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舍的《茶馆》，选取了富有十分典型意义的市民小人物的形象，运用了独特的“三组风俗画”的结构方式，展现了茶馆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这是对中国和西方话剧史的一大突破和形式创新。另一大值得称道的特点便是老舍京味儿十足的话剧语言和文化风俗，为吊亡这一主题注入了隐性的深刻内涵。此外，《茶馆》中富有动作性的语言深化了剧中人物的利害冲突，为人物性格的刻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总之，《茶馆》这一部代表作开创了“老舍式”的独特戏剧文体，对于整个中国话剧史都具有深刻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人物形象；结构方式；“京味儿”；语言的动作性
　　茶馆，一个汇聚三教九流的地方，每天上演着各色新奇的事件，一个大茶馆宛如一个小社会。老舍抓住了这个场景的特点，终于在1957年迎来了自己在共和国期间的第一个重大收获——《茶馆》。这部后来被中外艺术界视为20世纪中国话剧艺术最高成就的名作，为我们展现了一出以旧时代三个历史过程，演绎中国现代史总体大画面的艺术巨制。
　　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小说和戏剧是两个完全区分开来的独立的分支，它们有着各自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追求。老舍却兼着小说家和戏剧家的双重身份，凭借他丰厚的艺术修养，在两种形式间进行了大胆的沟通，给读者以全新的审美体验。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戏剧，老舍均强调把人物放在首位。在戏剧创作上，他认为“戏是人带出来的”，“写戏主要是写人，而不是只写哪件事儿······只有写出人，戏才能长久站住脚。”[1]不得不说，老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十分成功和到位的，剧中的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性格迥异、形象鲜明，对旧时代大众精神危机的刻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每天对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甚至地痞、恶霸等的压榨和侵扰曲意逢迎。他当个“顺民”，于是规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为了使茶馆勉强撑下去不停地“改良”。他的内心虽有正义感，但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方式，避免与恶势力做正面的交锋。他希望社会安定，自己的生意也能跟着顺遂一点儿，可社会的变迁和动荡总是不让他称心如意。国民党党派分子扬言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威逼勒索钱财，流氓们开办的人贩子公司计划着霸占他的茶馆······王利发终于被逼到了人生的尽头，选择自杀。秦仲义，一个民族资本家。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微，他凭着殷切的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走实业救国之路。他倾尽了40年的心血办起的企业，被政府算作“逆产”没收了，他痛心疾首：“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常四爷，一个正派、淳朴、勤恳的满人形象，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介、倔强的脾气，不向恶势力低头，不向命运屈服。在清廷垮台后社会上排斥满人的形势下，哪怕是贩菜、兜售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与松二爷的胆小怕事、懒散无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仍摆脱不了黑暗时代所预备的人生悲剧：七十多了，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哀叹：“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在茶馆这个不大不小的舞台上，市井小民成了主角，而老舍恰恰通过这些个平凡的小市民的人伦悲剧，揭示出人们正当合理的人生需求被社会所吞噬，饱含着心酸与无奈。
　　在结构方式上，老舍突破了当代话剧常见的围绕中心情节和贯穿全剧展开创作的手法，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三组风俗画”的创新形式，这不仅是在中国话剧史上的一大突破，也是对西方戏剧的一大创新和发展。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指出，戏剧应以情节为中心，悲剧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中表现性格。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性格决定的，而性格是在行动中去表现的，幸与不幸都是由于行动构成的情节决定的。[2]而老舍的《茶馆》旨在“埋葬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具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第一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二幕发生在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混战割据时期，第三幕发生在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但其内在是有一定的一致性的，老舍围绕茶馆的变迁以及一系列人物的悲剧命运，写主要人物由青壮年到老年以及次要人物的父子相承，这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统一性和完整性[3]，使剧本的艺术效果更加鲜明和富有特点。
　　老舍的作品中另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便是他的“京味儿”语言，它们往往都是些简洁明快、幽默风趣的普通的话语，却让人从中品味出独具特色的北京文化和礼俗风味来。这一特点贯穿于剧中人物的行为、语言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他们的说话方式，见到比自己身份“高贵些”的便是一连串的请安，称呼对方用“您”而不用“你”，充分显示了北京文化中的“秩序”和“礼仪”的一面；比如爱玩儿的常四爷和松二爷，无论走到哪儿手里都提着精致的鸟笼，玩鸟看来已成为他们消磨时光的习惯方式；再如那些到茶馆喝茶的茶客们，平日里无事便去喝茶、聊天、下棋、斗蟋蟀等。这种安闲慵懒的生活蔓延在整个市民社会中，描绘出一幅京味儿十足的生活图景。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老舍深受北京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当他把烂熟于心的老北京的人、事、风俗民情等再现到自己的作品中时，便展现了一种原汁原味的京味文化。所以当这种文化被社会和历史无情地摧残和日益消亡的时候，老舍怎能不感到心痛和惋惜？因此，《茶馆》的主题不仅在于对王利发等人物的悲剧命运的吊亡，也是对于北京文化的吊亡，这一隐含的思想更让人唏嘘不已。
　　亚里士多德曾言：“戏剧所摹仿的对象不是人，而是人的动作”，并且把动作作为戏剧的灵魂。话剧它不能只是作者思想观点的外表性传达，作者要交待的、要宣传的内容，必须通过合适的角色在特定的情景中通过行動表现出来，而不是借人物的嘴巴直接讲出来。因此话剧需要角色自己行动，要表现人物间的行动冲突，并将冲突逐步上升，才能吸引观众全神贯注，饶有兴味地把戏看下去。如果语言是剧中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主要方式，行动则是对这一情感的强调和升华。比起语言来，剧中人物的动作更为重要，这就强调了话剧语言的动作性这一特点。在《茶馆》中，常四爷雄赳赳地提着画眉笼进了茶馆，松二爷文绉绉地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对二德子崇洋媚外的不满并欲待动手，二德子对马五爷的谄媚讨好等，都体现了剧中人物语言的动作性，较之于不带任何动作的干巴巴的陈述，它更能将人物之间的利害冲突表现出来，也更能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感。
　　《茶馆》是老舍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丰厚的观察和积累，高度精炼且灵活地展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揭示了旧中国的反常现实和必将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病态的现实，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中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作品在结构的设置、语言的精到、雅俗共赏的风格选择和运用戏剧方式写悲剧现实等方面，都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方法和手段，形成了一种“老舍式”的戏剧文体，是中国话剧的一座里程碑。
　　参考文献：
　　[1]老舍.人物、生活和语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660.
　　[2]亚里士多德.诗学[M].商务印书馆，1996：85.
　　[3]刘晔原.戏剧影视文艺学[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