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阎连科曾经就作家和批评家的互动关系说过一段有趣的话：“批评家读作家的书是公开的；作家读批评家的书却是偷偷的。作家议论批评家，都是挂在嘴上，而且还多在批评家不在场的饭桌上；批评家议论作家，不仅挂在嘴上，还多公开在笔下的纸上。”不过最近，在上海作协的一楼大厅里，一批沪上知名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却坐到了一起，为上海作协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一套《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展开讨论。不同于之前诸多场“批评家们谈批评”的纯理论型研讨会，这次的研讨会因为作家们的参与而不再显得高深晦涩，作家们从自身的阅读、创作体验出发——甚至是“被批评”的体验，更为直观地分析了当下批评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亦更为详实地描绘了作家们心中所期盼的健康批评生态的理想图景。
　　
　　
　　文学评论要有年轻人的声音
　　
　　 最近，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推出了一套《新世纪批评家丛书》，在它的作者名录中，出生于1973年的巴金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属于最为年轻的，而常常被媒体称为“青年批评家”的葛红兵，其实已经年届43岁，称他为“青年”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当代的作品谁来评判？文学评论有没有年轻人的声音？谁来发现更年轻的文学批评家？当社会生态发生变化时，这些出现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新现象，生成了萦绕文学界的新疑问。
　　
　　赵长天：对这套丛书最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尽量发现更加年轻的批评家，现在还把像葛红兵这样的说成是“年轻的批评家”已经比较勉为其难了，因为葛红兵也算中年批评家了，当然我们就更是老年人了。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跟中老年人倒是差别不大的，但现在整个阅读的状态都不同了，年轻人的阅读跟中老年人的阅读完全不是一类的东西。
　　 有一次《萌芽》要招大学生兼职编辑，面试的时候有应聘者非常自豪地说，我看了很多书，南派三叔（《盗墓笔记》作者）的书我全部都读过……近百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表示读过周作人的散文，还有一个读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书。我现在没有资格来评判这样的阅读状况是好还是不好，但如果要写南派三叔的评论，肯定要80后的批评家吧，我们现在在座的批评家讲的东西年轻作家不一定接受，因为不同年龄看法上的距离非常大。但现在没有年轻人的声音，80后的批评家基本上没有。而我们非常希望的是，能有年轻人对当前的这样一种文学创作和阅读的状态做一点判断，这样一种批评的力量，我们上海能不能有？
　　
　　陈村：有很多年轻人的在线浏览不能说阅读，但是从我看到的状态讲，文学有一些变化，网络的发表变得容易。以前文学作品的发表非常困难，现在所谓的发表就是你自己网上发个帖就叫发表，现在从文学生产到所谓发表流通到实体发行在网络上都能完成，已然实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循环。我曾经主持过2010年盛大文学所谓全球华人的原创文学大赛，在那里，一个作品可能就几百万字——这样篇幅的作品在传统文学界已经算是一个大系列，可是在那里，有那么多小青年就写得很长，而且很受追捧。而现在的传统文学界已经变成小说都没有什么人看了。所以我很强调，文学批评作为工作肯定要做下去，作为学术肯定要做下去，特别是有年轻人来做下去。
　　 上海有个年轻的小说家叫小白，到现在为止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写上海的故事：《局点》是八十年代的故事，《租界》是三十年代初的故事。这样的作家、作品，有些年轻的批评家们，如果说你是住在上海的，也比较关心上海的，或者跟上海人结为亲戚的，哪怕只是在上海付房租的，都应该关心一下。我觉得批评家的出现比小说家容易，因为每个人都在批评，在社会中批评，批评是人的天性，但创作不是人的天性，不是每个人都能创作的。就中国的年轻人来说，除了在网上做创作的那些，作协系统下的那些人的创作其实是比以前弱得多。那天看到的一个数据，上海作协45岁以下的会员只占10%，35岁以下的就更不多了，我觉得这个是有危机的。
　　
　　王周生：信息沟通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找批评家开会，老的批评家没时间，年轻的三四十岁的又不知道他们名字。其实有些老批评家，本身工作也多，或者很有名的，身价又很高，很难合作，倒不像年轻人非常认真，特别对年轻作者的作品会很有看法。我听他们讲的时候，进行过比较，我觉得年轻批评家的言论对我的启发就很大。
　　
　　
　　文学批评不能只“说长”不“道短”
　　
　　 事实上，在当今网络文化的时代，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并不难，简单地说，“只要有良知，只要有承担精神，就能够发出声音”。不过，现实中具有使命感的批评家和学者并不多。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教授表示：“文学批评，通俗一些来说就是对一部作品‘说长道短’。”现在可见的情况却是，大家都只“说长”不“道短”：一部新作出来，说好话的大有人在，提出值得改进和商榷意见的人却十分罕见。文学批评丧失了辣味，沦为一道洒满味精和蜜糖的无营养晚餐。
　　
　　杨剑龙：一些学者私下里很敢言，讲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立场分明。但请他写成文章发表意见，批评者的态度就会顷刻发生变化。说白了，是因为不愿意得罪人。尤其是同行之间、圈子之内，说好容易说坏难，健康的批评总是很难形成风气。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出版了长篇小说《金牛河》以后，大概有十五六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还是不尽兴。不尽兴的原因是，那些文章都是说我好的，几乎没有说坏的，根本没有人告诉我，我的文章还有哪些是需要改进的。但写评论就是要说长道短啊，以前我曾经给一位作家朋友写评论，说长道短，说了他不少短处，结果让我感动的是，他把评论拿到《解放日报》发表，把说他“长”的都删了，说他“短”的都没删。好的作家和好的批评家都要有宽广的胸襟，因为他们是一起成长的。
　　
　　王周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登上文坛后，很多人对她作品中鲜明的女性主义与个性主义姿态颇为赞赏，形容她有如一阵清新之风刮过。当时，冯雪峰却以一个文学批评者的身份，对丁玲的作品作出了完全不同的、毫不留情的、严厉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丝毫没有影响现实生活中这两人之间的情谊。一个有胸襟的作家应允许别人“道短”，并对批评意见抱有热情的态度和善意的理解。
　　 现在的批评家实际上还是太讲面子了，当然我也是喜欢听好话的，比如有小说出来也希望你们讲好话，但是我更希望听见真话。以前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可以讲一些很厉害的话，甚至批评起来都是“上纲上线”的，可是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气氛，也不怪我们的批评家，是社会氛围引起的。有句笑话说，不做坏事的干部就是好干部，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现在不收红包的批评家就是好批评家。
　　
　　潘向黎：我倒是觉得上海的文学批评应该是比上海的文学创作要领先一些的，为什么是这样，有一次在王纪人老师那里听到的一些话，可能可以作为答案。王老师说上海的作家比较遵守游戏规则，比较老实本分，不会异想天开，这大概也是上海这个城市和上海人本身的文化基因。对于作家们来说，不够个性化是一种集体性的隐患，尤其对于真正出大作品来讲肯定是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在批评界同样的文化基因发作出来，却可能带来比较客观、冷静的效果，形成相对来讲比较平和公正的气质。
　　大家都说北京比上海热闹，但我觉得北京热闹里面也不都是好的，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批评界跟写作界的关系就似乎过于亲热，太兄弟姐妹了，一个礼拜要一起吃好几顿晚饭，比和家人一起吃的次数都多。确实是很热闹，很愉快，但对严肃独立的批评却不是很好。上海的气氛则属于淡淡的君子之交，是若有若无的情谊，但有时候适当的距离才能带来清新的空气。这一点上我觉得上海的批评界不必妄自菲薄。
　　
　　赵丽宏：文学批评一直是上海的一个传统，好的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创作是一种引领。但纯粹的文学批评现在越来越少，很多批评家转向对文艺、社会现象甚至时尚话题的批评。除此之外，过去的批评家如程德培，为了写几千字的文章，要花很多心血，做大量的阅读。但另外有一些“有水平”的批评家，不读作品或者浏览一下就可以写评论文章，这是不能写出真实的文学批评的。当今的文学批评没有权威性，上海需要纯粹的文学批评家，捧杀或棒杀都不是真正负责任的批评。只有读了作品，才有资格来说话。
　　
　　赵长天：刚才赵丽宏说的程德培那样的批评家确实是比较少，全国能够超出他的批评家我想不出第二个。有的批评家，名头大了，被到处请，全国到处飞来飞去，参加研讨会拿报酬，还有多少时间能踏踏实实地读作品？当然，他们拿高的报酬也是应该的，批评家现在报酬是不合理的，只有在北京基本能达到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批评家做的是看几十万字写两千字的事情，如果只按照普通千字百元的稿费收入，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状态。