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Sam时，我们两个都是孩子。那时，我瘦弱得不到90斤，四肢细长，顶着一颗大头，整个人像根棒棒糖。他是个比我大一岁的大男孩，老爱戴着顶棒球帽。我们都是第一次长时间背井离乡，也是第一次接触剧组的环境。我在一个大导演的公司做宣传，而他是甄子丹的助理。
　　Sam是上海人，之前做文职的仓库管理，比我还晚几天到剧组。碰到他的那天，大家正在银杏村泥泞的小屋一楼开工。灯光师说人影儿会穿帮，所有人都必须蹲下来装蘑菇。我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盯着导演的监视器看。等喊Cut后，大家站起来活动冻僵的身子。Sam笑嘻嘻地盯着我锃亮的新雨鞋，说：“好干净！”然后踩了我的雨鞋一脚，泥巴粘在鞋头，看起来和他的鞋子一样脏了。“好讨厌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对话。
　　走在银杏村弯弯曲曲的“黄金”小路上，很容易迷醉其中。Sam会突然出现，大力拍我的帽檐。因为不熟，好几次他这样做时，我都以为他认错了人。后来发现，他跟谁都这样，爱玩爱笑，也会关心别人。那时拍雨戏，有没穿雨鞋的同事站在水里，他就会踢过去一张麻袋说：站上去，又没穿雨鞋，站在水里做什么。
　　最近看《小时代》里，宫洺助理林萧的如履薄冰，想起我几个做明星助理的好朋友，当然也有Sam。回忆里，他打伞、他奔跑着跃过铁丝网去泡面，他累了坐在椅子上被同事一脚踹起来？？工作相当用心，下巴明显尖了。
　　有次甄子丹拍一个帮村民推小车的戏，果然是武打明星，力气过大，帮忙帮过了——车翻了。我偷眼看了眼导演，他脸上写着个“囧”字，监视器的屏幕里，我看到工作人员镇定地把车翻回来，甄子丹看上去也良善小白状。这时，导演的帐篷外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快看，他把车掀翻了哎！”事后，我笑Sam二百五，“好蠢啊，那是你老板哎！”“那也没有你二百五，拍戏时偷马骑所有人都看到了。”“？？好吧。”
　　剧组里的人，大多数萍水相逢，很难碰到合眼缘的朋友。坏小子Sam算是其中之一了。本来，我以为拍完戏回到北京，大家又可以在一起玩儿。甄家班那时的据点在华贸附近，离我住的地方非常近。Sam也精心购买了一些面膜，以供他的皮肤在干燥的北京继续保持“娇嫩”。可是也许是志向不对路，他在北京过了一个冬天，就回了上海。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10年的华鼎奖。我那时送一位导演去领奖，组委会没有给助理们安排座位。我被塞了一张现场票到后面去看颁奖，看看1600元的面值，真想立即把票卖了。但我只能把它撕了，然后继续堵在嘉宾入口，抱着导演的衣服在舞台旁边站着等。这时，人群中，我见到了Sam。
　　我们愉快地调侃着电影节，我“脑洞大开”，“大学生电影节、金鸡奖、百花奖，可以合并为大花鸡电影节”。这时，观众席上有人振臂高呼了一段充满了敏感词的口号，他的情绪十分激动，随时准备“英勇就义”。保安如临大敌，周边观众十分惊恐。很快，韩庚上场了，那人的声音一下子被粉丝的尖叫盖过，他试图勾起大家的怒火，但是连保安的包围动作都显得那么不紧不慢。
　　老板们拿完了奖，Sam和我匆匆告别。年轻时的我们，就在荒诞的口号里、群众惊恐的尖叫里、保安不紧不慢的追捕里，香港和台湾电影人新鲜的“张望”里，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