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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代表，科尔曾执掌的德国是欧洲最理性、最强调政治延续性的，
因此他的历史遗产保存完好。在其逝世时，德国仍沿着他铺设的既定轨道前进，便是盖棺论定
在德国前总理科尔的87年生涯里，1990年10月2日晚，在万众瞩目之下，他见证了德国自近代国际关系史肇始以来的最荣光时刻。
一向不苟言笑、庄重严肃的科尔，抑制不住兴奋，笑容绽放地向东德西德双方的人民发表讲话：“几个小时后，一个梦将变成现实。在经过40年痛苦的分裂岁月之后，德国，我们的祖国，就要重新统一。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而这一刻，也是足以让科尔跻身于德国最伟大政治人物之一的重要时刻。但在2017年6月16日逝去的他，之所以被世界记住和怀念，却不只是因为这个时刻。
赫尔穆特·科尔出身贫苦，少年时家庭穷困，曾艰难地捡拾菜叶补贴家用。二战时，他最敬爱的兄长战死疆场，他自己在15岁时也是侥幸从战火中幸免于难。科尔的经历在同龄人中并不稀奇，其独特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迷恋上政治，并更为深刻和积极地思考发生在德意志民族的悲惨事件究竟因何而来，并更积极地通过实干去验证他的思考。
16岁那年，科尔加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并一生服务于这个组织。科尔口齿不清，并非讲演的好手，但他组织能力强，善于总结和发现问题，因此在基民盟内的发展一帆风顺，23岁时当上区执委会委员，24岁当选基民盟莱法州“青年联盟”的副主席，34岁成为州议会党团主席，40岁成为州长。
科尔政治生涯的上升期恰恰是欧洲经济发展由高速前进转向步履蹒跚的时期。两次石油危机，让德国深受其扰。1976年的德国大选中，科尔败给了处于鼎盛时代的社民党总理施密特，他的紧缩财政主张那时并未让没有危机感的国民接受。但6年后科尔卷土重来，通过政治操作挖了社民党与自民党联盟的墙角，最终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在内政领域，科尔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显然对如何改革的问题早就有全套的想法，所以其改革措施一经实施就再没有过大的调整。
1982年10月13日，科尔发表施政纲领，阐明其政府奉行的政策：“新政府经济革新的方向是不要更多的国家干预，而要更多的市场经济。”科尔的改革从财政紧缩开始，通过一系列手段把财政赤字限制在1%至3%之间。紧接着，科尔采取系列措施恢复市场信心，扶植中小企业，通过减税、改革劳动力市场、限制薪水增加等多种措施，使德国企业愿意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在科尔执政时期，德国中小企业发展到提供国家90%就业机会的水平。而从1986年开始，德国经济就恢复了中高速增长的势头，而科尔也为自己今后的政治操作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在国际领域，科尔更是如鱼得水。在冷战格局两极对峙的大背景下，科尔竟然撬动大国关系，使分裂的德国走向舞台的中心，把自己变成冷战最后五年中的关键先生。科尔一方面效仿被他推翻的施密特，在弹道导弹部署、军控裁军方面全力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收获了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的友谊;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发展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的友谊，并着意将自己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作风区分开来。
科尔的举动几乎从未引起两个大国的敌意，他充当了一个可靠的合伙人的角色，还积极向苏东阵营提供经济援助。这给两德统一赢得了宝贵的空间和宽松的外部环境。
1982年东德债务危机的解决在今天看来几乎就是德国统一进程的启动。但在当时，东德因为债台高筑、融资困难已经陷入前东德外贸部长戈洛德科夫斯基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的局面。科尔闻讯后利用民间商人做联系渠道，和东德领导层秘密达成谅解，最后用东德恢复与西德人员交流等条件，通过民间资本对东德融资。
科尔的举动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彻头彻尾的黑箱操作，两个理论上互为敌国的国家却一举达成秘密协定，而公众事先并不知情，这就是典型的科尔式的行事风格。
坦率而言，冷战的结束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天大的意外。科尔同时结好两大阵营的策略最开始也没有特别长远的考量，不过是其力求长远个性驱使下的本能布局而已。从两德缓和到组建邦联再到迅速统一，科尔的策略都主要是受局势变化牵引的过程，而非透视历史的大战略布局。但如果没有科尔一贯主张长期收益、善于夯实基础的个性，则两德统一过程绝不会如此顺利，外部干预也几乎肯定发生。
在其政治生涯走上巅峰之后，科尔并无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迷茫，反倒是显现出更多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的焦灼。科尔恢复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缔造了欧洲联盟。这其中当然有其本人运筹帷幄、临机决策的功劳，但更是两极格局坍塌大势下的产物。旧时代结束的如此仓促，新时代来的如此猝不及防，科尔既然站在了潮头，享受了胜利者的荣光，他也就自然要承担起收拾旧时代遍地尘埃的责任，并为一个未知的新时代铺路搭桥。
1992年，科尔其实是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更侧重于前东德地区的重建，毕竟这已经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彼时，科尔和老布什总统、密特朗总统关系亲密，使德国在西方世界地位空前高涨;刚进入转型期的波兰、捷克、克罗地亚、匈牙利经济困顿，急需西方世界输血，而德国是唯一能拿得出这一大笔钱的金主。困扰过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第二和第三帝国的所有国际因素都不复存在，只要科尔同意在欧洲共同的框架而非德国自己的框架下行事，那么他所有的东西方盟友都愿意为他的决策背书。
赫尔穆特·科尔
科尔下定决心利用这个机会，用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腓特烈大帝以后德国人两百年来的夙愿。为此，他大笔一挥开出了巨额支票。基于把苏联前卫星国自愿纳入欧洲联盟并使其亲近德国的战略考虑，科尔将德国和波兰的关系提升到空前的地位，“没有德波伙伴关系，欧洲联合事业无法完成”。
为此，他冒着得罪国内强硬民族主义势力的风险，签署了“波兰西部边界条约”，彻底放弃了东普鲁士地区的领土要求;在勾销了波兰对德的7.6亿马克（约合4.6亿美元）债务的基础上，还追加了 5亿马克的德波和解赠款;同时出资修建了柏林华沙高速公路。
科尔算的是政治账，他不在乎给波兰让多少利，在乎的是德波和解的历史性意义。德波关系的缓和是科尔东方政策的一个缩影，单是1989年两德合并到1991年6月，德国就累计向东欧国家提供总计约300亿马克的双边或多边援助，以一己之力提供了西方国家对东欧援助的32%，其中，波兰获得了114亿，匈牙利则获得49亿。
在德国内部，科尔则利用基民盟与德国企业界的良好关系，以及他和东欧各国新政要的个人友谊，促成了德国企业的大举东进。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对东欧各国私人投资还不值一提，投资规模只与其对第三世界的水平相近似。但到了1989年东欧剧变时期，德国对东欧投资已达到了年均约14%的增长率。据统计，德国在东欧民主化进程中的经济投资累计达到5000亿马克。时至今日，德国已经成为东欧和俄罗斯最大的投资国，在中东欧拥有广泛的利益和朋友，而这一切肇始于科尔当初的决心。
在面对西方老朋友时，科尔广结善缘、善于密室外交的特点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欧共体向欧盟迈进的关键阶段，科尔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事实上，科尔才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柱石。在1991年由当时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签署的这项条约，确定了各方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时间表和标准，并创立了欧洲联盟，以取代欧洲共同体。
可以说，欧元区几乎是靠科尔的罕见强硬态度和发动全部政治资源才得以诞生的。当时，除了科尔之外，欧洲各国政要几乎都对放弃本国货币感到焦虑，并对共同货币政策缺乏共同财政政策的配合会出现什么后果感到担心。但科尔利用自己和當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亲密关系，把对共同货币缺乏兴趣但态度摇摆的密特朗变成自己的坚定盟友，促使欧洲大陆的政要们最终下决心投注欧元，尽管他们未必是心甘情愿的。
科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倡议甚至纵容建立臃肿、庞大、甚至腐败的欧盟官僚机构，用高官厚禄、荫及妻子的办法把各国精英牢牢捆绑在欧盟身上。
科尔没做错什么，他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最后一代对二战有着切身感受的政治家。欧洲昨日的废墟、淋漓的鲜血刺目惊心，这给予了他们一种今人无法理解的共同体情怀和使命感。历史博士出身的科尔所想的是欧洲百年之后的繁荣愿景，试图避免的是过去千年的悲剧重演。站在那个时代，科尔无法准确估算他的远大理想是否透支了德国当时的国力，他被一种今人不太熟悉的理想主义簇拥，并慢慢和自己的国民疏远。科尔终其一生都不是镁光灯下的政治家，他追求事功、追逐长远的个性回赠了他自上世纪80年代到1992年的风光，但又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给基民盟和科尔本人投下了深深的阴影。
从国际政治的长远趋势看，新时代的阵痛和付出往往是一种有价值的长远投资，但如果哪个政治家当真相信这个理由就可以让压得喘不过气的国民纾解愤怒，那就太过幼稚。德国的幸运是它事实上成为了冷战结束后欧洲最大的赢家，科尔的不幸则在于胜利果实太过庞大，以至于他要承担让德国短期消化不良的结果。
科尔壮年当政，靠的是高举新自由大旗，削减福利、增加就业、给企业减税再加上严控财政赤字。到了1998年大选，老干部科尔却被人称“当代马基雅维利”的政坛新人施罗德一举击败。讽刺的是，左翼出身的施罗德高举“新中间道路”大旗，施政纲领依然是削减福利、增加就业、给企业减税。1998年大选不是一场施政纲领的较量，而是一场对政治家的选择。这在以理性著称、全民缺乏作秀天赋的德国是极为罕见的。科尔以4%的落差告别柏林。德国选民用选票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接受了你的政策，但是厌倦了你的权柄。
科尔后来反思自己的败选，认为强推欧元是其败选的原因。他很清楚这不是全部的理由。 事实上在科尔已经逝世之后，我们对科尔失败原因分析仍然充满分歧和相互矛盾。左翼评论家认为德国经济发展模式过分重视商人利益，强制性控制工人工资增长，使一般德国公民实际收入十年内不升反降，联邦储备基金也是用于发展大于福利消费，使社会福利处于“个人自付的悲惨境地”;右翼理论家则认为科尔治下的德国福利开支失控，失业率严重，社会保险体系脱离实际，企业受制于高昂的税负和工人保费缺乏活力。
这些指责对于科尔而言并不公平。首先，就失业问题而言，德国失业率激增是20世纪70至8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后的事情。科尔执政后通过给企业减负、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使德国的失业人口在1983年至1989年间下降到约225万人，失业率稳定在9%左右。而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两德统一后之前的东德区域里很多地方的经济一度面临破产的危机，全德失业人数在1991年达520万，其中东部人数为320万，约占总数的60%以上。
东德区域劳动力不仅数量多，企业倒闭规模大，而且劳动力的教育和技术水平并不适应西方式生产模式，需要大规模重新培训。德国花了将近20年才消化了一个曾经独立但落后的国家，而这时连科尔的继承者施罗德都已经离任了。
就社会福利和财政政策而言，科尔上世纪80年代执政就是以削减缺乏效率的福利国家模式起家，当时科尔在给企业减负、给社会保障体系动刀上的态度是坚决的，效果也很显著。今天之所以形成科尔是福利国家捍卫者的刻板印象，主要是因为科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搁置了福利改革的缘故。但这其中的原因不是科尔年岁大了开始变得慈祥，实在是因为德国处于德国统一、欧元区定鼎两大国策落地的过程中，科尔为了保证百年大计为社会接受，不愿再行刺激已经负担沉重的一般民众。应该说，在重大历史关头，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随意再开辟一条战线激化新的社会矛盾的。 德国统一到底花了多少钱？1990年至1997年间，仅联邦政府就向东部地区拨付了1.31万亿马克，占每年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至25%，这还不包括地方州政府拨款和政府利用民间杠杆的投入。“保障东德人民不因统一而受损”是统一过程中科尔代表联邦政府向东德过渡政府做出的庄严承诺，因此，科尔既不能让分离了40年的东德民众感受到“二等公民”的失落，又不能让西德民众感到自己被剥夺和被均贫富。他除了咬牙背叛自己一贯坚持的财政紧缩政策、四处挪借向福利体系内注资外，并没有多少其他的选择。大量财政拨款被投入到改变东德民生等非生产性项目上，直接导致德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程增长乏力。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到了1998年大选时，德国事实上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除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1997年，经济开始回升，由1996年的0.5%上升到2.4%;而通货膨胀率在下降到1.5%左右，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健康水平，一般居民的实际工资开始增长。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科尔政府交出的试卷并不算差。而且，从1998年两党竞选的大纲来看，科尔并不比施罗德更为保守，这位任期已久的总统也并未染上老人政治因循守旧的痼疾。施罗德领导的红蓝联盟除了在推动绿色经济上确实比科尔高瞻远瞩外，其余在诸如降低企业增值税、削减福利开支等传统议题上，比科尔竞选纲领提出的数字更为激进。
可惜的是，历史已经不再给这位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德国总理以机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自记事起就看着科尔稳如泰山般身姿的年轻人，都很好奇总理位子换个人坐坐会怎么样。反正竞选人的纲领都差不多，换个人也不至于政策延续性就此中断，成本不高何乐不为。
于是，科尔承担了他该承担的责任，也承担了他该承担的不满，一代政治雄才就此挥手告别。
科尔的一生极为精彩却不复杂，政治履历丰富却不曲折。他不是那种生前身后毁誉不断的个性人物，而是一个慎思笃行、步步为营的成熟政客。德國福利国家的改革由其肇始，中小企业的发展由其推动，德国统一由其完成，欧盟创立由其促成，科尔一生的每一步都力求稳妥，从不哗众取宠、追求一时荣耀，所以其政策的延续性极好，鲜有被推倒重来者。
科尔晚年对其1998年的失败耿耿于怀，心痛于欧盟发展的乏力和生存危机。他在《出于对欧盟的忧虑》一书中直言新一代领导人毁了他的成就。科尔的指责有其道理，但这种指责意味着科尔并未明白他当初败选的原因，那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路，谁也不能为下一代做出选择。对于科尔、意大利前总理钱皮、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等经历过二战时代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对和平的追求、对共同体的忠诚与渴望已经成为一种信仰而非只是目标。他们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在其年代合情合理，但在他们老去、新人辈出的时代却不合时宜。
于是，见过国家残破和革命危机的科尔虽然改革福利体系，但从来不敢甚至想都没想过像施罗德那样干脆把福利国家体系砸碎;见过血腥战争和亲人离世的科尔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缔造的欧洲联盟，年轻的政治家们说相互拆台就相互拆台，说公投退出就退出。这个孤独的老人在他的战友们纷纷离世后，越发形单影只。
默克尔今天捍卫欧盟的理由可以借用科尔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学不来科尔那份类似信仰的虔诚，而默克尔已经是德国最近似于他的人。戴金表娶模特的萨科齐、开裸体派对的贝卢斯科尼、姐弟恋的马克龙、玩公投玩失手两次的英国保守党，才更贴近于这个时代的现实;是科尔年老看不清前路沉湎于过去，还是年轻人数典忘祖、目光短浅，能回答者，唯有历史，而非科尔。
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代表，科尔曾执掌的这个国家是欧洲最理性、最强调政治延续性的，因此他的历史遗产保存完好。在其逝世时，德国仍沿着他铺设的轨道前进，便是盖棺论定。
作为一个政治家，人们强调其伟大并非要对其神圣化。科尔的一生黑历史同样不少，他精擅权谋，主掌基民盟时一言九鼎，几近独裁，自己当州党主席时架空州长阿尔特迈，自己当总理时架空党的总书记盖斯勒;他好用私人，一生绝大多数政治决策都是小圈子定调再拿来和大众宣讲，黑皮小电话簿是他皮包里的标配;他操弄法律，1993年至1998年间基民盟三起非法政治献金案后面黑幕重重，科尔的表现几乎可以用藐视法律形容;他言行不一，对外以厚重男人形象示人的科尔在其子的回忆录中甚至有频繁家暴的嫌疑，而公开场合高唱多元尊重的他还被曝光其实一直谋划全数驱离150万土耳其移民，这是今天特朗普都不敢想的事。
但是，科尔的权倾一时也表现出了当代政客难以企及的特质，就是对斗争和权势的节制态度。他弄权却从不被权力左右，总是避免把别人逼到墙角或自己被逼到墙角的局面发生。他对对手的打击有底线，对朋友的帮助有节制，因此他既能坦然解除自己20年老战友的党主席职务，也能为了保证基民盟的存在，不辞辛劳地为不友好的基社盟主席施特劳兹竞选总统而去站台助选。
德国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能够在冷战后的欧洲得到空前的权势，德国这个极端主义哲学的发轫场能够在今天保持着最为冷静和缺乏民粹土壤的政治气氛，得益于执政时间最长的科尔，以及他和他的继承者们长期坚持的节制品质。
科尔被记住，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对科尔而言，或许更重要的是，他的国家因此而伟大。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因此他的历史遗产保存完好。在其逝世时，德国仍沿着他铺设的既定轨道前进，便是盖棺论定
在德国前总理科尔的87年生涯里，1990年10月2日晚，在万众瞩目之下，他见证了德国自近代国际关系史肇始以来的最荣光时刻。
一向不苟言笑、庄重严肃的科尔，抑制不住兴奋，笑容绽放地向东德西德双方的人民发表讲话：“几个小时后，一个梦将变成现实。在经过40年痛苦的分裂岁月之后，德国，我们的祖国，就要重新统一。对我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而这一刻，也是足以让科尔跻身于德国最伟大政治人物之一的重要时刻。但在2017年6月16日逝去的他，之所以被世界记住和怀念，却不只是因为这个时刻。
冷战最后五年中的关键先生
赫尔穆特·科尔出身贫苦，少年时家庭穷困，曾艰难地捡拾菜叶补贴家用。二战时，他最敬爱的兄长战死疆场，他自己在15岁时也是侥幸从战火中幸免于难。科尔的经历在同龄人中并不稀奇，其独特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迷恋上政治，并更为深刻和积极地思考发生在德意志民族的悲惨事件究竟因何而来，并更积极地通过实干去验证他的思考。
16岁那年，科尔加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并一生服务于这个组织。科尔口齿不清，并非讲演的好手，但他组织能力强，善于总结和发现问题，因此在基民盟内的发展一帆风顺，23岁时当上区执委会委员，24岁当选基民盟莱法州“青年联盟”的副主席，34岁成为州议会党团主席，40岁成为州长。
科尔政治生涯的上升期恰恰是欧洲经济发展由高速前进转向步履蹒跚的时期。两次石油危机，让德国深受其扰。1976年的德国大选中，科尔败给了处于鼎盛时代的社民党总理施密特，他的紧缩财政主张那时并未让没有危机感的国民接受。但6年后科尔卷土重来，通过政治操作挖了社民党与自民党联盟的墙角，最终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在内政领域，科尔在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显然对如何改革的问题早就有全套的想法，所以其改革措施一经实施就再没有过大的调整。
1982年10月13日，科尔发表施政纲领，阐明其政府奉行的政策：“新政府经济革新的方向是不要更多的国家干预，而要更多的市场经济。”科尔的改革从财政紧缩开始，通过一系列手段把财政赤字限制在1%至3%之间。紧接着，科尔采取系列措施恢复市场信心，扶植中小企业，通过减税、改革劳动力市场、限制薪水增加等多种措施，使德国企业愿意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在科尔执政时期，德国中小企业发展到提供国家90%就业机会的水平。而从1986年开始，德国经济就恢复了中高速增长的势头，而科尔也为自己今后的政治操作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在国际领域，科尔更是如鱼得水。在冷战格局两极对峙的大背景下，科尔竟然撬动大国关系，使分裂的德国走向舞台的中心，把自己变成冷战最后五年中的关键先生。科尔一方面效仿被他推翻的施密特，在弹道导弹部署、军控裁军方面全力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收获了美国前总统里根和老布什的友谊;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发展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的友谊，并着意将自己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强硬作风区分开来。
科尔的举动几乎从未引起两个大国的敌意，他充当了一个可靠的合伙人的角色，还积极向苏东阵营提供经济援助。这给两德统一赢得了宝贵的空间和宽松的外部环境。
1982年东德债务危机的解决在今天看来几乎就是德国统一进程的启动。但在当时，东德因为债台高筑、融资困难已经陷入前东德外贸部长戈洛德科夫斯基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的局面。科尔闻讯后利用民间商人做联系渠道，和东德领导层秘密达成谅解，最后用东德恢复与西德人员交流等条件，通过民间资本对东德融资。
科尔的举动在今天看来几乎是彻头彻尾的黑箱操作，两个理论上互为敌国的国家却一举达成秘密协定，而公众事先并不知情，这就是典型的科尔式的行事风格。
坦率而言，冷战的结束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天大的意外。科尔同时结好两大阵营的策略最开始也没有特别长远的考量，不过是其力求长远个性驱使下的本能布局而已。从两德缓和到组建邦联再到迅速统一，科尔的策略都主要是受局势变化牵引的过程，而非透视历史的大战略布局。但如果没有科尔一贯主张长期收益、善于夯实基础的个性，则两德统一过程绝不会如此顺利，外部干预也几乎肯定发生。
被一种今人不太熟悉的理想主義簇拥
在其政治生涯走上巅峰之后，科尔并无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迷茫，反倒是显现出更多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的焦灼。科尔恢复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缔造了欧洲联盟。这其中当然有其本人运筹帷幄、临机决策的功劳，但更是两极格局坍塌大势下的产物。旧时代结束的如此仓促，新时代来的如此猝不及防，科尔既然站在了潮头，享受了胜利者的荣光，他也就自然要承担起收拾旧时代遍地尘埃的责任，并为一个未知的新时代铺路搭桥。
1992年，科尔其实是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更侧重于前东德地区的重建，毕竟这已经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彼时，科尔和老布什总统、密特朗总统关系亲密，使德国在西方世界地位空前高涨;刚进入转型期的波兰、捷克、克罗地亚、匈牙利经济困顿，急需西方世界输血，而德国是唯一能拿得出这一大笔钱的金主。困扰过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第二和第三帝国的所有国际因素都不复存在，只要科尔同意在欧洲共同的框架而非德国自己的框架下行事，那么他所有的东西方盟友都愿意为他的决策背书。
科尔下定决心利用这个机会，用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腓特烈大帝以后德国人两百年来的夙愿。为此，他大笔一挥开出了巨额支票。基于把苏联前卫星国自愿纳入欧洲联盟并使其亲近德国的战略考虑，科尔将德国和波兰的关系提升到空前的地位，“没有德波伙伴关系，欧洲联合事业无法完成”。
为此，他冒着得罪国内强硬民族主义势力的风险，签署了“波兰西部边界条约”，彻底放弃了东普鲁士地区的领土要求;在勾销了波兰对德的7.6亿马克（约合4.6亿美元）债务的基础上，还追加了 5亿马克的德波和解赠款;同时出资修建了柏林华沙高速公路。
科尔算的是政治账，他不在乎给波兰让多少利，在乎的是德波和解的历史性意义。德波关系的缓和是科尔东方政策的一个缩影，单是1989年两德合并到1991年6月，德国就累计向东欧国家提供总计约300亿马克的双边或多边援助，以一己之力提供了西方国家对东欧援助的32%，其中，波兰获得了114亿，匈牙利则获得49亿。
在德国内部，科尔则利用基民盟与德国企业界的良好关系，以及他和东欧各国新政要的个人友谊，促成了德国企业的大举东进。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对东欧各国私人投资还不值一提，投资规模只与其对第三世界的水平相近似。但到了1989年东欧剧变时期，德国对东欧投资已达到了年均约14%的增长率。据统计，德国在东欧民主化进程中的经济投资累计达到5000亿马克。时至今日，德国已经成为东欧和俄罗斯最大的投资国，在中东欧拥有广泛的利益和朋友，而这一切肇始于科尔当初的决心。
在面对西方老朋友时，科尔广结善缘、善于密室外交的特点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欧共体向欧盟迈进的关键阶段，科尔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事实上，科尔才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柱石。在1991年由当时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签署的这项条约，确定了各方加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时间表和标准，并创立了欧洲联盟，以取代欧洲共同体。
可以说，欧元区几乎是靠科尔的罕见强硬态度和发动全部政治资源才得以诞生的。当时，除了科尔之外，欧洲各国政要几乎都对放弃本国货币感到焦虑，并对共同货币政策缺乏共同财政政策的配合会出现什么后果感到担心。但科尔利用自己和當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亲密关系，把对共同货币缺乏兴趣但态度摇摆的密特朗变成自己的坚定盟友，促使欧洲大陆的政要们最终下决心投注欧元，尽管他们未必是心甘情愿的。
科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倡议甚至纵容建立臃肿、庞大、甚至腐败的欧盟官僚机构，用高官厚禄、荫及妻子的办法把各国精英牢牢捆绑在欧盟身上。
科尔没做错什么，他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是最后一代对二战有着切身感受的政治家。欧洲昨日的废墟、淋漓的鲜血刺目惊心，这给予了他们一种今人无法理解的共同体情怀和使命感。历史博士出身的科尔所想的是欧洲百年之后的繁荣愿景，试图避免的是过去千年的悲剧重演。站在那个时代，科尔无法准确估算他的远大理想是否透支了德国当时的国力，他被一种今人不太熟悉的理想主义簇拥，并慢慢和自己的国民疏远。科尔终其一生都不是镁光灯下的政治家，他追求事功、追逐长远的个性回赠了他自上世纪80年代到1992年的风光，但又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给基民盟和科尔本人投下了深深的阴影。
并不比继任者施罗德更为保守
从国际政治的长远趋势看，新时代的阵痛和付出往往是一种有价值的长远投资，但如果哪个政治家当真相信这个理由就可以让压得喘不过气的国民纾解愤怒，那就太过幼稚。德国的幸运是它事实上成为了冷战结束后欧洲最大的赢家，科尔的不幸则在于胜利果实太过庞大，以至于他要承担让德国短期消化不良的结果。
科尔壮年当政，靠的是高举新自由大旗，削减福利、增加就业、给企业减税再加上严控财政赤字。到了1998年大选，老干部科尔却被人称“当代马基雅维利”的政坛新人施罗德一举击败。讽刺的是，左翼出身的施罗德高举“新中间道路”大旗，施政纲领依然是削减福利、增加就业、给企业减税。1998年大选不是一场施政纲领的较量，而是一场对政治家的选择。这在以理性著称、全民缺乏作秀天赋的德国是极为罕见的。科尔以4%的落差告别柏林。德国选民用选票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接受了你的政策，但是厌倦了你的权柄。
科尔后来反思自己的败选，认为强推欧元是其败选的原因。他很清楚这不是全部的理由。 事实上在科尔已经逝世之后，我们对科尔失败原因分析仍然充满分歧和相互矛盾。左翼评论家认为德国经济发展模式过分重视商人利益，强制性控制工人工资增长，使一般德国公民实际收入十年内不升反降，联邦储备基金也是用于发展大于福利消费，使社会福利处于“个人自付的悲惨境地”;右翼理论家则认为科尔治下的德国福利开支失控，失业率严重，社会保险体系脱离实际，企业受制于高昂的税负和工人保费缺乏活力。
这些指责对于科尔而言并不公平。首先，就失业问题而言，德国失业率激增是20世纪70至8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后的事情。科尔执政后通过给企业减负、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使德国的失业人口在1983年至1989年间下降到约225万人，失业率稳定在9%左右。而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两德统一后之前的东德区域里很多地方的经济一度面临破产的危机，全德失业人数在1991年达520万，其中东部人数为320万，约占总数的60%以上。
东德区域劳动力不仅数量多，企业倒闭规模大，而且劳动力的教育和技术水平并不适应西方式生产模式，需要大规模重新培训。德国花了将近20年才消化了一个曾经独立但落后的国家，而这时连科尔的继承者施罗德都已经离任了。
就社会福利和财政政策而言，科尔上世纪80年代执政就是以削减缺乏效率的福利国家模式起家，当时科尔在给企业减负、给社会保障体系动刀上的态度是坚决的，效果也很显著。今天之所以形成科尔是福利国家捍卫者的刻板印象，主要是因为科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搁置了福利改革的缘故。但这其中的原因不是科尔年岁大了开始变得慈祥，实在是因为德国处于德国统一、欧元区定鼎两大国策落地的过程中，科尔为了保证百年大计为社会接受，不愿再行刺激已经负担沉重的一般民众。应该说，在重大历史关头，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随意再开辟一条战线激化新的社会矛盾的。 德国统一到底花了多少钱？1990年至1997年间，仅联邦政府就向东部地区拨付了1.31万亿马克，占每年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0%至25%，这还不包括地方州政府拨款和政府利用民间杠杆的投入。“保障东德人民不因统一而受损”是统一过程中科尔代表联邦政府向东德过渡政府做出的庄严承诺，因此，科尔既不能让分离了40年的东德民众感受到“二等公民”的失落，又不能让西德民众感到自己被剥夺和被均贫富。他除了咬牙背叛自己一贯坚持的财政紧缩政策、四处挪借向福利体系内注资外，并没有多少其他的选择。大量财政拨款被投入到改变东德民生等非生产性项目上，直接导致德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程增长乏力。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到了1998年大选时，德国事实上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除了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1997年，经济开始回升，由1996年的0.5%上升到2.4%;而通货膨胀率在下降到1.5%左右，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健康水平，一般居民的实际工资开始增长。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科尔政府交出的试卷并不算差。而且，从1998年两党竞选的大纲来看，科尔并不比施罗德更为保守，这位任期已久的总统也并未染上老人政治因循守旧的痼疾。施罗德领导的红蓝联盟除了在推动绿色经济上确实比科尔高瞻远瞩外，其余在诸如降低企业增值税、削减福利开支等传统议题上，比科尔竞选纲领提出的数字更为激进。
可惜的是，历史已经不再给这位迄今为止任期最长的德国总理以机会。德国人尤其是那些自记事起就看着科尔稳如泰山般身姿的年轻人，都很好奇总理位子换个人坐坐会怎么样。反正竞选人的纲领都差不多，换个人也不至于政策延续性就此中断，成本不高何乐不为。
于是，科尔承担了他该承担的责任，也承担了他该承担的不满，一代政治雄才就此挥手告别。
德国仍沿着科尔铺设的轨道前进
科尔的一生极为精彩却不复杂，政治履历丰富却不曲折。他不是那种生前身后毁誉不断的个性人物，而是一个慎思笃行、步步为营的成熟政客。德國福利国家的改革由其肇始，中小企业的发展由其推动，德国统一由其完成，欧盟创立由其促成，科尔一生的每一步都力求稳妥，从不哗众取宠、追求一时荣耀，所以其政策的延续性极好，鲜有被推倒重来者。
科尔晚年对其1998年的失败耿耿于怀，心痛于欧盟发展的乏力和生存危机。他在《出于对欧盟的忧虑》一书中直言新一代领导人毁了他的成就。科尔的指责有其道理，但这种指责意味着科尔并未明白他当初败选的原因，那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路，谁也不能为下一代做出选择。对于科尔、意大利前总理钱皮、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等经历过二战时代的政治人物来说，他们对和平的追求、对共同体的忠诚与渴望已经成为一种信仰而非只是目标。他们愿意为之付出的代价在其年代合情合理，但在他们老去、新人辈出的时代却不合时宜。
于是，见过国家残破和革命危机的科尔虽然改革福利体系，但从来不敢甚至想都没想过像施罗德那样干脆把福利国家体系砸碎;见过血腥战争和亲人离世的科尔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缔造的欧洲联盟，年轻的政治家们说相互拆台就相互拆台，说公投退出就退出。这个孤独的老人在他的战友们纷纷离世后，越发形单影只。
默克尔今天捍卫欧盟的理由可以借用科尔的观点，但无论如何学不来科尔那份类似信仰的虔诚，而默克尔已经是德国最近似于他的人。戴金表娶模特的萨科齐、开裸体派对的贝卢斯科尼、姐弟恋的马克龙、玩公投玩失手两次的英国保守党，才更贴近于这个时代的现实;是科尔年老看不清前路沉湎于过去，还是年轻人数典忘祖、目光短浅，能回答者，唯有历史，而非科尔。
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代表，科尔曾执掌的这个国家是欧洲最理性、最强调政治延续性的，因此他的历史遗产保存完好。在其逝世时，德国仍沿着他铺设的轨道前进，便是盖棺论定。
作为一个政治家，人们强调其伟大并非要对其神圣化。科尔的一生黑历史同样不少，他精擅权谋，主掌基民盟时一言九鼎，几近独裁，自己当州党主席时架空州长阿尔特迈，自己当总理时架空党的总书记盖斯勒;他好用私人，一生绝大多数政治决策都是小圈子定调再拿来和大众宣讲，黑皮小电话簿是他皮包里的标配;他操弄法律，1993年至1998年间基民盟三起非法政治献金案后面黑幕重重，科尔的表现几乎可以用藐视法律形容;他言行不一，对外以厚重男人形象示人的科尔在其子的回忆录中甚至有频繁家暴的嫌疑，而公开场合高唱多元尊重的他还被曝光其实一直谋划全数驱离150万土耳其移民，这是今天特朗普都不敢想的事。
但是，科尔的权倾一时也表现出了当代政客难以企及的特质，就是对斗争和权势的节制态度。他弄权却从不被权力左右，总是避免把别人逼到墙角或自己被逼到墙角的局面发生。他对对手的打击有底线，对朋友的帮助有节制，因此他既能坦然解除自己20年老战友的党主席职务，也能为了保证基民盟的存在，不辞辛劳地为不友好的基社盟主席施特劳兹竞选总统而去站台助选。
德国这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能够在冷战后的欧洲得到空前的权势，德国这个极端主义哲学的发轫场能够在今天保持着最为冷静和缺乏民粹土壤的政治气氛，得益于执政时间最长的科尔，以及他和他的继承者们长期坚持的节制品质。
科尔被记住，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对科尔而言，或许更重要的是，他的国家因此而伟大。
（作者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