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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翟天临”无疑是在各种媒体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名字。这位春晚小品中的“打假警察”，因为过年时在网上晒“北大博士后录取通知书”时，使得自己早先在某平台直播时说的“金句”——“知网是什么东西啊”被网友猛扒，其博士、博士后身份广受质疑。80年代，有“不读《读书》不是读书之人”的说法，今天似乎已到了“不知‘知网’不算知识分子”的程度。很快，“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频频见诸各种媒体，几乎天天都有新消息，夜夜出现新进展。其结果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博士后被“退站”，博士学位被撤销。“学霸明星”硬把京城变“麦城”，一夜风雨现“原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翟天临自取其辱前后不过15天而已。
由这件事我想到一年多前笔者在首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武汉，2017）关于博士生发表C刊论文的一个讲话，曾在学术圈子里引发热议。会上讲了这样几段话：“我建议高等学校博士答辩学位授予取消2篇C刊文章的硬性要求，关键看博士生学业水平和研究能力，看学位论文本身。”“从C刊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学术界教育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且难以满足的C刊发表需求与C刊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学术GDP，学术泛化，量化考核等等惹的祸。其实，学术、学者是非常专门的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的行当，不需要什么人都去做;不是什么文章都算学术成果，什么人都要去发C刊，发学术文章。泛学者化或伪学者化、泛学术化泛论文化等现象泛滥正在降低学术的门槛，毁损学术的尊严和价值。真正优秀的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命，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当时，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重点是在要不要博士生毕业必须发表两篇C刊论文上，其实我强调的“博士生学业水平和研究能力”本身、博士“学位论文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至于申述的“学术、学者是非常专门的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的行当”，不能“泛学者化或伪学者化”及“泛学术化泛论文化”，现在看来确实不是杞人忧天。翟天临无疑曾是这种泛（伪）学者化、泛学术化泛论文化的受益者，因为喜欢“嘚瑟”，不善于“藏拙”露了馅，又自食其果，付出了沉重代价，最后自己也成了受害者。
老話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人的时间、精力和才能都是有局限的，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干得出色，什么领域都成就辉煌。当领导的，地位越高越发日理万机，那就好好为人民服务，留下一世英名。经商的，最好闷声发大财，钱实在太多了，也不要老想着去捐一个博士、专家什么的，索性多搞点行善积德之事，当个慈善家。至于影视明星之类的新秀，好好演你的戏，拍你的电影电视剧，也不要总惦着再去弄个博士博士后什么的;一门心思奔着“戏骨”“戏痴”去，修成正果，到老了摘个“人民艺术家”的桂冠，那是光明正道，光宗耀祖。想想老辈艺术家一心扑在艺术上，有的啥学历学位都没有的，照样成名成家，流芳百世。相声艺术泰斗侯宝林出身贫寒，总共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义学”）;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所有的学历就是上过三四年私塾。一辈子一心一意只干一件事、干好一件事，其实就不容易了。上级领导曾说，当了官的就别老想着发财。因为一想发财，就容易成贪官。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同理，当了官，发了财，出了名，也不要又都想着去做博士、当学者，其实那个一点都不轻松，一点都不好玩。“锄禾日当午，论文写得苦;要想发C刊，字字皆辛苦！”若弄虚作假去混吧，找“抢手”代劳吧，风险很大，搞不好还会弄出国际笑话和寰球丑闻。据网友统计，翟天临读博4年期间“至少主演了11部戏、参演了7部戏，做了24个代言、录了17个综艺”，再加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其中1篇要求是核心期刊的），完成规范的博士学位论文（总得10万字以上吧），如此艰巨任务，老老实实读博拿学位的人知道，这不是“人”而是“神”才能做到的，至少要有“神助”。
历史上，有人不务正业，总在业余爱好上发力练功，走火入魔，有的虽然成功了，但代价也太大。比如南唐后主李煜不好好治国理政，却潜心填词制曲，那首“春花秋月何时了”就是他的杰作，最后丢了美人，也丢了江山，亡国之君只落得个“问君能有几多愁，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北宋那个徽宗皇帝写一笔好字，画一手好画，卓然成家，在古今书家画家圈子里也是顶级高手，一流大咖！可惜的是，荒淫无度，疏于朝政，最后被金人北掳而去，山河破碎风飘絮，客死异乡。当然，也有皇帝当得不错、又想当大诗人的主儿，乾隆帝就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上酷爱写诗，据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一生创作了4万2千多首诗词（《全唐诗》收录的也就不到5万首），但今天有谁知道他的诗和词呢，哪怕只是一句两句。倒是那个唐代的王之涣，一辈子没写几首诗，就靠两首绝句几十个字流传万古，其中一句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看来，在这个赢者通吃的年代，贵人、富人、名人尤其需要保持冷静，学会节制。世上的好处不能一人占尽，好多东西也都是需要历史检验的。真学者、大学问还真不是玩出来、混出来的。在这个互联网、多媒体、云计算、大数据外加人工智能的时代，更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如果打定主意下定决心献身学术，就还得勤学苦练，踏实治学，尤其是要好好写论文发论文。最近，国家正在学术界、高等教育界清理所谓“四唯”“五唯”，其中之一就是“唯论文”。“唯论文”固然不对，但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博士后、专家学者，写论文发论文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翟天临的问题就是出在论文写作和发表上。最近，笔者有篇文章《“四唯”“五唯”如果只破不立则危害更大》将在湖北省社科院的《社会科学动态》刊出，其中一节是专谈论文重要性的，不妨选录几段，大意如下：
在笔者看来，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是长期被忽视了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反对某种形式的“唯论文”，与高度重视论文写作和发表并不矛盾。能代表一个专家学者有无学术水平、学术能力是高是低、学术贡献是大是小，论文远比项目更能说明问题，有时候论文的作用甚至超过专著。1957年，《华中师院学报》先后发表了当时的青年学者章开沅（1926年出生）的两篇长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第1期）、《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若干问题》（第3期），前者约2.5万字，后者更长达4万多字。正是这两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让年轻的章开沅在史学界崭露头角，老人家至今对其念念不忘。就在前不久，章先生还回忆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老校长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要写大著作”的嘱托，吴老当年就是看过章开沅的长篇文章后发现并极力扶持这个人才的。
由这件事我想到一年多前笔者在首届华中学术传播论坛（武汉，2017）关于博士生发表C刊论文的一个讲话，曾在学术圈子里引发热议。会上讲了这样几段话：“我建议高等学校博士答辩学位授予取消2篇C刊文章的硬性要求，关键看博士生学业水平和研究能力，看学位论文本身。”“从C刊这个角度来看，现在学术界教育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且难以满足的C刊发表需求与C刊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学术GDP，学术泛化，量化考核等等惹的祸。其实，学术、学者是非常专门的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的行当，不需要什么人都去做;不是什么文章都算学术成果，什么人都要去发C刊，发学术文章。泛学者化或伪学者化、泛学术化泛论文化等现象泛滥正在降低学术的门槛，毁损学术的尊严和价值。真正优秀的学者是以学术为生命，以学术为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当时，人们关注和讨论的重点是在要不要博士生毕业必须发表两篇C刊论文上，其实我强调的“博士生学业水平和研究能力”本身、博士“学位论文本身”也是很重要的。至于申述的“学术、学者是非常专门的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的行当”，不能“泛学者化或伪学者化”及“泛学术化泛论文化”，现在看来确实不是杞人忧天。翟天临无疑曾是这种泛（伪）学者化、泛学术化泛论文化的受益者，因为喜欢“嘚瑟”，不善于“藏拙”露了馅，又自食其果，付出了沉重代价，最后自己也成了受害者。
老話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人的时间、精力和才能都是有局限的，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干得出色，什么领域都成就辉煌。当领导的，地位越高越发日理万机，那就好好为人民服务，留下一世英名。经商的，最好闷声发大财，钱实在太多了，也不要老想着去捐一个博士、专家什么的，索性多搞点行善积德之事，当个慈善家。至于影视明星之类的新秀，好好演你的戏，拍你的电影电视剧，也不要总惦着再去弄个博士博士后什么的;一门心思奔着“戏骨”“戏痴”去，修成正果，到老了摘个“人民艺术家”的桂冠，那是光明正道，光宗耀祖。想想老辈艺术家一心扑在艺术上，有的啥学历学位都没有的，照样成名成家，流芳百世。相声艺术泰斗侯宝林出身贫寒，总共只上过三个月的小学（“义学”）;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所有的学历就是上过三四年私塾。一辈子一心一意只干一件事、干好一件事，其实就不容易了。上级领导曾说，当了官的就别老想着发财。因为一想发财，就容易成贪官。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了。同理，当了官，发了财，出了名，也不要又都想着去做博士、当学者，其实那个一点都不轻松，一点都不好玩。“锄禾日当午，论文写得苦;要想发C刊，字字皆辛苦！”若弄虚作假去混吧，找“抢手”代劳吧，风险很大，搞不好还会弄出国际笑话和寰球丑闻。据网友统计，翟天临读博4年期间“至少主演了11部戏、参演了7部戏，做了24个代言、录了17个综艺”，再加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其中1篇要求是核心期刊的），完成规范的博士学位论文（总得10万字以上吧），如此艰巨任务，老老实实读博拿学位的人知道，这不是“人”而是“神”才能做到的，至少要有“神助”。
历史上，有人不务正业，总在业余爱好上发力练功，走火入魔，有的虽然成功了，但代价也太大。比如南唐后主李煜不好好治国理政，却潜心填词制曲，那首“春花秋月何时了”就是他的杰作，最后丢了美人，也丢了江山，亡国之君只落得个“问君能有几多愁，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北宋那个徽宗皇帝写一笔好字，画一手好画，卓然成家，在古今书家画家圈子里也是顶级高手，一流大咖！可惜的是，荒淫无度，疏于朝政，最后被金人北掳而去，山河破碎风飘絮，客死异乡。当然，也有皇帝当得不错、又想当大诗人的主儿，乾隆帝就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上酷爱写诗，据说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一生创作了4万2千多首诗词（《全唐诗》收录的也就不到5万首），但今天有谁知道他的诗和词呢，哪怕只是一句两句。倒是那个唐代的王之涣，一辈子没写几首诗，就靠两首绝句几十个字流传万古，其中一句就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看来，在这个赢者通吃的年代，贵人、富人、名人尤其需要保持冷静，学会节制。世上的好处不能一人占尽，好多东西也都是需要历史检验的。真学者、大学问还真不是玩出来、混出来的。在这个互联网、多媒体、云计算、大数据外加人工智能的时代，更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如果打定主意下定决心献身学术，就还得勤学苦练，踏实治学，尤其是要好好写论文发论文。最近，国家正在学术界、高等教育界清理所谓“四唯”“五唯”，其中之一就是“唯论文”。“唯论文”固然不对，但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博士后、专家学者，写论文发论文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翟天临的问题就是出在论文写作和发表上。最近，笔者有篇文章《“四唯”“五唯”如果只破不立则危害更大》将在湖北省社科院的《社会科学动态》刊出，其中一节是专谈论文重要性的，不妨选录几段，大意如下：
在笔者看来，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是长期被忽视了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反对某种形式的“唯论文”，与高度重视论文写作和发表并不矛盾。能代表一个专家学者有无学术水平、学术能力是高是低、学术贡献是大是小，论文远比项目更能说明问题，有时候论文的作用甚至超过专著。1957年，《华中师院学报》先后发表了当时的青年学者章开沅（1926年出生）的两篇长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第1期）、《关于太平天国土地政策若干问题》（第3期），前者约2.5万字，后者更长达4万多字。正是这两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让年轻的章开沅在史学界崭露头角，老人家至今对其念念不忘。就在前不久，章先生还回忆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老校长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要写大著作”的嘱托，吴老当年就是看过章开沅的长篇文章后发现并极力扶持这个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