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出版界巨擘张元济要求孩子自食其力，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当年，他唯一的儿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想进商务印书馆。对此，张元济坚决反对：“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还分析了三个“不利”：“一是对你不利，由于我在商务的地位，你进去后必然会受吹捧，浮在上面，毁了一生；二是对我不利，父子同在一处工作，在行政上将处处受牵制，如果不能主持公道，就没有威信可言；三是对公司不利，这样做将开极为恶劣的风气，要知道，人人都有儿子，都把儿子塞进来，还像什么样的企业？”后来，张树年只好在一家储蓄所务工。晚年的张树年回忆父亲：“对于家庭来说，他永远是一位督责严格但又爱护备至的好父亲。”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在谈到父亲的教育时，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话并没有夸大。生活上或学习中，梁漱溟从不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图。梁培恕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梁漱溟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另一个儿子梁培宽也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的确，梁漱溟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面对孩子，他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只是表明意见，但从不干涉，更不强求。梁漱溟的这种教育方式貌似对孩子不严，实际上，他是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傅雷的严格施教似乎“残酷”。在他想来，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他要儿子傅聪做一流艺术家，所以，他不能容忍早年的傅聪有任何轻慢的言行。为达目的，傅雷甚至“不择手段”，拿“虐待”形容也不为过。不論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还是在演奏姿态方面，傅雷都灌注了大量的心血。后来，傅雷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得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的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好在傅聪也体谅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说，父亲是他最好的老师。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