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灭吴”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很著名事件。它的著名并非因为事件本身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什么特别重大的影响，也不是什么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可以作为战例写进战争史的军事案例。从它被后世人们不断提及的语境来看，从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或者说人们更愿意从某一意义层面来解读它，发挥它的喻世功能或满足人们窥测历史潜规与明则的语义空间来说,恐怕指涉更多的还是如下的一些个侧面。比如，事件主人公传奇的人生经历；身陷困境，反败为胜的人生谋略；复仇故事的魅力；在挫折困顿中，人应有的品质、责任、抱负和作为，以及对尊严的理解，荣辱的界定等等。当然，从上述这些方面来观照事件，和解读记载事件的历史文本，并不排除事件及记录文本本身应有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战争学等其他方面的意义和借鉴。
　　本文的话题不拟广论博涉，仅就“耻勇”二字涉及的相关问题作一些常谈。
　　历史上吴越常常并称，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个诸侯国，虽然山相连，水相接，比邻而处，却一直是“仇雠敌战之国”，不仅世代结怨，彼此敌视，而且两国国力势均力敌，君王各有千秋，在连年的相互征伐与厮杀中，互有胜负。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结果不仅损兵折将，而且自己也伤重身亡。吴国战败，新吴王夫差子继父业，子报父仇，战争继续进行。有道是哀兵必胜，古老的战争规律再一次证明了它的真理性。公元前494年，吴军大败越军，越王勾践率领残部退守会稽山。余下的部分故事正是我们教科书的选文，也是《国语》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所以，当勾践出现在我们阅读视野中的时候，他已是一位败军之将、亡国之君，但当篇终语结，我们将要翻过历史的这一页，掩卷而思的时候，故事的结局，历史定格在“（越军）败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遂灭吴”这样一个瞬间。
　　吴越的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它的原点，不同的只是故事的主人公互换了胜败的角色。而这一历史轮回，会稽山上的木轮已增长了二十圈，后人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总结这段历史，而对导演这场历史活剧的主人公勾践我们又该如何置评呢？
　　我以为勾践是一位知耻而后智勇的君王。
　　当老吴王阖闾兵败身死，新吴王初立，越军处于全胜的形势下，勾践却因骄纵而败，丧师失地，丧权辱国，由万乘之君沦为阶下囚。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人生的大转折和大改变，灼伤了勾践身为人主的自尊之心，由此而产生了深深的屈辱感和羞耻感，战败使他成为了一位明智知耻的亡国之君。他对外求和，对内罪己，请求国人的理解与宽囿。他说：“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我不知道自己力量不足，而且又和吴国这样的大国结仇，因而使百姓流离失所，尸骨暴露于荒野之中，这是我的罪过。请允许我改变治国之策。）
　　对外承认失败，对内罪己担责，这就是知耻的表现。节选部分，勾践明言论“耻”之境不下四处。有自嘲自不知耻的（如寡人者，安与知耻？）；有嘲斥敌手的（今夫差……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有引贤论耻的（寡人闻古之贤人……患其志行之少耻也）；有劝勉国人知耻的（退则无耻）。“耻”成了他刻骨铭心的伤痛，攻伐对手的檄文，劝己励人的哲言，鼓舞士气的鞭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雪耻。以耻雪耻方为真知耻。“耻”是什么？“耻”就是“羞恶之心”，是孟子所说的人之为人的“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之一。“羞是羞己之恶，恶是恶人之恶”（朱子语）。“羞”是为自己的过失感到不好意思，“恶”是讨厌别人加诸己身的罪错。羞恶之心，使人自尊自贵，不自暴自弃，所以孟子讲：“不耻不昔人，何昔人有？”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伦理和人格理想中，“耻”总是与失职、失责、失义、失节、失理、失败等过失相连，常常伴随着凌辱、疏远和羞辱。它既可能将人彻底毁灭，也可能促人自励，重获新生，是一枚锋利的双刃剑。古人常说“知耻而后勇”说的就是后一种情况。
　　勾践不仅是一位知“耻”的君王，而且还是一位“知耻而后勇”的君王。这种“勇”首先表现在他能面对失败，挑战自我，向自己的敌人称臣。《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伐越，大败越军，“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 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喜否而成行，请委国为臣妾”。《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勾践请为臣，妻为妾。自己请求做吴王的男佣，妻子做吴王的小妾，着破衣，食糠菜，卧薪尝胆二十载，委曲求全至此，亦绝非一般人所能为。死有时候并不难，且易博得“杀身成仁”的美名，活着有时候并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勇武的表现。所以，“勇”有时被确证为一种能力，一种“冲破障碍克服艰困苦的能力”。
　　勾践之“勇”还表现在勇于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向自己的人民承认自己的过错，请求原谅，且改过，这一点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叙及。
　　诚然，没有智慧同行的“勇”，常常会沦为“不智之勇”，“不智之勇”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幸。《勾践灭吴》在表现勾践为复国而努力的种种作为中，应该说更多突出的恰恰就是一种“智勇”。这种“智勇”不仅表现在准确判断形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方面，而且体现在于内外交困的时候，表现仁爱、凝聚民心的智慧上。具体来说，就是对吴理顺外交，以期保存实力；对内修明内政，赢回民心，争取时间，与民休养，为复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对吴外交方面，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说服文种前往吴国缔造和平，令吴军撤兵，结束战争状态；二是“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
　　在内政方面，他采取了三项措施：
　　首先，德聚君臣之心，承诺有难同当，有甘同享：“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凡是我父老兄弟和国内的同姓，有能帮助我谋划而打败吴国的，我将和他共同治理越国的政事。）
　　其次，罪己安民，采取亲民惠民政策。如“葬死”，“问伤”，“吊忧”，“贺喜”，“送往迎来”，“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等等。
　　再次，改弦更张，与民生息，发展生产，礼贤下士，励精图治，为报仇雪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具体来说，有如下几项：
　　改革婚姻制度：“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改善生育保育制度：“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饩：发放、赠送粮食）”。
　　以上两项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增加人口。
　　改革丧葬、医疗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室者（嫡长子）死，三年释其政（政，通“征”。免除他们家三年的赋役，下同。）；支子（庶子）死，三月释其政；必哭泣埋葬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
　　改革移民政策：“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在庙堂上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他以示尊重）”。
　　亲力亲为，为国人树立道德楷模：“勾践载稻与脂于舟。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餔（餔：通“哺”，给人食物吃）也，无不歠（歠：通“啜”，给人水喝）也，必问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不衣”。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使“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
　　“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民富则国强，且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上的准备完成之后，战争的动员也就随即开始了。在这一方面，更突显了勾践的智慧。战争的动员并不是自上而下发动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民生昌盛之后，国人自觉要求改变受异邦奴役地位，国人不仅有跃跃欲战的情绪，而且知道为谁而战：“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请报之”；“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乎？”作为君王的勾践，历经国破家亡生死存亡的人生，深知战争的伟力深藏于民众的道理，所以当他面对民众的请战声浪时，不仅没有盲目顺应国民欲战的情绪，而且旧事重提，为上次战争的失利重责己过：“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这表面上似乎在疏导众民的战争情绪，而实则是欲扬先抑的战争动员策略，同时也是对战前民意的试探和激发，对既往战败历史的重新捡拾，实际上是唤起民众的耻感，或说荣誉感，国人“请报之”、君王“请姑无庸战”、国人“又请”、“请复战”。国人的反复请战，君王的反复辞请，实际上是君民之间一次比一次更坚定的缔约。这实际上是一种巧妙地把国家或国君的战争意志，转变为全民战争意志和行为的最好方式。君民战心弥坚之日，就是战争发动之时，也就是为了保证战争的全胜完胜，苛严的军纪律令颁发之时。
　　让我们来听一听勾践的战前动员令吧：
　　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也。今寡人助天灭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
　　这则战争动员令至少包含了这样几个方面的意思：（1）进行敌我力量分析，同时强调战争的性质与胜负的关系；（2）对臣民进行廉耻教育，以唤起其荣誉感；（3）重奖严罚，赏罚分明。
　　这次战争的动员无疑是成功的，勾践不仅打出“替天行道”（助天灭之）的大义名号，指责他的敌人寡廉鲜耻（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且劝勉他的人民为了荣誉和尊严而战（进则思赏、退则无耻）。
　　如此一来，战争的结果已无悬念。
　　我国早期的史书，大体分为记事和记言两类，《国语》是以记言为主而略于记事的。这在本篇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勾践的情感、思想和智慧大都通过他的对话、反思、政策宣讲以及战争动员来表现的。这对后来的史书编撰者和小说创作者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教学过程中应悉心体会的。
　　[作者通联：湖北武汉市水果湖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