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身材高挑，姿态端庄，高中毕业后，她到皮件厂做工，练得一手好裁缝活儿，自己设计裁剪，衣服穿到她身上都恰到好处；她是“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留苏回来到哈师大俄语系教书，曾是哈尔滨有名的俄语同声传译。
　　二姑逛街总拎着自己做的布兜，同时让布兜远离身体，生怕它碰脏了衣服；她带我去看芭蕾舞，全程一句话不说，举着望远镜盯着演员的脚；作为随团翻译去俄罗斯，因与俄人言语不和，扔下整团人独自回国。二姑说，她世界的完整性容不得半点破坏。
　　爸爸说过，如果你了解过去的二姑，你就不会对现在的二姑感到奇怪。“文革”时，二姑正在念中学。一次全校集会，二姑穿一件白裙子，因害怕弄脏裙子，她把《毛泽东语录》垫到了屁股下。这一举动引来同学对她的围殴。爷爷把她从学校接回家时，她的左脚莫名伸进了自行车后轮里，血肉模糊。自此，二姑总是闷闷的，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反复听俄语。爷爷深信女儿的遭遇是被自己的阶级身份所累，从此对她百依百顺，二姑对周遭也愈发苛刻。
　　上世纪90年代，红色百元钞已流通，但当银行柜员将一叠红色钞票递给她时，她认定这是假钱，坚持要“四个人头”的，并将整叠红色钞票冲空中抛洒开去。银行工作人员把散落的钱悉数收回，将二姑的账户冻结。自此，所有人都知道，二姑疯了。
　　从学校赋闲归家后，二姑一个人过起了不用煤、电，只喝生水，只吃馒头和咸菜的日子，并又开始像从前在皮件厂那样，四处给人做手工活儿。我们看到她那般惨状，总想给她留点东西，但无论是钱还是物，她一概拒收，坚称自己有工作，能养活自己。用水是二姑晚年惟一的奢侈，她家卫生间的水龙头从早到晚都开着，没有水声，她没法吃饭、睡觉。每次我们想方设法关掉水龙头，她又总会偷偷打开。她已不再年轻，自知已无气力来禁止我们关水，便只能一次次地将水重新打开，还装出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维护着自己最后的一点骄傲。
　　二姑一向很少谈及她的专业，退休后精神失常，更是只字不提。惟独去年我去探望她，和她聊天，她忽地拿起桌上白色的一次性纸杯，把杯子压瘪，一边念一边用笔在上面写了几行俄文，告诉我这首俄国诗歌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很契合。她面露笑意，声音柔和，手上的皮肤因做工变得黯淡粗糙，但握笔姿势端庄坚定，整个人没有一点像个疯子。那也是我头一回觉出俄文之美。
　　家里人总说：“你二姑永远生活在半空中，脚不著地，飘飘忽忽的。”我是觉得，二姑一直生活在高处。在时代是非中，她始终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完整世界，即便精神失常，即便老无所依，也从未丢失尊严。这两年，我时常想起二姑，尤其在读到那些孤独的俄国作家时。前段时间去看《听风者》，周迅那一件件衣裳又让我又想起了二姑，那个从未让我失望的二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