赠阵亡者棺椁，护送家属返乡，令亡者落叶归根。皇
二、漏泽园的修筑与士卒遗骸的收瘗
为了进一步对遗骸收瘗、掩埋工作实施有效的管理，同时也是为了彰显朝廷施行仁政，体恤黎庶之意，崇宁三年（1104）二月五日，宋徽宗敕令各地“实广熙宁之诏”，将“四方人物繁庶州县城外贫无以葬者”， “或寄留寺舍，弃掷道旁”者，或“无人识认，孤骨无归”者，进行收瘗，责令“州俾择官私高原”进行集体掩埋，并定名为“漏泽园”，是为“取泽及枯骨，不使有遗漏之义也”[23]，并将这一制度推广至全国。
1985年春，三门峡市文物工作者在配合甘棠路的修筑时，在向阳村东一片缓坡地上发现了一处分布密集、排列整齐的北宋土坑小墓。1993年和1994年春，文物工作者先后两次对该墓地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共发掘墓葬849座。这些墓葬均为单人葬，以陶缸作为葬具，并伴有砖墓志。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研究，认定这片墓地就是北宋陕州地区的漏泽园[24]。
漏泽园制度在古代社会救济、军队抚恤等方面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也成为学界的关注点。前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赡，特别是宁文阁先生的《从陕州漏泽园看宋朝的“招刺”“刺配”制度》 [25] 、崔松林先生的《从陕州漏泽园墓志看北宋兵士的劳役情况》[26]、今泉牧子先生的《从漏泽园墓志铭看国家和家族》[27]，这三篇文章以陕州漏泽园出土的砖墓志为考察对象，对漏泽园所埋士卒的身份、军种、劳役、移屯等相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笔者试图通过对此墓地出土遗物的研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宋代漏泽园制度做一些探讨。
（一）漏泽园的规制
按照北宋制度规定：“应葬者，人给地八尺”，“军民贫乏，亲属愿葬漏泽园者，听指占葬地，给地九尺”，墓穴深九尺，如无棺椁，则由政府免费提供。对于应葬者，为其提供“方砖二口”，在上边镌刻死者相关信息[28]。对那些“无名不识者，别作一丛冢，庶无相混淆” [29]。下葬时根据埋葬时间，以“千字文为号”[30]。每三十“为坎，皆沟洫”[31]，“沟广二尺，深六尺，乃相一低处，笕沟水出溪” [32]。墓地四周修建“墙栅”，“放牧者勿入，樵采者有禁”[33]。倘若死者家属想要改葬，“官为开葬验籍给付”[34]。对于漏泽园的整体情况，“各置图籍，令厅置柜封锁”[35]，令寺僧“掌其籍”[36]。同时，为了加强漏泽园日常的维护工作，并让亡灵能“日闻法音演无量义，俾沉魂幽魄咸证善因，郁气滞冤往生乐土”，还在漏泽园一隅修建佛寺[37]。
以陕州漏泽园出土情况来看，砖墓志上多刻死者姓名、年龄、军种、死亡地点、验尸时间、埋葬时间、籍贯等，至于文献记载的以“千字文为号”，有些出土的砖志是以干支与千字文相结合排序，如广勇右三指挥军人冯贵，埋葬时间为七月二十九日，编号为“甲子籍”。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避免重复。每30个坟墓“为坎，皆沟洫”，就是将30个坟墓作为一组，在每一组四周各挖一道沟洫，作为防止雨水浸泡墓穴的排水设施。也有学者认为“坎”应解释为“坑”，每三十为坎，就是将30具尸体集中放在一个坑内做成大墓。此说应不足取，从出土情况看，每一具遗骸都是放在陶缸中单独掩埋，并未出现集体掩埋的情况[38]。
1992年，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在三门峡市崤山路与209国道交叉处发现了长兴禅院崇公卯塔遗址，该塔应是长兴禅院的寺僧墓，修建时间为崇宁二年（1103）六月二十五日。推测长兴禅院应在此遗址附近不远，且该遗址仅距陕州漏泽园墓地大约1000米，因此，长兴禅院可能就是为看管漏泽园而专门修建的寺院[39]。
（二）陕州漏泽园所埋葬军人情况
在朝廷大力倡导之下，各地纷纷开始修建漏泽园。据统计，现已发掘、整理出土的宋代漏泽园墓葬约1000座，分布在全国8个省市，发现砖志约400块[40]。在这些已发掘的漏泽园遗址中，所埋葬者大部分为普通士卒。就目前考古发掘情况来看，陕州漏泽园是现存宋代最大、保存较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共清理墓葬849座，出土砖墓志372块[41]。据《虢州卢氏县漏泽园记》碑所述，陕州漏泽园修建于崇宁三年（1104）十二月初一，修建工作由虢州卢氏县承担，经费以常平钱支破。碑文中还出现了“同管勾漏泽讲经论沙门宗莹”“管勾漏泽园讲经论赐紫沙门法”及琅莹，这三位僧人应该是负责遗骸收瘗、埋葬并管理、修缮漏泽园工作的。从发掘报告来看，墓穴一般长1.5～2米，宽0.5～0.8米，深1米左右，这些情况与《宋会要辑稿》中的记载大体吻合。从砖墓志的记载来看，能确定身份的有175座，其中军人120座，军人妻子两座，占确定身份者总数的68%强，因此笔者认为，陕州漏泽园是主要埋葬军人的宋代公墓。
在这120个亡卒中，有21人是可确认军人身份的“无名氏”，“由于脸上刺有字，和一般人有明显的区别”[42]。这120名亡卒以禁、厢士卒为主，年龄最大者为陕州“三门西山河匠指挥兵士翟政，年约八十一二岁”，年龄最小者为□进“保捷……指挥寄招熙河路……，年一十八九”。其中禁军士卒31名，仅4人为陕州士卒，其他27人均来自外地，而东京禁军士卒多达17人，这可能与宋代禁军移屯、就粮军的出现有关。按照宋朝军制规定，禁军移屯主要分为三种方式：就粮、屯驻、驻泊，所谓“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43]，“其出戍边或诸州更戍者，曰屯驻；非戍诸州而隶总管者，曰驻泊”[44] 。至宋真宗时，北宋各地方也陆续设置禁军，这些禁兵不再回驻开封，于是出现了就粮军。就粮军可出戍外地，而且按照惯例，“京东、西路就粮禁兵与在京诸军一处差拨出戍”[45] 。有大量外地士卒埋葬于陕州漏泽园，也证实了宋代这种军制的实行。 （三）漏泽园的弊端
漏泽园在北宋时迅速在全国推广，并延续成为南宋时期埋葬军人遗骸的主要方式，被视为“中兴之要务”[46]。然而，宋廷为彰显朝廷体恤黎庶之意，不顾具体实施效果，强制推广漏泽园，而地方官员、寺僧抓住漏洞，欺瞒朝廷，弄虚作假，使得漏泽园弊端丛生，以致后世学者对其评价并不高，如清代学者赵翼在提及漏泽园时就曾说，这一制度“不管活人，只管死尸”[47]。朝廷规定守园僧“以所葬多为最，得度牒及紫衣”，于是这些僧人“有析骸以应数者”，以冒领朝廷恩赏[48]。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朝廷下达的任务，将“无病及已葬人充者” [49]。
此外，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管，致使漏泽园被乱占的现象颇为严重。绍兴十四年（1144），边知白曾向朝廷反映，“漏泽园地多为豪猾请佃”，“而后死者失掩埋之所”，请朝廷加强对漏泽园的监管[50]。绍兴十八年（1148）八月，再次有臣僚向朝廷建议加强监察力度[51]，可是到绍兴二十二年（1152）时，漏泽园土地“为人占佃”现象依旧存在。这反映出宋廷对漏泽园一直缺乏妥善管理、有效监管，致使乱占现象十分普遍。庆元二年（1196）正月，赵彦
三、结 语
在中国古代军队抚恤制度中，对阵亡者及其家属的优恤最为重要，病故者、因战被伤者次之，现役将士又次之。而收瘗、掩埋死亡士卒遗骸是军队抚恤制度中颇为关键的一项举措，这不仅是对亡灵的慰藉，更能对安抚士卒、维护军队稳定、激励士气起到一定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历代军事思想家、统治者的共识。综上，我们不难看出，北宋前期对于战死士卒往往采取就地掩埋的方式，没有固定的地点，而漏泽园作为埋葬军人遗骸的固定公墓，始于徽宗时期，后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从而延续成为南宋收瘗、埋葬死亡士卒的主要方式。虽然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弊端丛生，但在中国古代军队抚恤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方面，其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1]宋·许翰：《襄陵文集》卷5《乞加恩死事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35《察军之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5]《宋大诏令集》卷222《政事七十五·褒恤下》，中华书局，1962年。
[4][7][2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61、127、234页。
[6][8][9] [12] [13] [14] [16] [17] [19][20][22][4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6786、3906、6021、6179、6190、6786、6786、6364、7069、7217、4175、5820页。
[10] [11]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之一》，中华书局，1957年。
[15]王亚林：《“京观”和“狱坟”》，《文化史知识》2010年4期。
[18]史继刚：《宋代助葬制度述略史》，《青海大学学报》1994年3期。
[23]明·张岱：《夜航船》卷2《地理部·漏泽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4][33][37]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北宋陕州漏泽园》，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
[25] 宁文阁：《从陕州漏泽园看宋朝的“招刺”“刺配”制度》，载《三门峡考古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
[26] 崔松林：《从陕州漏泽园墓志看北宋兵士的劳役情况》，载同[25]。
[27][42]（日）今泉牧子：《从漏泽园墓志铭看国家和家族》，《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3期。
[28][34][35][49]同[10]，《食货六八之一三一》。
[29]《全宋文》第141册，第182页。
[30][32][51]同[10]，《食货六○之一○》。
[31][36]宋·徐度：《却扫编》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38][40]张新宇：《试论宋代漏泽园公墓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渊源》，《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5期。
[39]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崤山西路发现三座古墓》，《华夏考古》1993年4期。
[41]宁会振，宁文阁：《从陕州漏泽园看北宋末年的陕州》，载同[25]。
[4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2《两朝国史志》，中华书局，1986年。
[44]宋·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4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6][50]同[10]，《食货六八之一四○》。
[47]清·赵翼：《陔余丛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77页。
[48]宋·施宿等：《会稽志》卷13《漏泽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52]同[29]，第242册，第199页。
[53]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185《去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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