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尤其是乾嘉间，朴学(又称汉学)在沉默了千余年后又忽然苏醒、活跃起来，乾、嘉学风很快风靡全国，以至“家称贾马、人说许郑”。乾嘉学派的兴衰，距今不远，可供考察、研究的典籍不少，中华书局新近点校出版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是其中较为有用的，虽系旧籍，认真读来，每可产生新意。
　　清代朴学的兴起，固然与皇上的倡导有关，凡走这条路的大多前程如锦。但是仔细看看当时知识分子的情况，深感事实并不尽然；青紫加身、得策名廊庙的汉学家固然大有人在，但“非悲则恨”的饱学硕儒也确可指数。君若不信，请看江先生给我们描绘的两个栩栩如生的汉学家：一位是“善哭”的武亿、一位是“工骂”的汪中。
　　江藩写道：(武亿)“性善哭。馆于笥河师家，除夕，师谓君曰：‘客中度岁，何以破岑寂？’君曰‘但求醉饱而已’……至晚，师曰‘醉饱矣，更有他求乎？’对曰‘哭’，师亦曰‘哭’。乃放声大恸，比邻惊问，……”。又，“庚子年阳湖洪亮吉稚存、黄景仁仲则流寓日下，贫不能归，偕饮于天桥酒楼，遇君，招之入席，尽数盏后，忽左右顾盼，哭声大作，楼中饮酒者骇而散去”(见71页)。
　　对于汪中的“骂”，江藩写道：“……(汪中于)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低之。……见人邀福祠祷者，辄骂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讥弹，人或规之，则曰：‘吾所骂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乱苗尔。若方苞、袁枚辈，岂屑屑骂之哉！”(见113页)
　　武亿，乾隆庚子年中式，赐同进士出身，官知县，一身而功名利禄全矣，其悲何由？江藩曾叩之，答曰：“予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则寥落不偶，一动念，不觉涕泣随之矣”(71页)。洪稚存、黄仲则庚子年与武亿同考，两人均落第，以至“流寓日下，贫不能归”。盛世之下，文人学士如此狼狈，不能不令人唏嘘。武亿之涕泣明为哀友，实是在为无数优秀人才被科举制扼杀而唱的挽歌！帖括之学不知桎梏了多少精湛的思想和热情澎湃的情思；尤其在清代，文网密布，考官出题触讳可杀，莘莘学子孰不惧怕！汪中曾被逼得“病怔怔”；汉学的吴派首领惠栋多次入考，均榜上无名；皖派领袖、一代朴学大师戴震更惨，一生六次入考，耗去无数心血，均名落孙山，以至一生悒郁不得志，正当壮年就溘然辞世。英才陨落，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友之不幸可泣，而己之坎坷也堪悲。武亿任县令时，和疑农民起义领袖王伦未死，派员稽查；其走狗肆无忌惮，不法乡里，武亿惩治了他们。触犯权臣和可了不得，武亿此举吓得山东巡抚也坐立不安，他虽明知道县民拥戴武亿，可慑于权势，不得不欺下谄上，将武亿革职调离。武亿从此心灰意冷，“不复作出山之计”(70页)。清王朝专制统治黑暗腐败，任凭你满腔报国之热血，徒唤奈何！
　　武亿之哭，“其哭有怀”；汪中之“骂”，又岂骂中无因！据江藩说，“君一生坎坷不遇”(114页)，晚年漂泊流浪，死于僧舍。汪中尝著《自序》一文，叹运命多蹇：“余幼罹穷罚，多能鄙事，赁春牧豕，一饱无时”；“余降志辱身，乞食饿鸱之余，……望实交陨”；“余著书五车，数穷覆瓿”；“余久历艰屯，生人道尽，春朝秋夕，登山临水，极目伤心，非悲则恨”。由穷而悲，由悲而恨，由恨而痛骂，“余天谗司命，赤口烧城”(均见114—115页)，可见汪中的骂，一悲其命运之不济，二怒世道之黑暗。汪中的凄凉和悲伤，可以说是当时汉学家们不幸遭遇的一个缩影。如《汉学师承记》的作者江藩本人，“十口之家无一金之产，迹类浮屠，钵盂求食”，激愤之极，“长歌当哭”(115页)！“博览群书、性癖古籍”的余古农先生，“贫病交攻，……其牢骚不平之气，往往托之美人香草，形于歌咏”(32页)；大汉学家惠栋，不仅功名不就，且又“饥寒困顿，甚于寒素”(23页)；汉学集大成者戴震，“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粥或不继”，“落落不自得”(《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第265页)，于是抒怨情于文字，喊出了达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的口号！
　　不论是武亿的“涕泣有声”，还是汪中的“赤口烧城”，都是当时广大知识分子不平之心声！孰使之不平？——正是崇文尊儒的列代圣君及其反动的专制统治。这一页历史，今天早已永远翻过去了。但是读一读《汉学师承记》，对于我们研治清代学术史，仍然是不无益处的。
　　
　　(《国朝汉学师承记》，〔清〕江藩著，钟哲点校，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0.7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