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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虻审片的场面，被誉为央视“南院”的一道风景线。
他去世后，我们从网上收集到不少纪念文章，对此都有深刻的记忆与深情的追念：
机房里聚满了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陈虻一头飘逸的长发，端坐中央，俯身盯着编辑机。手边几块饼干，一瓶水，一包烟。
他不会放过任何瑕疵。审片专注时，长发随着节奏渐渐下滑，遮住眼睛，猛地向后一甩，长发复位，如此反复。
一部片子阅毕，就开始点评。编导们把陈虻的点评称作“痛批”，往往痛批的时间比片子还长。众人掏出本子记下他的真知灼见，戏称“这是看别人犯错误，自己长见识”。
“你骂人很狠，但被你骂过的人无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网友头发接着乱在博文中写道：“听你审片，几个钟头，胜读数年书。你的精确、清晰、尖锐、超越，一针见血，无人能及”。
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骂。他不骂人，骂事儿。编导们说，听他骂完了出来，业务确实有长进，也知道他是为我们好。被他骂是骄傲，说明他看得起你，觉得你有出息，能骂出来。
这就是陈虻的气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在整理相关资料时，我们注意到了他曾经多次阐述过自己的审片原则与价值理念，也注意到了在陈虻部下和同事的回忆文章里，有诸多对这些原则和理念的呼应。它们已经内化为许多人思想的一部分、行动的一部分。陈虻的生命，获得了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本篇博文的关键词：节目管理、审片原则、思维方式
陈虻：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1993年，陈虻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为这个栏目重新定位。他写下的创作宗旨是：表达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是那种需要用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栏目的标版语也是他想出来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这句话里最关键的词是“自己”，表明了节目制作者的自我定位，不居高临下，不唯书、不唯上，不板起面孔说教，而是把自己当作老百姓的一员。陈虻说：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一种“人文教化”，或者说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引导人们去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合理的人际关系。
栏目定位如此，决定了陈虻对节目管理、人员管理，包括审片，都是同样的精神气质，同样的价值观念。
陈虻说：就像我们拍片子不希望给观众一个结论，而只是给观众展示一个过程一样，我给同事们的也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权，一种对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他人相处的关系中，当然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他可以不在乎某个片子播出的效果，不在乎栏目的一时之短长，但在乎的是制作节目的人的变化，在乎的是一支队伍的整体提高。
他说：我不是在改片子，我是在改人。你是以怎样的态度在做人，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你将会告诉你的观众。观众不仅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被拍摄的他们自己，也可以看到拍摄他们的你们。既然文如其人，做节目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
陈虻：我在审节目的时候，对自己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怎么样更好。第二，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自己修改的欲望。
听陈虻审片过瘾、痛快。网友平安侯说，他能准确地拎出你要表达的东西，以及你错在哪儿，我们所有的毛病与弱点在他面前全都无法隐藏。
一位从2000年开始就在陈虻手下干活的编导说：陈虻讲片，很善于从表象出发进入本质，从片子的毛病分析到你创作的动机，解剖你认识事物的角度，然后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创作理念，让你从心里往外感到清晰、透亮。
这个感受说到了陈虻的心坎上：“这位兄弟懂我！”他几次在培训或者讲课中都反复强调：
对一个节目提出意见的时候，只要不是政治性缺点，我从来不强令修改。我最后一句话总是说：你认为对的，你就改，你想不通的地方可以不改。我认为重要的是分析造成错误的心理原因，如果心理上的原因找到了，你又找到了说服他的方法，他自己就知道怎么改。
激发他自己修改的欲望，比修改这个片子更重要。如果我告诉他怎么改，他照着我的话去做了，他就仅仅是工具而已。如果我通过分析片子的错误，告诉他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找到修改的路径，那么他自己想改的就不仅仅是片子，改的是思维方法，改的是判断体系。
陈虻爱用这样一个比喻：我希望我的说法不是铁锹，是馒头。给你一把铁锹你就只能挖坑。我给的应该是馒头，你吃下去浑身是劲，愿意干啥就干啥。你觉得有劲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拆房就拆房，想种树就种树，干啥都行。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能量的交换，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足矣。
陈虻在给一些栏目讲课的时候，最后也要强调：
我说的东西不是教条，是你们思考问题的起点，不是对你们思想的限制。我这么说了，你就得这么拍片子，不对，不是这么个概念。这是我总结的经验，根据《生活空间》原来的40多人的创作经验，我自己这么揣摩，我们是这么干的，不一定准确。因此你们把我说的这些话，当成批判的靶子，或者是起跑线都可以，不是标准答案。
即便到后来，那个始自《东方时空》充满理想、激情、才华的时代渐渐过去，陈虻仍然在和节目较真儿，仍然坚守着他审片的那份理念。《东方时空》前编导周文飞在回忆文章中说：晚上八九点钟，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在之前是《纪事》，在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讲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时空连线》。
直到生病住院，陈虻还常常和前来探视的兄弟们谈做节目、编片子。他竟然能够记得起三四年前审过的片子，提到那些细节，目光炯炯，侃侃而谈，解释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批评，片子的问题在哪里。
当年，这些兄弟们几乎都得到过陈虻的当头棒喝：不怕你片子做不好，就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片子。 陈虻：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我更在意的是你的思维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在审片的过程中，陈虻很重视如何与编导实现有效的交流。
2006年6月6日陈虻到《纪事》栏目组讲课，与一位新来的女编导讨论一个片子。问答交手几个回合下来，陈虻就敏锐地发现两人交流的过程有问题。他说：“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样聊下去，交流的成本太高，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以下是我们从录像带扒下来的文字记录，尽量保留现场交流陈虻语言的原汁原味。
陈虻先讲了以前和一个编导发生的故事：
我给他讲片子，我说你这片子主题应该是这个，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再讲下一段，他还是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我一拍桌子，下次我审你片子之前，你怎么想的，你先写在纸上。然后我如果真的讲的就是你写纸上那个，把你的纸亮出来，我给你跪下。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什么错？人家不就接一下茬儿吗，你陈虻干吗那么不饶人？为什么不饶人，就因为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他不尊重我，而是因为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老在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相同的部分，而不是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部分。但是，他只有寻找到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那一部分，他才会真正有变化。他总是寻找相同的那部分，只能通过我来印证他是对的。一个人天天都这么听别人说话，他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因此你不能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就是说我给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是在想这个道理本身，你在想，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是有我的原因的。所以你永远领悟不了我跟你说的东西，这就是排斥。排斥并不是对我的不尊重，不是咱俩之间的关系，是你在社会生活中，你在学习过程中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所以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听人说话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事不对人，你千万别觉得这是丢人，你要在这儿工作，就要养成这样一个心理，就是说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你有变化，而不是为了把你说得不是一个人似的。你应该适应这种文化。还有啥问题，妹妹，请你给我再提问提问。
前《纪事》主编邓蕾
邓蕾：1995年加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任编导。后任《纪事》栏目主编，现任《新闻纪实》栏目副制片人。在她的回忆文章《记忆的碎片》中，描述了陈虻是如何改变她的：
刚到《生活空间》陈虻指出片子的问题时，我总是着急辩解：没拍到那个镜头是因为没有带子了，没写上那句词是因为拍摄对象不让说，状态留得不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现场氛围等等。开始的时候陈虻耐心地听，直到有一次，在我急急解释的时候，陈虻轻轻说了一句：你的片子不是只给我看，你是给所有的观众看的，你能把所有的理由解释给他们吗？那之后，我学会了不再给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我讲话的语速快，想要表达的东西多，很多时候在陈虻说话的空当时我会插空将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有一晚审片，我又在忙着表达自己的想法，陈虻说：其实你一直没在听我说什么，你之所以听我说话，是想办法找我的断点，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你这是倾诉的另一种方式。那之后，我开始学习倾听。
陈虻：审片的四层次：主题、结构、细节、节奏
每一年，陈虻要审看的节目数量接近上千部，他审看的每一个节目都要保证安全播出。
网友@故园风雨前在微博里描述了陈虻审片的状态：
他是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审。《生活空间》日播，片长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2到3小时，偶尔更长。《百姓故事》日播，片长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1小时以上，偶尔更长。《社会记录》一周5播，片长29分钟。审一次常规说1小时，偶尔更长。《时空连线》、《实话实说》未算在内。所以你可以算出来他的生命是怎样度过的，因为刨除这些跟编导们在一起的时间，剩下的并不太多了，简直太少了。
以《生活空间》时的审片为例，陈虻出任制片人之后，每一部片子他都看过、审过、评过，平均看过三遍以上。大部分片子是从拍摄前的构思立意就开始参与并出谋划策的。他看过就评，从选题的文化意蕴到结构的逻辑顺序，从段落的衔接到景别的搭配，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评。
陈虻说：对于一个片子的审查，我一般分四个层次：第一，看主题，看一个主题有无错误，有没有意义；第二，审结构，有了一个主题，看你用什么方式结构，结构过程中的每个段落，都承载着逻辑功能，是不是每个段落都实现了这个逻辑功能；第三，观察细节的表达；第四，检查节奏。
摘引陈虻对一个片子的一段评价，可以看出他审片时的用心程度，对技术把关的严格：
这个片子在处理的详略上，在处理的节奏上，在处理内容的表述上，在逻辑关系上，在镜头的剪接上，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是很严谨的，而且应该说他的技巧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个片子所要表达的内容，形式和内容非常吻合。
如此高强度的审片和高标准的要求，逼迫陈虻必须随时准备灵感闪烁、火花迸发、新招迭出。陈虻开玩笑地说：我自己都佩服自己能这么思如泉涌、妙语连珠了。
《共同关注》栏目的编导陈钰洁：时任
（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编导，现任经济新闻部记者。在《智者的背影》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
当天傍晚，陈虻老师审了两个片子，审片的时候，机房满满的都是人，目的只有一个，“听陈虻老师审片”。听说这样的情景，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有句话说“文人相轻”，当一个人能够自动地吸引周围人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散发出来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其实，我是抱着挨批的心理准备聆听审片意见的，但陈虻老师对于片子却只说了三点：第一，片子的亮点在于挖掘了救援人物的矛盾心理，但纯属歪打正着（一语中的，心里暗自佩服），第二，应该多一些特写，放大细节。第三，紧张的情绪并不依赖于音乐音效，而在于剪辑的节奏。仅仅几句话，却让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而此后陈虻老师的一番话更是让我终身难忘，他说：我不要求你们改片子，我希望改的是人，一个片子改得再好，收视率再高，终究是一个片子，而你真正在这个片子中学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你们能把工夫腾出来，多在节目外做做功课，多学习，不要只是跟一个片子较劲，不要总熬夜，这样下去，把身体弄坏了，什么片子都做不出来。
陈虻讲片子非常注重细节，他举过一个例子：连战去年来北京，台湾TVBS、东森、中天都来记者了，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全不一样，当然跟咱们的新闻比，就更有区别了。比如同样的一个镜头，胡锦涛接见连战代表团，台湾的电视可以把胡锦涛跟代表团员们握手的时间读秒，最后统计出来，胡主席跟某某、某某握手时间都是三秒钟，跟某某、某某握手时间长达六秒，最后发现这些六秒的人，都是台湾泛绿阵营，属于“台独”的激进分子。
从网络上收集到的纪念文章中，有一篇关于陈虻审片的记录很珍贵。此篇文章出自《东方时空·东方之子》一位年轻编导之手。据这位编导回忆，他当时向陈虻请教“选题越来越窄，怎么办？”
陈虻说：老“炒现成饭”，说明你们的选题思路没有变化。白岩松，央视著名主持人，新闻评论员。曾任《时空连线》栏目制片人，现任《新闻1 1》栏目主持人，2010年9月出版著作《幸福了吗》。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以前评论部是知不可为而为之，现在是知可为而为之，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有的选题、人物，上面觉得敏感，觉得是个禁区，咱们是不是可以努一努，想办法碰一碰，不碰怎么知道不行呢？以前的《东方时空》，哥儿几个凑一块儿，总想碰碰不让碰的选题。碰，不是瞎碰，好片子出来，必须认识深刻、表达深刻，还要包装深刻，恰当有分寸地表达是获得信赖的方式。为什么把某个题材列为禁区，上面有上面的道理，怕播了出乱子，你通过有分寸地表达，上面一看，播了没事儿，下回就可能还让你继续往深里做。
这位编导是个有心人，在日记本上还摘要记下了他印象深刻的几句话：
关于敏感选题的触碰，陈虻说，不能冒进，否则在某一个选题上前进一大步，就可能付出整体后退的代价；
关于对我党新闻事业的忠诚问题，陈虻说，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比不上带血的忠诚可贵。
关于典型人物的宣传，陈虻说，要学会挖细节，换角度。
这篇日记的时间是2007年12月1日。陈虻胃出血出院以后，他在带病坚持工作。转年的三月，他就被检查出胃癌晚期再度入院。
陈虻：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陈虻审片除严厉、严格之外，还有动人的温情：
《百姓故事》制片人陈真
陈真：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百姓故事》栏目制片人，现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审片部副主任。，和陈虻结识近20年，也是做电视纪录片出身的。他说：我常想起陈虻审片时的情景，每当节目中出现感人的场景时，眼圈最早红的一定是他。为我们节目中的人物和故事，陈虻经常感动得泪流满面。
在参与过《生活空间》创办的蒋樾记忆中，陈虻“是一个性情中人，经常被感动得流眼泪，但基本上他流眼泪的片子都是很难通过的片子”。
《实话实说》编导郑宇鸿郑宇鸿：时任
（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策划，现任新闻中心策划部综合组策划。，在第一次听陈虻审片时，就有一个奇迹般的发现：“审着审着片子，我们就听到细微的声音，开始以为带子有问题，一扭头，看到主任哭了，满脸的泪水。那些关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话语，常常会叩开他敏感的神经，他很容易被感动。”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阿忆，在崔永元生病期间，曾经代班过《实话实说》的主持人。他在《陈虻三周年祭》的微博上跟了一帖：
他骂人很损，但确实太有见地，由他负责审查《实话实说》的3个月，是俺代班主持这个节目时收视率最高的时期，审查《长大不容易》那期的过程中，他哭了3次，多么率性的大哥！
还有一次，审一个关于“非典”的片子。那时，“非典”题材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再加上那期访问的对象，是将“非典”从南方带到北方的第一人：一位女患者。片子能否通过，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都很大。网友闹闹在博文《平视陈虻仰视陈虻》中回忆：
陈虻审片，认真听了那个女子的叙述后，他几次动容，坚持播出。还连夜和栏目制片人讨论了这期片子的主旨、该采用的素材和剪接节奏等。其胸怀、魄力和专业水准让人大开眼界。
还是这位“闹闹”，在另一篇博文《最后的告别》中写道：
审完《唐山姐妹》，你对我说，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那滴泪，如今挂在我脸上。
最后一次，山西卫视研讨会，
你说最可怕的是没有标准，做人、做事、做节目。
我记得了。
2006年陈虻在赣州为《我的长征》剧组讲课的时候说：确实我每一次看你们做过的那些片子，我每次都流泪，我也推荐了中央电视台很多的栏目来报导这个活动。为什么呢，这些人确实让我感到非常纯粹，他们内心非常纯净，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理想，让我非常的感动。
经陈虻之手，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电视人。他们深深受益于他。如此真诚无私的“传帮带”，在当今世道是稀缺的，恐怕也已成为央视的绝唱。
《新闻调查》栏目的编导范铭范铭：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编导，现任《看见》栏目主编。牢记这样的往事：
我在《新闻调查》的第一个片子《双城的创伤》，播出时除了制片人张洁和少数人，几乎一片骂声，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低于播出底线的片子，是低水平的DV作品。是你，在季度评奖会上，一锤定音，大力表扬，说这是你“心目中的理想的调查性报道”，你给这个片子评了“季度银奖”和“最佳编导奖”。你不会知道，这对于一个刚刚大学毕业，信心极其脆弱的新人，是多大的鼓励。一直没有机会认真地说：谢谢你。
前《生活空间》编导郭佳在悼念文章《陈虻，永远的荡气回肠》中写道：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点亮，那需要纯真的力量，陈虻点亮了自己，同时照亮了一条道路，而我幸运地走上了这条路。他是领导者，同时也是教练。在《生活空间》工作的7年时间里，我体会到了职业追求和个人实现的高度统一，我和同伴一起燃烧、忘我，体会为理想而工作带给人的如痴如醉的幸福。为此，我感谢上天让我遇到陈虻。
附文：
纪录片《人在单位》导演@李成才在《陈虻三周年祭》的微博后边跟帖说：
这几天和两位陈虻带出来的导演，再聊起他的审片，陈虻早些时候审节目，一般片子要改六七遍，许多今天成名的导演，在当时都吓得没有勇气编了。但现在，她们感激陈虻。
（本文摘自《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45元）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汤传福 黄大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定价：38.00元
传教士的雄心与精明、口岸知识分子的郁闷与突围、朝廷的懵懂与应变、报人之间的思想与意气之争、改良派与革命派文攻和武斗、朝廷的言禁与革命的谣言、枪杆子与笔杆子……该书对大变局中的中国报界与国运一一进行了原生态展示。作者意在重新梳理报业史的发展脉络，“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道所在”，展现“新闻自由主义办刊思想”在近代中国（1815—1915）的浮沉、得失及经验。
他去世后，我们从网上收集到不少纪念文章，对此都有深刻的记忆与深情的追念：
机房里聚满了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陈虻一头飘逸的长发，端坐中央，俯身盯着编辑机。手边几块饼干，一瓶水，一包烟。
他不会放过任何瑕疵。审片专注时，长发随着节奏渐渐下滑，遮住眼睛，猛地向后一甩，长发复位，如此反复。
一部片子阅毕，就开始点评。编导们把陈虻的点评称作“痛批”，往往痛批的时间比片子还长。众人掏出本子记下他的真知灼见，戏称“这是看别人犯错误，自己长见识”。
“你骂人很狠，但被你骂过的人无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网友头发接着乱在博文中写道：“听你审片，几个钟头，胜读数年书。你的精确、清晰、尖锐、超越，一针见血，无人能及”。
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骂。他不骂人，骂事儿。编导们说，听他骂完了出来，业务确实有长进，也知道他是为我们好。被他骂是骄傲，说明他看得起你，觉得你有出息，能骂出来。
这就是陈虻的气场。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在整理相关资料时，我们注意到了他曾经多次阐述过自己的审片原则与价值理念，也注意到了在陈虻部下和同事的回忆文章里，有诸多对这些原则和理念的呼应。它们已经内化为许多人思想的一部分、行动的一部分。陈虻的生命，获得了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本篇博文的关键词：节目管理、审片原则、思维方式
陈虻：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1993年，陈虻出任《生活空间》制片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为这个栏目重新定位。他写下的创作宗旨是：表达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是那种需要用真切和平等才能体现的尊重。栏目的标版语也是他想出来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这句话里最关键的词是“自己”，表明了节目制作者的自我定位，不居高临下，不唯书、不唯上，不板起面孔说教，而是把自己当作老百姓的一员。陈虻说：在这个基础上去实现一种“人文教化”，或者说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引导人们去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加合理的人际关系。
栏目定位如此，决定了陈虻对节目管理、人员管理，包括审片，都是同样的精神气质，同样的价值观念。
陈虻说：就像我们拍片子不希望给观众一个结论，而只是给观众展示一个过程一样，我给同事们的也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权，一种对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他人相处的关系中，当然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他可以不在乎某个片子播出的效果，不在乎栏目的一时之短长，但在乎的是制作节目的人的变化，在乎的是一支队伍的整体提高。
他说：我不是在改片子，我是在改人。你是以怎样的态度在做人，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你将会告诉你的观众。观众不仅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被拍摄的他们自己，也可以看到拍摄他们的你们。既然文如其人，做节目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
陈虻：我在审节目的时候，对自己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怎么样更好。第二，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自己修改的欲望。
听陈虻审片过瘾、痛快。网友平安侯说，他能准确地拎出你要表达的东西，以及你错在哪儿，我们所有的毛病与弱点在他面前全都无法隐藏。
一位从2000年开始就在陈虻手下干活的编导说：陈虻讲片，很善于从表象出发进入本质，从片子的毛病分析到你创作的动机，解剖你认识事物的角度，然后从根本上改变你的创作理念，让你从心里往外感到清晰、透亮。
这个感受说到了陈虻的心坎上：“这位兄弟懂我！”他几次在培训或者讲课中都反复强调：
对一个节目提出意见的时候，只要不是政治性缺点，我从来不强令修改。我最后一句话总是说：你认为对的，你就改，你想不通的地方可以不改。我认为重要的是分析造成错误的心理原因，如果心理上的原因找到了，你又找到了说服他的方法，他自己就知道怎么改。
激发他自己修改的欲望，比修改这个片子更重要。如果我告诉他怎么改，他照着我的话去做了，他就仅仅是工具而已。如果我通过分析片子的错误，告诉他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找到修改的路径，那么他自己想改的就不仅仅是片子，改的是思维方法，改的是判断体系。
陈虻爱用这样一个比喻：我希望我的说法不是铁锹，是馒头。给你一把铁锹你就只能挖坑。我给的应该是馒头，你吃下去浑身是劲，愿意干啥就干啥。你觉得有劲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拆房就拆房，想种树就种树，干啥都行。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能量的交换，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足矣。
陈虻在给一些栏目讲课的时候，最后也要强调：
我说的东西不是教条，是你们思考问题的起点，不是对你们思想的限制。我这么说了，你就得这么拍片子，不对，不是这么个概念。这是我总结的经验，根据《生活空间》原来的40多人的创作经验，我自己这么揣摩，我们是这么干的，不一定准确。因此你们把我说的这些话，当成批判的靶子，或者是起跑线都可以，不是标准答案。
即便到后来，那个始自《东方时空》充满理想、激情、才华的时代渐渐过去，陈虻仍然在和节目较真儿，仍然坚守着他审片的那份理念。《东方时空》前编导周文飞在回忆文章中说：晚上八九点钟，他一脸倦容地走进机房，刚看完《社会记录》，在之前是《纪事》，在之前是《百姓故事》……被七八个或精彩、或平庸的片子折磨过，每一个都不敷衍；每一次审片，都像讲一堂课。我们拿着同意播出的签字，收拾好带子踏实地走人，他还坐着，说要等准直播的《时空连线》。
直到生病住院，陈虻还常常和前来探视的兄弟们谈做节目、编片子。他竟然能够记得起三四年前审过的片子，提到那些细节，目光炯炯，侃侃而谈，解释他当时为什么要那么批评，片子的问题在哪里。
当年，这些兄弟们几乎都得到过陈虻的当头棒喝：不怕你片子做不好，就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片子。 陈虻：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我更在意的是你的思维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包括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在审片的过程中，陈虻很重视如何与编导实现有效的交流。
2006年6月6日陈虻到《纪事》栏目组讲课，与一位新来的女编导讨论一个片子。问答交手几个回合下来，陈虻就敏锐地发现两人交流的过程有问题。他说：“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样聊下去，交流的成本太高，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以下是我们从录像带扒下来的文字记录，尽量保留现场交流陈虻语言的原汁原味。
陈虻先讲了以前和一个编导发生的故事：
我给他讲片子，我说你这片子主题应该是这个，他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再讲下一段，他还是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我一拍桌子，下次我审你片子之前，你怎么想的，你先写在纸上。然后我如果真的讲的就是你写纸上那个，把你的纸亮出来，我给你跪下。
为什么一定要这么严厉地批评他？“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什么错？人家不就接一下茬儿吗，你陈虻干吗那么不饶人？为什么不饶人，就因为他接受信息的方式是错误的，并不是因为他不尊重我，而是因为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老在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相同的部分，而不是寻找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部分。但是，他只有寻找到我的信息跟他的信息不同的那一部分，他才会真正有变化。他总是寻找相同的那部分，只能通过我来印证他是对的。一个人天天都这么听别人说话，他一辈子都改变不了。
因此你不能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就是说我给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是在想这个道理本身，你在想，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是有我的原因的。所以你永远领悟不了我跟你说的东西，这就是排斥。排斥并不是对我的不尊重，不是咱俩之间的关系，是你在社会生活中，你在学习过程中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所以必须改变思维方式，听人说话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事不对人，你千万别觉得这是丢人，你要在这儿工作，就要养成这样一个心理，就是说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你有变化，而不是为了把你说得不是一个人似的。你应该适应这种文化。还有啥问题，妹妹，请你给我再提问提问。
前《纪事》主编邓蕾
邓蕾：1995年加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任编导。后任《纪事》栏目主编，现任《新闻纪实》栏目副制片人。在她的回忆文章《记忆的碎片》中，描述了陈虻是如何改变她的：
刚到《生活空间》陈虻指出片子的问题时，我总是着急辩解：没拍到那个镜头是因为没有带子了，没写上那句词是因为拍摄对象不让说，状态留得不足是因为有人破坏了现场氛围等等。开始的时候陈虻耐心地听，直到有一次，在我急急解释的时候，陈虻轻轻说了一句：你的片子不是只给我看，你是给所有的观众看的，你能把所有的理由解释给他们吗？那之后，我学会了不再给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我讲话的语速快，想要表达的东西多，很多时候在陈虻说话的空当时我会插空将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有一晚审片，我又在忙着表达自己的想法，陈虻说：其实你一直没在听我说什么，你之所以听我说话，是想办法找我的断点，然后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你这是倾诉的另一种方式。那之后，我开始学习倾听。
陈虻：审片的四层次：主题、结构、细节、节奏
每一年，陈虻要审看的节目数量接近上千部，他审看的每一个节目都要保证安全播出。
网友@故园风雨前在微博里描述了陈虻审片的状态：
他是一个一个，一遍一遍审。《生活空间》日播，片长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2到3小时，偶尔更长。《百姓故事》日播，片长10分钟，审一次常规说1小时以上，偶尔更长。《社会记录》一周5播，片长29分钟。审一次常规说1小时，偶尔更长。《时空连线》、《实话实说》未算在内。所以你可以算出来他的生命是怎样度过的，因为刨除这些跟编导们在一起的时间，剩下的并不太多了，简直太少了。
以《生活空间》时的审片为例，陈虻出任制片人之后，每一部片子他都看过、审过、评过，平均看过三遍以上。大部分片子是从拍摄前的构思立意就开始参与并出谋划策的。他看过就评，从选题的文化意蕴到结构的逻辑顺序，从段落的衔接到景别的搭配，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评。
陈虻说：对于一个片子的审查，我一般分四个层次：第一，看主题，看一个主题有无错误，有没有意义；第二，审结构，有了一个主题，看你用什么方式结构，结构过程中的每个段落，都承载着逻辑功能，是不是每个段落都实现了这个逻辑功能；第三，观察细节的表达；第四，检查节奏。
摘引陈虻对一个片子的一段评价，可以看出他审片时的用心程度，对技术把关的严格：
这个片子在处理的详略上，在处理的节奏上，在处理内容的表述上，在逻辑关系上，在镜头的剪接上，在很多方面，我觉得是很严谨的，而且应该说他的技巧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个片子所要表达的内容，形式和内容非常吻合。
如此高强度的审片和高标准的要求，逼迫陈虻必须随时准备灵感闪烁、火花迸发、新招迭出。陈虻开玩笑地说：我自己都佩服自己能这么思如泉涌、妙语连珠了。
《共同关注》栏目的编导陈钰洁：时任
（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栏目编导，现任经济新闻部记者。在《智者的背影》一文中，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
当天傍晚，陈虻老师审了两个片子，审片的时候，机房满满的都是人，目的只有一个，“听陈虻老师审片”。听说这样的情景，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有句话说“文人相轻”，当一个人能够自动地吸引周围人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散发出来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其实，我是抱着挨批的心理准备聆听审片意见的，但陈虻老师对于片子却只说了三点：第一，片子的亮点在于挖掘了救援人物的矛盾心理，但纯属歪打正着（一语中的，心里暗自佩服），第二，应该多一些特写，放大细节。第三，紧张的情绪并不依赖于音乐音效，而在于剪辑的节奏。仅仅几句话，却让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而此后陈虻老师的一番话更是让我终身难忘，他说：我不要求你们改片子，我希望改的是人，一个片子改得再好，收视率再高，终究是一个片子，而你真正在这个片子中学到的东西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你们能把工夫腾出来，多在节目外做做功课，多学习，不要只是跟一个片子较劲，不要总熬夜，这样下去，把身体弄坏了，什么片子都做不出来。
陈虻讲片子非常注重细节，他举过一个例子：连战去年来北京，台湾TVBS、东森、中天都来记者了，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全不一样，当然跟咱们的新闻比，就更有区别了。比如同样的一个镜头，胡锦涛接见连战代表团，台湾的电视可以把胡锦涛跟代表团员们握手的时间读秒，最后统计出来，胡主席跟某某、某某握手时间都是三秒钟，跟某某、某某握手时间长达六秒，最后发现这些六秒的人，都是台湾泛绿阵营，属于“台独”的激进分子。
从网络上收集到的纪念文章中，有一篇关于陈虻审片的记录很珍贵。此篇文章出自《东方时空·东方之子》一位年轻编导之手。据这位编导回忆，他当时向陈虻请教“选题越来越窄，怎么办？”
陈虻说：老“炒现成饭”，说明你们的选题思路没有变化。白岩松，央视著名主持人，新闻评论员。曾任《时空连线》栏目制片人，现任《新闻1 1》栏目主持人，2010年9月出版著作《幸福了吗》。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以前评论部是知不可为而为之，现在是知可为而为之，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有的选题、人物，上面觉得敏感，觉得是个禁区，咱们是不是可以努一努，想办法碰一碰，不碰怎么知道不行呢？以前的《东方时空》，哥儿几个凑一块儿，总想碰碰不让碰的选题。碰，不是瞎碰，好片子出来，必须认识深刻、表达深刻，还要包装深刻，恰当有分寸地表达是获得信赖的方式。为什么把某个题材列为禁区，上面有上面的道理，怕播了出乱子，你通过有分寸地表达，上面一看，播了没事儿，下回就可能还让你继续往深里做。
这位编导是个有心人，在日记本上还摘要记下了他印象深刻的几句话：
关于敏感选题的触碰，陈虻说，不能冒进，否则在某一个选题上前进一大步，就可能付出整体后退的代价；
关于对我党新闻事业的忠诚问题，陈虻说，不分青红皂白的愚忠比不上带血的忠诚可贵。
关于典型人物的宣传，陈虻说，要学会挖细节，换角度。
这篇日记的时间是2007年12月1日。陈虻胃出血出院以后，他在带病坚持工作。转年的三月，他就被检查出胃癌晚期再度入院。
陈虻：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陈虻审片除严厉、严格之外，还有动人的温情：
《百姓故事》制片人陈真
陈真：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百姓故事》栏目制片人，现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审片部副主任。，和陈虻结识近20年，也是做电视纪录片出身的。他说：我常想起陈虻审片时的情景，每当节目中出现感人的场景时，眼圈最早红的一定是他。为我们节目中的人物和故事，陈虻经常感动得泪流满面。
在参与过《生活空间》创办的蒋樾记忆中，陈虻“是一个性情中人，经常被感动得流眼泪，但基本上他流眼泪的片子都是很难通过的片子”。
《实话实说》编导郑宇鸿郑宇鸿：时任
（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策划，现任新闻中心策划部综合组策划。，在第一次听陈虻审片时，就有一个奇迹般的发现：“审着审着片子，我们就听到细微的声音，开始以为带子有问题，一扭头，看到主任哭了，满脸的泪水。那些关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话语，常常会叩开他敏感的神经，他很容易被感动。”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阿忆，在崔永元生病期间，曾经代班过《实话实说》的主持人。他在《陈虻三周年祭》的微博上跟了一帖：
他骂人很损，但确实太有见地，由他负责审查《实话实说》的3个月，是俺代班主持这个节目时收视率最高的时期，审查《长大不容易》那期的过程中，他哭了3次，多么率性的大哥！
还有一次，审一个关于“非典”的片子。那时，“非典”题材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再加上那期访问的对象，是将“非典”从南方带到北方的第一人：一位女患者。片子能否通过，面临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都很大。网友闹闹在博文《平视陈虻仰视陈虻》中回忆：
陈虻审片，认真听了那个女子的叙述后，他几次动容，坚持播出。还连夜和栏目制片人讨论了这期片子的主旨、该采用的素材和剪接节奏等。其胸怀、魄力和专业水准让人大开眼界。
还是这位“闹闹”，在另一篇博文《最后的告别》中写道：
审完《唐山姐妹》，你对我说，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那滴泪，如今挂在我脸上。
最后一次，山西卫视研讨会，
你说最可怕的是没有标准，做人、做事、做节目。
我记得了。
2006年陈虻在赣州为《我的长征》剧组讲课的时候说：确实我每一次看你们做过的那些片子，我每次都流泪，我也推荐了中央电视台很多的栏目来报导这个活动。为什么呢，这些人确实让我感到非常纯粹，他们内心非常纯净，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理想，让我非常的感动。
经陈虻之手，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电视人。他们深深受益于他。如此真诚无私的“传帮带”，在当今世道是稀缺的，恐怕也已成为央视的绝唱。
《新闻调查》栏目的编导范铭范铭：时任（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编导，现任《看见》栏目主编。牢记这样的往事：
我在《新闻调查》的第一个片子《双城的创伤》，播出时除了制片人张洁和少数人，几乎一片骂声，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低于播出底线的片子，是低水平的DV作品。是你，在季度评奖会上，一锤定音，大力表扬，说这是你“心目中的理想的调查性报道”，你给这个片子评了“季度银奖”和“最佳编导奖”。你不会知道，这对于一个刚刚大学毕业，信心极其脆弱的新人，是多大的鼓励。一直没有机会认真地说：谢谢你。
前《生活空间》编导郭佳在悼念文章《陈虻，永远的荡气回肠》中写道：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点亮，那需要纯真的力量，陈虻点亮了自己，同时照亮了一条道路，而我幸运地走上了这条路。他是领导者，同时也是教练。在《生活空间》工作的7年时间里，我体会到了职业追求和个人实现的高度统一，我和同伴一起燃烧、忘我，体会为理想而工作带给人的如痴如醉的幸福。为此，我感谢上天让我遇到陈虻。
附文：
纪录片《人在单位》导演@李成才在《陈虻三周年祭》的微博后边跟帖说：
这几天和两位陈虻带出来的导演，再聊起他的审片，陈虻早些时候审节目，一般片子要改六七遍，许多今天成名的导演，在当时都吓得没有勇气编了。但现在，她们感激陈虻。
（本文摘自《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45元）
《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汤传福 黄大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定价：38.00元
传教士的雄心与精明、口岸知识分子的郁闷与突围、朝廷的懵懂与应变、报人之间的思想与意气之争、改良派与革命派文攻和武斗、朝廷的言禁与革命的谣言、枪杆子与笔杆子……该书对大变局中的中国报界与国运一一进行了原生态展示。作者意在重新梳理报业史的发展脉络，“探寻新闻业发展的大道所在”，展现“新闻自由主义办刊思想”在近代中国（1815—1915）的浮沉、得失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