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主持人语：
荷尔德林在18世纪末的质问：“在一个技术和功利占统治地位的贫乏时代，诗人何为？”至今振聋发聩。他发现了繁荣时代的最严峻问题，即贫乏问题。追寻隐匿的神迹，发现人内在的神圣性，用诗与思重塑心灵，人与万有合一，天空、大地、神圣者、短暂者的合一，激情、美、诗性……这些，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伟大的“复魅精神”。如此，人才能“诗意栖居”。李德武的文章是与荷尔德林的一次“神交”，限于栏目篇幅，这里节选发表上半部分。（沈苇）
雪落苏州，蜡梅绽放，我决定动笔写荷尔德林。正如雪绕不过苏州，蜡梅绕不过冬天，我绕不过荷尔德林。但他不是裹挟着西北风呼啸而来，而是轻缓地飘然而至，循着蜡梅的香迹，似乎应和着彼此的呼唤。此刻，荷尔德林离我不远也不近。我处于接近他的路上。我隐约从落雪中窥见他纯粹而孤獨的眼神，听到他喃喃自语：
已获安慰！生命值得痛苦，
只要神的太阳照耀我们，
更美好的景象徜徉于心，
啊！友好的眼睛陪我们哭泣。
——《致诺伊弗尔的信》（戴晖译）
哲学和艺术大师辈出：
心灵何以卓然其上？
荷尔德林处于德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时期，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在文学上，歌德、席勒建立了辉煌的地位。在哲学上，康德以其《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开创了哲学的新时代。在康德引领下，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竞相绽放，思想的狂澜一时在德国高潮迭起，惊天动地。荷尔德林深受这些哲学家思想的影响，他对康德充满了崇敬，1799年1月1日在给兄弟的信中他写道：“康德是我们民族的摩西，他领导人民走出埃及的颓败，进入自由而孤独的思辨的沙漠中，他从神圣的山巅为他们带来生机勃勃的法规。”（《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10页）荷尔德林从康德这里获得了两样十分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作为德国“摩西”的引领者精神，一个是用来规定和解释世界的至高的“规则”意识。他在1796年2月24日给伊曼努埃·尼特哈墨的信中说：“我研究康德和莱茵哈特，以期在这种元素中再度集中精神，让由于徒劳的努力而涣散并且削弱的精神坚强起来……在哲学书信中我想发现这样的原则，它为我解释我们思维和存在的差别，而且它也有能力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冲突，当然，还有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冲突。”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78-379页）
同样，荷尔德林也一度追随费希特，他选修了费希特的课，深受费希特的知识论影响，他在1794年11月从耶拿寄给诺伊弗尔的信中写道：“……现在费希特是耶拿的灵魂！……是他！我从没有认识一个人有如此的精神深度和力量。在人之知的荒僻的领域，他探究并且规定这种知的原则和随之而来的法的原则，他以同样的精神力量思考由这些原则得出的最辽远、最大胆的结论，不顾黑暗的暴力，将之述诸文字和课堂，带着火一样的激情和规定性，两者的契合若离开他的垂范，对于我这可怜的人也许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我天天听他的课。”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65页）
除此以外，荷尔德林与谢林和黑格尔保持交往，经常在书信中探讨哲学问题。特别是，他深受席勒的帮助和扶持，并通过席勒结识了赫赫有名的歌德。尽管荷尔德林对歌德没有在艺术上作深入的研究，但他对自己能够结识歌德仍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他在1795年1月26日给黑格尔的信中说：“我和歌德谈过话，兄弟！发现如此丰富的人性蕴藏，这是我们生活最美的享受。他谈话时那么和蔼可亲，每当我想起，我的心不禁笑了还笑。”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67页）荷尔德林还在1796年6月2日给兄弟的信中，用歌德的话启发引导弟弟爱和兴趣是成就伟大理想的前提。他写道：“歌德在什么地方曾说过‘兴趣和爱好是飞往伟大事业的翅膀’——真理也是如此，谁热爱它，将发现它;大多数人生长在畏缩自私的视野中，我们遗憾地！在这供我们栖息和跋涉的寸土上，几乎处处发现这种视野，而谁的心灵卓然其上，谁不心胸狭隘，他的精神肯定在本意上也非如此。”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80页）
身处大师辈出的时代，这是荷尔德林的荣幸，也是他的不幸。荣幸的是，他直接受教于每一位大师的思想影响，通过交往，更真切地感受到哲学家思想深处的人格和精神魅力。毫无疑问，受这些伟大思想的浸润和影响，荷尔德林的见地和智慧，理想和情怀都得到了开阔和提升。不幸的是，他要获得与大师们同等的地位、影响力和至高的荣誉是如此之难，意味着他必须要努力跨越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座高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他要超越前辈都必须具备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事实上，他为此付出的牺牲和承受被漠视的痛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尽管他比黑格尔活得要长，但是，由于精神疾病的原因，他过早地丧失了思考的天分和艺术创造力。100多年以后，人们才重新发现他，仿佛发现历史遗留的一个宝物，人们向他献上迟来的敬重和赞叹。或许，这就是荷尔德林悲剧式的命运，所有迟来的一切都不表现为一种亏欠和补偿，而是悲剧预设的情节和效果：惋惜中的惊叹！
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狂飙突进：
贫乏时代诗人何为？
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大变革时期，从英国和法国兴起的以倡导以科学和理性思想破除宗教、权力等蒙昧思想为主的启蒙运动直接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迅速席卷欧洲。深受政教一体和君主制压制的人们激情和思想活力得到极大地解放。承继文艺复兴倡导的崇尚人性、自然的进步精神，哲学和思想界一度百花齐放，达到了繁荣的巅峰。创新与进步，规划设想人类美好的未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们探究真理和人类行为法则的共同理想和目标。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崭新而强大的活力在欧洲大地迅速涌起，这就是18世纪下半叶始自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不断探求真理和规则，高扬人类崇高理想的旗帜不同，工业革命进行的恰恰是通过大规模的机器化生产替代人手工生产，在追求产值和利润的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让欧洲工业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和出路。机器的生产和普及远比哲学思想的普及还要快，人们看到科学带来的现实利益，于是，科学技术成为企业家，乃至国家竞争的主要生产力。 工业革命的潮流要比单纯思想界的启蒙运动潮流强劲得多，不免让思想界的精英们有些失落，特别是面对新思想、新观念的不断出现，传统思想和观念存在的价值受到极大的挑战，人们被裹挟在由工业革命推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旋涡之中，自我无法驾驭灵魂的走向和生命价值的定位。以上这些现实问题为荷尔德林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方向选择提供了参照系。
荷尔德林所有思想和艺术的出发点，都源自于他发现的繁荣时代最严峻的问题，即贫乏问题。他曾对自己，也是对时代发出这样的质问：“在一个技术和功利占统治地位的贫乏时代，诗人何为？”这是他给自己提出的带有神圣义务和责任感的命题，也是给所有诗人提出的一个带有自我反思和价值确定的严肃拷问。
那么什么才是荷尔德林所认为的时代贫乏？
第一，在重视机器的时代，规则变得局域和僵化，自然建立的崇高规则被打破，人在机器的规则中变得渺小和迟钝。对此，荷尔德林提出重新唤醒人身上的神圣性。在《美侬诔笛奥玛》诗中，荷尔德林写道：
我想庆祝，可为何？与人同咏，
却如此寂寞地没有任何一位圣者？
神圣性的缺席，使得人们的精神平面化，线性化，单薄而脆弱。荷尔德林认为自己的使命之一就是唤醒人内在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就是对美和崇高意识的追求。
第二，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将人带入抽象的空洞之中，人丧失了作为人的丰富情感。对此，荷尔德林提出用诗和思重塑心灵。他在1794年11月给诺伊弗尔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的头脑和心灵充满了我想用思和诗完成的一切，也充满我有义务用行动来完成的一切，后者当然不是单独一人去做。亲近真正伟大的精神，亲近真正伟大的、自主而勇敢的心灵，这击倒我又扶起我，如果我不应最后悲伤地屈服而逃之夭夭，以外的幼稚和软弱之举自我安慰，任凭世界的运化，旁观真理和法的没落和兴盛，艺术的繁荣和枯萎，一切人作为人而感兴趣之物的死亡和生存，人们从他的角落里静观这一切，如果任其发展，则以消极的美德面对人性的种种要求，寧可进坟墓，也不要这种状态。必须从朦胧和微睡中自拔，温和而有力地唤醒半成熟和半死亡的种种力量。”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65页）
这是荷尔德林的行动法则，即用诗与思重塑心灵，体现为情感——理性合一法则，或者叫情感——法则一体化，以便使人从僵化的工具性思维（理性和逻辑，概念和形而上学）中丰满自己，具有自然的神力。这也就是荷尔德林追求的理想的生命状态：“与万有合一，这是神性的生命，这是人的天穹。”（《许佩里翁》《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8页）
第三，理性和机器都把人束缚在对当下问题的解决上，人丧失了眺望和预见未来的本能，哲学因此变得短视，人因此变得没有远大胸怀。对此，荷尔德林提出了一种为未来目标而思考的哲学，其思考的前提不是探寻万物的原理、规则、知性，而是探索其自由、良心、信仰、义务等人类本质力量的产生规则，并将这种规则由道德伦理上升到人的自然性规则。在1793年9月给兄弟的信中写道：“你的心的情感成为精粹的、坚定的原则，思想没有扼杀它，而是使它得到巩固和稳定。”荷尔德林在寻找一条由人内心出发抵达至高法则的路径。这条路径的出发点是崇高情感，而使人做出崇高判断的尺度是良心。
第四，启蒙运动以来，颠覆传统成为人们创新的方向标，由于创新行为的盲目与粗暴，导致传统中十分有价值的东西被破坏，造成当代与传统的断裂，比如与古希腊精神的断裂使人们身上的悟性钝化，对自然美和神性的感知世界“沙漠化”，人的心灵和精神陷入到“粗暴的黑暗”中。对此，荷尔德林强烈地呼唤在我们心灵中复活古希腊精神，重归伟大而神圣的精神故乡。当然，荷尔德林不是强调守旧与倒退，而是在人们的内心唤醒古希腊那种对自然、责任、牺牲、吟咏的伟大情怀，在我们当下的人身上，以“一切即一”的高远眼光，向天地万物、向古今未来敞开自己的胸怀，抵达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纯粹境界。
他在1799年1月11日写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啊，希腊，以你的天才和虔诚。你到哪里去了？甚至我，也以良心的愿望，用我的行动和思想摸索着这世上唯一之人的足迹，因为我像用平板鹅掌踩在现代的潮水中，无力地向希腊之天穹举起翅膀，所以我的言行往往愈加笨拙。”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12页）而在1799年6月写给苏瑟特·孔塔德的信中则写道：“我不得不日复一日重新呼唤消失的神性。我思念伟大时代的伟人，他们是这样，如神圣之火，抓起周围的一切，把世上所有的死者、顽愚及稻草付诸一炬，腾化上天空，然后想起我，我是怎样常常如一盏明灭的灯，为了片刻将黑夜照亮，四处周游乞讨一滴油。”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14页）
针对先锋类作家提出艺术要表现当下的民族性，创作不可能再重回荷马时代，而是要超越古希腊的言论，荷尔德林回答道：“没有什么比学会自由地运用民族性的东西更为困难的了。而依我所见，恰恰是表现的清晰对于我们原本是如此自然，一如天火对于希腊人。正因如此，与其说可以在那种荷马的精神之现实和表现天赋上超过希腊人，不如说在你也具备的美的激情上超过他们。”而就艺术的内在规则而言，荷尔德林看到：“生机勃勃的关系和秩序在希腊人和我们这里都必然是至高无上的。”从本己的丰富性方面，荷尔德林认识到，基于匮乏和需要，在自我丰富的进程中，“希腊人是不可或缺的”。在知性和个性的张扬上，荷尔德林发现古希腊人崇尚英雄、健美体魄和自然的身影虽已远去，却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依旧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从美的角度，荷尔德林也对古希腊作了透彻的研究和思考。他写道：“古典的景观给了我一种印象，它使我不仅更理解希腊人，而且领会了艺术的精髓，这种艺术即使在至高的运动中，在概念和一切严肃看法的现象化过程中，仍维持万物的宁静和自由，稳定在这意义上是表现手法的最高品类……我想，我们不会为从古至今包括我们的时代的诗人们作注释，整个吟唱的方式即将采取另一种性格，我们之所以没有盛行于世，是因为我们自希腊人以来又开始用真正原始独具的方式来吟唱，它是祖国的自然方式。”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41—444页） 思维与存在的冲突撕裂一体性：
人当归于物还是美？
人是天地人神的综合体，人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人创造美和艺术，并因此成为世界最高的主宰者，人并不是理性的囚徒，概念的随从，自然的附属物，人用伟大的情感和无限的感应能力使万物生辉。这是人应当成其为人的目标，也是自觉行动的内在动力。当荷尔德林质问自己“贫乏时代诗人何为？”时，他也是在质问：“贫乏时代人当何为？”荷尔德林在1793年9月写给兄弟的信中写道：“人们如此热情友善地与万物相接，而参与一切，并不满足一个人，他要一位一位朋友，我们的心灵在朋友中再发现自己，并且感到快乐。我应向你承认，我很快就要超出这一阶段。我不再如此热衷于个别的人。我的爱是人类，不过不是腐败、奴性和懒散的人。但是，我热爱在堕落的人中仍存在的伟大和美好的禀赋。我爱将来世纪的人。这是我的最幸福的希望，使我保持坚强活力的信仰，我们的子孙将比我们更好，自由一定会到来，而美德在神圣而温暖的光明中将比在专制的冰冷地带成长得更好。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朝着美好的明天而努力的时期。启蒙的萌芽，这种个体向人类之教养转化的宁静的希望和奋斗，将遍布四方，茁壮成长，并且结出灿烂的果实。看！亲爱的卡尔！这是我的心所牵挂的，这是我的希望和行动的神圣目标——即，在我们的时代唤醒将于未来成熟的萌芽……啊！但愿我找到一颗心灵，他和我一样，追求那一目标，这颗心对于我神圣而珍贵，是超越万物的至尊。而现在，心灵的兄弟！那一目标，人类的教养和改进，那一目标，在我们此生也许实现得并不完满，但是，在我们的作用范围内做得准备越多，就越容易在更美好的后世实现它。”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46-347页）
这封信里透露出荷尔德林的理想和信仰。即唤醒人类未来美好教养和伟大禀赋的萌芽。他从古希腊的英雄、智者和众神中萃取人类精神和品质的精华，从基督教中萃取人的责任感和献身品德，以此作为自己，乃至未来人类的精神本质和目标。这里面涉及到神圣、至尊等与宗教性概念相关联的词汇，我们要清楚荷尔德林并非在宗教的意义上谈论神性，也不是在一般的道德层面谈论神圣性。从这封信里，我们确信地了解到荷尔德林奉为神圣的是那颗对人类未来和伟大禀赋充满爱和礼赞的心灵。这个神灵非宗教的神，神圣代表至高无上，体现在他自身意识中则是终极的目标和不可动摇的行动。因此，这颗心灵是高于万物的至尊。这个至尊仅仅对奉持神圣心灵的荷尔德林而存在，他皈依这个至尊，并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听命于他的导引去培育和壮大神圣心灵的影响力。同时，他也希望每一个个体像自己一样如此感悟和自醒，而让人类社会始终都葆有伟大的激情、伟大的创造力和令人自足的幸福感。
丰盈，激情，智慧，自由。这是美的人生，也是理想的人生。哲學是枯燥的，强迫的，人需要通过哲学的桥梁，走进丰饶的自然，唯此，人才能走出自我设计的理性牢狱，走出孤绝和凄凉，进入火热而美的世界。他在1796年2月24日写给伊曼努埃·尼特哈墨的信中谈到对哲学的态度，他说：“你建议我勿陷于抽象，就像从前我溺于其中心绪不宁时你给我的建议一样，这些建议在今天对于我诚为可贵。哲学是一位暴君，与其说我甘心臣服于他，不如说我容忍其专横……在哲学书信中我想发现这样的原则，它为我解释我们思维和存在的差别，而且它也有能力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冲突，当然还有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冲突——从理论上讲，在灵性的观照中，消除这些冲突无需我们实践理性的帮助。为此，我们需要审美的性情。”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78-379页）
把对世界的认知转向对人和世界关系的认知。按照至高的审美情感，从一体的角度，重新构建心灵的空间和秩序。如果问这件事以前谁曾做过？毫无疑问，那就是古希腊的众神。这种存在毫无疑问在机器，技术和纯粹理性中都无法达到。实用主义把人导向物，而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应当是美。所以，这一人生路径只有通过诗抵达。诗是激情和秩序的综合存在，是体验，现实和感悟的综合体，是人丰盈、活力的灵魂写照，是本真生命的体现。为什么说哲学是暴君？在荷尔德林看来，哲学的“强权”体现在对规则规定的有限性上，仅适用于解决普遍性问题，不适于解决人个性化自由意志支配的问题。荷尔德林在1796年6月21日写给兄弟的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理性和知性的认识，他写道：“理性提供根据，而知性把握理解。理性以它的原则、行动和理想的法则提供根据，它们只是关涉人的普遍矛盾，即对绝对的追求和对限制之间的矛盾。然而，理性的原则本身又由理性来论证，而包含于理性原则中的应该以这样的方式依赖于（理想的）存在……正如理性按照其理想构成它的法则，同样知性按照这些概念构成它的法则。这些准则包括规范和条件，在此之下，任何行动或对象都必须服从那些普遍概念……普遍概念不处于自由意志支配之下。服从于普遍概念的行动：占有某物。”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82页）普遍概念的行动将人们导向“占有某物”，这便是哲学暴君的强权体现，也是哲学成为人类心灵自由的桎梏体现。但世界总是伴随着哲学而存在，而荷尔德林决心要在哲学之外走自己的路。他在信中继续写道：“让世界走它的路，如果它不能停下的话，我们走我们的路……我希望这个夏季比以往更有作为。从我们的本质中创造出一些东西，当我们离去，它们留存。原本唯一是这种冲动将我们系于此生。”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82页）
历史过时了吗？是否在世上存在古老不变的东西？我们不断地追求创新就代表灵魂的深度和广度吗？是什么真正将我们逐出安乐的家园？是大地吗？是日月吗？还是我们不安的心和无限膨胀的欲望？我们不曾发现缺失的热情和高尚情怀从未远离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让容忍它们在心灵中沉睡，对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唤醒，培育和壮大。
诗不是作为语言存在，而是作为心灵事实和现实行为而存在，是作为生活的形态而存在。他并不是创造出来的，他是映现出来的。荷尔德林在1793年7月21日写给诺伊弗尔的信中说：“在作品中我真正地生活并且操劳。”
这是另一个真理，即人尊严而荣耀地存在，人当自由而优美地存在，人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有人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包括了游戏性，且不知，这恰恰是荷尔德林反对的，他在1799年1月1日写给兄弟的信中对诗意的本质做了明确的界定。他写道：“诗以与游戏不同的方式团结人;在他们真正存在和真正发挥作用时，团结他们，带着所有纷杂的苦难、幸福、追求、希望和恐惧，带着他们所有的见解和谬误、美德和理念，带着他们中间的一切，伟大和渺小，渐渐地统一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条分缕析的深情之整体，显然，正是这应该是诗本身。”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12页）
荷尔德林从康德那里获得立法和合一性启示，并打破纯粹理性的桎梏，将激情融入其中;他吸收费希特知性理论，将心灵的丰盈看作是世界一切美的集萃，又超出了费希特对狭隘知性的界定。他更是从席勒的自然主义中获得启示，将自然提升到人的自然。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规则滑入空洞或虚无的世界，他将呈现的目光对准平庸的生活，他并没有高贵的生活，尽管他内心真正热爱的是高贵的生活，而是选择他“过分回避的平庸生活”（普通生活），这样，他就巧妙地将务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纳入到自己艺术表现的法则之中。他在1798年11月12日写给诺伊弗尔德信中说：“纯粹只能在非纯粹中呈现自身，如果你试图丢开庸俗而表现高贵，高贵将作为最不自然的，最不协调的伫立于此。”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02页）
的确，深层地说，荷尔德林并没有多少绝对的创新，他在整合与集萃，他在捍卫已有的好的东西，特别是古老不变的东西。他在小说《许佩里翁》《倒数第二稿·序》中直言：“我最不情愿的是，它新颖独特。原创性对我们来说就是新奇;而对于我没有什么比和世界一样古老的东西更可爱。”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页）
作者简介
李德武，1963年出生。诗人、诗歌评论者。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出版诗集《窒息的钟》，2000年与朋友合出《九人诗选》，2015年出版《李德武诗文集》。2017年至今，先后自费印制诗集《逆光》《中转站》《黑松石》。1980年至2002年，在哈尔滨生活工作，2002年移居苏州至今。
荷尔德林在18世纪末的质问：“在一个技术和功利占统治地位的贫乏时代，诗人何为？”至今振聋发聩。他发现了繁荣时代的最严峻问题，即贫乏问题。追寻隐匿的神迹，发现人内在的神圣性，用诗与思重塑心灵，人与万有合一，天空、大地、神圣者、短暂者的合一，激情、美、诗性……这些，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伟大的“复魅精神”。如此，人才能“诗意栖居”。李德武的文章是与荷尔德林的一次“神交”，限于栏目篇幅，这里节选发表上半部分。（沈苇）
雪落苏州，蜡梅绽放，我决定动笔写荷尔德林。正如雪绕不过苏州，蜡梅绕不过冬天，我绕不过荷尔德林。但他不是裹挟着西北风呼啸而来，而是轻缓地飘然而至，循着蜡梅的香迹，似乎应和着彼此的呼唤。此刻，荷尔德林离我不远也不近。我处于接近他的路上。我隐约从落雪中窥见他纯粹而孤獨的眼神，听到他喃喃自语：
已获安慰！生命值得痛苦，
只要神的太阳照耀我们，
更美好的景象徜徉于心，
啊！友好的眼睛陪我们哭泣。
——《致诺伊弗尔的信》（戴晖译）
哲学和艺术大师辈出：
心灵何以卓然其上？
荷尔德林处于德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时期，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在文学上，歌德、席勒建立了辉煌的地位。在哲学上，康德以其《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开创了哲学的新时代。在康德引领下，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竞相绽放，思想的狂澜一时在德国高潮迭起，惊天动地。荷尔德林深受这些哲学家思想的影响，他对康德充满了崇敬，1799年1月1日在给兄弟的信中他写道：“康德是我们民族的摩西，他领导人民走出埃及的颓败，进入自由而孤独的思辨的沙漠中，他从神圣的山巅为他们带来生机勃勃的法规。”（《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10页）荷尔德林从康德这里获得了两样十分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作为德国“摩西”的引领者精神，一个是用来规定和解释世界的至高的“规则”意识。他在1796年2月24日给伊曼努埃·尼特哈墨的信中说：“我研究康德和莱茵哈特，以期在这种元素中再度集中精神，让由于徒劳的努力而涣散并且削弱的精神坚强起来……在哲学书信中我想发现这样的原则，它为我解释我们思维和存在的差别，而且它也有能力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冲突，当然，还有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冲突。”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78-379页）
同样，荷尔德林也一度追随费希特，他选修了费希特的课，深受费希特的知识论影响，他在1794年11月从耶拿寄给诺伊弗尔的信中写道：“……现在费希特是耶拿的灵魂！……是他！我从没有认识一个人有如此的精神深度和力量。在人之知的荒僻的领域，他探究并且规定这种知的原则和随之而来的法的原则，他以同样的精神力量思考由这些原则得出的最辽远、最大胆的结论，不顾黑暗的暴力，将之述诸文字和课堂，带着火一样的激情和规定性，两者的契合若离开他的垂范，对于我这可怜的人也许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我天天听他的课。”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65页）
除此以外，荷尔德林与谢林和黑格尔保持交往，经常在书信中探讨哲学问题。特别是，他深受席勒的帮助和扶持，并通过席勒结识了赫赫有名的歌德。尽管荷尔德林对歌德没有在艺术上作深入的研究，但他对自己能够结识歌德仍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他在1795年1月26日给黑格尔的信中说：“我和歌德谈过话，兄弟！发现如此丰富的人性蕴藏，这是我们生活最美的享受。他谈话时那么和蔼可亲，每当我想起，我的心不禁笑了还笑。”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67页）荷尔德林还在1796年6月2日给兄弟的信中，用歌德的话启发引导弟弟爱和兴趣是成就伟大理想的前提。他写道：“歌德在什么地方曾说过‘兴趣和爱好是飞往伟大事业的翅膀’——真理也是如此，谁热爱它，将发现它;大多数人生长在畏缩自私的视野中，我们遗憾地！在这供我们栖息和跋涉的寸土上，几乎处处发现这种视野，而谁的心灵卓然其上，谁不心胸狭隘，他的精神肯定在本意上也非如此。”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80页）
身处大师辈出的时代，这是荷尔德林的荣幸，也是他的不幸。荣幸的是，他直接受教于每一位大师的思想影响，通过交往，更真切地感受到哲学家思想深处的人格和精神魅力。毫无疑问，受这些伟大思想的浸润和影响，荷尔德林的见地和智慧，理想和情怀都得到了开阔和提升。不幸的是，他要获得与大师们同等的地位、影响力和至高的荣誉是如此之难，意味着他必须要努力跨越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座座高山。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他要超越前辈都必须具备非凡的才华和创造力。事实上，他为此付出的牺牲和承受被漠视的痛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尽管他比黑格尔活得要长，但是，由于精神疾病的原因，他过早地丧失了思考的天分和艺术创造力。100多年以后，人们才重新发现他，仿佛发现历史遗留的一个宝物，人们向他献上迟来的敬重和赞叹。或许，这就是荷尔德林悲剧式的命运，所有迟来的一切都不表现为一种亏欠和补偿，而是悲剧预设的情节和效果：惋惜中的惊叹！
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狂飙突进：
贫乏时代诗人何为？
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是欧洲大变革时期，从英国和法国兴起的以倡导以科学和理性思想破除宗教、权力等蒙昧思想为主的启蒙运动直接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迅速席卷欧洲。深受政教一体和君主制压制的人们激情和思想活力得到极大地解放。承继文艺复兴倡导的崇尚人性、自然的进步精神，哲学和思想界一度百花齐放，达到了繁荣的巅峰。创新与进步，规划设想人类美好的未来成为哲学家、思想家们探究真理和人类行为法则的共同理想和目标。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崭新而强大的活力在欧洲大地迅速涌起，这就是18世纪下半叶始自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启蒙运动不断探求真理和规则，高扬人类崇高理想的旗帜不同，工业革命进行的恰恰是通过大规模的机器化生产替代人手工生产，在追求产值和利润的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让欧洲工业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和出路。机器的生产和普及远比哲学思想的普及还要快，人们看到科学带来的现实利益，于是，科学技术成为企业家，乃至国家竞争的主要生产力。 工业革命的潮流要比单纯思想界的启蒙运动潮流强劲得多，不免让思想界的精英们有些失落，特别是面对新思想、新观念的不断出现，传统思想和观念存在的价值受到极大的挑战，人们被裹挟在由工业革命推动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旋涡之中，自我无法驾驭灵魂的走向和生命价值的定位。以上这些现实问题为荷尔德林自己的思想和艺术方向选择提供了参照系。
荷尔德林所有思想和艺术的出发点，都源自于他发现的繁荣时代最严峻的问题，即贫乏问题。他曾对自己，也是对时代发出这样的质问：“在一个技术和功利占统治地位的贫乏时代，诗人何为？”这是他给自己提出的带有神圣义务和责任感的命题，也是给所有诗人提出的一个带有自我反思和价值确定的严肃拷问。
那么什么才是荷尔德林所认为的时代贫乏？
第一，在重视机器的时代，规则变得局域和僵化，自然建立的崇高规则被打破，人在机器的规则中变得渺小和迟钝。对此，荷尔德林提出重新唤醒人身上的神圣性。在《美侬诔笛奥玛》诗中，荷尔德林写道：
我想庆祝，可为何？与人同咏，
却如此寂寞地没有任何一位圣者？
神圣性的缺席，使得人们的精神平面化，线性化，单薄而脆弱。荷尔德林认为自己的使命之一就是唤醒人内在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就是对美和崇高意识的追求。
第二，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将人带入抽象的空洞之中，人丧失了作为人的丰富情感。对此，荷尔德林提出用诗和思重塑心灵。他在1794年11月给诺伊弗尔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的头脑和心灵充满了我想用思和诗完成的一切，也充满我有义务用行动来完成的一切，后者当然不是单独一人去做。亲近真正伟大的精神，亲近真正伟大的、自主而勇敢的心灵，这击倒我又扶起我，如果我不应最后悲伤地屈服而逃之夭夭，以外的幼稚和软弱之举自我安慰，任凭世界的运化，旁观真理和法的没落和兴盛，艺术的繁荣和枯萎，一切人作为人而感兴趣之物的死亡和生存，人们从他的角落里静观这一切，如果任其发展，则以消极的美德面对人性的种种要求，寧可进坟墓，也不要这种状态。必须从朦胧和微睡中自拔，温和而有力地唤醒半成熟和半死亡的种种力量。”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65页）
这是荷尔德林的行动法则，即用诗与思重塑心灵，体现为情感——理性合一法则，或者叫情感——法则一体化，以便使人从僵化的工具性思维（理性和逻辑，概念和形而上学）中丰满自己，具有自然的神力。这也就是荷尔德林追求的理想的生命状态：“与万有合一，这是神性的生命，这是人的天穹。”（《许佩里翁》《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8页）
第三，理性和机器都把人束缚在对当下问题的解决上，人丧失了眺望和预见未来的本能，哲学因此变得短视，人因此变得没有远大胸怀。对此，荷尔德林提出了一种为未来目标而思考的哲学，其思考的前提不是探寻万物的原理、规则、知性，而是探索其自由、良心、信仰、义务等人类本质力量的产生规则，并将这种规则由道德伦理上升到人的自然性规则。在1793年9月给兄弟的信中写道：“你的心的情感成为精粹的、坚定的原则，思想没有扼杀它，而是使它得到巩固和稳定。”荷尔德林在寻找一条由人内心出发抵达至高法则的路径。这条路径的出发点是崇高情感，而使人做出崇高判断的尺度是良心。
第四，启蒙运动以来，颠覆传统成为人们创新的方向标，由于创新行为的盲目与粗暴，导致传统中十分有价值的东西被破坏，造成当代与传统的断裂，比如与古希腊精神的断裂使人们身上的悟性钝化，对自然美和神性的感知世界“沙漠化”，人的心灵和精神陷入到“粗暴的黑暗”中。对此，荷尔德林强烈地呼唤在我们心灵中复活古希腊精神，重归伟大而神圣的精神故乡。当然，荷尔德林不是强调守旧与倒退，而是在人们的内心唤醒古希腊那种对自然、责任、牺牲、吟咏的伟大情怀，在我们当下的人身上，以“一切即一”的高远眼光，向天地万物、向古今未来敞开自己的胸怀，抵达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纯粹境界。
他在1799年1月11日写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啊，希腊，以你的天才和虔诚。你到哪里去了？甚至我，也以良心的愿望，用我的行动和思想摸索着这世上唯一之人的足迹，因为我像用平板鹅掌踩在现代的潮水中，无力地向希腊之天穹举起翅膀，所以我的言行往往愈加笨拙。”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12页）而在1799年6月写给苏瑟特·孔塔德的信中则写道：“我不得不日复一日重新呼唤消失的神性。我思念伟大时代的伟人，他们是这样，如神圣之火，抓起周围的一切，把世上所有的死者、顽愚及稻草付诸一炬，腾化上天空，然后想起我，我是怎样常常如一盏明灭的灯，为了片刻将黑夜照亮，四处周游乞讨一滴油。”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14页）
针对先锋类作家提出艺术要表现当下的民族性，创作不可能再重回荷马时代，而是要超越古希腊的言论，荷尔德林回答道：“没有什么比学会自由地运用民族性的东西更为困难的了。而依我所见，恰恰是表现的清晰对于我们原本是如此自然，一如天火对于希腊人。正因如此，与其说可以在那种荷马的精神之现实和表现天赋上超过希腊人，不如说在你也具备的美的激情上超过他们。”而就艺术的内在规则而言，荷尔德林看到：“生机勃勃的关系和秩序在希腊人和我们这里都必然是至高无上的。”从本己的丰富性方面，荷尔德林认识到，基于匮乏和需要，在自我丰富的进程中，“希腊人是不可或缺的”。在知性和个性的张扬上，荷尔德林发现古希腊人崇尚英雄、健美体魄和自然的身影虽已远去，却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依旧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力。从美的角度，荷尔德林也对古希腊作了透彻的研究和思考。他写道：“古典的景观给了我一种印象，它使我不仅更理解希腊人，而且领会了艺术的精髓，这种艺术即使在至高的运动中，在概念和一切严肃看法的现象化过程中，仍维持万物的宁静和自由，稳定在这意义上是表现手法的最高品类……我想，我们不会为从古至今包括我们的时代的诗人们作注释，整个吟唱的方式即将采取另一种性格，我们之所以没有盛行于世，是因为我们自希腊人以来又开始用真正原始独具的方式来吟唱，它是祖国的自然方式。”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41—444页） 思维与存在的冲突撕裂一体性：
人当归于物还是美？
人是天地人神的综合体，人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人创造美和艺术，并因此成为世界最高的主宰者，人并不是理性的囚徒，概念的随从，自然的附属物，人用伟大的情感和无限的感应能力使万物生辉。这是人应当成其为人的目标，也是自觉行动的内在动力。当荷尔德林质问自己“贫乏时代诗人何为？”时，他也是在质问：“贫乏时代人当何为？”荷尔德林在1793年9月写给兄弟的信中写道：“人们如此热情友善地与万物相接，而参与一切，并不满足一个人，他要一位一位朋友，我们的心灵在朋友中再发现自己，并且感到快乐。我应向你承认，我很快就要超出这一阶段。我不再如此热衷于个别的人。我的爱是人类，不过不是腐败、奴性和懒散的人。但是，我热爱在堕落的人中仍存在的伟大和美好的禀赋。我爱将来世纪的人。这是我的最幸福的希望，使我保持坚强活力的信仰，我们的子孙将比我们更好，自由一定会到来，而美德在神圣而温暖的光明中将比在专制的冰冷地带成长得更好。我们生活在一个万物朝着美好的明天而努力的时期。启蒙的萌芽，这种个体向人类之教养转化的宁静的希望和奋斗，将遍布四方，茁壮成长，并且结出灿烂的果实。看！亲爱的卡尔！这是我的心所牵挂的，这是我的希望和行动的神圣目标——即，在我们的时代唤醒将于未来成熟的萌芽……啊！但愿我找到一颗心灵，他和我一样，追求那一目标，这颗心对于我神圣而珍贵，是超越万物的至尊。而现在，心灵的兄弟！那一目标，人类的教养和改进，那一目标，在我们此生也许实现得并不完满，但是，在我们的作用范围内做得准备越多，就越容易在更美好的后世实现它。”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46-347页）
这封信里透露出荷尔德林的理想和信仰。即唤醒人类未来美好教养和伟大禀赋的萌芽。他从古希腊的英雄、智者和众神中萃取人类精神和品质的精华，从基督教中萃取人的责任感和献身品德，以此作为自己，乃至未来人类的精神本质和目标。这里面涉及到神圣、至尊等与宗教性概念相关联的词汇，我们要清楚荷尔德林并非在宗教的意义上谈论神性，也不是在一般的道德层面谈论神圣性。从这封信里，我们确信地了解到荷尔德林奉为神圣的是那颗对人类未来和伟大禀赋充满爱和礼赞的心灵。这个神灵非宗教的神，神圣代表至高无上，体现在他自身意识中则是终极的目标和不可动摇的行动。因此，这颗心灵是高于万物的至尊。这个至尊仅仅对奉持神圣心灵的荷尔德林而存在，他皈依这个至尊，并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能听命于他的导引去培育和壮大神圣心灵的影响力。同时，他也希望每一个个体像自己一样如此感悟和自醒，而让人类社会始终都葆有伟大的激情、伟大的创造力和令人自足的幸福感。
丰盈，激情，智慧，自由。这是美的人生，也是理想的人生。哲學是枯燥的，强迫的，人需要通过哲学的桥梁，走进丰饶的自然，唯此，人才能走出自我设计的理性牢狱，走出孤绝和凄凉，进入火热而美的世界。他在1796年2月24日写给伊曼努埃·尼特哈墨的信中谈到对哲学的态度，他说：“你建议我勿陷于抽象，就像从前我溺于其中心绪不宁时你给我的建议一样，这些建议在今天对于我诚为可贵。哲学是一位暴君，与其说我甘心臣服于他，不如说我容忍其专横……在哲学书信中我想发现这样的原则，它为我解释我们思维和存在的差别，而且它也有能力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冲突，我们自身和世界的冲突，当然还有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冲突——从理论上讲，在灵性的观照中，消除这些冲突无需我们实践理性的帮助。为此，我们需要审美的性情。”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78-379页）
把对世界的认知转向对人和世界关系的认知。按照至高的审美情感，从一体的角度，重新构建心灵的空间和秩序。如果问这件事以前谁曾做过？毫无疑问，那就是古希腊的众神。这种存在毫无疑问在机器，技术和纯粹理性中都无法达到。实用主义把人导向物，而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应当是美。所以，这一人生路径只有通过诗抵达。诗是激情和秩序的综合存在，是体验，现实和感悟的综合体，是人丰盈、活力的灵魂写照，是本真生命的体现。为什么说哲学是暴君？在荷尔德林看来，哲学的“强权”体现在对规则规定的有限性上，仅适用于解决普遍性问题，不适于解决人个性化自由意志支配的问题。荷尔德林在1796年6月21日写给兄弟的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理性和知性的认识，他写道：“理性提供根据，而知性把握理解。理性以它的原则、行动和理想的法则提供根据，它们只是关涉人的普遍矛盾，即对绝对的追求和对限制之间的矛盾。然而，理性的原则本身又由理性来论证，而包含于理性原则中的应该以这样的方式依赖于（理想的）存在……正如理性按照其理想构成它的法则，同样知性按照这些概念构成它的法则。这些准则包括规范和条件，在此之下，任何行动或对象都必须服从那些普遍概念……普遍概念不处于自由意志支配之下。服从于普遍概念的行动：占有某物。”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82页）普遍概念的行动将人们导向“占有某物”，这便是哲学暴君的强权体现，也是哲学成为人类心灵自由的桎梏体现。但世界总是伴随着哲学而存在，而荷尔德林决心要在哲学之外走自己的路。他在信中继续写道：“让世界走它的路，如果它不能停下的话，我们走我们的路……我希望这个夏季比以往更有作为。从我们的本质中创造出一些东西，当我们离去，它们留存。原本唯一是这种冲动将我们系于此生。”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82页）
历史过时了吗？是否在世上存在古老不变的东西？我们不断地追求创新就代表灵魂的深度和广度吗？是什么真正将我们逐出安乐的家园？是大地吗？是日月吗？还是我们不安的心和无限膨胀的欲望？我们不曾发现缺失的热情和高尚情怀从未远离我们，而是我们自己让容忍它们在心灵中沉睡，对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唤醒，培育和壮大。
诗不是作为语言存在，而是作为心灵事实和现实行为而存在，是作为生活的形态而存在。他并不是创造出来的，他是映现出来的。荷尔德林在1793年7月21日写给诺伊弗尔的信中说：“在作品中我真正地生活并且操劳。”
这是另一个真理，即人尊严而荣耀地存在，人当自由而优美地存在，人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有人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包括了游戏性，且不知，这恰恰是荷尔德林反对的，他在1799年1月1日写给兄弟的信中对诗意的本质做了明确的界定。他写道：“诗以与游戏不同的方式团结人;在他们真正存在和真正发挥作用时，团结他们，带着所有纷杂的苦难、幸福、追求、希望和恐惧，带着他们所有的见解和谬误、美德和理念，带着他们中间的一切，伟大和渺小，渐渐地统一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条分缕析的深情之整体，显然，正是这应该是诗本身。”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12页）
荷尔德林从康德那里获得立法和合一性启示，并打破纯粹理性的桎梏，将激情融入其中;他吸收费希特知性理论，将心灵的丰盈看作是世界一切美的集萃，又超出了费希特对狭隘知性的界定。他更是从席勒的自然主义中获得启示，将自然提升到人的自然。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规则滑入空洞或虚无的世界，他将呈现的目光对准平庸的生活，他并没有高贵的生活，尽管他内心真正热爱的是高贵的生活，而是选择他“过分回避的平庸生活”（普通生活），这样，他就巧妙地将务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纳入到自己艺术表现的法则之中。他在1798年11月12日写给诺伊弗尔德信中说：“纯粹只能在非纯粹中呈现自身，如果你试图丢开庸俗而表现高贵，高贵将作为最不自然的，最不协调的伫立于此。”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402页）
的确，深层地说，荷尔德林并没有多少绝对的创新，他在整合与集萃，他在捍卫已有的好的东西，特别是古老不变的东西。他在小说《许佩里翁》《倒数第二稿·序》中直言：“我最不情愿的是，它新颖独特。原创性对我们来说就是新奇;而对于我没有什么比和世界一样古老的东西更可爱。” （《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商务印书馆，第3页）
作者简介
李德武，1963年出生。诗人、诗歌评论者。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出版诗集《窒息的钟》，2000年与朋友合出《九人诗选》，2015年出版《李德武诗文集》。2017年至今，先后自费印制诗集《逆光》《中转站》《黑松石》。1980年至2002年，在哈尔滨生活工作，2002年移居苏州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