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9月25日,重庆寸滩保税港区水港综合楼突然热闹起来。
“看,在这里买一样的红酒,比在商场便宜三成。”市民张慧一下买了10瓶。
这一天,寸滩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正式开业。
“借助寸滩保税港区的保税仓储功能,我们将打造永不落幕的国际展览会。”交易中心副主任艾卿说。
困局
2002年12月6日,“跨国公司西部投资研讨会”在重庆召开。
“索尼是否有意投资重庆?”时任索尼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田纮,在研讨会上频频被追问。
“暂时还没这个打算。”正田纮回答,“重庆物流成本太高了。”
当时,重庆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达20%左右,高出发达国家一倍。
从重庆运输一个集装箱标箱到上海出关,通过高速公路,运费要两万元左右;通过铁路,需要6000元左右;通过长江水运,需要3000元左右。而若在上海,这笔费用几乎等于零。
2000年,香港商界大佬李泽楷想进军西部,请经济学家萨默斯调研可行性。萨默斯研究数月,得出论断:“经济和人口布局主要分布在海岸线200公里以内的地区。”
这等于给重庆判了“死刑”:把西部原材料、产成品运到沿海出关,这2000公里物流成本,抵消了重庆拥有的人力、土地、税率等优势。
而如果企业入驻重庆,还需另外付出2000公里的时间成本。
重庆不沿边、不靠海,不能和世界“零距离”沟通。
“这2000公里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让重庆招商团队屡屡折戟。”重庆海关原关长马忠源感叹。
申报
重庆要成为内陆开放高地,就必须解决这2000公里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问题。马忠源说:“最佳路径就是搭建保税港区政策平台。”
“进口时把货物运到港区,就可以保税;出口时把货物搬进港区,可以马上退税;港区内企业互相交易,不用交纳消费税和增值税。”马忠源说,“入驻保税港区可以一举三得: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物流成本,迅速回笼资金。”
有了保税港区,就等于一下将重庆拉到了海边。
2007年6月,身负重托的马忠源前往海关总署,汇报重庆申请保税港区的设想,“署长看汇报材料时很兴奋,批了整整一页纸”。
回到重庆,马忠源向市领导汇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一个由市政府办公厅、市外经贸委等11个部门组成的团队,启动了在重庆设立保税港区的方案论证。
2008年2月,市政府正式向国务院上报《重庆市关于设立两路寸滩港保税港区的请示》。
同年6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11个国家部委办局、200余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来渝就设立保税港区事宜进行调研。6月25日,《海关总署、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关支持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在渝举行,海关总署领导在仪式现场明确表态:将支持重庆设立保税港区,指导保税港区的前期规划、报批等业务工作。
与此同时,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筹备组,辗转天津、上海等地考察,完善保税港区规划建议方案。
同年11月,国务院下发《同意〈重庆市关于设立两路寸滩港保税港区的请示〉的批复》。
集聚
2009年初,马士基终于按捺不住了。
作为拥有100万个集装箱的全球物流巨头,马士基怀揣巨资强势入渝,着手在寸滩港建一个年物流配送额达百亿元的物流中心。
吸引马士基的,是两路寸滩区域刚戴上一顶帽子——“保税港区”。
这顶帽子对马士基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引发了它抢占西部物流中心桥头堡的梦想。
两年前,马士基还是一个陌生的看客。
重庆申报保税港区成功后,马士基当即宣布,将在重庆打造百亿元级物流中心。
“未来的中国不会只有上海、大连这些沿海国际物流枢纽,内陆地区也需要一个,但只有获得保税港区的重庆,才具备这个资格。”马士基大中华区执行官苏恩深说。
“‘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和保税港区,一下解决了重庆2000公里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问题。”保税港区公司党委书记包子川说,“利用保税港区的保税功能,我们开始大力发展保税加工业和保税物流业。”
于是,千亿元级笔记本电脑产业和千亿级物流产业,在重庆快速崛起。
“我们又借助保税港区保税仓储功能,开始打造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艾卿说,“进口商品超过2000种,包括酒、食品、化妆品、保健品、高档汽车等。”
因为保税港区,内陆重庆,一跃成为中国对欧贸易的桥头堡。
辐射
2012年5月22日,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港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通“水水中转”业务。
“通过与宜宾临港合作,我市物流企业的业务半径将延长360公里。”港务集团董事长孙万发说。
每年,宜宾港有400万吨集装箱,将经过重庆中转运往上海。
“在寸滩港从事集装箱中转的航运公司和货代公司,都可领到补助资金。”宜宾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龚勋说,“经重庆中转,每吨货物成本将下降三分之一。”
和龚勋一样精明的,还有成都蚂蚁企业集团董事长李浪。
2008年12月,李浪果断决定:把西南地区公司总部从成都搬至重庆。“重庆保税港区以内河港口、铁路集装箱枢纽站和航空物流为其配套,形成了强大的集疏运体系。”李浪说。
通过这个集疏运体系,每天要运送上万吨货物的蚂蚁公司,可节约一大笔开支。
“毋庸置疑,重庆保税港区将成为西部地区货物中转、分拨中心。”李浪说。
2013年,重庆进出口集装箱量突破350万标箱,外地货物通过重庆中转量占了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的40%以上。
保税港区,正助推重庆成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
“看,在这里买一样的红酒,比在商场便宜三成。”市民张慧一下买了10瓶。
这一天,寸滩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正式开业。
“借助寸滩保税港区的保税仓储功能,我们将打造永不落幕的国际展览会。”交易中心副主任艾卿说。
困局
2002年12月6日,“跨国公司西部投资研讨会”在重庆召开。
“索尼是否有意投资重庆?”时任索尼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田纮,在研讨会上频频被追问。
“暂时还没这个打算。”正田纮回答,“重庆物流成本太高了。”
当时,重庆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达20%左右,高出发达国家一倍。
从重庆运输一个集装箱标箱到上海出关,通过高速公路,运费要两万元左右;通过铁路,需要6000元左右;通过长江水运,需要3000元左右。而若在上海,这笔费用几乎等于零。
2000年,香港商界大佬李泽楷想进军西部,请经济学家萨默斯调研可行性。萨默斯研究数月,得出论断:“经济和人口布局主要分布在海岸线200公里以内的地区。”
这等于给重庆判了“死刑”:把西部原材料、产成品运到沿海出关,这2000公里物流成本,抵消了重庆拥有的人力、土地、税率等优势。
而如果企业入驻重庆,还需另外付出2000公里的时间成本。
重庆不沿边、不靠海,不能和世界“零距离”沟通。
“这2000公里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让重庆招商团队屡屡折戟。”重庆海关原关长马忠源感叹。
申报
重庆要成为内陆开放高地,就必须解决这2000公里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问题。马忠源说:“最佳路径就是搭建保税港区政策平台。”
“进口时把货物运到港区,就可以保税;出口时把货物搬进港区,可以马上退税;港区内企业互相交易,不用交纳消费税和增值税。”马忠源说,“入驻保税港区可以一举三得: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物流成本,迅速回笼资金。”
有了保税港区,就等于一下将重庆拉到了海边。
2007年6月,身负重托的马忠源前往海关总署,汇报重庆申请保税港区的设想,“署长看汇报材料时很兴奋,批了整整一页纸”。
回到重庆,马忠源向市领导汇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一个由市政府办公厅、市外经贸委等11个部门组成的团队,启动了在重庆设立保税港区的方案论证。
2008年2月,市政府正式向国务院上报《重庆市关于设立两路寸滩港保税港区的请示》。
同年6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11个国家部委办局、200余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来渝就设立保税港区事宜进行调研。6月25日,《海关总署、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海关支持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在渝举行,海关总署领导在仪式现场明确表态:将支持重庆设立保税港区,指导保税港区的前期规划、报批等业务工作。
与此同时,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筹备组,辗转天津、上海等地考察,完善保税港区规划建议方案。
同年11月,国务院下发《同意〈重庆市关于设立两路寸滩港保税港区的请示〉的批复》。
集聚
2009年初,马士基终于按捺不住了。
作为拥有100万个集装箱的全球物流巨头,马士基怀揣巨资强势入渝,着手在寸滩港建一个年物流配送额达百亿元的物流中心。
吸引马士基的,是两路寸滩区域刚戴上一顶帽子——“保税港区”。
这顶帽子对马士基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引发了它抢占西部物流中心桥头堡的梦想。
两年前,马士基还是一个陌生的看客。
重庆申报保税港区成功后,马士基当即宣布,将在重庆打造百亿元级物流中心。
“未来的中国不会只有上海、大连这些沿海国际物流枢纽,内陆地区也需要一个,但只有获得保税港区的重庆,才具备这个资格。”马士基大中华区执行官苏恩深说。
“‘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和保税港区,一下解决了重庆2000公里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问题。”保税港区公司党委书记包子川说,“利用保税港区的保税功能,我们开始大力发展保税加工业和保税物流业。”
于是,千亿元级笔记本电脑产业和千亿级物流产业,在重庆快速崛起。
“我们又借助保税港区保税仓储功能,开始打造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艾卿说,“进口商品超过2000种,包括酒、食品、化妆品、保健品、高档汽车等。”
因为保税港区,内陆重庆,一跃成为中国对欧贸易的桥头堡。
辐射
2012年5月22日,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港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通“水水中转”业务。
“通过与宜宾临港合作,我市物流企业的业务半径将延长360公里。”港务集团董事长孙万发说。
每年,宜宾港有400万吨集装箱,将经过重庆中转运往上海。
“在寸滩港从事集装箱中转的航运公司和货代公司,都可领到补助资金。”宜宾港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龚勋说,“经重庆中转,每吨货物成本将下降三分之一。”
和龚勋一样精明的,还有成都蚂蚁企业集团董事长李浪。
2008年12月,李浪果断决定:把西南地区公司总部从成都搬至重庆。“重庆保税港区以内河港口、铁路集装箱枢纽站和航空物流为其配套,形成了强大的集疏运体系。”李浪说。
通过这个集疏运体系,每天要运送上万吨货物的蚂蚁公司,可节约一大笔开支。
“毋庸置疑,重庆保税港区将成为西部地区货物中转、分拨中心。”李浪说。
2013年,重庆进出口集装箱量突破350万标箱,外地货物通过重庆中转量占了全市港口货物吞吐量的40%以上。
保税港区,正助推重庆成为长江上游航运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