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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末以来，后现代思潮逐渐成为了思想界的主流。与此同时否定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有了复辟的倾向。为了纠正后现代思潮的发展方向，有人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建设性”这一理念就此成为后现代主义前进的新方向。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兴的一种后现代思潮，具有鲜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特征，具备发展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思想的潜力。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思潮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5--04
一、后现代思潮
1.后现代思潮的产生背景
后现代主义从文学艺术等审美领域起步，最初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画家约翰·沃特金斯·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他是最先使用“后现代的”一词的人，他用这一词汇来形容印象派之后的更加具备先锋派意味的后期的印象派绘画。此后，文艺批评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们也开始使用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这种后现代转向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自身必然导致的现代性已经带来或将会带来的恶果。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经济生產方式领域，从福特主义转向了后福特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被生产批量化、消费大众化和数量日益增多的半熟练劳动者所占据，鉴于经济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人们认识到需要有更加灵活的生产方式和更具机动性的劳动市场。另一方面在信息传播领域，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在人们之间迅速扩散传播，广告借助信息的力量向合适的市场投放、吸取消费者，导致了社群中产生了一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的消费主义。
不得不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对哲学领域的后现代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启蒙”的作用，这也是本文选择“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论述重点的原因之一。正如刘放桐先生所说：“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建立了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西方哲学，特别是作为早期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西方近代哲学，克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虽然无法摆脱他们所依附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其中较为敏锐的人士毕竟在不同程度上察觉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所陷入的困境和危机。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使之在不同程度上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进行某些改革。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也要进行某些变更，特别是要促使哲学从纯粹和抽象的思辨转向对具体的现实生活的关注，而这种变更有时具有划时代的思维方式转化的意义。”[1]
2.哲学后现代思潮的主要内容
从哲学的层面来讲，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指20世纪70年代左右由法国后结构主义、美国新实用主义所引领的思潮。1979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出版了《后现代状况》一书，这被后世认定为后现代主义正式开始流行的标志。后现代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对现代的超越，是反对现代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个人主义。后现代思潮中的思想大都持有主客二元论的观点，对探寻知识的明确性有强烈的要求。后现代驳斥被所谓的“宏大叙事”——即试图将不同的叙事统一成为一个具有中心框架的唯一叙事，从而对世界进行一种统一的、一贯的和客观的解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方式拒绝启蒙运动的遗产，因为后者试图把它研究世界的方法基于那些将能揭示世界实际状况的普遍适用的理念——共同的人性、理性上。”[2]后现代认为语词所指的那些独立存在的实体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同样，作为一切思想出发点的所谓主体也是不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主体只是认知结构中的一面，客体则构成另一面，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认知结构也不是单一的，二是多样的，不同的条件下认知结构中也会存在有对立与差异。认知的结构既是二元的也是多样的，但总体上是一种有机的认知过程。它们强调不能盲目地追求特定的认知模式，而是要专注于对知识的“局限”、“断裂”以及“非稳定性”进行把握，把认识过程看成一种相对的发展过程。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后现代经常表现为反现代，即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解构”、“颠覆”。[3]
3.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特征
后现代主义的意义至今仍然是一纸糊涂账，其使用范围也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就连很多知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准确定义也莫衷一是。但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定义中也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都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1）反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各家各派的思想都具有的一项显著特征就在于否定和批判理性主义。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提出的“理性”这一概念是源于古希腊而发扬于启蒙运动的一种西方哲学传统，即形而上学。“理性”推崇确定的知识、明确的是非对错。但是随着“理性”的不断发展，衍生出了“科学拜物教”这种极端思想，这使得人精神世界沦落，也使得生活中那些曾经的美好价值缺失了意义。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对非理性主义大力倡导，否定所有的现代性的理论，并对其中的概念、观点、理论以及理性进行分解、重构甚至彻底摧毁。
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不同，它对理性的拒斥更加彻底。非理性主义只是反对对理性的滥用，反对以所谓的理性的名义来机械的安排日常生活，认为理性并不能使人真正地把握到生命的意义。而反理性主义不仅在理论基础上将理性主义彻底驳斥，而且把极权、压迫等社会政治领域的现象也归咎为理性恶性发展的结果，从而彻底的对理性进行了排斥与否定。[4]
（2）反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这一概念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为了说明后现代主义理论所提出来的一个哲学概念。这一概念指出，人类总是试图为自己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找到一种终极的无可置辩的绝对基础，总是希望将人类的真理、正义和善等概念建立在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础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怀疑主义的泥沼中逃离出来。简单来说，基础主义就要为解释世界寻求一个不可动摇的“第一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构筑人类的知识体系。传统的西方哲学也好，现代西方哲学也罢，其本质上在试图找出所谓的“第一原则”，并且始终认为人的认识和行为都要以“第一原则”为基础。因而，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属于基础主义的。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则不同，他们毅然决然的推翻了“第一原则”的假设。他们认为，这种基础主义的思维以及对“第一原则”的幻想不仅是西方文化中形而上学因素导致的积习难改，而且也一定会造成一种所谓的“权威话语”的绝对统治，导致“一”被“多”所庖代、“差异”被“统一”所消除，最终就会通向父权主义、专制主义和独裁主义之路。因此，对基础的消解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思潮者的共同主题。[5] （3）反人道主义
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歌颂人的主体地位，认为人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了这一目的，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手段”而被利用。而人道主义就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础，从人性具有普遍性的立场出发，宣称人虽是自然的造物但同时也是自然的核心，给予人的价值、地位以高度评价，鼓吹“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等观念，倡导人的个性的解放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尼采在19世纪末喊出“上帝死了”，福柯则在20世纪下半叶喊出“人死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否认了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人作为主体的概念。在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所谓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既没有康德所说的“先验能力”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类本质，因而人类也就不应出在支配地位。后现代主义者们彻底否定了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人的概念，把主体的人化为乌有从而否定了一切价值。
（4）反本质主义
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哲学家所持有的本质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在复杂的、变换的各种现象的背后存有着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唯一本体——本质。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本质，任何对事物本质的追求最终只会得到幻影。认为认识论中本质与现象并非二元对立，拒斥套用暗含本质与现象二元对立的规律、原则、模式等。这一特点在哲学上主要表现为对所有本体论观点的拒斥。当我们将世界的本体抽离了之后，所能剩下的就唯有语言了。因此，我们不妨说，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整体来说，语言就是一切，语言构成了世界。[4]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目前国内对后现代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但是大多倾向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专注于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破坏性而忽略了在后现代大潮中存在的另一个流派即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事实上，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极易带来否定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
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所谓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顾名思义，其重点在于建设性。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一个流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同样将现代性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但同时也强调为现代社会提出一条积极的发展道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就体现在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表现为一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即不以彻底瓦解或打碎现代性为最终目的，而是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和拒斥中始终伴随着对现代性进行重构的主张。“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一词是由大卫·R·格里芬提出的，其随之在纽约州立大学编辑了有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丛书。[6]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之不同，它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单独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重新回到了有机论并接受了非感官感知，它愿意从曾被现代性独断地拒斥的各种形式的前现代思想和在实践中恢复真理和价值观。这种建设性的、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7]
2.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1）有机性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拒斥近代以降西方传统哲学上形成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思想，反对主体具有主导性而客体只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认为应该宣扬一种“有机主义”，即将人看作构成整个世界的有机整体的普通的一部分，并不具备特殊的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人、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都是有机整体的普通构成部分，它们之间或许分工不同，但对于有机整体的重要性是相通的，任何一个部分的丧失或者出现了问题都会导致整个有机整体的消亡。尽管在我们看来人似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拥有了支配自然的力量，但这种评价都是带有我们的价值观色彩的。在有机整体中我们只是恰好可能是负责改造自然的那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有机整体，在里面人类扮演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植物的角色，我们负责给动物们提供食物，从大地中吸取养料，这样的有机整体原则上也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我们要敬畏自然，摆脱我们所谓的“主人翁”意识，探索我们在有机整体中真正的作用，并遵循此道。
（2）创造性
创造性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区别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里的创造与我们日常理解的创造所不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创造无非是等同于有序的机械制造抑或是无序的艺术创作，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创造整合了创造的有序性和无序性，提出无论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一旦过度就不能算作真正的创造，真正的创造是我们人的本性。正如大卫·R·格里芬所说：“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 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人做出贡献，这种动机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样，也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8]创造性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建设性的可能，因为我们是去创造一些什么而不是去破坏一些什么，是去建设我们的世界而不是消解我们的世界，由此后現代主义就从否定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中挣脱出来走上了建设性的道路。
（3）新保守性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保守性是从对现代主义的历史观的批判中的出来的。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是线性进步的发展历程，现在的我们努力工作创造价值就是推动历史的进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历史并不具备必然的进步性，过去、现在和未来简单的构成了历史，在有机性的统辖下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互相关照，现在的事情是过去的事情的综合，因此现在的事情也必然综合而成为未来的事情。因此，不具有必然进步性的未来必然会限制现在，从而导致了保守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保守性是一种新保守性，它虽然呼吁我们参照但并不要求我们回到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参照是为了对未来的负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恢复对传统的尊重并不会导致一种在本质上回避新事物的传统主义，而会导致一种具有改革能力的和创造性的保守主义。[9]这种保守性同时也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带来了一种立足现在、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的时空观。 （4）后父权制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个有特色的观点就是后父权制观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父权制是现代性的深层原因。古代以来长久的父权制统治使得现代性的种子根深蒂固的埋在了人们的心中，因而要拒斥现代性就必须要打破父权制，提倡后父权制。倡导后父权制意味着女性将要扮演一种新的创造性的角色，发挥出女性善于调节统一和多样、简单和复杂之间相互作用的创造能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明确反对父权制，倡导政治生活走向女性主义，响应女性意识的号召，强调创造能力的重要性。[10]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与贾斯廷·海因泽克（Justin Heinzek）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一书中最早提出的。他们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世界观进行结合，是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程思想或者说是过程哲学。他们在书中写道：“就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将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1]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兴的后现代学说还处于萌芽期，思想体系还不健全，但是其继承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使它在充斥着否定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后现代思潮中脱颖而出，有资格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学说之一。
1.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宣言
克莱顿等人在书中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所谓的三大宣言，即：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所谓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这一宣言就是指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即“各尽所愿，按市场分配”的原则，实质上是不正义的。将正义认定为“市场根据我们每个人投入的时间、金钱和努力程度给予我们相应的回报”的正义观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市场是绝对公正的。但是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这种正义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极为不公；另一方面，这种正义也是导致我们今天环境灾难日益频繁的幕后黑手。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主张马克思式的正义，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种正义基于人们真正生存需要而不是基于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欲望，只有在这种正义之下才能限制富人们对地球整体的破坏。
所谓“自由市场”不自由是指采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束缚了人们的自由。资本主义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他们辛苦劳作却得不到财富与舒适，有经济实力的富人对他们的进行了无情的盘剥，他们的自由被捆绑在轰鸣的机器上无法挣脱。就像克莱顿在书中说的那样，“充分的事实证明，最富裕国家通过设计、主导世界经济体系而使他们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这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对于全球日益贫困的底层大众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奴隶市场”[12]
科学已经证明，气候的灾难性变化将会给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和接近一半的动物物种造成莫可名状的大灾难。这种灾难将会破坏我们的世界，社会和经济体系将会完全崩溃，与此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将崩溃。在这次浩劫中，富人们利用人们残存的现代性，以金钱为工具奴役穷人们代他们承担自然的怒火，因而一旦全球气候被破坏，贫困人口们将首当其冲。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人类目前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拒斥让富有者给予利益继续统治；二是等待浩劫的降临，成为富人们的替罪羊。
2.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
有机马克思主义有四项指导原则。原则一就是为了共同福祉。有机马克思主义旨在揭露民主社会的真面目，是人们认识到民主国家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相反，大多数民主国家主要为该国最富有的人增加财富提供服务。原则二是有机的生态思维，即认识到人类不是茕茕孑立的孤立实体，而是与生态环境休戚与共的，生态系统的稳定美好是人类最大的福祉。原则三是关注阶级不平等的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体系是富人们为了给他们自己营造大量利益而建立的，而却由几十亿人因此而沦落在贫困线附近生活。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出台政策，为阶级不平等导致的不公平买单，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原则四是长远的整体视野。如今在我们看到了“增长的极限”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导致资本家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牺牲穷人的利益以及环境的长远利益。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以整体性思维为基础的长远规划，将未来纳入对现在的约束之中。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下去，否则人类将承受灭顶之灾。
3.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具有鲜明的建设性。这种建设性体现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有着极高的契合度。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哲学为基础，提出人类并非脱离环境的孤立物种，而是与生态环境辩证统一的，人类的幸福与生态系统的福祉休戚相关。“只有当其与其他生命形式和自然系统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时，以及为自然中的其他生命留下活路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繁荣才是可能的。”[13]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是片面的，经不起推敲的。有機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有机整体理念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否认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优越性及中心地位，相反，提出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存在在本体论层面应当是平等的，都有着其自身的内在价值。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整个宇宙不只是依据物理法则在盲目的伸展演变，所有事物都有价值并努力在实现其价值。这一点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性。
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当人们面对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去质疑双方互不相容的说法，转而去探寻‘亦此亦彼’的解决方案……”[14]这是在说市场经济与国家公有制。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有机马克思的一个主要贡献就在于它能够融合来自这两个经济体系的不同要素。另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应当且有能力将马克思主义、有机哲学以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从而提出一种有利于环境、共同福祉以及可持续未来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文明的替代方案。这一点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创造性。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生态重塑”，使其本质上成为彻底生态的。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我们这个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要想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繁荣的话，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迫切需要的”[15]。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以整体性思维为基础的长远规划，将未来纳入对现在的约束之中。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下去，否则人类将承受灭顶之灾。这一点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新保守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思想流派具有鲜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特征。尽管目前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仍处于萌芽阶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张，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加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不断完善，有机马克思主义终将成为21世纪冲破现代性束缚，发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最强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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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小约翰 B.科布.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孔明安 牛祥云 译[J].求是学刊，2003， 30（1）：32-38.
[7]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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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少军.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由来及其特征[J].教学与研究，1999，（7）：58-61.
[11][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 于桂凤 张丽霞 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12][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義——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 于桂凤 张丽霞 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18.
[13]王治河 杨韬. 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84-92.
[14][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 于桂凤 张丽霞 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72.
[15]李惠斌 薛晓源 王志河.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9.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思潮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5--04
一、后现代思潮
1.后现代思潮的产生背景
后现代主义从文学艺术等审美领域起步，最初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画家约翰·沃特金斯·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他是最先使用“后现代的”一词的人，他用这一词汇来形容印象派之后的更加具备先锋派意味的后期的印象派绘画。此后，文艺批评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们也开始使用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出现的这种后现代转向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自身必然导致的现代性已经带来或将会带来的恶果。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经济生產方式领域，从福特主义转向了后福特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被生产批量化、消费大众化和数量日益增多的半熟练劳动者所占据，鉴于经济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人们认识到需要有更加灵活的生产方式和更具机动性的劳动市场。另一方面在信息传播领域，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在人们之间迅速扩散传播，广告借助信息的力量向合适的市场投放、吸取消费者，导致了社群中产生了一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的消费主义。
不得不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对哲学领域的后现代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启蒙”的作用，这也是本文选择“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论述重点的原因之一。正如刘放桐先生所说：“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变更建立了作为革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西方哲学，特别是作为早期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形态的西方近代哲学，克服了它们的种种片面性，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虽然无法摆脱他们所依附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其中较为敏锐的人士毕竟在不同程度上察觉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所陷入的困境和危机。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使之在不同程度上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必须进行某些改革。与此相适应，在哲学上也要进行某些变更，特别是要促使哲学从纯粹和抽象的思辨转向对具体的现实生活的关注，而这种变更有时具有划时代的思维方式转化的意义。”[1]
2.哲学后现代思潮的主要内容
从哲学的层面来讲，后现代主义思潮是指20世纪70年代左右由法国后结构主义、美国新实用主义所引领的思潮。1979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出版了《后现代状况》一书，这被后世认定为后现代主义正式开始流行的标志。后现代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对现代的超越，是反对现代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个人主义。后现代思潮中的思想大都持有主客二元论的观点，对探寻知识的明确性有强烈的要求。后现代驳斥被所谓的“宏大叙事”——即试图将不同的叙事统一成为一个具有中心框架的唯一叙事，从而对世界进行一种统一的、一贯的和客观的解释。“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方式拒绝启蒙运动的遗产，因为后者试图把它研究世界的方法基于那些将能揭示世界实际状况的普遍适用的理念——共同的人性、理性上。”[2]后现代认为语词所指的那些独立存在的实体并不存在于现实中，同样，作为一切思想出发点的所谓主体也是不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关系，主体只是认知结构中的一面，客体则构成另一面，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认知结构也不是单一的，二是多样的，不同的条件下认知结构中也会存在有对立与差异。认知的结构既是二元的也是多样的，但总体上是一种有机的认知过程。它们强调不能盲目地追求特定的认知模式，而是要专注于对知识的“局限”、“断裂”以及“非稳定性”进行把握，把认识过程看成一种相对的发展过程。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后现代经常表现为反现代，即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解构”、“颠覆”。[3]
3.后现代思潮的主要特征
后现代主义的意义至今仍然是一纸糊涂账，其使用范围也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就连很多知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对后现代主义的准确定义也莫衷一是。但是，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定义中也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都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1）反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各家各派的思想都具有的一项显著特征就在于否定和批判理性主义。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提出的“理性”这一概念是源于古希腊而发扬于启蒙运动的一种西方哲学传统，即形而上学。“理性”推崇确定的知识、明确的是非对错。但是随着“理性”的不断发展，衍生出了“科学拜物教”这种极端思想，这使得人精神世界沦落，也使得生活中那些曾经的美好价值缺失了意义。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对非理性主义大力倡导，否定所有的现代性的理论，并对其中的概念、观点、理论以及理性进行分解、重构甚至彻底摧毁。
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不同，它对理性的拒斥更加彻底。非理性主义只是反对对理性的滥用，反对以所谓的理性的名义来机械的安排日常生活，认为理性并不能使人真正地把握到生命的意义。而反理性主义不仅在理论基础上将理性主义彻底驳斥，而且把极权、压迫等社会政治领域的现象也归咎为理性恶性发展的结果，从而彻底的对理性进行了排斥与否定。[4]
（2）反基础主义
基础主义这一概念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为了说明后现代主义理论所提出来的一个哲学概念。这一概念指出，人类总是试图为自己的认识活动和行为找到一种终极的无可置辩的绝对基础，总是希望将人类的真理、正义和善等概念建立在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础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怀疑主义的泥沼中逃离出来。简单来说，基础主义就要为解释世界寻求一个不可动摇的“第一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构筑人类的知识体系。传统的西方哲学也好，现代西方哲学也罢，其本质上在试图找出所谓的“第一原则”，并且始终认为人的认识和行为都要以“第一原则”为基础。因而，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基本上都是属于基础主义的。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则不同，他们毅然决然的推翻了“第一原则”的假设。他们认为，这种基础主义的思维以及对“第一原则”的幻想不仅是西方文化中形而上学因素导致的积习难改，而且也一定会造成一种所谓的“权威话语”的绝对统治，导致“一”被“多”所庖代、“差异”被“统一”所消除，最终就会通向父权主义、专制主义和独裁主义之路。因此，对基础的消解几乎成为所有后现代思潮者的共同主题。[5] （3）反人道主义
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歌颂人的主体地位，认为人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主体性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了这一目的，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手段”而被利用。而人道主义就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础，从人性具有普遍性的立场出发，宣称人虽是自然的造物但同时也是自然的核心，给予人的价值、地位以高度评价，鼓吹“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等观念，倡导人的个性的解放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尼采在19世纪末喊出“上帝死了”，福柯则在20世纪下半叶喊出“人死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否认了近代以来根深蒂固的人作为主体的概念。在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所谓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别，既没有康德所说的“先验能力”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类本质，因而人类也就不应出在支配地位。后现代主义者们彻底否定了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人的概念，把主体的人化为乌有从而否定了一切价值。
（4）反本质主义
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哲学家所持有的本质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在复杂的、变换的各种现象的背后存有着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唯一本体——本质。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本质，任何对事物本质的追求最终只会得到幻影。认为认识论中本质与现象并非二元对立，拒斥套用暗含本质与现象二元对立的规律、原则、模式等。这一特点在哲学上主要表现为对所有本体论观点的拒斥。当我们将世界的本体抽离了之后，所能剩下的就唯有语言了。因此，我们不妨说，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整体来说，语言就是一切，语言构成了世界。[4]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目前国内对后现代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但是大多倾向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专注于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破坏性而忽略了在后现代大潮中存在的另一个流派即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事实上，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极易带来否定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
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所谓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顾名思义，其重点在于建设性。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一个流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同样将现代性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但同时也强调为现代社会提出一条积极的发展道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就体现在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思考和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表现为一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即不以彻底瓦解或打碎现代性为最终目的，而是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和拒斥中始终伴随着对现代性进行重构的主张。“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一词是由大卫·R·格里芬提出的，其随之在纽约州立大学编辑了有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丛书。[6]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之不同，它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单独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重新回到了有机论并接受了非感官感知，它愿意从曾被现代性独断地拒斥的各种形式的前现代思想和在实践中恢复真理和价值观。这种建设性的、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7]
2.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1）有机性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拒斥近代以降西方传统哲学上形成的主客体二元对立思想，反对主体具有主导性而客体只处于从属地位。他们认为应该宣扬一种“有机主义”，即将人看作构成整个世界的有机整体的普通的一部分，并不具备特殊的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人、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各种因素都是有机整体的普通构成部分，它们之间或许分工不同，但对于有机整体的重要性是相通的，任何一个部分的丧失或者出现了问题都会导致整个有机整体的消亡。尽管在我们看来人似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拥有了支配自然的力量，但这种评价都是带有我们的价值观色彩的。在有机整体中我们只是恰好可能是负责改造自然的那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有机整体，在里面人类扮演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植物的角色，我们负责给动物们提供食物，从大地中吸取养料，这样的有机整体原则上也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我们要敬畏自然，摆脱我们所谓的“主人翁”意识，探索我们在有机整体中真正的作用，并遵循此道。
（2）创造性
创造性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区别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里的创造与我们日常理解的创造所不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创造无非是等同于有序的机械制造抑或是无序的艺术创作，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创造整合了创造的有序性和无序性，提出无论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一旦过度就不能算作真正的创造，真正的创造是我们人的本性。正如大卫·R·格里芬所说：“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 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人做出贡献，这种动机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样，也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8]创造性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建设性的可能，因为我们是去创造一些什么而不是去破坏一些什么，是去建设我们的世界而不是消解我们的世界，由此后現代主义就从否定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泥潭中挣脱出来走上了建设性的道路。
（3）新保守性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保守性是从对现代主义的历史观的批判中的出来的。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是线性进步的发展历程，现在的我们努力工作创造价值就是推动历史的进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历史并不具备必然的进步性，过去、现在和未来简单的构成了历史，在有机性的统辖下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互相关照，现在的事情是过去的事情的综合，因此现在的事情也必然综合而成为未来的事情。因此，不具有必然进步性的未来必然会限制现在，从而导致了保守性。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保守性是一种新保守性，它虽然呼吁我们参照但并不要求我们回到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参照是为了对未来的负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恢复对传统的尊重并不会导致一种在本质上回避新事物的传统主义，而会导致一种具有改革能力的和创造性的保守主义。[9]这种保守性同时也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带来了一种立足现在、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的时空观。 （4）后父权制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还有一个有特色的观点就是后父权制观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父权制是现代性的深层原因。古代以来长久的父权制统治使得现代性的种子根深蒂固的埋在了人们的心中，因而要拒斥现代性就必须要打破父权制，提倡后父权制。倡导后父权制意味着女性将要扮演一种新的创造性的角色，发挥出女性善于调节统一和多样、简单和复杂之间相互作用的创造能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明确反对父权制，倡导政治生活走向女性主义，响应女性意识的号召，强调创造能力的重要性。[10]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菲利普·克莱顿（Philip Clayton）与贾斯廷·海因泽克（Justin Heinzek）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一书中最早提出的。他们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世界观进行结合，是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程思想或者说是过程哲学。他们在书中写道：“就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将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1]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兴的后现代学说还处于萌芽期，思想体系还不健全，但是其继承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使它在充斥着否定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后现代思潮中脱颖而出，有资格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学说之一。
1.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宣言
克莱顿等人在书中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所谓的三大宣言，即：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所谓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这一宣言就是指资本主义的正义原则，即“各尽所愿，按市场分配”的原则，实质上是不正义的。将正义认定为“市场根据我们每个人投入的时间、金钱和努力程度给予我们相应的回报”的正义观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市场是绝对公正的。但是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这种正义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极为不公；另一方面，这种正义也是导致我们今天环境灾难日益频繁的幕后黑手。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主张马克思式的正义，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种正义基于人们真正生存需要而不是基于他们无休止的贪婪欲望，只有在这种正义之下才能限制富人们对地球整体的破坏。
所谓“自由市场”不自由是指采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束缚了人们的自由。资本主义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他们辛苦劳作却得不到财富与舒适，有经济实力的富人对他们的进行了无情的盘剥，他们的自由被捆绑在轰鸣的机器上无法挣脱。就像克莱顿在书中说的那样，“充分的事实证明，最富裕国家通过设计、主导世界经济体系而使他们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这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对于全球日益贫困的底层大众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奴隶市场”[12]
科学已经证明，气候的灾难性变化将会给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和接近一半的动物物种造成莫可名状的大灾难。这种灾难将会破坏我们的世界，社会和经济体系将会完全崩溃，与此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将崩溃。在这次浩劫中，富人们利用人们残存的现代性，以金钱为工具奴役穷人们代他们承担自然的怒火，因而一旦全球气候被破坏，贫困人口们将首当其冲。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人类目前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拒斥让富有者给予利益继续统治；二是等待浩劫的降临，成为富人们的替罪羊。
2.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
有机马克思主义有四项指导原则。原则一就是为了共同福祉。有机马克思主义旨在揭露民主社会的真面目，是人们认识到民主国家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相反，大多数民主国家主要为该国最富有的人增加财富提供服务。原则二是有机的生态思维，即认识到人类不是茕茕孑立的孤立实体，而是与生态环境休戚与共的，生态系统的稳定美好是人类最大的福祉。原则三是关注阶级不平等的问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体系是富人们为了给他们自己营造大量利益而建立的，而却由几十亿人因此而沦落在贫困线附近生活。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出台政策，为阶级不平等导致的不公平买单，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原则四是长远的整体视野。如今在我们看到了“增长的极限”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导致资本家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牺牲穷人的利益以及环境的长远利益。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以整体性思维为基础的长远规划，将未来纳入对现在的约束之中。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下去，否则人类将承受灭顶之灾。
3.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具有鲜明的建设性。这种建设性体现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有着极高的契合度。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哲学为基础，提出人类并非脱离环境的孤立物种，而是与生态环境辩证统一的，人类的幸福与生态系统的福祉休戚相关。“只有当其与其他生命形式和自然系统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时，以及为自然中的其他生命留下活路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繁荣才是可能的。”[13]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是片面的，经不起推敲的。有機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有机整体理念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否认人在生态系统中的优越性及中心地位，相反，提出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存在在本体论层面应当是平等的，都有着其自身的内在价值。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整个宇宙不只是依据物理法则在盲目的伸展演变，所有事物都有价值并努力在实现其价值。这一点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有机性。
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当人们面对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去质疑双方互不相容的说法，转而去探寻‘亦此亦彼’的解决方案……”[14]这是在说市场经济与国家公有制。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有机马克思的一个主要贡献就在于它能够融合来自这两个经济体系的不同要素。另一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应当且有能力将马克思主义、有机哲学以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从而提出一种有利于环境、共同福祉以及可持续未来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文明的替代方案。这一点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创造性。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生态重塑”，使其本质上成为彻底生态的。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我们这个物种和其他所有物种要想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繁荣的话，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迫切需要的”[15]。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以整体性思维为基础的长远规划，将未来纳入对现在的约束之中。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下去，否则人类将承受灭顶之灾。这一点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新保守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思想流派具有鲜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特征。尽管目前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仍处于萌芽阶段，但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扩张，生态问题的日益严峻，加上有机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不断完善，有机马克思主义终将成为21世纪冲破现代性束缚，发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精神的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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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 于桂凤 张丽霞 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12][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義——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 于桂凤 张丽霞 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18.
[13]王治河 杨韬. 有机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84-92.
[14][美]菲利普·克莱顿 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 于桂凤 张丽霞 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72.
[15]李惠斌 薛晓源 王志河.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