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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湖北文艺批评界在对西方文论进行译介引进、融汇阐发、对话反思方面，有着相当显著的成就。这一成就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界视域开放、新论迭起的现状是分不开的。如果要为这一新面貌寻找一个具体的时间或曰事件的支点，我们或可追溯到1978年。此前，我国的文艺批评一直立足于两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基本论点，一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与政治”的“从属论”，二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工具论”。这二者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支配和制约着文艺批评家的批评观念和行为。直至1978年，国内在批判“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基础上掀起“为文艺正名”的理论探讨，这一现状才得以改变。1978年6月，《上海文艺》发表了陈丹晨、吴泰昌所撰的《评“文艺创作都要写阶级斗争”》一文，将这一论点列为“四人帮”“最惯用最典型的假左真右的反动文艺谬论之一”，首开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文艺领域的改革创新之先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使其成为了我国文艺批评发展的思想指导主线，同时也是新时期文艺批评产生的重要标志。很快，上海《戏剧艺术》1979年1月号就发表了陈恭敏所撰的《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文，质疑“文艺是政治的工具”一说。同年3月，《文艺报》举行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从属论”和“阶级论”开始受到普遍的诘难。将批评全面上升为论战的标志是《上海文学》于1979年第4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和同时开辟的讨论专栏。这一讨论波及全国，汇聚大量文艺批评工作者的湖北文艺批评界自不例外。以文学刊物《长江文艺》为首，迅速举办了关于“文艺是否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讨论，一时间涌现出大量的评论文章和相关讨论，如对《洪湖赤卫队》、《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等作品予以平反的文章，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和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等作品加以评论的文章以及围绕熊召政长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展开的讨论，冲破了此前的“左”倾樊篱，彰显出活跃的生命力。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文艺批评家们对现状予以了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单纯以“社会——历史批评”这一种模式来展开文艺批评是导致视野狭隘、理论僵化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一批评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自身价值，但若要巩固和加强业已出现的百家争鸣的现状，就必须引进更多的批评模式，寻获新的理论批评话语。于是，众多的湖北文艺批评家将视野转向西方，一方面重拾建国前在国内已有译介和研究的精神分析学、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等文学批评话语，另一方面也积极关注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沿的西方文论，尝试在全球化的视域下，用多维的视角来分析、评论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以各种形式的文艺批评实践活动来促进湖北文学创作的繁荣。
就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与文学理论界对西方文论的引进和译介来看，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编写了一系列的相关教材。如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主编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之《文学批评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张玉能主编了《美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西方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参编了《西方美学通史》第4、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孙文宪主编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王先霈、孙文宪主编了《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武汉大学张荣翼主编了“面向21世纪教材”之《文艺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参编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江汉大学彭松乔参编了《新编文学理论教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湖北大学邹贤敏参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展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2002）等等。这些教材的编写，不论对于教学还是对于科研都很重要。缤纷的西方文学理论话语和美学话语的引进，使得湖北文论批评界产生了许多以崭新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评论的文章，转入一个话语空前多元化的阶段。
第二是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译著。如武汉大学冯黎明翻译了美国当代学者O.B.哈迪森所著的《走入迷宫——当代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华岳出版社1988）。哈迪森认为，当代人类正处于一个若明若暗的精神文化迷宫之中，因着来自现实关注的精神忧虑，而不断追索生命和理想之境，哈迪森称之为现代人的“高情感”。在讨论具体作品的时候，哈迪森尤其强调作品的被复制、被改编之于其生命力的作用。他以莎士比亚为例，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大量的“翻制”和改编，是因为其自身具有更长久的艺术生命，比其他古典叙事小说和戏剧更能适应世界文化的需要。[1]同样是对文学经典的考察，武汉大学张箭飞利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所著的《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一书进行了细致的阐释。该书和众多的西方文论思潮逆流而行，力拒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高扬“审美自律性”的主张，重申审美与智识标准的不可或缺。在文本的选择方面，布鲁姆同样选择以莎士比亚为中心，并在“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引导下，通过与莎士比亚的对照，考察了从但丁、乔叟、塞万提斯到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等二十多位西方一流的作家。这两部作品的译介和引入，相当于在这个众声喧哗的迷宫时期，为已然走向“文化批评”的“文学批评”开辟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前者看到了经典作品的生命延续力，后者则强调对小说的互文性理解，这对我国当前立足于深厚传统文化的现当代文学批评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武汉大学昌切翻译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语言学家罗杰·福勒所著的《语言学与小说》（重庆出版社1991），这部书主要讨论小说的技巧，作者将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于小说结构的分析，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模式或方法。我们知道，在80～90年代，我国的小说理论突破了“工具论”的禁锢，经历了“文体论”、“本体论”之争，后发展成为作家和批评家对汉文学语言的自觉追求。昌切的译介便于我们解释这一现象——新时期小说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文论的影响。正如昌切在《福勒的语言学批评理论与小说教学》一文中提到了1985年以来，中国在小说创新方面与欧美相似的一幕，这也是福勒在书中着重论述的一点，即“本世纪欧美小说创造潮流一般是从语言探索中滥觞并激荡开去的。现代派文学发明了表现意识的新手法，多方探寻新的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摧毁了传统经典小说语言的壁垒，开创了自由玩味丰富多采的创造性文字的新传统。小说创新潮流刺激了语言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的出现和发展。”[2]如是，中国才诞生了自己的先锋小说和与此相伴的中国的语言学——结构主义批评。对此，昌切进一步论述：“无论是欧美的还是中国的小说和文学批评创新，都得到20世纪新颖丰富的语言学理论支持。如果没有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领域进行的“哥白尼革命”，就很难想象在本世纪初会平地冒出一个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亦可译为俄国构成主义），更难想象会出现什么布拉格学派和巴黎结构主义，各种小说语言形式的试验便找不到理论根据。索绪尔对于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各自界域的划分，关于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的区别的论述，以及有关语词命名的随意性、语词意义取决于语境的论点，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等批评流派和各种小说语言形式试验强有力的理论支点。此外，像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M.A.K. Halliday）的功能语法和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社会语言学等，也竟相渗入到小说叙事学之中。离开20世纪的语言学——至少是语言共时性的观念，休想悟透和深解20世纪的小说批评和试验性小说。”[3]可见，福勒的著作提醒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语言学成果，将繁复的小说文本转化为固定的模式，使人从结构上把握小说的语言游戏实质。同时，语言学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现代派小说，同样可以用于解读传统小说。 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翻译了凯瑟琳·贝尔西所著的《批评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著的《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前者借用法国现代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关于话语类型的论述提出了“疑问文本”一说，是一种有别于陈述文本和祈使文本的新文本模式。对此，胡亚敏另撰有《文学批评中的疑问文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单篇论文，结合马原的小说《虚构》等作品对此学说加以进一步的阐发，认为“将‘疑问文本’这一概念引入文学批评，其意义不仅只是提出了一种划分文本类型的新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认识叙事文与读者交流中的形式特征，从而更有效地理解和阐释那些具有探索倾向的文本。”[4]后者是詹姆逊1998年的新作，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进一步探讨，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向。詹姆逊作为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其关于资本主义和后现代文化的理论有助于我国文论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更好地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社会。胡亚敏的这一译本作为《文化转向》一书最为权威的中译本，为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所广泛参见与引用。此外，胡亚敏也著有许多关于詹姆逊的研究文章，如《詹姆逊：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6日）、《论詹姆逊的文化批评视野》（《沙洋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创刊号）、《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2003年第6期全文转载）、《詹姆逊与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等，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詹姆逊批判”。
还有许多重要的译著，如华中师范大学张玉能翻译的《德国古典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秀美与尊严——席勒美学与艺术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赫尔德美学文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审美教育书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武汉大学涂险峰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齐泽克所著的《伊拉克：借来的壶》（三联出版社2008）、“培正读本丛书”之《名人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待刊）等等。
正如前文所列举的，许多文艺批评家在译注西方文论作品的基础上，也撰写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形成了关于该文论家或文论流派的相关研究框架。这些多元话语的引入，为湖北的文学批评提供的多种崭新的阐释模式，共同开启了一道绚烂新异的文学景观。
在译介引进大量西方文论作品的基础上，新时期的湖北文艺批评家本着“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理念，自觉地探索着中西文论交融结合、中西文学互动对话的道路。面对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和站在其对立面的文化相对主义，湖北的文艺批评家们将“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运用到现代的学术研究之中，既超越了文化中心主义的等级对立偏见，又弥补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封闭发展之不足。
首先是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基金项目和专案研究。基金项目如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文论批评”，参与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与建构”；武汉大学张荣翼参与的国家社科项目“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论”、主持的湖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实践调查”；武汉大学冯黎明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文学研究方法论”等等，专案研究如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所从事的“圆形批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张玉能所从事的实践美学以及席勒美学研究、湖北大学彭松乔和张皓从事的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王均江从事的现象学研究、三峡大学邓新华从事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江汉大学吴艳从事的诺贝尔文学奖研究等等。
吴艳所从事的诺贝尔文学奖研究，表面看来是作家作品的分析，却是借重了多种西方的文学研究视野或模式，如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等，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进行整体或个案的研究。例如《显现/隐蔽的“互动”与“组织”——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整体素质》（《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2月）一文，利用黑格尔的历史研究方法，将诺贝尔文学奖家族划分为原始的、反思的和哲学的三个层次，分别加以研究。在第一个层次中，作者借助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传记入手分析其童年经历与原始记忆，并采取统计学的方式，比较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童年经历上与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区别。在第二、三层次中，作者又借助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细致考察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智利作家密斯特拉儿的个人经历与创作，认为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个人经历而言，“在显现的历史里还蕴藏着一种隐蔽的‘互动’和‘组织’——它超过了一般人和普通作家。这种‘组织’首先是在阅历与现象之间形成，使其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借此获奖者完成了第一次循环——形成家庭、教育、职业因素与个人思想的互动；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完成第二次的组织和循环——形成在现象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互动与反思，使作品具有艺术的生命力和艺术的哲学意味。”[5]这种利用西方文学理论所进行的诺奖研究，对于中国作家当前的文学创作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出现了大量运用西方文论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如对神话—原型批评的运用，有武汉大学赵小琪发表的《原型批评视野下的新世纪新加坡华文文学》（《华文文学》2008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湖北大学蔚蓝发表的《神话原型与原始生命激情——评李传锋中篇小说<红豺>》（见《李传锋研究专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三峡大学胡德才发表的《神与人·认同与超越——评舒婷、严辰的咏神女峰诗》（台湾《大海洋》1998年1月，第55期）等；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运用，有湖北大学刘川鄂从事的张爱玲、池莉研究，发表的《真实·典型·女性主义·个性化写作》（《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华中师范大学王又平发表的《自传体和90年代女性写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新女性小说：“后之后”的人文精神建构——澄清关于新女性小说的几种误解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华中师范大学魏天真发表的《观看男人的三种眼光——池莉近作的女性视角及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女性写作再转向：从性别斗士到社会牛虻——以阿毛的创作为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对意象诗学的运用，有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发表的《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西方意象诗学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文艺研究》2006年第9期）、《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发生》（《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及其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等；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运用，有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发表的《解构的诱惑——评曹寇的<小镇夜景>》（《文学教育》2008年第11期）；对接受美学的运用，有武汉大学张思齐发表的《中国古代接受美学导论》（成都巴蜀书社1988）；对存在主义的运用，有武汉大学冯黎明发表的《孤独与选择：张贤亮与存在主义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对现代语言学的运用，有三峡大学刘月新发表的《论<招魂>的语言魔术》（《理论月刊》，2002年第9期）等等。 再次，在西方文论思潮的大量涌入，研究视野多元开放的背景下，湖北文艺批评家兼融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和现当代文论批评的视角、方法与途径，探索出许多文艺批评的新思路。
武汉大学李建中多年来致力于文学心理学研究。他既关注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说和现代心理学理论，著有《爱欲人格——弗洛伊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一书；也关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的心理学体系。在《王充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一文中，李建中认为广义的文学是包含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在内的有文字记载的学问，并认为“王充的文学理论显示出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换言之，当王充站在哲学的角度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他无意中创建了自己的文艺心理学。”[6]从文艺心理学视域出发，李建中撰写了大量专著与论文，专著有《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臣妾人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乱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东方出版社1998）、《魏晋文学和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等等，论文有《需求与满足——论文学活动中的拓扑心理学》（《批评家》1987年5月，《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8月全文转载）、《晚清小说理论中的心理学思想》（《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3月，《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9月全文转载）、《古典文学研究的心理学视角》（《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6月）、《心物：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之纲》（《学术月刊》1991年1月，《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7月全文转载）、《〈淮南子〉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漳州师院学报》1992年1月，《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10月全文转载） 等等。这种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正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对话原则，是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家创造性运用西方文论成果的典范。
在聂珍钊的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致力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展开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新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自2004年由聂珍钊提出，其独特的视角和原创性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国内许多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者都将这一理论用于各类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中。聂珍钊的论文《作为方法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收录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录的《文学理论前沿》第2辑（2005）、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并出版专著《英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华中师范大学2007），另有单篇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新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等等。邹建军教授发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和兼容品格》（《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期）等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该书是中国学者关于谭恩美长篇小说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也是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美国文学的首部专著。在对小说文本进行独到分析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文化阴影”、“阴阳凝视”、“时空混合体”等新概念，是以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阐发并行，对我国文论批评家在众声喧哗的环境中既合理坚守中国文论传统、又积极吸收西方文论精粹的批评态度起到了良好的典范作用。此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现就职于江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刘茂生教授发表的《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上述专著都被收录入“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中。
可见，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多元共存的良好态势。经过30余年的理论探索，湖北文艺批评家们初步找到了一条包容兼蓄、综合创新的批评与研究的路径。
与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同时发生的，则是对现状的反思及对我国文艺批评未来发展的隐忧。对此，武汉大学冯黎明在《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一书中有着较为深刻的总结和反思：“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对理论话语层面上文化身份认同体丧失的挽救，这表现在关于文论话语‘失语症’的讨论以及对‘汉语批评’的提倡之中；二是文学理论的扩容，这表现在文化研究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冲击之中。这两种倾向似乎暗示着两种新的文学观念。一是对汉语的‘返乡’，即，从来自西方话语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回归到汉语中蕴涵着的、来自筑居之大地的本真生命经验。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文学观念则是要让文学摆脱审美的纠缠，变成一种普遍的意义生产方式，甚至成为一切意义的起点。”[7]
早在1999年，武汉大学张荣翼就曾立足于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的问题，提出“汉语批评”这一概念。张荣翼认为，这是一个属于批评范畴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转型和西方文论在某种程度上的中国化。在2002年发表的博士毕业论文《冲突与重建》中，张荣翼更为细致地从中国文论的“失语”现状、中国文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全球化与文化冲突中的文艺问题、媒体方式与文艺话语格局变革的意义、文艺学的边缘立场和批判理论等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2006年5月7日，由武汉大学文艺学专业张荣翼、冯黎明、唐铁惠、李建中四位教授发起，邀请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王兆鹏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樊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就“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这一议题展开了“八人谈”。“八位教授的发言涉及到汉语批评的缘起、界定和建构，涉及到建构汉语批评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践途径。全球化时代如何构建汉语批评，如何在跨文化对话中吸取中西方异质性精神资源从而建立具有开放性和民族性的文学批评理论，这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者力求破解的前沿问题。”[8] 在“八人谈”中，李建中提出了建构汉语批评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即“诗意的言说”。具体说来，就是“孕育于汉字，生长于文章，成熟于文体”。李建中列举了《庄子》、《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中国古代文论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中所体现的形式美和言说方式的诗性是值得当前的文论批评家去回望和守护的。李建中这一论点也在他的相关研究中有所体现，例如他在《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9]
然而，在我国当前的文艺批评体制、语境和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回归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意言说方式，存在着种种压力与局限。在“八人谈”中，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坦然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认为“当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失去诗意的时候，我们以诗论诗，难以成立。”[10]面对这一现状，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则提出了建构汉语批评的另一种路径，即广泛吸收西方文论话语，在差异中形成和发展汉语批评的特性。然而，正如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在《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概念可对应性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2月）一文中所提到的：“以中国古代的文论语言与西方文艺学、美学、诗学进行理论对话，遭遇着两套话语系统的隔膜，必定甚为困难。于是，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古代经典与现代实践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断裂。”[11]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文论批评家所普遍思考的一个问题。对此，胡亚敏提出，汉语批评要建构自己的品格，并不在于利用何种理论，而是需要研究当今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化现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她认为：“当前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倾向是重心下移，文化从精英的、主流向边缘的、民间的转移。文学批评面对的对象不仅仅是那些经典作品，更多的是影视作品包括网络作品。”[12]无论从文化传统还是现实语境上看，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因此只要在重视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做到合理的“西学中用”，建构汉语批评便并非难事。
武汉大学樊星结合胡亚敏的论点提出了两个要点，文论的中国性和文论的文学性：“所谓中国性就是发现中国文学现象的民族特点，并对之作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解说，追求历史感，哲理感；文学性是指文风应该活泼、空灵、优美，批评不能成为哲学的附庸与工具。”[13]这两点简明扼要，对文艺批评家的创作实践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统观新时期的湖北文艺批评界，也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高质量的批评作品，不仅注意到了文学现象中的民族特点，还注意到了湖北文学中所凸显的地域特征，例如樊星本人就致力于对湖北新时期文学与地缘关系的研究，并发表了《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而批评作品自身的文学性也在不断提高，像武汉大学昌切所发表的《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湖北大学湖北作家研究室所推出的《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等既严谨翔实，又颇具文风的作品正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最后，借用王先霈先生所说的话：“我们文学理论界许多人，正是不断关注世界文学潮流，也仰承本土美学的血脉，一步一步地前进。当然也还有许多的不足，有各种的困惑，需要在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中思考，去作艰苦的探索。”[14]我们所面临的新时期，是一个多元文化互补、互证、互识的新时期，是一个建立全面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家们正是在西方文论思潮冲击之中，积极展开思考与论辩，体现了敏锐的学术意识和严肃的批评态度。正是有这一批不断成长的文艺批评家，湖北的文学创作实践才能不断凸显其精神气质和艺术风度，成为一支闪耀着精彩纷呈的光电火花的“文学鄂军”。[15]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1][美]O.B.哈迪森：《走入迷宫》，冯黎明、张文初等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215页。
[2]、[3]昌切：《福勒的语言学批评理论与小说教学》，《语文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第5，5-6页。
[4]胡亚敏：《文学批评中的疑问文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62页。
[5]吴艳：《显现/隐蔽的“互动”与“组织”——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整体素质》，《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60页。
[6]李建中：《王充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第94页。
[7]冯黎明：《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8]《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第31页。
[9]李建中：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8第1期，第32页。
[10]《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第37页。
[11]王先霈：《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概念可行性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第99页。
[12]、[13]《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第38，41页。
[14]王先霈：《三十年来文艺学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第102页。
[15]周新民：《“文学鄂军”的精神气质和艺术风度》，《小说评论》2007年第4期，第38—43页。
就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与文学理论界对西方文论的引进和译介来看，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编写了一系列的相关教材。如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主编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文学批评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教育部‘十五’规划教材”之《文学批评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张玉能主编了《美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西方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参编了《西方美学通史》第4、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孙文宪主编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文学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王先霈、孙文宪主编了《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武汉大学张荣翼主编了“面向21世纪教材”之《文艺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参编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江汉大学彭松乔参编了《新编文学理论教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湖北大学邹贤敏参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展史教程》（中国人民大学2002）等等。这些教材的编写，不论对于教学还是对于科研都很重要。缤纷的西方文学理论话语和美学话语的引进，使得湖北文论批评界产生了许多以崭新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评论的文章，转入一个话语空前多元化的阶段。
第二是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译著。如武汉大学冯黎明翻译了美国当代学者O.B.哈迪森所著的《走入迷宫——当代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华岳出版社1988）。哈迪森认为，当代人类正处于一个若明若暗的精神文化迷宫之中，因着来自现实关注的精神忧虑，而不断追索生命和理想之境，哈迪森称之为现代人的“高情感”。在讨论具体作品的时候，哈迪森尤其强调作品的被复制、被改编之于其生命力的作用。他以莎士比亚为例，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大量的“翻制”和改编，是因为其自身具有更长久的艺术生命，比其他古典叙事小说和戏剧更能适应世界文化的需要。[1]同样是对文学经典的考察，武汉大学张箭飞利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所著的《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一书进行了细致的阐释。该书和众多的西方文论思潮逆流而行，力拒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化，高扬“审美自律性”的主张，重申审美与智识标准的不可或缺。在文本的选择方面，布鲁姆同样选择以莎士比亚为中心，并在“影响的焦虑”理论的引导下，通过与莎士比亚的对照，考察了从但丁、乔叟、塞万提斯到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等二十多位西方一流的作家。这两部作品的译介和引入，相当于在这个众声喧哗的迷宫时期，为已然走向“文化批评”的“文学批评”开辟了一道别样的风景，前者看到了经典作品的生命延续力，后者则强调对小说的互文性理解，这对我国当前立足于深厚传统文化的现当代文学批评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武汉大学昌切翻译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语言学家罗杰·福勒所著的《语言学与小说》（重庆出版社1991），这部书主要讨论小说的技巧，作者将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运用于小说结构的分析，为小说研究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模式或方法。我们知道，在80～90年代，我国的小说理论突破了“工具论”的禁锢，经历了“文体论”、“本体论”之争，后发展成为作家和批评家对汉文学语言的自觉追求。昌切的译介便于我们解释这一现象——新时期小说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文论的影响。正如昌切在《福勒的语言学批评理论与小说教学》一文中提到了1985年以来，中国在小说创新方面与欧美相似的一幕，这也是福勒在书中着重论述的一点，即“本世纪欧美小说创造潮流一般是从语言探索中滥觞并激荡开去的。现代派文学发明了表现意识的新手法，多方探寻新的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摧毁了传统经典小说语言的壁垒，开创了自由玩味丰富多采的创造性文字的新传统。小说创新潮流刺激了语言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的出现和发展。”[2]如是，中国才诞生了自己的先锋小说和与此相伴的中国的语言学——结构主义批评。对此，昌切进一步论述：“无论是欧美的还是中国的小说和文学批评创新，都得到20世纪新颖丰富的语言学理论支持。如果没有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领域进行的“哥白尼革命”，就很难想象在本世纪初会平地冒出一个俄国形式主义（Russian Formalism，亦可译为俄国构成主义），更难想象会出现什么布拉格学派和巴黎结构主义，各种小说语言形式的试验便找不到理论根据。索绪尔对于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各自界域的划分，关于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的区别的论述，以及有关语词命名的随意性、语词意义取决于语境的论点，正是俄国形式主义等批评流派和各种小说语言形式试验强有力的理论支点。此外，像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M.A.K. Halliday）的功能语法和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社会语言学等，也竟相渗入到小说叙事学之中。离开20世纪的语言学——至少是语言共时性的观念，休想悟透和深解20世纪的小说批评和试验性小说。”[3]可见，福勒的著作提醒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们，可以利用现有的语言学成果，将繁复的小说文本转化为固定的模式，使人从结构上把握小说的语言游戏实质。同时，语言学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现代派小说，同样可以用于解读传统小说。 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翻译了凯瑟琳·贝尔西所著的《批评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著的《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前者借用法国现代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关于话语类型的论述提出了“疑问文本”一说，是一种有别于陈述文本和祈使文本的新文本模式。对此，胡亚敏另撰有《文学批评中的疑问文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单篇论文，结合马原的小说《虚构》等作品对此学说加以进一步的阐发，认为“将‘疑问文本’这一概念引入文学批评，其意义不仅只是提出了一种划分文本类型的新方法，而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认识叙事文与读者交流中的形式特征，从而更有效地理解和阐释那些具有探索倾向的文本。”[4]后者是詹姆逊1998年的新作，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进一步探讨，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向。詹姆逊作为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其关于资本主义和后现代文化的理论有助于我国文论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更好地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社会。胡亚敏的这一译本作为《文化转向》一书最为权威的中译本，为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所广泛参见与引用。此外，胡亚敏也著有许多关于詹姆逊的研究文章，如《詹姆逊：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研究》（《中华读书报》2000年12月6日）、《论詹姆逊的文化批评视野》（《沙洋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创刊号）、《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2003年第6期全文转载）、《詹姆逊与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等等，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詹姆逊批判”。
还有许多重要的译著，如华中师范大学张玉能翻译的《德国古典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秀美与尊严——席勒美学与艺术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赫尔德美学文选》（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审美教育书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武汉大学涂险峰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齐泽克所著的《伊拉克：借来的壶》（三联出版社2008）、“培正读本丛书”之《名人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待刊）等等。
正如前文所列举的，许多文艺批评家在译注西方文论作品的基础上，也撰写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专著和论文，形成了关于该文论家或文论流派的相关研究框架。这些多元话语的引入，为湖北的文学批评提供的多种崭新的阐释模式，共同开启了一道绚烂新异的文学景观。
在译介引进大量西方文论作品的基础上，新时期的湖北文艺批评家本着“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理念，自觉地探索着中西文论交融结合、中西文学互动对话的道路。面对西方的文化中心主义和站在其对立面的文化相对主义，湖北的文艺批评家们将“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运用到现代的学术研究之中，既超越了文化中心主义的等级对立偏见，又弥补了文化相对主义的封闭发展之不足。
首先是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基金项目和专案研究。基金项目如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文论批评”，参与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与建构”；武汉大学张荣翼参与的国家社科项目“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论”、主持的湖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实践调查”；武汉大学冯黎明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文学研究方法论”等等，专案研究如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所从事的“圆形批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张玉能所从事的实践美学以及席勒美学研究、湖北大学彭松乔和张皓从事的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王均江从事的现象学研究、三峡大学邓新华从事的中西文论比较研究、江汉大学吴艳从事的诺贝尔文学奖研究等等。
吴艳所从事的诺贝尔文学奖研究，表面看来是作家作品的分析，却是借重了多种西方的文学研究视野或模式，如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神话原型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等，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进行整体或个案的研究。例如《显现/隐蔽的“互动”与“组织”——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整体素质》（《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2月）一文，利用黑格尔的历史研究方法，将诺贝尔文学奖家族划分为原始的、反思的和哲学的三个层次，分别加以研究。在第一个层次中，作者借助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传记入手分析其童年经历与原始记忆，并采取统计学的方式，比较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童年经历上与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区别。在第二、三层次中，作者又借助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式，细致考察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智利作家密斯特拉儿的个人经历与创作，认为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个人经历而言，“在显现的历史里还蕴藏着一种隐蔽的‘互动’和‘组织’——它超过了一般人和普通作家。这种‘组织’首先是在阅历与现象之间形成，使其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借此获奖者完成了第一次循环——形成家庭、教育、职业因素与个人思想的互动；但这还不够，还必须完成第二次的组织和循环——形成在现象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互动与反思，使作品具有艺术的生命力和艺术的哲学意味。”[5]这种利用西方文学理论所进行的诺奖研究，对于中国作家当前的文学创作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出现了大量运用西方文论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如对神话—原型批评的运用，有武汉大学赵小琪发表的《原型批评视野下的新世纪新加坡华文文学》（《华文文学》2008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湖北大学蔚蓝发表的《神话原型与原始生命激情——评李传锋中篇小说<红豺>》（见《李传锋研究专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三峡大学胡德才发表的《神与人·认同与超越——评舒婷、严辰的咏神女峰诗》（台湾《大海洋》1998年1月，第55期）等；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运用，有湖北大学刘川鄂从事的张爱玲、池莉研究，发表的《真实·典型·女性主义·个性化写作》（《文艺争鸣》2001年第5期），华中师范大学王又平发表的《自传体和90年代女性写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新女性小说：“后之后”的人文精神建构——澄清关于新女性小说的几种误解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华中师范大学魏天真发表的《观看男人的三种眼光——池莉近作的女性视角及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女性写作再转向：从性别斗士到社会牛虻——以阿毛的创作为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对意象诗学的运用，有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发表的《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西方意象诗学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影响》（《文艺研究》2006年第9期）、《中国现代诗歌意象的发生》（《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及其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等；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运用，有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发表的《解构的诱惑——评曹寇的<小镇夜景>》（《文学教育》2008年第11期）；对接受美学的运用，有武汉大学张思齐发表的《中国古代接受美学导论》（成都巴蜀书社1988）；对存在主义的运用，有武汉大学冯黎明发表的《孤独与选择：张贤亮与存在主义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对现代语言学的运用，有三峡大学刘月新发表的《论<招魂>的语言魔术》（《理论月刊》，2002年第9期）等等。 再次，在西方文论思潮的大量涌入，研究视野多元开放的背景下，湖北文艺批评家兼融中国古代文论批评和现当代文论批评的视角、方法与途径，探索出许多文艺批评的新思路。
武汉大学李建中多年来致力于文学心理学研究。他既关注西方的精神分析学说和现代心理学理论，著有《爱欲人格——弗洛伊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一书；也关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中的心理学体系。在《王充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一文中，李建中认为广义的文学是包含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在内的有文字记载的学问，并认为“王充的文学理论显示出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换言之，当王充站在哲学的角度论述文学理论问题时，他无意中创建了自己的文艺心理学。”[6]从文艺心理学视域出发，李建中撰写了大量专著与论文，专著有《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臣妾人格》（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乱世苦魂——世说新语时代的人格悲剧》（东方出版社1998）、《魏晋文学和魏晋人格》（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等等，论文有《需求与满足——论文学活动中的拓扑心理学》（《批评家》1987年5月，《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8月全文转载）、《晚清小说理论中的心理学思想》（《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3月，《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8年9月全文转载）、《古典文学研究的心理学视角》（《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6月）、《心物：汉魏六朝文艺心理学之纲》（《学术月刊》1991年1月，《人大复印资料 · 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1年7月全文转载）、《〈淮南子〉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漳州师院学报》1992年1月，《人大复印资料· 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10月全文转载） 等等。这种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正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对话原则，是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家创造性运用西方文论成果的典范。
在聂珍钊的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致力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展开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新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自2004年由聂珍钊提出，其独特的视角和原创性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国内许多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者都将这一理论用于各类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中。聂珍钊的论文《作为方法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收录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录的《文学理论前沿》第2辑（2005）、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并出版专著《英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华中师范大学2007），另有单篇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新方法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5期）、《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等等。邹建军教授发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独立品质和兼容品格》（《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期）等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专著《“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该书是中国学者关于谭恩美长篇小说研究的首部学术专著，也是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分析美国文学的首部专著。在对小说文本进行独到分析的基础上，还提出了“文化阴影”、“阴阳凝视”、“时空混合体”等新概念，是以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阐发并行，对我国文论批评家在众声喧哗的环境中既合理坚守中国文论传统、又积极吸收西方文论精粹的批评态度起到了良好的典范作用。此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现就职于江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刘茂生教授发表的《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一书。上述专著都被收录入“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中。
可见，在西方文论的影响下，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多元共存的良好态势。经过30余年的理论探索，湖北文艺批评家们初步找到了一条包容兼蓄、综合创新的批评与研究的路径。
与西方文论的大量引入同时发生的，则是对现状的反思及对我国文艺批评未来发展的隐忧。对此，武汉大学冯黎明在《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一书中有着较为深刻的总结和反思：“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对理论话语层面上文化身份认同体丧失的挽救，这表现在关于文论话语‘失语症’的讨论以及对‘汉语批评’的提倡之中；二是文学理论的扩容，这表现在文化研究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冲击之中。这两种倾向似乎暗示着两种新的文学观念。一是对汉语的‘返乡’，即，从来自西方话语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回归到汉语中蕴涵着的、来自筑居之大地的本真生命经验。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文学观念则是要让文学摆脱审美的纠缠，变成一种普遍的意义生产方式，甚至成为一切意义的起点。”[7]
早在1999年，武汉大学张荣翼就曾立足于中国文学理论失语的问题，提出“汉语批评”这一概念。张荣翼认为，这是一个属于批评范畴的问题，主要涉及到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转型和西方文论在某种程度上的中国化。在2002年发表的博士毕业论文《冲突与重建》中，张荣翼更为细致地从中国文论的“失语”现状、中国文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全球化与文化冲突中的文艺问题、媒体方式与文艺话语格局变革的意义、文艺学的边缘立场和批判理论等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2006年5月7日，由武汉大学文艺学专业张荣翼、冯黎明、唐铁惠、李建中四位教授发起，邀请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王兆鹏教授、现当代文学专业樊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就“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这一议题展开了“八人谈”。“八位教授的发言涉及到汉语批评的缘起、界定和建构，涉及到建构汉语批评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实践途径。全球化时代如何构建汉语批评，如何在跨文化对话中吸取中西方异质性精神资源从而建立具有开放性和民族性的文学批评理论，这是近年来文学理论研究者力求破解的前沿问题。”[8] 在“八人谈”中，李建中提出了建构汉语批评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即“诗意的言说”。具体说来，就是“孕育于汉字，生长于文章，成熟于文体”。李建中列举了《庄子》、《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中国古代文论作品，认为这些作品中所体现的形式美和言说方式的诗性是值得当前的文论批评家去回望和守护的。李建中这一论点也在他的相关研究中有所体现，例如他在《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李长之标举‘传记体批评’，沈从文选择“印象式批评”，李健吾践行‘随笔式批评’，表面上是模拟式地学习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实质上是创造性地承续古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文体，他们的‘西就’之路实为‘东归’之途。三位批评家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游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出路和走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和典范价值。”[9]
然而，在我国当前的文艺批评体制、语境和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回归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意言说方式，存在着种种压力与局限。在“八人谈”中，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坦然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认为“当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失去诗意的时候，我们以诗论诗，难以成立。”[10]面对这一现状，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则提出了建构汉语批评的另一种路径，即广泛吸收西方文论话语，在差异中形成和发展汉语批评的特性。然而，正如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在《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概念可对应性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2月）一文中所提到的：“以中国古代的文论语言与西方文艺学、美学、诗学进行理论对话，遭遇着两套话语系统的隔膜，必定甚为困难。于是，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古代经典与现代实践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断裂。”[11]这也是我国当前的文论批评家所普遍思考的一个问题。对此，胡亚敏提出，汉语批评要建构自己的品格，并不在于利用何种理论，而是需要研究当今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化现象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她认为：“当前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倾向是重心下移，文化从精英的、主流向边缘的、民间的转移。文学批评面对的对象不仅仅是那些经典作品，更多的是影视作品包括网络作品。”[12]无论从文化传统还是现实语境上看，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因此只要在重视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做到合理的“西学中用”，建构汉语批评便并非难事。
武汉大学樊星结合胡亚敏的论点提出了两个要点，文论的中国性和文论的文学性：“所谓中国性就是发现中国文学现象的民族特点，并对之作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解说，追求历史感，哲理感；文学性是指文风应该活泼、空灵、优美，批评不能成为哲学的附庸与工具。”[13]这两点简明扼要，对文艺批评家的创作实践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统观新时期的湖北文艺批评界，也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高质量的批评作品，不仅注意到了文学现象中的民族特点，还注意到了湖北文学中所凸显的地域特征，例如樊星本人就致力于对湖北新时期文学与地缘关系的研究，并发表了《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而批评作品自身的文学性也在不断提高，像武汉大学昌切所发表的《世纪桥头凝思：文化走势与文学趋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湖北大学湖北作家研究室所推出的《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等既严谨翔实，又颇具文风的作品正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最后，借用王先霈先生所说的话：“我们文学理论界许多人，正是不断关注世界文学潮流，也仰承本土美学的血脉，一步一步地前进。当然也还有许多的不足，有各种的困惑，需要在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中思考，去作艰苦的探索。”[14]我们所面临的新时期，是一个多元文化互补、互证、互识的新时期，是一个建立全面的文化自觉意识的新时期。湖北文艺批评家们正是在西方文论思潮冲击之中，积极展开思考与论辩，体现了敏锐的学术意识和严肃的批评态度。正是有这一批不断成长的文艺批评家，湖北的文学创作实践才能不断凸显其精神气质和艺术风度，成为一支闪耀着精彩纷呈的光电火花的“文学鄂军”。[15]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1][美]O.B.哈迪森：《走入迷宫》，冯黎明、张文初等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215页。
[2]、[3]昌切：《福勒的语言学批评理论与小说教学》，《语文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3期，第5，5-6页。
[4]胡亚敏：《文学批评中的疑问文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第62页。
[5]吴艳：《显现/隐蔽的“互动”与“组织”——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整体素质》，《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60页。
[6]李建中：《王充文艺心理学思想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第94页。
[7]冯黎明：《走向全球化——论西方现代文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8]《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第31页。
[9]李建中： 《古典批评文体的现代复活——以三位京派批评家为例》，《中山大学学报》2008第1期，第32页。
[10]《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第37页。
[11]王先霈：《中西文学理论对话中的概念可行性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第99页。
[12]、[13]《全球化语境中的汉语批评（八人谈）》，《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第38，41页。
[14]王先霈：《三十年来文艺学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第102页。
[15]周新民：《“文学鄂军”的精神气质和艺术风度》，《小说评论》2007年第4期，第38—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