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在1950年代出版的《汉语诗律学》,是将现代语法学用于诗歌语法分析的开创之作。然而长期以来,这种语法分析是否适用于诗歌,也一直存在质疑。叶维廉认为,王著在分析诗句时是从纯知性、纯理性的逻辑出发,而把经验的真质解体了,用的基本上就是西方文法的架构,从而使中国诗句西方文法化,这就在语法的解释上有与之商榷之必要。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汉语文言可以超脱英文那类定词性、定物位、定动向、属于分析性的指义元素而成句,并由此断言,中国古典诗里,利用未定位、未定关系或关系模棱的词法语法,使读者获致一种自由观、感、解读的空间,在物象与物象之间作若即若离的指义活动。叶维廉努力在汉语文法与诗歌审美表现之间建立联系,同时他对《汉语诗律学》的批评,也反映了早期汉语语法学主谓结构句法观在分析诗歌时的某些不足,但并未充分参考语言学对汉语自身特点的分析,从汉语是诗歌最好媒介的预设出发,未能谨慎区分语言问题与审美问题,因此也未能实现诗学与语言学的认真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