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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周生
1947年8月生于江苏启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长篇小说《陪读夫人》《性别：女》《生死遗忘》，散文集《我看美国月亮》《笑过的印记》等，中短篇小说集《红姨》，学术专著《丁玲年谱》《关于性别的追问》等。曾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中国第一届女性研究优秀专著奖、上海市长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与王周生约在文联的文艺宾馆做采访，两个人都很乐意：于我是一个小小的偷懒，只要从办公室下楼就到，省了车马劳顿；于她倒是离家甚远，却是个每天都要报到的地方——王周生的父亲常年卧床在马路对面的华东医院里，虽然她自己已经是做奶奶的人了，可因着一颗女儿的心，她每天都要从复旦附近的家中往返一次华东医院看望老父亲，给他送点自家做的饭菜，陪他聊天。所以当坐定后我们的话题从“老人”开始，就再自然不过了。
去年年底，王周生出版了一本35万余字的长篇小说《生死遗忘》，在这个“畅销书作家”一个月就能写一部长篇的时代，她却花了2年半时间。小说虚构了一个故事：老护士长凌德磬收留了已离婚20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的前夫，于是一家三代宁静的生活顿起波澜，意外一个接着一个，烦恼纷至沓来；疾病一点一点吞噬男主人公的记忆，也一次又一次伤透女主人公的心，最终，老护士长凌德磬用生命的代价唤醒了前夫爱的记忆。是的，这并不算是个话题特别新颖或者情节特别制胜的故事，所以当初在修改最后一稿的时候，王周生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她很忐忑自己辛苦写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刚面市就被读者“遗忘”。但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书从去年年末上市之后，并没有多做宣传，却默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关注，《小说月报》先行刊登了《生死遗忘》的删节版，几个作家朋友读后也都打来电话或发来邮件，说她写得好，说这本小说会有多种诠释。更多年轻的读者则在网络上对《生死遗忘》表示了赞许，有人说看了哭得不能自己，有人说这是2010年看过的最好的小说，有人说已经向身边所有朋友推荐这部书……王周生原本那颗忐忑的心这才终于放了下来。今年她开通了微博，于是更有很多不认识的读者主动找到她探讨书中的人物、书中的情节，甚至有读者根据书中描述猜出了主人公住的公寓在现实中的地址和名字。这一切都让王周生感动和感慨，本以为现在的社会浮躁功利，这样一部写“老年人生活和感情”的大部头文字书会很少有读者问津，可是原来，那些最柔软的感情，其实是最坚韧的存在。
其实，之所以王周生当初很在意这本书会不会一上市就被“遗忘”，并不是因为她介意名声或者销量，而是因为这本书是她真实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大约7、8年前，她的朋友闲聊中告诉了她一件事：一对离了婚的老夫妻，晚年都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唯一的女儿又要工作，又要伺候老人，成天疲于奔命。无奈之下，女儿只好把离异的父母都接到家中照料。然而，纠缠了一辈子爱与恨的两位老人此时竟然将对方遗忘了，他们见面时眼神警惕，第一句话就问：侬是……啥宁啊？这个故事一下撞进了王周生心里，因为就在那几年，她的婆婆王郓也得了老年痴呆症，当她在医院、单位和家之间奔忙时，婆婆却在一天天地遗忘，忘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忘了一个又一个人，最后，婆婆开始叫她“妈妈”。“我们一次次纠正她，但是没用，最终我们都放弃了。”时隔多年回想这些，王周生还是很感慨：“遗忘是件可怕的事，它一点点擦除人的记忆，使病人如孩童般单纯胆小，也许对我婆婆来说，那一声‘妈妈’能增加她心中的安全感吧。”最终婆婆在94岁高龄离去，走得安详平静。回想那些年陪伴她的经历，王周生百感交集：“记忆与遗忘在一个人身上简直像是赛跑，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我家里做客，我给她泡了一杯咖啡，婆婆闻到了香味也要，于是我也泡了一杯给她喝。就在喝咖啡的时候，婆婆突然蹦出了一串数字：32076——这是她老人家早年在燕京大学就读时的学号。”这个细节让王周生惊叹不已，原来，遗忘可以被阻止，记忆可以被唤起，于是王周生将这个细节写进了自己的小说。而《生死遗忘》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退休英语教师肖子辰，一个是因为照顾前夫肖子辰身心疲惫最后中风的凌德磬，他们患病后的心理历程，子女的手忙脚乱，还有医院陪护老人的种种辛劳——这些，王周生娓娓道来，拿捏得恰到好处，又写得催人泪下。无它，只因这一切她都有亲身经历，感同身受。
可是即使有那么多真实的素材和细节，小说的进展依旧是缓慢的，王周生写写停停，因为她遇到了写作的困境，这困境不在小说的内容上，而在于小说的内核——关于生和死，中外名著已经表现得如此丰富如此深刻，而自己虚构这么一个小说，到底是要告诉读者什么？这样的追问使得她的创作一度陷入困顿和徘徊。然而正如她一直相信和强调的那样，“一个作品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一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生活很快便给了她启示的光。前年夏天，王周生在香港工作的儿子和媳妇为家族带来了新的小成员，她升级做了奶奶，满心喜悦地去香港探望小孙女。住在香港科技大学儿子的家里，她常常去大学的书店，有一天，书架上一本厚厚的书吸引了她的注意——《拒绝遗忘》，作者是北大教授钱理群。“我站在那里，一口气把书看完。这本书记录了我们民族国家被遗忘了的一些人和事，那是一个我经历过的时代。那些关系到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事件，如今已被许多人遗忘，却在钱理群的书中被扎扎实实记录。”
王周生说，回到儿子家里，注视着摇篮里熟睡的新生儿那可爱粉嫩的小脸，灵光一现：有生命就有记忆！我们渐渐老去，一点一点遗忘，而新的生命却在一点一点积累记忆，他们在积累中飞速成长。那些大历史下的生死存亡，那些大时代下的爱恨情仇，会因有钱理群《拒绝遗忘》这样的书而将被我们的下一代阅读、记住，对一个国家、民族是如此，对一个家族、个人又何尝不是呢——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记忆的传递有如生命的延续，她要写下的正是这样的故事：看见的，忘记了；看不见的，记住了。她终于走出了创作的困境。
关于这本书还有个有趣的巧合。在《生死遗忘》中，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男主人公肖子辰是个退休英语教师，为了照顾前夫肖子辰身心疲惫最后中风的凌德磬是个老护士长，而在现实生活中，王周生曾经从医的婆婆也得了老年痴呆症，王周生的公公则是英语专业毕业……这些身份上的暗合和细节上的考量让人很难不去联想，小说的人物原型是否就是她赫赫有名的公公周而复和婆婆王郓？1941年，周而复与王郓在上海订婚，又到北京成婚，之后先后去了延安。毕业于燕京大学和上海女子医学院的王郓，后来成为延安中央医院的小儿科主任。周而复则是以报告文学《白求恩》和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而闻名文学界。据说他们当年的证婚人钱锺书先生在订婚仪式上曾致词说：“新郎从事文学，文学讲究美，新娘搞科学，科学讲究真。真与美的结合，自然就是善，这个婚姻是真善美。”然而遗憾的是，在王周生家里，公公和婆婆的照片是分开的，“真善美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到底。王周生结婚后和婆婆共同生活在上海，而公公则长期在北京工作。
因为这些名字太响亮，我终究还是不能免俗地拿了“人物原型”这个问题来提问，王周生说，任何文学作品的人物原型都不会是单一的，她的小说也一样，“我小说里的这些人物和情节，很多来自我个人的生活提炼，也有很多是和朋友闲聊得来的，之所以这样虚构，而不是那样虚构，有的是为了避免对号入座，有的是生活经历融入我的下意识中，自然而然形成。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往往结合好些人的经历和个性特点塑造而成。”有一个在文学史上能留下名字的公公，和一个在婚姻烦恼时可以向邓颖超大姐倾诉的婆婆，放在别的作家笔下可能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藏与宣传利器了，可是王周生却显然并不十分在意，即使被这样直接问到，也要婉转地脱开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上一辈人有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选择；而我写小说，只是想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如果有更多的读者读了，思考了，共鸣了，我就非常满足了。”
记者：现在显然你的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并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圆满——我听说《生死遗忘》的电视剧改编权你已经交给张国立了？你会参与改编剧本么？
王周生：张国立影视公司的一个策划萧湘山是央视电影频道的记者，他首先看到了我的小说，很感动，就向张国立推荐。现在我们已经签了合同。至于剧本改编，我肯定不会参与，因为写小说和写剧本完全是两码事，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很多作家朋友都劝我不要参与改编，那不是我能胜任的，都说小说改编权卖出去了，就不要太在意，“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过，说实在的，自己的女儿，嫁得好不好我还是会在意的啊。
记者：但是好像很多读者觉得，这样一部细腻表现上海人生存状态、家庭观念和情感世界的“很上海”的作品，最好由上海的导演和演员来塑造才“灵光”呀。你为什么选择张国立呢？是经济原因么？
王周生：完全不是。说到经济原因，现在的报酬并不算高的，但这不是我在意的，我之所以愿意拍成电视剧，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的作品，感受到我想表达的东西。基于这个考虑，我当然选择更有实力改编，有更好的演员班子，更好的发行渠道的影视公司。最早我是想交给上海影视公司的，我希望有浓浓的上海味道。但这就像婚姻一样，不是想找谁就是谁的，也不是谁找我我就会满意的。我很希望电视剧不要失去小说中的上海味道，但是最终给了北京的影视公司，这是我稍稍有点遗憾的。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事是没有的。
记者：在聊天中我能感觉到你对婆婆的深厚感情，可是你很少说到你公公，是因为顾念婆婆的原因么？事实上你们两个都是作家，你们之间会有专业的对话么？
王周生：当然有，我深知我不是和我公公聊谈文学的对手，他读的书，他的经历，他经历的大起大落，都是我的一座学校，值得一辈子去读。我公公和我婆婆都是好人，但是好人和好人不一定能够相守终生。性格不合是人们对婚姻失败最大众化最不伤害对方的解释。我公公虽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但是他很关心和支持我的写作。我刚生下儿子，他就担心我为带孩子而丢下写作，所以儿子稍大一点的时候，他托人把我儿子送进了中福会托儿所和幼儿园全托，这让我很不舍得，但还是照办，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专心写作。我那时在小刊物上发表的小说，他都会认真读，还写信加以评点。后来我出国陪读回来写了长篇小说《陪读夫人》，我丈夫是没时间看的，他只关心里面有没有写到他——写他，是我小说的禁区。可是我公公很仔细地读完了我的小说，还给我写了很长的书评，好几张信纸——我至今没拿出来发表，是因为怕别人误会我借用公公的名气——现在想来，我感到歉疚。另外，我在文学所工作，公公知道我在研究丁玲，他当然希望我也能研读他的作品，这样哪怕问个问题都比较方便。但是为了避嫌，我还是只做丁玲研究和女性文学研究。公公2004年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感到很伤心，我没有好好珍惜他对我的关心。有时想起，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他很仔细地阅读过我的那些不成熟的作品，可是我却没有仔细读完他最后的巨著，2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
记者：我相信他对你的关爱是不求回报的，就像你对你婆婆。你婆婆晚年的病情是你最大的牵挂，听说她逝世后你还专门撰文对“老年痴呆症”的病名加以反思？
王周生：我发现，晚年的婆婆哪怕再糊涂，对“老年痴呆症”这几个字，始终是表示厌恶与排斥的。早年她是燕京大学毕业，先学物理后学医，何等聪明又何其优雅，怎能接受“痴呆”这样的字眼！所以，只要药品说明书上有这个词，她就拒绝吃药。为了婆婆的病，我查过许多医学书，包括译成中文的美国《默克诊疗手册》。我搞不懂，为什么西方的“阿尔茨海默症”到了我们这里，就译成“老年痴呆症”？这“痴呆”两字，足以打击病人的自尊，让他们感到自卑和无助，又怎能利于治疗？对于疾病的命名，我们为什么不能更人性化，更少歧视？
其实早在2004年日本就把这一病名从“痴呆症”改为“认知症”；2010年，我国香港地区经网上讨论，也将“老年痴呆症”改成“脑退化症”；而我国台湾地区，这些年来，医生们也一直避免使用“老年痴呆”一词，他们在诊疗中使用“失智症”一词。从“老年痴呆症”到“认知症”、“失智症”、“脑退化症”，这一医学名词的变化正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世界在人性关怀上正一步步往前推进，哪怕是疾病的命名，我们什么时候也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向前推进呢？
1947年8月生于江苏启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长篇小说《陪读夫人》《性别：女》《生死遗忘》，散文集《我看美国月亮》《笑过的印记》等，中短篇小说集《红姨》，学术专著《丁玲年谱》《关于性别的追问》等。曾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中国第一届女性研究优秀专著奖、上海市长中篇小说奖、《上海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与王周生约在文联的文艺宾馆做采访，两个人都很乐意：于我是一个小小的偷懒，只要从办公室下楼就到，省了车马劳顿；于她倒是离家甚远，却是个每天都要报到的地方——王周生的父亲常年卧床在马路对面的华东医院里，虽然她自己已经是做奶奶的人了，可因着一颗女儿的心，她每天都要从复旦附近的家中往返一次华东医院看望老父亲，给他送点自家做的饭菜，陪他聊天。所以当坐定后我们的话题从“老人”开始，就再自然不过了。
去年年底，王周生出版了一本35万余字的长篇小说《生死遗忘》，在这个“畅销书作家”一个月就能写一部长篇的时代，她却花了2年半时间。小说虚构了一个故事：老护士长凌德磬收留了已离婚20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的前夫，于是一家三代宁静的生活顿起波澜，意外一个接着一个，烦恼纷至沓来；疾病一点一点吞噬男主人公的记忆，也一次又一次伤透女主人公的心，最终，老护士长凌德磬用生命的代价唤醒了前夫爱的记忆。是的，这并不算是个话题特别新颖或者情节特别制胜的故事，所以当初在修改最后一稿的时候，王周生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她很忐忑自己辛苦写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刚面市就被读者“遗忘”。但事实证明她的担心是多余的，书从去年年末上市之后，并没有多做宣传，却默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关注，《小说月报》先行刊登了《生死遗忘》的删节版，几个作家朋友读后也都打来电话或发来邮件，说她写得好，说这本小说会有多种诠释。更多年轻的读者则在网络上对《生死遗忘》表示了赞许，有人说看了哭得不能自己，有人说这是2010年看过的最好的小说，有人说已经向身边所有朋友推荐这部书……王周生原本那颗忐忑的心这才终于放了下来。今年她开通了微博，于是更有很多不认识的读者主动找到她探讨书中的人物、书中的情节，甚至有读者根据书中描述猜出了主人公住的公寓在现实中的地址和名字。这一切都让王周生感动和感慨，本以为现在的社会浮躁功利，这样一部写“老年人生活和感情”的大部头文字书会很少有读者问津，可是原来，那些最柔软的感情，其实是最坚韧的存在。
其实，之所以王周生当初很在意这本书会不会一上市就被“遗忘”，并不是因为她介意名声或者销量，而是因为这本书是她真实而深刻的人生体验。大约7、8年前，她的朋友闲聊中告诉了她一件事：一对离了婚的老夫妻，晚年都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唯一的女儿又要工作，又要伺候老人，成天疲于奔命。无奈之下，女儿只好把离异的父母都接到家中照料。然而，纠缠了一辈子爱与恨的两位老人此时竟然将对方遗忘了，他们见面时眼神警惕，第一句话就问：侬是……啥宁啊？这个故事一下撞进了王周生心里，因为就在那几年，她的婆婆王郓也得了老年痴呆症，当她在医院、单位和家之间奔忙时，婆婆却在一天天地遗忘，忘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忘了一个又一个人，最后，婆婆开始叫她“妈妈”。“我们一次次纠正她，但是没用，最终我们都放弃了。”时隔多年回想这些，王周生还是很感慨：“遗忘是件可怕的事，它一点点擦除人的记忆，使病人如孩童般单纯胆小，也许对我婆婆来说，那一声‘妈妈’能增加她心中的安全感吧。”最终婆婆在94岁高龄离去，走得安详平静。回想那些年陪伴她的经历，王周生百感交集：“记忆与遗忘在一个人身上简直像是赛跑，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我家里做客，我给她泡了一杯咖啡，婆婆闻到了香味也要，于是我也泡了一杯给她喝。就在喝咖啡的时候，婆婆突然蹦出了一串数字：32076——这是她老人家早年在燕京大学就读时的学号。”这个细节让王周生惊叹不已，原来，遗忘可以被阻止，记忆可以被唤起，于是王周生将这个细节写进了自己的小说。而《生死遗忘》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是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退休英语教师肖子辰，一个是因为照顾前夫肖子辰身心疲惫最后中风的凌德磬，他们患病后的心理历程，子女的手忙脚乱，还有医院陪护老人的种种辛劳——这些，王周生娓娓道来，拿捏得恰到好处，又写得催人泪下。无它，只因这一切她都有亲身经历，感同身受。
可是即使有那么多真实的素材和细节，小说的进展依旧是缓慢的，王周生写写停停，因为她遇到了写作的困境，这困境不在小说的内容上，而在于小说的内核——关于生和死，中外名著已经表现得如此丰富如此深刻，而自己虚构这么一个小说，到底是要告诉读者什么？这样的追问使得她的创作一度陷入困顿和徘徊。然而正如她一直相信和强调的那样，“一个作品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一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生活很快便给了她启示的光。前年夏天，王周生在香港工作的儿子和媳妇为家族带来了新的小成员，她升级做了奶奶，满心喜悦地去香港探望小孙女。住在香港科技大学儿子的家里，她常常去大学的书店，有一天，书架上一本厚厚的书吸引了她的注意——《拒绝遗忘》，作者是北大教授钱理群。“我站在那里，一口气把书看完。这本书记录了我们民族国家被遗忘了的一些人和事，那是一个我经历过的时代。那些关系到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事件，如今已被许多人遗忘，却在钱理群的书中被扎扎实实记录。”
王周生说，回到儿子家里，注视着摇篮里熟睡的新生儿那可爱粉嫩的小脸，灵光一现：有生命就有记忆！我们渐渐老去，一点一点遗忘，而新的生命却在一点一点积累记忆，他们在积累中飞速成长。那些大历史下的生死存亡，那些大时代下的爱恨情仇，会因有钱理群《拒绝遗忘》这样的书而将被我们的下一代阅读、记住，对一个国家、民族是如此，对一个家族、个人又何尝不是呢——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记忆的传递有如生命的延续，她要写下的正是这样的故事：看见的，忘记了；看不见的，记住了。她终于走出了创作的困境。
关于这本书还有个有趣的巧合。在《生死遗忘》中，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男主人公肖子辰是个退休英语教师，为了照顾前夫肖子辰身心疲惫最后中风的凌德磬是个老护士长，而在现实生活中，王周生曾经从医的婆婆也得了老年痴呆症，王周生的公公则是英语专业毕业……这些身份上的暗合和细节上的考量让人很难不去联想，小说的人物原型是否就是她赫赫有名的公公周而复和婆婆王郓？1941年，周而复与王郓在上海订婚，又到北京成婚，之后先后去了延安。毕业于燕京大学和上海女子医学院的王郓，后来成为延安中央医院的小儿科主任。周而复则是以报告文学《白求恩》和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而闻名文学界。据说他们当年的证婚人钱锺书先生在订婚仪式上曾致词说：“新郎从事文学，文学讲究美，新娘搞科学，科学讲究真。真与美的结合，自然就是善，这个婚姻是真善美。”然而遗憾的是，在王周生家里，公公和婆婆的照片是分开的，“真善美的婚姻”并没有持续到底。王周生结婚后和婆婆共同生活在上海，而公公则长期在北京工作。
因为这些名字太响亮，我终究还是不能免俗地拿了“人物原型”这个问题来提问，王周生说，任何文学作品的人物原型都不会是单一的，她的小说也一样，“我小说里的这些人物和情节，很多来自我个人的生活提炼，也有很多是和朋友闲聊得来的，之所以这样虚构，而不是那样虚构，有的是为了避免对号入座，有的是生活经历融入我的下意识中，自然而然形成。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往往结合好些人的经历和个性特点塑造而成。”有一个在文学史上能留下名字的公公，和一个在婚姻烦恼时可以向邓颖超大姐倾诉的婆婆，放在别的作家笔下可能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藏与宣传利器了，可是王周生却显然并不十分在意，即使被这样直接问到，也要婉转地脱开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上一辈人有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选择；而我写小说，只是想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如果有更多的读者读了，思考了，共鸣了，我就非常满足了。”
记者：现在显然你的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并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圆满——我听说《生死遗忘》的电视剧改编权你已经交给张国立了？你会参与改编剧本么？
王周生：张国立影视公司的一个策划萧湘山是央视电影频道的记者，他首先看到了我的小说，很感动，就向张国立推荐。现在我们已经签了合同。至于剧本改编，我肯定不会参与，因为写小说和写剧本完全是两码事，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很多作家朋友都劝我不要参与改编，那不是我能胜任的，都说小说改编权卖出去了，就不要太在意，“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过，说实在的，自己的女儿，嫁得好不好我还是会在意的啊。
记者：但是好像很多读者觉得，这样一部细腻表现上海人生存状态、家庭观念和情感世界的“很上海”的作品，最好由上海的导演和演员来塑造才“灵光”呀。你为什么选择张国立呢？是经济原因么？
王周生：完全不是。说到经济原因，现在的报酬并不算高的，但这不是我在意的，我之所以愿意拍成电视剧，是因为我想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的作品，感受到我想表达的东西。基于这个考虑，我当然选择更有实力改编，有更好的演员班子，更好的发行渠道的影视公司。最早我是想交给上海影视公司的，我希望有浓浓的上海味道。但这就像婚姻一样，不是想找谁就是谁的，也不是谁找我我就会满意的。我很希望电视剧不要失去小说中的上海味道，但是最终给了北京的影视公司，这是我稍稍有点遗憾的。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事是没有的。
记者：在聊天中我能感觉到你对婆婆的深厚感情，可是你很少说到你公公，是因为顾念婆婆的原因么？事实上你们两个都是作家，你们之间会有专业的对话么？
王周生：当然有，我深知我不是和我公公聊谈文学的对手，他读的书，他的经历，他经历的大起大落，都是我的一座学校，值得一辈子去读。我公公和我婆婆都是好人，但是好人和好人不一定能够相守终生。性格不合是人们对婚姻失败最大众化最不伤害对方的解释。我公公虽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但是他很关心和支持我的写作。我刚生下儿子，他就担心我为带孩子而丢下写作，所以儿子稍大一点的时候，他托人把我儿子送进了中福会托儿所和幼儿园全托，这让我很不舍得，但还是照办，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专心写作。我那时在小刊物上发表的小说，他都会认真读，还写信加以评点。后来我出国陪读回来写了长篇小说《陪读夫人》，我丈夫是没时间看的，他只关心里面有没有写到他——写他，是我小说的禁区。可是我公公很仔细地读完了我的小说，还给我写了很长的书评，好几张信纸——我至今没拿出来发表，是因为怕别人误会我借用公公的名气——现在想来，我感到歉疚。另外，我在文学所工作，公公知道我在研究丁玲，他当然希望我也能研读他的作品，这样哪怕问个问题都比较方便。但是为了避嫌，我还是只做丁玲研究和女性文学研究。公公2004年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感到很伤心，我没有好好珍惜他对我的关心。有时想起，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他很仔细地阅读过我的那些不成熟的作品，可是我却没有仔细读完他最后的巨著，2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长城万里图》。
记者：我相信他对你的关爱是不求回报的，就像你对你婆婆。你婆婆晚年的病情是你最大的牵挂，听说她逝世后你还专门撰文对“老年痴呆症”的病名加以反思？
王周生：我发现，晚年的婆婆哪怕再糊涂，对“老年痴呆症”这几个字，始终是表示厌恶与排斥的。早年她是燕京大学毕业，先学物理后学医，何等聪明又何其优雅，怎能接受“痴呆”这样的字眼！所以，只要药品说明书上有这个词，她就拒绝吃药。为了婆婆的病，我查过许多医学书，包括译成中文的美国《默克诊疗手册》。我搞不懂，为什么西方的“阿尔茨海默症”到了我们这里，就译成“老年痴呆症”？这“痴呆”两字，足以打击病人的自尊，让他们感到自卑和无助，又怎能利于治疗？对于疾病的命名，我们为什么不能更人性化，更少歧视？
其实早在2004年日本就把这一病名从“痴呆症”改为“认知症”；2010年，我国香港地区经网上讨论，也将“老年痴呆症”改成“脑退化症”；而我国台湾地区，这些年来，医生们也一直避免使用“老年痴呆”一词，他们在诊疗中使用“失智症”一词。从“老年痴呆症”到“认知症”、“失智症”、“脑退化症”，这一医学名词的变化正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世界在人性关怀上正一步步往前推进，哪怕是疾病的命名，我们什么时候也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向前推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