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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徐彻晚清史论》捧读一过,深深感到此书值得一读。
徐彻是写考据文章的高手,读过集中的考据文章,你可以会体会到他是无征不信的,这正是乾嘉学派的遗风,无论是前人的还是权威的结论,他都不迷信,都要重新审视。罗尔纲先生是公认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他说据汪士铎的《乙丙日记》载,韦昌辉在天京事件中杀了二万人。多年来,人们就沿用了这个结论,而徐彻却没有停留在这里,他亲自去查对原文,发现原文记载的是城内的两派互相杀,“共杀了二万人”。
关于太平天国天京内讧的详情,罗尔纲先生鉴于史料的最初提供者布列治门和麦高文的记载是根据自称亲见内讧经过的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进行报道的,因而断定这“来源是可信的”,进而断言韦昌辉精心设计了天府广场的大屠杀事件。多年来史学界深信不疑,并且将其细节言之凿凿。徐彻层层剖析,逐事核实,指出肯能并不是天京事件的目击者,他是在信口雌黄,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纯属子虚乌有,是一个伪造的历史事件。
在热河密札问题上,自从高劳和吴庆坻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关于辛酉政变的十二通密札以来,由于密札是当时的军机章京们用暗语书写的密信,索解为难,于是几十年来注家蜂起,章士钊、简又文、金梁、邵循正、俞炳坤等都对其中的人称所指提出了各自的假说。但是对于“宫灯”的解释却都沿用了高劳在案语中的说法,即指肃顺。高说也确乎有理,“肃”字的结构也与宫灯的形状相似,何况作肃顺解,在有的密札中真的就解通了。可是,也有不通的时候。“宫灯尚无回京消息”、“宫灯已跪安,日内回京”之类的暗语在这种情况下作肃顺解就不通了,因为肃顺从到了热河以后就一直阻挠回京。那么,此处的“宫灯”应指何人?徐彻换了一个角度,认为可以作“宫灯”二解。在谈及回京和跪安问题时是指恭亲王奕诉。这就通了。因为此时在热河叩谒咸丰帝梓宫,随时会有跪安以及回京的消息需要通报;而在一些军机章京们看来,恭亲王确是一个能够解决危机的宫廷人物,把他称为宫灯是顺理成章的。徐彻认为,密札既然不是出自同一章京之手,他们之间又是互不沟通的,因此就有可能以同一词而暗指了不同的人。
徐彻的考据文章为晚清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建树。诸如太平玉玺的真伪和八位万岁的有无,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热河密札中“宫灯”一词的解读,慈安不是慈禧害死,以及慈禧当政不是为了倾覆满洲等问题,均有创见。
本书作者以高度的敬业精神而刻意为文,读着这本论集,你会感到是一种享受。
这就是《徐彻晚清史论》。读后深感,太史公笔法应如是!
(《徐彻晚清史论》,辽沈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七月版,12.00元)
徐彻是写考据文章的高手,读过集中的考据文章,你可以会体会到他是无征不信的,这正是乾嘉学派的遗风,无论是前人的还是权威的结论,他都不迷信,都要重新审视。罗尔纲先生是公认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他说据汪士铎的《乙丙日记》载,韦昌辉在天京事件中杀了二万人。多年来,人们就沿用了这个结论,而徐彻却没有停留在这里,他亲自去查对原文,发现原文记载的是城内的两派互相杀,“共杀了二万人”。
关于太平天国天京内讧的详情,罗尔纲先生鉴于史料的最初提供者布列治门和麦高文的记载是根据自称亲见内讧经过的爱尔兰人肯能的口述进行报道的,因而断定这“来源是可信的”,进而断言韦昌辉精心设计了天府广场的大屠杀事件。多年来史学界深信不疑,并且将其细节言之凿凿。徐彻层层剖析,逐事核实,指出肯能并不是天京事件的目击者,他是在信口雌黄,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纯属子虚乌有,是一个伪造的历史事件。
在热河密札问题上,自从高劳和吴庆坻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关于辛酉政变的十二通密札以来,由于密札是当时的军机章京们用暗语书写的密信,索解为难,于是几十年来注家蜂起,章士钊、简又文、金梁、邵循正、俞炳坤等都对其中的人称所指提出了各自的假说。但是对于“宫灯”的解释却都沿用了高劳在案语中的说法,即指肃顺。高说也确乎有理,“肃”字的结构也与宫灯的形状相似,何况作肃顺解,在有的密札中真的就解通了。可是,也有不通的时候。“宫灯尚无回京消息”、“宫灯已跪安,日内回京”之类的暗语在这种情况下作肃顺解就不通了,因为肃顺从到了热河以后就一直阻挠回京。那么,此处的“宫灯”应指何人?徐彻换了一个角度,认为可以作“宫灯”二解。在谈及回京和跪安问题时是指恭亲王奕诉。这就通了。因为此时在热河叩谒咸丰帝梓宫,随时会有跪安以及回京的消息需要通报;而在一些军机章京们看来,恭亲王确是一个能够解决危机的宫廷人物,把他称为宫灯是顺理成章的。徐彻认为,密札既然不是出自同一章京之手,他们之间又是互不沟通的,因此就有可能以同一词而暗指了不同的人。
徐彻的考据文章为晚清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建树。诸如太平玉玺的真伪和八位万岁的有无,天府广场大屠杀事件,热河密札中“宫灯”一词的解读,慈安不是慈禧害死,以及慈禧当政不是为了倾覆满洲等问题,均有创见。
本书作者以高度的敬业精神而刻意为文,读着这本论集,你会感到是一种享受。
这就是《徐彻晚清史论》。读后深感,太史公笔法应如是!
(《徐彻晚清史论》,辽沈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七月版,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