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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元融合、族裔冲突、极端宗教思想渗透、还是同性婚姻的社会宽容问题，都是全人类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美国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些可能走得相对慢一些，但是相比较来说并不是反面的典型
6月12日，高大健壮的阿富汗裔美国公民奥马尔·马丁在给“911”（ 美国报警电话）打了一个包含祷告、效忠IS和杀戮理由等敏感信息的电话后，走进奥兰多的一家同性恋酒吧，一边大笑一边用熟练的点射杀死了49名他眼中的“坏人”，另有53人受伤倒地。
一时间，哀号四起，流血有声，自9·11事件后美国本土最惨烈的独狼式恐怖袭击就此震撼世界。面对杀戮，人们恐慌、恐惧、忧伤，这都不意外。而每个熟悉了美国式枪击案套路的人也都大概能总结出悲剧发生的逻辑：“充满仇恨、精神不太稳定的青年，边缘化的人生轨迹与极端化的信仰，轻松地拿到枪支，短时间内的重大伤亡，高官与政客们争着站队、相互指责……然后，什么都没改变，等待下一次枪击的发生。”
如此用惯常的套路总结杀戮、反思美国，给了公众以理解上的方便。但其导向可能并不准确，同时在价值观层面也可能存在问题。
谁是独狼谁不是独狼
奥兰多枪击事件还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的。首先，与宗教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挂钩，枪手在枪击事件之前打电话时还承认自己已经效忠IS;第二，枪手是阿富汗裔美国人，这就和移民问题挂钩;第三，枪手射击时间极短但杀伤极大，又是犯案前新买的枪械，这就和敏感的控枪问题相关;第四，枪手袭击的是同性恋聚集场所，其父也证实同性恋者在他和他孩子面前接吻刺激了枪手，这又和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纠缠在一起。
一起枪击事件涉及四个焦点，以至于连美国政坛人士的反应都有些难以聚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表示自己是同性恋人群的同盟军，并誓言绝不让恐怖主义分子拿到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则痛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希拉里讳言“极端伊斯兰” 的字眼;得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则干脆“说话不过脑子”地进行暗示：“上帝不会被戏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用文字游戏表明自己的反同性恋决心。
无疑，恐怖主义、移民、同性恋和控枪问题是美国社会撕裂的几大痛点，因此主流媒体都使用了“集中反映”“撕裂加剧”等词语，试图把奥兰多枪案与美国社会综合病灶联系起来。这个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几大社会争议焦点与枪案之间的直接联系则很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似是而非的。
第一个想象，独狼式恐怖袭击频现是不是美国国土安全与反恐战略失败的征兆？必须明确的是，枪击事件是美国社会的公害，但枪击事件并不都是独狼式恐怖袭击，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刑事案件。因此，枪击事件频发和恐怖袭击频发并不是一个意思。而且，谁是独狼谁不是独狼，在美国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独狼通常特指那些长期居住或出生于美国，后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受到极端原教旨思想教唆而独立发动恐怖袭击的罪犯。美国并不愿意承认美国本土的文化或宗教也会成为孕育恐怖主义的土壤。为此，此次奥兰多枪击事件中的马丁可以被列为独狼，2013年4月15日制造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察尔纳耶夫兄弟也可以被列为独狼，但2015年6月18日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堂点名式枪决的白人至上极端分子洛夫，还有2015年10月在乌姆普夸社区学院先问学生宗教信仰再枪杀无辜者的莫瑟尔，美国政府则没有把他们划定在独狼范畴之中。
就本次枪击事件而言，马丁是不是独狼美国政府目前并未下出定论。因为马丁跟察尔纳耶夫兄弟还是有着显著不同的，他在推特里喜欢分享美女照，其前妻女友也没发现他有坚定的极端宗教信仰。他并不是那种去了两次沙特后就让妻子包在黑袍里、自己蓄须的男子。
更重要的是，如果单纯从美国反恐战略的目标及效果评估，独狼式袭击的发生其实证明美国反恐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反恐网打击跨境伊斯兰极端组织、教派武装、跨国洗钱与武器走私集团，还有美国认定的独裁者战争贩子，其核心目标在于摧毁这些极端组织的组织架构、组织活力，对其组织中坚成员的逮捕或杀伤反倒不是其最主要的业务——当然，击毙本·拉登那样的巨枭另当别论。
自9·11事件以后，在严厉的防控和打击下，美国本土组织化的恐怖袭击事件再未发生，这与欧洲今天的反恐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毕竟，成组织的恐怖分子具备持续培养骨干、连续发动袭击和袭击后掩护有生力量撤退的能力，这些组织给一个国家造成的伤害不是一次性的。而独狼式袭击者则基本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杀完人顺利跑路、继续战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还有其他选择的话，即便是独狼自己，也是不愿意从事这样注定有来无回的任务的。因此，我们在抨击美国防范恐袭不力的时候，需要明确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独狼式袭击能够拿出有效的办法。能够阻止组织化的恐怖主义，迫使极端分子选择独狼式袭击，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反恐能力的体现。
“谁夺了谁的饭碗”
才是移民政策的核心问题
第二个想象，奥兰多枪击事件是不是说明美国移民政策与多元主义族裔关系走向失败？特朗普希望通过枪案证明其限制穆斯林移民进入、对其进行甄别的主张是对的，但他有意忽视了枪手马丁是正儿八经在美国长大的美国公民。枪手不是移民，他父亲才是。任何特朗普想象中的严格甄别，都管不了移民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宝宝未来会长成什么样。
如果干脆按照特朗普所说不让伊斯兰移民进入美国，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美国境内已经有500万公民信仰伊斯蘭教，他们不都是中东血统，他们有可能是华裔、墨西哥裔，甚至标准的盎格鲁裔。那种把他们视为特殊人群、审查其信仰、监听其言行、限制其流动的举动，只能让500万人变成被歧视和仇恨包围的孤岛。 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个国家的大门也不可能再关起来了。统计数据显示，到2042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总人口的 55%，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白人持续占据舞台中心的局面已不可持续。除非特朗普能把移民的大门无差别地关上，否则针对任何特定族群移民的政策都是公然的散布仇恨，生产恐怖主义，而非抑制恐怖主义。
一个真的问题是：仇恨和杀戮与美国多元化的族裔关系有直接关系吗？按照数据统计，近些年来，美国因枪击事件死亡的人数年均约1.7万人，但刨除枪击事件发生那一刻人们对犯罪问题的特殊关注外，犯罪问题从来都没能成为美国移民政策的核心焦点。
美国历次大选的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第一核心的话题往往是关于“谁夺了谁的饭碗”的问题而非其他。特朗普的拥护者是那些觉得自己工作被低薪的非法移民抢了的人，希拉里的拥护者则是那些抱怨“你们剥削了我们反过来却埋怨我们让你们剥削”的少数族裔。共和党、民主党在两院内、府院间政策争锋的焦点是边境安全、非法移民遣返、非法移民的合法化和入籍问题。这些争论的后果就是号称反移民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修了边境高墙，号称亲移民的奥巴马任内共遣返了100多万非法入境移民，这比小布什时期要多得多，非法移民要获得绿卡必须先交纳罚款、补缴税金。
从小布什时期开始，过去的近16年里，美国移民政策斗争的核心从来与反恐、极端宗教信仰无关，只和美国民众的钱包相关。
关于移民问题的另一个争论热点是移民过多导致“盎格鲁 —新教 ”传统消退的问题。在引发了“文明冲突”话题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笔下，新移民对美国最大的冲击体现在价值层面，那些不信仰新教的新美国人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建设一个想象中的美利坚，这必将和老美国人形成巨大的对冲，社会因此可能出现失序。他进一步警告，美国已经在某些方面陷入失序。特朗普可能没读过亨廷顿的书，但他的某些言论就是粗俗些的文明沖突论而已。
可以承认，无论是就业冲突还是文明冲突，都会诱发不同族裔间的敌视和对抗。但是，请注意，没人能证明这些对抗就一定会激烈到奥兰多枪案这种程度。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无论争夺就业机会，还是弱化美利坚精神，拉丁美洲裔都是其中的中坚和先锋力量：小布什修边界墙拦的是他们，奥巴马遣返的也是他们，特朗普诟骂的也是他们，甚至学术大师亨廷顿所警告的“盎格鲁 —新教 ”传统最大敌人还是他们。
奇怪的是，这个族群与美国主流社会矛盾最激烈，但他们既未被发现或被指责因为受到歧视所以有搞极端主义的倾向，也从未被当作任何恐怖袭击的指向目标。因此，可以说，美国的多元族裔关系确实面临着深刻的挑战，但它所诱发的矛盾、歧视和暴力之间，并不存在着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清晰明了的线性关系。
奥巴马开不出
解决枪案频发难题的药方
第三个想象，奥兰多枪击案是美国枪支管理失控这一社会病灶的周期性爆发。这个想象是有道理的，毕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一个人想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制造如此巨大的杀伤，没枪是不行的。但是，这个想象又是模糊的，马丁行凶和枪支管理有关系吗？他有两个合法持枪证，他在G4S保安公司做拿枪的工作，他没有犯罪记录，他平时无极端主义的言行，他有法律大专文凭，他有资格报考警察。
马丁能拿到枪和奥巴马控枪行政命令的杯葛没一毛钱关系。就算奥巴马的控枪行政令被严格执行了，马丁也一样可以拿到持枪证，买到枪支。事实上，对比美、德、加、澳、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控枪政策，除了在日本，马丁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获得枪支。不能否认，在3亿国民3亿枪的美国，枪支管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奥兰多枪击案实在不算一个好的例子。
更进一步说，枪支管理不严到底是一个问题，还是一种社会病症？在我们用倾向性的态度指责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绑架美国枪支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两个基本前提：第一，持枪合法是1789年通过的十条美国宪法修正案（著名的“权利法案”）赋予美国人民的宪法权利。奥巴马以及其他相同立场的政治家，要做的是控枪而非禁枪;第二， NRA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但他只有400万会员，而且内部还分为温和派和强硬派。夸大NRA的作用其实是否认美国一般民众对于拥有枪支的普遍支持态度。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所遇到的三教九流，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抑或茶党、佛教徒，几乎没有一个是主张禁止拥有枪支的，他们最多只是希望严格管理枪支而已。
这样一来，恶性枪击事件尤其是独狼式袭击究竟是不是枪支管理不严导致的呢？奥兰多枪击事件的马丁、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察尔纳耶夫兄弟、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堂案的洛夫、乌姆普夸社区学院案的莫瑟尔，全部都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枪支，即便是实现了奥巴马严格管理枪支的政策，他们仍然是能够获得枪支的。独狼们没有案底，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
与想象相反的是，美国反控枪群体的辩护声音其实更能说服美国民众。他们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统计数字证明，美国职业罪犯使用的枪械更多是走私和偷盗而来，从购买环节严管没用;第二，恶性枪击案的罪犯基本上是首次犯案，身家清白，严管也没用;第三，美国枪支管理并非奥巴马描述的那样松懈，而且奥巴马的严格管理所要解决的是“由枪能追到人”的问题，而非不许危险人士买枪的问题。
一句话，奥巴马开出的药方不能解决枪案频发的问题。
而宪法规定的持枪权又是美国人公认的正当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枪击事件其实是美国人选择“捍卫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像吃药有副作用但你不能说这种副作用是一种病一样。
枪手马丁的愤怒是非典型的
第四种想象，奥兰多枪击案是美国同性恋与反同性恋运动矛盾激化的产物。迄今为止，人民对奥马尔杀人动机的揣测，最具可能性的就是“痛恨”同性恋这一点。但是，美国国内媒体对该案件的报道事实上都隐晦地回避了马丁与美国反同性恋思潮的关系。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美国国内，伊斯兰社区和社团几乎从未介入过有关同性恋问题的争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非常低调回避的态度。 在美国国内，长期高举反同性恋大旗的，在社会层面有以基督教联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关注家庭”组织（Fo-cus on the Family）及其家庭研究理事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等基督教保守派组织为代表的一般教众，在政党层面则是共和党右派和独立派保守人士。这些人群的反对立场受到同性恋人群权利意识觉醒的刺激，在新世纪日益变得激进。
2007年美国基督教基要派领袖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甚至发起了一场荒唐的反天线宝宝运动，中国人熟知的动画片《天线宝宝》因为有一个宝宝的头上造型有个三角形，他就谴责这是在暗示支持同性恋。2008年，加利福利亚福音派基督徒还举行了为期40 天的绝食抗议要求废除同性婚姻。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以5：4的微弱优势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更是在美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此裁定的支持率刚刚超过50% 。其实从那一刻起，美国互联网上就不停有人煽动要采取行动对抗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趋势。
真正让人尴尬的是，站出来采取极端行动的不是基督教右翼狂热信徒而是伊斯兰教徒，而美国基督教又一直标榜自己和伊斯兰天差地别。这意味着，马丁的愤怒可能是真实的，但他的愤怒在美国社会中却是非典型的。
美国人的社会病灶？
一一罗列了外界对奥兰多枪击事件背后的四种想象后，不难发现，凭借任何单一要素对奥兰多枪击事件的發生、对马丁的残忍加以合理的解释，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那么，奥兰多枪击事件是不是这些要素叠加而成结出的恶果呢？这种理解简单有说服力，但也片面。
总体而言，无论多元融合、族裔冲突、极端宗教思想渗透、还是同性婚姻的社会宽容问题，都是全人类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所有国家都试图找到最大公约数但往往又找不到的共性问题。美国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些可能走得相对慢一些，但是相比较来说并不是反面的典型。即便是被常常诟病的枪支问题，美国宪法和民意既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起码在程序上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它就是恶政。
可是，仍然有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问题摆在世界面前，为什么这个实力强大、社会活跃的国度总是表现得如此缺乏安全感、社会永远处于激烈的张力当中呢？仔细观察美国社会，这个国家独特的运作方式和运转哲学其实才是这种紧张状态的根源。
美国的社会交往密度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这种密度差异既是地理又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广阔的国土、先民桀骜不驯的新教伦理，与欧洲大陆分隔造成的草根精神，使美国自立国之初就高度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美国梦的核心其实就是个人奋斗与个人成功的思维与生活模式。
美国梦是有其魅力的，因为重视个体，承认个体的选择自由，所以美国社会先天就是多元的，它容忍人们相信各种思潮，主张各种乱七八糟相互冲突的权利。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并以此为荣。自由民权分子vs军工利益集团，白人至上vs黑豹党，基督教基要派vs极端穆斯林，堕胎vs 反堕胎，同性婚姻者vs反同性婚姻者……在美国社会中，敢主张、能战斗才能出头。
美国梦就是这样的，美国式的激烈冲突也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个人主义推崇到极致，才会产生巴菲特、盖茨、乔布斯这样的英雄，才会产生小布什、特朗普这样的狂人，也会产生马丁、洛夫那样的独狼凶徒。在美国人看来，这跟有枪再控枪的矛盾一样，都是自由的副产品而已。自由既然造就了美国高度的活力，那美国人也必须容忍斗争带来的黑暗一面，大部分美国人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当然，一个社会想存在下去，就必须把冲突限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如果每天来一个奥兰多枪击事件，那所谓自由就成为不受约束的动乱了。美国人的欧洲表亲几百年前也有过类似的青春期，彼时欲望膨胀、个性冲动的欧洲人先是靠向世界殖民转移内部的矛盾，后来才靠社会建设、族群调和解决矛盾。这对于在狭窄公共空间里生活了近千年的欧洲人来说虽然很艰难，但毕竟是能做到的。
在当今的美国，政治社会空间陷于停滞，不同群体之间、群体内部的矛盾激化，矛盾重重的不同群体看不到对未来的长远预期，必然要拿周围的对立面出气，这几乎成为一个铁律。于是考不上警察的马丁“痛恨”自己天天看见同性恋，察尔纳耶夫兄弟觉得伊斯兰世界被美国毁掉，宅男洛夫觉得白人的生存空间遭到有色人种挑战，最后一一酿成血案。
通过这次枪击案，美国人确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这种躁动不安。也许这会成为一次契机，让美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和选择作更深度的思考。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命运的好与坏，不应也不可能通过某一个极端的案例来轻易下定论。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
6月12日，高大健壮的阿富汗裔美国公民奥马尔·马丁在给“911”（ 美国报警电话）打了一个包含祷告、效忠IS和杀戮理由等敏感信息的电话后，走进奥兰多的一家同性恋酒吧，一边大笑一边用熟练的点射杀死了49名他眼中的“坏人”，另有53人受伤倒地。
一时间，哀号四起，流血有声，自9·11事件后美国本土最惨烈的独狼式恐怖袭击就此震撼世界。面对杀戮，人们恐慌、恐惧、忧伤，这都不意外。而每个熟悉了美国式枪击案套路的人也都大概能总结出悲剧发生的逻辑：“充满仇恨、精神不太稳定的青年，边缘化的人生轨迹与极端化的信仰，轻松地拿到枪支，短时间内的重大伤亡，高官与政客们争着站队、相互指责……然后，什么都没改变，等待下一次枪击的发生。”
如此用惯常的套路总结杀戮、反思美国，给了公众以理解上的方便。但其导向可能并不准确，同时在价值观层面也可能存在问题。
谁是独狼谁不是独狼
奥兰多枪击事件还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的。首先，与宗教极端主义及恐怖主义挂钩，枪手在枪击事件之前打电话时还承认自己已经效忠IS;第二，枪手是阿富汗裔美国人，这就和移民问题挂钩;第三，枪手射击时间极短但杀伤极大，又是犯案前新买的枪械，这就和敏感的控枪问题相关;第四，枪手袭击的是同性恋聚集场所，其父也证实同性恋者在他和他孩子面前接吻刺激了枪手，这又和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纠缠在一起。
一起枪击事件涉及四个焦点，以至于连美国政坛人士的反应都有些难以聚焦。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表示自己是同性恋人群的同盟军，并誓言绝不让恐怖主义分子拿到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则痛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希拉里讳言“极端伊斯兰” 的字眼;得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则干脆“说话不过脑子”地进行暗示：“上帝不会被戏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想用文字游戏表明自己的反同性恋决心。
无疑，恐怖主义、移民、同性恋和控枪问题是美国社会撕裂的几大痛点，因此主流媒体都使用了“集中反映”“撕裂加剧”等词语，试图把奥兰多枪案与美国社会综合病灶联系起来。这个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几大社会争议焦点与枪案之间的直接联系则很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似是而非的。
第一个想象，独狼式恐怖袭击频现是不是美国国土安全与反恐战略失败的征兆？必须明确的是，枪击事件是美国社会的公害，但枪击事件并不都是独狼式恐怖袭击，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刑事案件。因此，枪击事件频发和恐怖袭击频发并不是一个意思。而且，谁是独狼谁不是独狼，在美国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
独狼通常特指那些长期居住或出生于美国，后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受到极端原教旨思想教唆而独立发动恐怖袭击的罪犯。美国并不愿意承认美国本土的文化或宗教也会成为孕育恐怖主义的土壤。为此，此次奥兰多枪击事件中的马丁可以被列为独狼，2013年4月15日制造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察尔纳耶夫兄弟也可以被列为独狼，但2015年6月18日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堂点名式枪决的白人至上极端分子洛夫，还有2015年10月在乌姆普夸社区学院先问学生宗教信仰再枪杀无辜者的莫瑟尔，美国政府则没有把他们划定在独狼范畴之中。
就本次枪击事件而言，马丁是不是独狼美国政府目前并未下出定论。因为马丁跟察尔纳耶夫兄弟还是有着显著不同的，他在推特里喜欢分享美女照，其前妻女友也没发现他有坚定的极端宗教信仰。他并不是那种去了两次沙特后就让妻子包在黑袍里、自己蓄须的男子。
更重要的是，如果单纯从美国反恐战略的目标及效果评估，独狼式袭击的发生其实证明美国反恐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反恐网打击跨境伊斯兰极端组织、教派武装、跨国洗钱与武器走私集团，还有美国认定的独裁者战争贩子，其核心目标在于摧毁这些极端组织的组织架构、组织活力，对其组织中坚成员的逮捕或杀伤反倒不是其最主要的业务——当然，击毙本·拉登那样的巨枭另当别论。
自9·11事件以后，在严厉的防控和打击下，美国本土组织化的恐怖袭击事件再未发生，这与欧洲今天的反恐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毕竟，成组织的恐怖分子具备持续培养骨干、连续发动袭击和袭击后掩护有生力量撤退的能力，这些组织给一个国家造成的伤害不是一次性的。而独狼式袭击者则基本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杀完人顺利跑路、继续战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还有其他选择的话，即便是独狼自己，也是不愿意从事这样注定有来无回的任务的。因此，我们在抨击美国防范恐袭不力的时候，需要明确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对独狼式袭击能够拿出有效的办法。能够阻止组织化的恐怖主义，迫使极端分子选择独狼式袭击，本身就是一个国家反恐能力的体现。
“谁夺了谁的饭碗”
才是移民政策的核心问题
第二个想象，奥兰多枪击事件是不是说明美国移民政策与多元主义族裔关系走向失败？特朗普希望通过枪案证明其限制穆斯林移民进入、对其进行甄别的主张是对的，但他有意忽视了枪手马丁是正儿八经在美国长大的美国公民。枪手不是移民，他父亲才是。任何特朗普想象中的严格甄别，都管不了移民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宝宝未来会长成什么样。
如果干脆按照特朗普所说不让伊斯兰移民进入美国，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美国境内已经有500万公民信仰伊斯蘭教，他们不都是中东血统，他们有可能是华裔、墨西哥裔，甚至标准的盎格鲁裔。那种把他们视为特殊人群、审查其信仰、监听其言行、限制其流动的举动，只能让500万人变成被歧视和仇恨包围的孤岛。 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个国家的大门也不可能再关起来了。统计数据显示，到2042年，少数族裔将占美国总人口的 55%，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白人持续占据舞台中心的局面已不可持续。除非特朗普能把移民的大门无差别地关上，否则针对任何特定族群移民的政策都是公然的散布仇恨，生产恐怖主义，而非抑制恐怖主义。
一个真的问题是：仇恨和杀戮与美国多元化的族裔关系有直接关系吗？按照数据统计，近些年来，美国因枪击事件死亡的人数年均约1.7万人，但刨除枪击事件发生那一刻人们对犯罪问题的特殊关注外，犯罪问题从来都没能成为美国移民政策的核心焦点。
美国历次大选的关于移民问题的辩论，第一核心的话题往往是关于“谁夺了谁的饭碗”的问题而非其他。特朗普的拥护者是那些觉得自己工作被低薪的非法移民抢了的人，希拉里的拥护者则是那些抱怨“你们剥削了我们反过来却埋怨我们让你们剥削”的少数族裔。共和党、民主党在两院内、府院间政策争锋的焦点是边境安全、非法移民遣返、非法移民的合法化和入籍问题。这些争论的后果就是号称反移民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修了边境高墙，号称亲移民的奥巴马任内共遣返了100多万非法入境移民，这比小布什时期要多得多，非法移民要获得绿卡必须先交纳罚款、补缴税金。
从小布什时期开始，过去的近16年里，美国移民政策斗争的核心从来与反恐、极端宗教信仰无关，只和美国民众的钱包相关。
关于移民问题的另一个争论热点是移民过多导致“盎格鲁 —新教 ”传统消退的问题。在引发了“文明冲突”话题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笔下，新移民对美国最大的冲击体现在价值层面，那些不信仰新教的新美国人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建设一个想象中的美利坚，这必将和老美国人形成巨大的对冲，社会因此可能出现失序。他进一步警告，美国已经在某些方面陷入失序。特朗普可能没读过亨廷顿的书，但他的某些言论就是粗俗些的文明沖突论而已。
可以承认，无论是就业冲突还是文明冲突，都会诱发不同族裔间的敌视和对抗。但是，请注意，没人能证明这些对抗就一定会激烈到奥兰多枪案这种程度。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无论争夺就业机会，还是弱化美利坚精神，拉丁美洲裔都是其中的中坚和先锋力量：小布什修边界墙拦的是他们，奥巴马遣返的也是他们，特朗普诟骂的也是他们，甚至学术大师亨廷顿所警告的“盎格鲁 —新教 ”传统最大敌人还是他们。
奇怪的是，这个族群与美国主流社会矛盾最激烈，但他们既未被发现或被指责因为受到歧视所以有搞极端主义的倾向，也从未被当作任何恐怖袭击的指向目标。因此，可以说，美国的多元族裔关系确实面临着深刻的挑战，但它所诱发的矛盾、歧视和暴力之间，并不存在着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清晰明了的线性关系。
奥巴马开不出
解决枪案频发难题的药方
第三个想象，奥兰多枪击案是美国枪支管理失控这一社会病灶的周期性爆发。这个想象是有道理的，毕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一个人想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制造如此巨大的杀伤，没枪是不行的。但是，这个想象又是模糊的，马丁行凶和枪支管理有关系吗？他有两个合法持枪证，他在G4S保安公司做拿枪的工作，他没有犯罪记录，他平时无极端主义的言行，他有法律大专文凭，他有资格报考警察。
马丁能拿到枪和奥巴马控枪行政命令的杯葛没一毛钱关系。就算奥巴马的控枪行政令被严格执行了，马丁也一样可以拿到持枪证，买到枪支。事实上，对比美、德、加、澳、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控枪政策，除了在日本，马丁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获得枪支。不能否认，在3亿国民3亿枪的美国，枪支管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奥兰多枪击案实在不算一个好的例子。
更进一步说，枪支管理不严到底是一个问题，还是一种社会病症？在我们用倾向性的态度指责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绑架美国枪支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两个基本前提：第一，持枪合法是1789年通过的十条美国宪法修正案（著名的“权利法案”）赋予美国人民的宪法权利。奥巴马以及其他相同立场的政治家，要做的是控枪而非禁枪;第二， NRA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但他只有400万会员，而且内部还分为温和派和强硬派。夸大NRA的作用其实是否认美国一般民众对于拥有枪支的普遍支持态度。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所遇到的三教九流，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抑或茶党、佛教徒，几乎没有一个是主张禁止拥有枪支的，他们最多只是希望严格管理枪支而已。
这样一来，恶性枪击事件尤其是独狼式袭击究竟是不是枪支管理不严导致的呢？奥兰多枪击事件的马丁、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察尔纳耶夫兄弟、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教堂案的洛夫、乌姆普夸社区学院案的莫瑟尔，全部都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枪支，即便是实现了奥巴马严格管理枪支的政策，他们仍然是能够获得枪支的。独狼们没有案底，这可能才是问题的关键。
与想象相反的是，美国反控枪群体的辩护声音其实更能说服美国民众。他们的基本观点如下：第一，统计数字证明，美国职业罪犯使用的枪械更多是走私和偷盗而来，从购买环节严管没用;第二，恶性枪击案的罪犯基本上是首次犯案，身家清白，严管也没用;第三，美国枪支管理并非奥巴马描述的那样松懈，而且奥巴马的严格管理所要解决的是“由枪能追到人”的问题，而非不许危险人士买枪的问题。
一句话，奥巴马开出的药方不能解决枪案频发的问题。
而宪法规定的持枪权又是美国人公认的正当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枪击事件其实是美国人选择“捍卫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像吃药有副作用但你不能说这种副作用是一种病一样。
枪手马丁的愤怒是非典型的
第四种想象，奥兰多枪击案是美国同性恋与反同性恋运动矛盾激化的产物。迄今为止，人民对奥马尔杀人动机的揣测，最具可能性的就是“痛恨”同性恋这一点。但是，美国国内媒体对该案件的报道事实上都隐晦地回避了马丁与美国反同性恋思潮的关系。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在美国国内，伊斯兰社区和社团几乎从未介入过有关同性恋问题的争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非常低调回避的态度。 在美国国内，长期高举反同性恋大旗的，在社会层面有以基督教联盟（the Christian Coalition）、“关注家庭”组织（Fo-cus on the Family）及其家庭研究理事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等基督教保守派组织为代表的一般教众，在政党层面则是共和党右派和独立派保守人士。这些人群的反对立场受到同性恋人群权利意识觉醒的刺激，在新世纪日益变得激进。
2007年美国基督教基要派领袖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甚至发起了一场荒唐的反天线宝宝运动，中国人熟知的动画片《天线宝宝》因为有一个宝宝的头上造型有个三角形，他就谴责这是在暗示支持同性恋。2008年，加利福利亚福音派基督徒还举行了为期40 天的绝食抗议要求废除同性婚姻。
2015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以5：4的微弱优势裁定同性婚姻合法，更是在美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民调显示，美国人对此裁定的支持率刚刚超过50% 。其实从那一刻起，美国互联网上就不停有人煽动要采取行动对抗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趋势。
真正让人尴尬的是，站出来采取极端行动的不是基督教右翼狂热信徒而是伊斯兰教徒，而美国基督教又一直标榜自己和伊斯兰天差地别。这意味着，马丁的愤怒可能是真实的，但他的愤怒在美国社会中却是非典型的。
美国人的社会病灶？
一一罗列了外界对奥兰多枪击事件背后的四种想象后，不难发现，凭借任何单一要素对奥兰多枪击事件的發生、对马丁的残忍加以合理的解释，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那么，奥兰多枪击事件是不是这些要素叠加而成结出的恶果呢？这种理解简单有说服力，但也片面。
总体而言，无论多元融合、族裔冲突、极端宗教思想渗透、还是同性婚姻的社会宽容问题，都是全人类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所有国家都试图找到最大公约数但往往又找不到的共性问题。美国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有些可能走得相对慢一些，但是相比较来说并不是反面的典型。即便是被常常诟病的枪支问题，美国宪法和民意既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起码在程序上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它就是恶政。
可是，仍然有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问题摆在世界面前，为什么这个实力强大、社会活跃的国度总是表现得如此缺乏安全感、社会永远处于激烈的张力当中呢？仔细观察美国社会，这个国家独特的运作方式和运转哲学其实才是这种紧张状态的根源。
美国的社会交往密度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这种密度差异既是地理又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广阔的国土、先民桀骜不驯的新教伦理，与欧洲大陆分隔造成的草根精神，使美国自立国之初就高度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美国梦的核心其实就是个人奋斗与个人成功的思维与生活模式。
美国梦是有其魅力的，因为重视个体，承认个体的选择自由，所以美国社会先天就是多元的，它容忍人们相信各种思潮，主张各种乱七八糟相互冲突的权利。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可以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并以此为荣。自由民权分子vs军工利益集团，白人至上vs黑豹党，基督教基要派vs极端穆斯林，堕胎vs 反堕胎，同性婚姻者vs反同性婚姻者……在美国社会中，敢主张、能战斗才能出头。
美国梦就是这样的，美国式的激烈冲突也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个人主义推崇到极致，才会产生巴菲特、盖茨、乔布斯这样的英雄，才会产生小布什、特朗普这样的狂人，也会产生马丁、洛夫那样的独狼凶徒。在美国人看来，这跟有枪再控枪的矛盾一样，都是自由的副产品而已。自由既然造就了美国高度的活力，那美国人也必须容忍斗争带来的黑暗一面，大部分美国人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当然，一个社会想存在下去，就必须把冲突限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如果每天来一个奥兰多枪击事件，那所谓自由就成为不受约束的动乱了。美国人的欧洲表亲几百年前也有过类似的青春期，彼时欲望膨胀、个性冲动的欧洲人先是靠向世界殖民转移内部的矛盾，后来才靠社会建设、族群调和解决矛盾。这对于在狭窄公共空间里生活了近千年的欧洲人来说虽然很艰难，但毕竟是能做到的。
在当今的美国，政治社会空间陷于停滞，不同群体之间、群体内部的矛盾激化，矛盾重重的不同群体看不到对未来的长远预期，必然要拿周围的对立面出气，这几乎成为一个铁律。于是考不上警察的马丁“痛恨”自己天天看见同性恋，察尔纳耶夫兄弟觉得伊斯兰世界被美国毁掉，宅男洛夫觉得白人的生存空间遭到有色人种挑战，最后一一酿成血案。
通过这次枪击案，美国人确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这种躁动不安。也许这会成为一次契机，让美国人对自己的命运和选择作更深度的思考。但无论如何，美国的命运的好与坏，不应也不可能通过某一个极端的案例来轻易下定论。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